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开三面”说起——说说中国古代的生态环保思想和环境保护实践

柳向阳 ／ 文

网开三面 源自２０００多年前的生态环保主张

《史记·殷本纪》中记载成语“网开三面”的故事，说夏朝时商国（诸侯国） 首领汤有一次在野外，看见有人一边四面张网，一边还祈祷：“天下的鸟啊，都到我的网里来吧！”汤说：“你是要把天下的鸟兽都打尽吗？”，于是让那人撤下了其它三面的网。

撇开这个故事在历史上的浓厚的道德色彩，我们可以看到其中的生态环保意义：一方面，汤并没有禁止捕猎，用现在的话说，说明他不是一个极端环保主义者，另一方面，汤提出“网开三面”，不让把鸟兽打尽，合乎我们今天可持续发展的原则。而且，他以一国之诸侯 “网开三面”，显然带有“政治导向”的色彩。换句话说，生态环保带有“基本国策”的性质了，至少，也该算是政府提倡的一种行为规范吧。而几千年前，汤能有这样的“环保行为”，实在需要我们对中国文化再认识了。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生态环保确实是一项国策，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这里再说一个“里革断罟”的故事。《国语·鲁语》记载，鲁宣公夏天在泗水撒网捕鱼，大臣里革听说后跑过去撕破了他的鱼网，并说根据祖先规定的制度，“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在每年夏天鱼类生长季节，不能到河里捕鱼），鲁宣公的做法违反了古训。里革能以保护环境的古 训来制止君王的错误行为，说明古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而确实是于法有据。

里革所说的古训，其实就是夏朝时代的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略，以成鱼鳖之长。”也被称为“禹禁”。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生态环保法律。可见，商汤也好，里革也好，他们的行为绝非个人行为，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遍的观念。实际上，这种行为有着更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念的实践表现。

“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和谐的出发点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论及他的写史目的时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意思是说：要成一家之言，必须通晓古今之演变，而要通晓古今之演变，必须探讨天人之关系。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重视，点出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这里所谓天人关系，简单地说，就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概括。中国文化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邵雍）。因此，关于天人关系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占主导的是“天人合一”的观念。

季羡林先生提到天人合一时说：“天就是大自然，而人就是人类。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合一。”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这里“天”就是指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所强调的也是人要尊重自然规律，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类的基本准则。此外，中国古代还有“天命”、“天理”等说法，这里具有道德意义的义理之类的“天”同样也是借助了自然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离不开自然界这一本义。同时，也应看到：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丰富、复杂的内涵。儒家主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解释天人合一的内涵，认为 “天人一体”、 “ 天 人 合 德 ”等，同时，对自然山水则往往以比德的方式来比附其道德意义，如孔子所说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道家思想则主要从顺应自然、合人于天的角度来揭示自然万物的意义，如庄子认为：“天地也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在天人合一观念的丰富、复杂内涵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是其基本内容。

列子说：“人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天地含情，万物化生”《列子·天瑞篇》。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人与自然万物都具有了相同的感情（“其情一体也”），而这种感情也是天地万物得以生养的条件。因此，由天人合一出发，很自然地引出了人与自然的亲近、友好、爱护关系。

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也在中国传统文学、绘画等艺术创作中表现出来。“采菊东篱下，幽然见南山”（陶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谢灵运）；“欲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苏东坡）。这些寄情山水、陶醉于自然山水的诗歌比比皆是。实际上，中国文学艺术的觉醒，几乎是与人们对山水的热爱同时出现的。这种对大自然的艺术化和审美化，正是在人与自然和谐这种关系中形成的，同时又反过来促进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天人合一观念的深入。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哲学。可见，天人合一观念是中国古代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思路，也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天人对立的西方文明的基本标志，是较为公认的中国古代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基本观念。

我国历代的生态环保实践

既然人与自然万物是和谐依存的，必然推己及物，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万物，包括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鸟一兽。这样，天人合一的观念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和行动。如孔子主张：“子钓而不网，弋而不射宿”（《论语·述尔》），其基本道理即在于不能把鱼和鸟捕光。孟子对梁惠王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他们所表达的思想，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滥采滥伐，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这一原则在后来朝代的法律中都有所继承。如秦代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有关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不到春二月不准伐木，不到夏天不准烧草、取幼、毒鱼，这些禁令才到七月开禁。如《宋书》有“春禽怀孕，搜而不射”、“禁民春月捕鸟兽”等规定。这里对耕种、打猎、捕鱼、伐木、孕育、放牧以及取火、烧炭都有明确的季节、月份限制，有效地指导了生产和生活。这些规定作为国家法律，具有强制性，是普遍遵守的。另外，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都设立虞、衡机构，其职责主要就是负责山泽林川的管理保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生态环保的重视，不仅表现在观念层面，而且有其法律框架、机构设置。

天人合一观念是我国历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指导思想。在几千年的中国农业社会里，虽然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仍然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整体而言，这一观念及其相应的实践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生态环境，从而维护了中华文明的延续，并为解决困扰当今人类的两大难题之一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正确原则。钱穆先生认为：西方人喜欢把天与人分离开来讲，这样一来，科学愈发展，愈易显出它对人类生存的不良影响；中国人则是把天与人合起来看。这种天人合一观念和“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是中国文化对人类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