梁漱溟与毛泽东的“雅量”之争(ZT)

摘自《梁漱溟的最后39年》。

“雅量”之争

1953年9月8日，全国政协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由周总理作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梁漱溟本不是常委，因为是扩大会才得以列席参加。听取报告后，与会委员分几个小组就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讨论，并要求由小组召集人次日提出报告。

9日上午开小组讨论会，梁漱溟参加的小组召集人是章伯钧、曾昭伦。梁漱溟发言大意说：这个总路线当是根据1949年建国时起草的《共同纲领》而来，当然拥护，不成问题。

同日午后继续开常委会，周恩来询问各组的讨论如何，要大家发言。于是梁漱溟说，讨论的情况是否可由各级召集人作报告，无需乎每个人重复发言。当然，个别人愿意再发言者仍可发言。周恩来点头，表示同意。各组召集人如章伯钧等即分别代表各该组叙述发言情况。不过散会时，周恩来走过梁漱溟的座前，还是希望他明天发言。

梁漱溟同意了。

10日上午无会，午后继续开会。有东北各省、上海、天津各市的工商联的负责人次第起立发言，表示接受和拥护公私合营改造工商业的政策。因发言者相当踊跃，在距离散会时间不远时，梁漱溟写一字条，亲自送交会议主席，说明他可改用书面发言，不占用会议时间。但临散会，周恩来走过他的面前，说会期延长一天，还是请你发言。梁漱溟又答应了。

11日午后继续开会，梁漱溟即登台发言，时间相当长。

9月12日午后在怀仁堂大会场开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听取彭德怀抗美援朝三年的总报告，梁漱溟等政协委员列席于后座。报告结束后时间尚早，有人提议请毛泽东主席讲几句话。毛泽东似乎没有准备，在随意说了几句后，忽然说：有人反对我们的总路线，替农民叫苦，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不过要知道有大仁政有小仁政，照顾农民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那就是帮助了美国人。

这次毛泽东的讲话还有这样一段：有人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不容分裂和破坏！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没有点名，但梁漱溟认为显然是针对他昨日之发言的，感到不快。因为他认为自己明明是拥护新的总路线的，又何尝会反对呢？他认为毛泽东是误会了自己的发言，当天晚上，梁漱溟即写信申明自己的立场。信中大意是说：你说的一些话，是说我。你说我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信里还特别指出，他发言时毛泽东本人不在场，希望毛泽东给个机会，由他当面复述一遍他原来发言的内容，以求指教，解除误会。此信梁漱溟准备尽快交给毛泽东以澄清此事。

13日是星期天不开会，但晚上有文娱演出。一早梁漱溟即把信发出（又一说为面交给毛泽东，待考），晚上毛泽东则派车来接梁漱溟观看晚会。晚会开始前，梁漱溟得以与毛泽东见面，但尚未从容解释，梅兰芳主演的《梁红玉抗金兵》一剧即将开场，左右促请毛泽东就座，梁漱溟只有随同入座，打算再找解释的机会。当晚的日记中，梁漱溟这样写道：“晚七时晤毛、周，对于我发言意旨所在根本没有弄清，且气不顺。”在梁漱溟于事后不久所做的记录中，他说当时只有20分钟时间，他欲复述过去所发言而来不及。而毛泽东坚持认为他是反对经济建设路线的人，他竟不得自明。于是梁漱溟只有设法再找机会为自己辩解。

事后看来，如果梁漱溟就此沉默，大概事情也就到此为止罢。

梁漱溟日后也是这样推测的：“后来我才明白，如果听完毛泽东不点名的批评，我一声不吭，可能事情就到此为止。”

但梁漱溟的性格决定了他不会沉默，而且他坚持认为自己并没有错。

14日下午梁漱溟继续参加大会，陈云副总理作报告。

15日下午仍然是大会，有李富春副总理的报告和高岗副主席的发言，均很长，梁漱溟不可能有时间发言。他就向主席台递一字条，请求发言。主席台上宣布准许他在次日发言。

到此，有关梁漱溟受到毛泽东不点名批评的事依然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不过他的几个学生和挚友都已获悉此事，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细节。据梁漱溟日记，当天晚上富眉生（当年山东从事乡村建设时同人）即向梁漱溟谈了自己的分析：他认为此事的发生主客观因素皆有，劝梁漱溟不必只强调客观而放松自己。同时，向政府索问建设计划有“党内党外之嫌”，而提出农民问题更是引出工农对立问题，“二者皆大不可”。

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由上可见一斑。

16日下午，继续开大会，梁漱溟即登台发言，内容大致分三方面：（一）复述9日上午小组会上他拥护总路线的话。（二）复述11日午后政协扩大会上他说过的那些话——其中把“工人农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这样的话又重复一次，梁漱溟事后认为这就铸成了大错。（三）对如何发动农民问题他愿有所建议，但建议内容涉及广泛，话又很长，不便占今天会议时间，请改日向教育部陈述。发言结束后，梁漱溟自认为已经能够解释清楚，心情轻松不少。“散会回家，自以为无事，岂不知说话不慎，铸成大错，次日大遭责难。”

17日下午，梁漱溟在开会入场时，发现每人座位前都有一印刷文件，是他1949年春初在重庆发表于《大公报》的两篇文章中的一篇，题目为《敬告中国共产党》。原来是两篇，一是对国民党说话，指出国民党人是共方所提和谈八条第一条的战犯，定要追究责任。另一篇则对中共说话，讲好战者既去，请不要再打，不要以武力求统一。但此时仅仅印发后一篇，据此梁漱溟已经明白，是要批判他了！

果然，随后的大会上，首先是章伯钧发言，他以党外人士小组组长的身份为批判开头。一位领导人随后作了长篇讲话，中心内容就是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梁漱溟被这种突然袭击式的批判惊呆了！在他自己看来，如果说他在解放前若干思想理论认识是反动的，他还能承认和接受，但要说他在政治行动上也是一贯反动，他万万不能接受。他认为自己早年即投身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又多次为国事奔走，全国解放后即投向新中国的怀抱，怎么能够是反动呢？这篇批判他的讲话还特别以1946年南京和谈一段事情和1949年春梁漱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的几篇文章为例，指责梁漱溟反动。梁漱溟认为这完全不能服人。因为1946年和谈中的一段事，虽然是他有违原约、主观臆断造成的，但当时他即有所省悟，故有退出和谈，辞去民盟秘书长职务之举。至于1949年初的几篇文章，固然有错误，但在会上只印发《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而不印发姊妹篇《敬告中国国民党》一文，则有失公平。不是公平待人，以理服人的态度。

在这位领导人发言的过程中，毛泽东数次插话，分量很重。最主要的大意是：一次说：人家都说你是好人，我看你是伪君子。一次说：你不是以刀杀人，却是以笔杀人。还有一次说：对于你非止这一次不开除你的政协委员，下届政协仍将有你。为什么？因为社会上有一部分人还受你迷惑。

那位领导人的发言，特别是毛泽东的插话，使梁漱溟意识到问题的发展已经非常严重，他马上从座位上起立，想发言辩解。但主席台以时间太晚为由，没有同意，但宣布会期延长一天，准许他明日发言。

9月18日下午开会，梁漱溟进场时发现会场内人数突然增加了很多，竟有200多人。在前面几个人发言后，他立刻上台陈述，为自己辩护。

他一发言，就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我的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溯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在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

梁漱溟发言刚刚开了头，大概讲了不到10分钟，会场上就有人起哄，不让他讲下去。而起哄者，很大部分就是那些突然增加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梁漱溟不得不把话头转到主席台上，特别是毛泽东身上，以争取发言权。

梁漱溟说，“我现在惟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还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梁漱溟讲到此，毛泽东严厉地插话说：“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漱溟紧接着说，“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若您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泽东插话说：“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漱溟说：“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泽东生气地说：“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那些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此时，面对如此局面，按照梁漱溟的性格，他当然要坚持下去。他说：“当不当政协委员，那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泽东对此的回答是：“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漱溟说：“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

据当时一位与会者回忆，当时梁漱溟一再说：“主席，请不要动气。”

梁漱溟如此强硬地与毛泽东争吵，显然出乎很多参会者的意料，会场开始大哗。许多人大声呼喊，说梁漱溟是胡说八道，民主的权利不能给反动分子，剥夺他的发言权，让他滚下台，停止他的胡言乱语，等等。

在这种情形下，梁漱溟当然无法继续陈述，但他坚持不下讲台。他要看看主席台，特别是毛泽东的态度。事后梁漱溟说，自己当时的想法就是，如果他叫我下台我就下台，别的人怎么喊我都可以不理。梁漱溟拿定了这个主意，并且以为自己这样做既是符合会议程序，也是合乎情理的。

此时，人们注意的焦点转移到毛泽东身上。毛泽东此时也开始冷静下来，他口气缓和地说：“梁先生，你今天不要讲长了，把要点讲一讲好不好？”梁漱溟说：“我刚才说过了，希望主席给我充分的时间。”毛泽东又说：“你讲到四点钟好不好？”梁漱溟一看表，已经快四点了，便说：“我有很多事实要讲，让我讲到四点哪能成！”这又形成僵局，会场上再一次大哗。接着又有几位站起来发言，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不许他继续发言等等。

之后，毛泽东对会场的人说；“让他再讲10分钟好不好？”会场便安静下来。大家的目光对着梁漱溟。

但此时的梁漱溟也很固执，说：“我要求主席给我一个公平的待遇。”

于是会场上再一次哗然，许多人接连发言，对梁漱溟的发言甚表愤慨。

毛泽东说：“不给他充分的说话时间。他说是不公平；让他充分说吧，他就可以讲几个钟头，而他的问题又不是几个钟头，也不是几天，甚至不是几个月可以搞清楚的。而特别是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愿意听他再讲下去，我也觉得，他的问题可移交给政协全国委员会辩论、处理。我想指出的是，梁漱溟的问题并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借他这个人，揭露其反动思想。使大家分清是非。他这个人没有别的好处和功劳，就有这个作用。因此我主张他继续当政协委员，现在我提议让他再讲10分钟，简单地讲一讲。好不好，梁先生？”

毛泽东讲完这段话，又有好些人站起来指责梁漱溟，梁漱溟倒都能静心听着，没有一句反驳之意。然后毛泽东又对梁漱溟说，梁先生，再讲10分钟好不好？梁漱溟依然回答：“我有许多事实要讲，10分钟讲不清楚。”

会场又一次出现骚动，梁漱溟依然站在讲台上。

因为相持不下，僵局无法结束。毛泽东最后说：“你这个人啊，就是只听自己的，不听大家的。不让你讲长话，你说我没有‘雅量’，可大家都不让你讲，难道说大家都没有‘雅量’吗？你又说不给你充分的时间讲话是不公平的，可现在大家又都不赞成也不想听你讲话，那么什么是公平呢？在此时此地，公平就是不让你在今天这个会上讲话，而让你在另外一个会上讲话。梁先生，你看怎么办？”

梁漱溟回答说：“听主席决定。”

当然会上又是一片喧闹。这时有人提出，请会议主席付诸表决，看让梁漱溟讲话的人多，还是不让他讲话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主席台接受了这个建议。执行主席高岗宣布，关于梁漱溟讲不讲话的问题现在进行表决。毛泽东补充说：“因为这个问题不是政府委员会所列的议程，列席的同志也可以参加表决。”

接着高岗宣布，请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毛泽东带头举了手，政府委员中的中共委员也举了手，但占会场中的少数。毛泽东还边举着手边对梁漱溟说：“梁先生，我们是少数呵。”待高岗宣布，请不赞成梁漱溟讲下去的举手时，占到会者的大多数立即举起手来。此时梁漱溟还想再说下去，但会场中大呼：“服从决定，梁漱溟滚下来！”执行主席高岗对梁漱溟说，“你不要再讲了，把你要讲的话组织好，你将有机会到另外的会议上充分地去讲。”

就这样，梁漱溟在一片“滚下来”的声音中被轰下了台。

最后的影像资料

1988年6月15日，香港大学举办名为“中国宗教伦理与现代化”的学术研讨会，主办方面原本邀请梁漱溟去港出席，但此时的梁漱溟已不可能出席。但他还是为会议专门撰写了一篇讲话，名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并自己宣读，拍成录像，委托另一位与会学者费孝通带港在会上发表。当日会议开幕后，第一个议程就是放映梁漱溟的讲话录像。这是梁漱溟生前留给人们的最后的影像资料。在短短1000字的讲话中，梁漱溟以简明精要的语言阐述了儒学思想的精华和中国文化的根本所在，并指出这些传统思想精神在现代依然有存在的价值。

以下为该讲话全文：

我从来说中国缺乏宗教，中国人淡于宗教。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说：未知生，焉知死。孔子就是注重现实人生。这是孔子的非宗教态度。

有人将儒家称为儒教，这不对。儒家不是宗教。“子不语怪力乱神”。宗教与此相反，它恰恰要议论“怪力乱神”。孔家的精神全部放在照顾现实生活上，如父慈子孝，如兄友弟恭，都是眼前生活。从前读书人供奉“天地君亲师”，五者并列，“天地”与“君”、“亲”、“师”同时供奉。宗教则不能如此。宗教中的“上帝”是“全知全能”，是高于一切，不能与人并列。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儒家，总是在现实生活中必恭必敬于眼前。宗教则必恭必敬于“上帝”。故说中国人淡于宗教，中国人远于宗教。故说中国儒家不同于其他宗教。

在上述情况下，外来宗教乘虚而入。中国所有的伟大宗教均为外来的，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佛教，无不是外来的。中国也有些零零碎碎的迷信流行于社会，但够不上宗教。伟大的宗教中国没有产生过，有则均为外来。中国有的就是伦理。

“上帝”一词，古书上有，但不重要，而伦理在中国特别重要。伦者偶也，伦理内容的根本精神是“互以对方为重”。这与西方的“个人本位”、“自我中心”不同。“互以对方为重”，是双方的，不是单方的。此种精神在任何地域，任何情况下均合乎人情，最行得通的。

随着注重伦理而来的是讲“天下太平”。“天下”，无所不包，不分国内国外；讲“太平”而不讲“富强”。讲“富强”，春秋战国时有之，但此后均讲“天下太平”。“天下”无疆界可言。讲“天下太平”，最无毛病，最切实可行。这个精神最伟大，没有国家，这是人类理想；人类前途不外乎此。

中国此种传统精神与现代化不相冲突，它在空间上不分地域，在时间上无论何时，均合情合理。

有人说，发展商品经济要讲“利”，而中国传统强调“义利之辩”，耻于言“利”，因此是彼此矛盾的。讲义与利，义不是空的；利在义中，义包含了“利”的问题。合乎情理的利叫做义，不是完全对立的。

从上文可以看出，重病中的梁漱溟，对当时中国社会由于改革开放所产生的一些问题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以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完全可以用来克服这些弊病。

6月20日上午，医生再次检查了梁漱溟的身体，说心和肺都好，可以做手术。梁培宽对父亲说：“李先生、晓青、阎先生都赞成做血液透析。”梁漱溟点点头。人们正满怀希望，等待6月24日做人工肾手术时，却出了意外。

6月23日早上，按照医院的要求，长子梁培宽到另一个医院联系请大夫来做透析，然后到政协联系要车接大夫的事。就在这时，梁漱溟突然大口吐血，心律反常。医生采取急救措施，心脏跳动始则快到1分钟170下，继则急促下降。梁培宽得知父亲病危，立刻赶往医院。

医生问：“梁老，你感觉怎么样？”

梁漱溟断断继续讲了最后一句话：“我太疲倦了，我要休息。”然后闭上了双眼，安然去世，时上午11时35分。

其时长子梁培宽夫妇和4个孙子都已赶到医院。

“我要休息”，这就是梁漱溟最后的遗言，他确实太累了。

当晚中央电视台报道了梁漱溟先生逝世消息。第二天（6月24日），《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等报纸和中央电台都报道了“文化名人梁漱溟逝世”的消息，并介绍了梁漱溟的业绩和主要著作。

最后的讲演

1987年12月25日上午，梁漱溟在其孙子的陪同下，来到中央党校参加“中国现代哲学史首届全国学术讨论会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成立大会”开幕式。

这是梁漱溟最后一次公开的讲演，是他在人生这个舞台上的告别演出。

中央党校所在地颐和园大有庄是他61年前（1926年）第一次公开宣讲《人心与人生》的地方。61年后，梁漱溟又在这里发表他70年学术生涯中最后一次公开学术讲演。

冥冥之中，似乎有什么在成全这样的巧合。

在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时刻，梁漱溟会说些什么？

他说的话一开头就让人大吃一惊：

“我与哲学无缘。我不懂什么叫哲学。小时候读书，就喜欢思考些问题，想出家当和尚。当时，别人告诉我，说你所思所谈的是哲学，我说这就是哲学啊？你说是哲学，那么就算是哲学吧。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进了哲学的门。

“长话短说。我不喜欢哲学，我喜欢从事的是救国运动。当时，中国被日本侵略，割地赔款，所以救国是第一大问题。我不注重一身一家的事情，注重的是救国。”

那他的一生在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生的实践，都是搞事功，主要是乡村运动。我虽然出身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北京，可我投身于社会的底层——乡村。在广东，搞乡村建设讲习所；在河南，搞村治学院；在山东，搞乡村建设研究院。我自始至终投身于乡村，不尚空谈，注重实干。乡村建设运动的主旨是八个字，“团体组织，科学技术”，是要把散漫的、只顾自家自身的农民组织起来搞生产，在生产中学习和运用科学技术。这就是我当时所努力、所追求、所工作的目标。我未曾料到，像我这样一个搞事功的人，却被人看成是什么学者，说我是什么哲学家，我就是这样误打误撞地搞了一辈子哲学。

我一生贯彻的是实事求是、不说空话的原则。乡村虽苦，我这个出生于官宦人家，生长在大城市的人，还是在乡下和农民一起吃苦，吃苦干什么，就是为了实现团体组织、科学技术这个目标，要农民不守旧，在生产生活上都走新的路子——科学技术的路子。

一句话，我一生投身乡村、实事求是。

设想一下吧，一个公认的哲学家，一个94岁高龄的老人，在全国性的现代哲学史学术会议上，公开声明自己不是哲学家，“与哲学无缘”！这该让那些与会者多少尴尬？

其实，梁漱溟没有说错，因为他的确从来没有想到搞什么哲学，也从来没有想当什么哲学家。早年迷恋佛学，后来献身救国救民，为国事奔走大半生，自然提出了很多理论学说，但他更看重的是实践。晚年依然向往释家，达到炉火纯青境界。

这样的人，称他为“哲学家”，是否还是把他看“俗”了？也许在这个意义上，他才反感“哲学家”这个称号吧。当然，如果勉强坚持呢，则可以称他是一位“与哲学无缘”的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