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人民日报记者 林治波

--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访谈录

　　《水浒传》是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之一，从北宋末年在说书场上开始萌芽，历经南宋、元代200余年的提炼、修改，成为一连串的水浒故事，明初再由民间文人编纂成书。成书300年来，《水浒传》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多次农民起义都是模仿水浒故事而发动起来的，因此专制王朝斥此书为“诲盗”之书，而屡次查禁，直到辛亥革命以后才全面开禁。但是从五四运动开始，一些研究者又对此书开展了马拉松式的争论，争论的问题包括作者为谁？主题思想是什么？从成书以来一共出现了多少不同的版本？经过了80多年的争论，直到现在，这些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我国著名史学家史式教授今已84岁高龄，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参与过《水浒》的研究工作，与老一辈文化界人士多有交往，了解当时的争论情况。他现已接受邀请，重新主持《水浒》的研究工作。笔者特地拜访了他，请他介绍80年来有关《水浒》问题争论的经过，他对这些问题的具体意见，以及今后如何开展研究工作的打算，以飨读者。

　　问：史老，据我所知，您多年以来一直从事探讨中华文化，批判皇帝制度，揭开历史真相，重写中华古史的工作。至于对《水浒传》的研究，大概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答：不错。我热中于研究《水浒传》，大致是在上个世纪的四五十年代。

　　问：您发表文章，公开提出水浒寨中杏黄旗上“替天行道”四个大字是起事的农民自己的政治口号，语出老子《道德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那是什么时候？

　　答：那是1958年。从那时候起，到现在已经接近50年，我一直忙于研究别的课题，没有顾上《水浒传》。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是因为特殊情况，才写过两篇有关水浒的文章。对于水浒的研究工作，我虽然没有参与，但是始终关注，未能忘情。

　　问：您这一次在严冬季节专程访问山东的水泊梁山地区，是不是有重新投入水浒研究工作的想法？

　　答：正是这样。这次是一种特殊情况使我产生了重作冯妇的想法。山东菏泽地区也就是水浒故事最后形成的水泊梁山地区唯一的本科高校菏泽学院准备在今年建立一个水浒文化研究中心，并在学报中开辟一个“水浒文化研究”专栏。他们恳切地邀请我来主持这一工作。从我这一方面来说，我从60年前开始研究水浒，至今不能忘情。更重要的是，我希望借此机会来完成罗尔纲先生的遗愿。我是罗尔纲先生的私淑弟子，在研究太平天国、研究水浒这两件事上都得到他的指引。解决水浒研究工作中的三大难题，探讨水浒成书的真相，是他此生未了的心愿，他曾经把这件事托付给我，因此我就有了道义上的责任。当学报主编车先义同志邀请我来主持这一工作的时候，我就坦率地说，希望完成罗老的遗愿，是我愿意承担这一工作的重要原因。但是我今年已经84岁，不适宜接受任何名义，只能以“顾问”的身份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

　　问：对于水浒的研究工作应该如何进行，您有什么考虑？

　　答：对于此事，我不敢说是内行。因为：一、我不是科班出身；二、没有拿得出手的像样的成果。但也不能说是完全外行。对于任何事物，接触的时间久了，外行也会逐渐成为内行。《红楼梦》里的丫鬟，伺候小姐时间久了，也能吟出两句诗来。特别是近50年来有关水浒问题的多次争论，我一次也没有参加，只是一个旁观者。谚云：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候，不参加争论的人还更容易看清问题的实质。我自己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但是能向今天有志研究水浒的同志们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例如哪些问题必须探讨，因为那是解决问题的必经之路；哪些问题无须探讨，因为那是钻不出去的死胡同。而且，《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读者的感受，是评论一部文学作品最可靠的依据。评论《水浒传》绝不只是专家的事，每一位读者都有发言权。在探讨问题的时候，专家们的介绍对于读者有很大的帮助；但是读者们（不是专家，没有先入之见）的感受，读者们的评论，专家学者们又常常从中得到很大的启发。在这个专栏（包括以后的专辑）中间，我不仅想向专家学者、研究工作者提出一些建议，推动研究工作；有些话，还想直接告诉读者，让大家了解《水浒传》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它是怎样产生的，它对我们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什么作用。我们今天读它，有什么现实意义，也就是说，还有什么用处。我想，这就是我希望通过媒体告诉广大读者的一些问题。

　　问：这也正是我希望向您采访的一些问题。因为如何解决《水浒传》中所存在的许多争议，不仅为一些专家学者所关心，也是广大读者感兴趣的。对于这些问题，我理个次序，循序提问，您认为如何？

　　答：我完全赞成。我回答问题的态度是：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二、知道多少，就说多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一、 关于《水浒传》的现实意义

　　问：《水浒传》是一部在400年前定型的古典白话小说，这样的古书在今天还有没有用？有什么用？

　　答：有用。不仅仅是有用，而且能对振奋民族精神，充实精神生活，纠正社会风气，追求社会和谐产生不小的影响。在四大古典小说中《三国演义》偏重于军事政治的谋略，《西游记》偏重于神魔故事、寓言，《红楼梦》则编重于家庭、情爱，《水浒传》才是最能贴近生活，发扬正气，在群众中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品，也最能体现出司马迁在《史记》里就热烈歌的见义勇为，济困扶危，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

　　在目前这种社会转型、道德滑坡、重利轻义、人心冷漠的大环境里，特别需要通过文学作品培养青少年无私无畏、敢作敢为、当仁不让、见义勇为的品格。水浒精神中的“侠气”，继承了中华民族志士仁人的精神，“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道义重于金钱，荣誉重于生命的优良传统。

　　在我们的教育工作中，需要让下一代获得平衡发展。而现今的青少年缺乏阳刚之气，是一个亟需关注的问题。在目前，阴盛阳衰，欠缺阳刚之气，是一个世界性的大问题，我国尤为严重。在我们的古典小说中，《水浒传》是最能培养阳刚之气的作品。

　　问：《水浒传》中，有没有对读者产生负面作用的部分？

　　答：当然也有。简言之，大致有两点：一是歧视妇女，二是草菅人命。

　　《水浒传》全书（不论何种版本）对于妇女的歧视都是一致的，并不例外。水浒故事中的妇女，大致可分好女人与坏女人两类。好女人大都是“影子”，全无个性，连配角都谈不上，只算跑龙套。作者刻意描写的都是坏女人，如阎婆惜、潘金莲、潘巧云等人。其最大的罪恶不过是通奸、“养汉”。这些事放在男性身上，不过小节而已，而在女性身上就成了弥天大罪，非得处以杀头、剜心，开膛破肚，大卸八块不可。这实在违背人性，读者看到这些地方，无不感到揪心。后人常常想为她们翻案，原因就在于此。

　　草菅人命，也就是《水浒传》的一个大毛病，并非偶然出现，而是贯串全书。李逵是水浒故事里的主角之一，被推为上上人物。他既是“最坚决的革命派”，又是杀人不眨眼的“天杀星”。在江州劫法场，他的功劳最大，杀人也最多，救下宋江以后，目的已达，本该及时收兵，但是李逵“杀得性起”，收不了手，却对周围看热闹的老百姓一斧头一个，一路砍过去。他杀了那么多老百姓，居然不受处分，难道梁山的队伍就没有军纪管着？！打虎英雄武松，被誉为复仇之神。他替兄报仇，杀了潘金莲、西门庆，都有理由；为了铲除贪官污吏，杀了张都监、张团练与恶霸蒋门神，也说得过去。但是后来滥杀无辜，杀了张家十几口人，这就很难解释。他在十字坡进了张青与孙二娘开的黑店，看到人肉作坊，亲见墙上绷着人皮，架子上挂着人腿，但对张青无一语批评，也无劝告。草菅人命，有损英雄的形象。

　　二、关于梁山英雄的匪气

　　问：除了歧视妇女与草菅人命之外，水浒故事对后世还有哪些负面影响？

　　答：还有不少。在这里，我想先谈一下赛珍珠的著作。因写中国题材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Buck,Pearl 1892—1973）曾经花费四年时间（1928—1931）把《水浒传》译为英语，在欧美引起哄动。她不懂“水浒”这个书名的含义，却根据梁山英雄互称兄弟的现象把书名改作《所有的人都是兄弟》，对于梁山泊中“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人人平等的现象十分神往。与等级森严的专制王朝相比，她觉得梁山英雄简直生活在世外桃源之中。其实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梁山上的头领们和小喽罗的待遇就大不相同，头领内部也分三六九等，人人平等的只不过是称呼而已。而且能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也只限于梁山内部的自家兄弟，并不包括其他山寨的人，事实上存在着极为严重的帮派意识。

　　我们不可忽略，梁山英雄中的大多数都是游民。原来不是游民的，因为长期脱离生产，闯荡江湖，也逐渐变成了游民。游民的两大特点，一是生活散漫，有不少人之上梁山，是奔着“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来的。只图今天过得痛快，对于未来，并无长远打算。二是帮派意识严重，只对本帮派的人，也就是自家兄弟讲团结，讲义气，对于别的帮派是排斥的。因此，没有远大的眼光，做不成大事业。虽有少数知识分子头脑比较清楚，看得出危机所在，但是在游民习性严重的群体之中生活，大势所趋，他们也无可奈何。

　　梁山这个群体，是一大批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对未来的打算也不同，只有“逼上梁山”这一点相同的人们所组织起来的。虽然歃血结盟，称兄道弟，实际上除了“暂借水泊安身”的想法相同之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打算，从愿意抛头颅洒热血救国救民到只想在山寨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各种想法都有。因此，“水浒气”在不断分化，或上升为“侠气”，或下降为“匪气”。在社会实践中，有侠气的人物相继为“变法”或“革命”而奋斗牺牲。无出路的人则组成各种帮会，为自己的生存而努力，成败利钝，各不相同。“侠气”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一种力量，“匪气”则在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产生了负面影响。

　　《水浒传》这部书对中国社会之产生“匪气”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方面，水浒成书400年来，大江南北，海内海外，有数不清的会党模仿水浒模式而产生，也就是游民团体大量产生。这就是过去官方指责水浒是“诲盗”之书的原因。另一方面，毫无社会经历的青少年在读了《水浒传》之后，也会受到感染，逐渐学到了江湖气——流氓气——匪气，这就是过去所说的“少不看水浒”的原因。　《水浒传》这部小说产生于中国民间，又长期流传于民间（官方曾经列为禁书），它在民间的基础深厚。作为中国人，几乎无人不知道这本书。因此，它在中国人中间所产生的影响极大，包括由它所培养出来的“侠气”，与受它的感染而产生的“匪气”，都是难以回避的。

　　我们国家经过多年的大动荡，旧社会所残留下来的各种会党势力已告中断。为什么在年青人中间又会出现江湖气——流氓气——匪气，这与《水浒传》的流传，与梁山好汉的遗风不无关系。现在已经不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时代，已经不需要结拜异姓弟兄才能创业立业，为什么还要结交“哥们”甚至“铁哥们”，还要讲什么“哥们义气”？梁山好汉是不承认女性的人格与地位的，在梁山上，女头领也和男头领同样的“哥弟相称”。现在有些女性为了表现自己豪爽、够朋友，和男性也是称兄道弟，并不称姐道妹，也不说“姐们义气”。

　　现在大吃大喝之风屡禁不止，用公款吃喝有如吃大户，有些地方财政是被吃垮了的，那种“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的豪气可以直追梁山好汉。为做公关工作而喝酒喝成英雄，或因醉死而成为“烈士”的，屡见不鲜。这与梁山泊上“大碗酒、大块肉”豪吃成风的传统难道没有关系？现在早已不是称兄道弟拉帮结派才能行侠仗义的时代。在今天，凡是称兄道弟拉帮结派的人都找不出正当的理由。一句话说穿，都是为了进行勾结，图谋私利。梁山好汉的“匪气”实在没有继承的必要。凡是具有江湖气——流氓气——匪气的人，一步步发展下去，最后只能是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关于《水浒传》的性质

　　问：您是否认为现在有把《水浒传》这部小说和历史混淆起来的情况？

　　答：是的。不但有，混淆得还很严重。我只举个例子就足够说明问题。不久之前，我曾经访问过水泊梁山地区，那里的一位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竟然对我提出了“水浒文物”的问题。我很坦率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真有那个时代的文物保留到现在（经过科学的鉴定），那也只能叫做北宋文物，不能叫做水浒文物。我如果拿出一个袋子，说是宋江掉在阎婆惜处的招文袋，你能相信吗？我再拿出一幅古画来，说是林黛玉的亲笔，你又能相信吗？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本来是作者虚构的，虚构的人物竟然能够拿出实实在在的东西，岂不是大笑话！

　　问：拿林黛玉的亲笔书画来骗人，那当然是笑话，但是《水浒传》里的宋江，历史上好像确有其人。

　　答：《宋史》中确有三条记载涉及到“宋江”其人，字数都不多。多的百余字，少的数十字，全都从南宋人王称所撰的《东都事略》中抄来的。从这些记载中看来，宋江是“淮南盗”，起事时的规模不大，不过是“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最后是张叔夜以区区一千人收拾了他，“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这和后来说书场上、元杂剧中、明清小说里所描写的带领千军万马的宋江全然不同。这不过是借用了史料中的一个名字而加以发挥，把事情越吹越大，把蚂蚁吹成了大象。我们对史料里的宋江与小说里的宋江绝不能划等号，认为是一个人。我们可以评论小说里的宋江，那是评论文学作品，论评文学人物；也可以评论史料中的宋江，那是评论历史著作，评论历史人物，绝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问：把宋江的史事（历史）与宋江的故事（文学作品）混为一谈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始于史学界还是始于文学界？

　　答：据我所知，大致是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史学界而不是文学界。史学界把水浒故事视为历史，有其特殊原因。在抗日战争紧张阶段，全国都在大打宣传战。连古人都被请出来为我们出力（如到处都有岳飞所写的“还我河山”四个大字，时时都听到“满江红”的歌声），既然先后演出了“林冲夜奔”、“三打祝家庄”等古装戏，承认这些都是真人真事又有何妨！但是一旦写进了历史书，得到承认，要想删掉，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时又正是史学界极力拔高农民起义之时，多有几次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也是好事。于是，北宋时期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就有了两次，宋江起义还放在方腊起义之上。数十年来，多部中国通史都是这样写的，各级学校的历史课本亦复如此。影响所及，连台湾陈致平著《中华通史》也把宋江与方腊并提。在叙述史事时，对宋江的活动也只提到《东都事略》与《宋史》那几条极为简略的史料，更无其他。著者坦率地承认宋江之事是以小说代替历史：“后人就根据这类野史传说，附会渲染为一百单八将，而写成一部著名的小说《水浒传》。《水浒传》虽然是一部属于文学性的小说，其描写当时北宋政治的黑暗，逼民造反之处，多有所影射，并非全无根据，未尝不可作为反映当时社会民众心理状态的一种参考资料”。

　　其实，宋江起事的规模是很小的，别说难与方腊相比，就连北宋时代起事于川西的王小波也比不上。至于宋江受招安后去打方腊的说法，只是传说，史料记载中并无根据，不可轻信。或曰：宋江起事后，不是提出了响当当的政治口号“替天行道”么？但那只是元杂剧中的事，史料中无此记载。

　　认为《水浒传》所写绝非真事，绝不是一次农民起义的真实记载，还有两条过硬的理由：

　　理由一：如果《水浒传》真是记载了一次农民起义的话，这次起义一定发生在北宋宣和年间，这是限死了的，时间不可能随意后延。但是《水浒传》里的许多故事（而且是要主要的故事）全都出现于南宋、元代甚至明初，是由那些说书的、演杂剧的陆续编撰出来，再由一些江湖文人加工而成。一切皆有证据，是后人伪造不了的。

　　理由二：宋元两代的说书，大致分为讲史、小说二类。小说中又分四、五个子目，曰烟粉（爱情）、灵怪、公案（包括侠义）、铁骑儿（战事）、传奇。某书入于某类，标准难定，每有出入。《三国演义》入于讲史，从无异议；《水浒传》应归何类，未有定论。孙楷第先生所编《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之分类说明中说：“《水浒》唯方腊事信而有征，其三十六人虽人名非假，而事实容多捏合，又其书铺张壮烈或不以演史为主，今迳入公案类。”也就是说：《水浒传》连“历史小说”也够不上，只能列入公案类小说之中。

　　《水浒传》既然连历史小说都不够格，却长期写在历史著作之中，当然是个错误。既是错误，不论早迟，都应该加以纠正。

　　问：那您认识这件事应该怎么办？

　　答：我想，这事虽是历史遗留问题，习非成是，但是到了法制社会，学术研究不受干扰的时候，问题还是不难解决。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加以纠正。我还想向现在才参与水浒研究工作的青年学子说几句话。我们在阅读参考资料，看到老一辈学者一再称《水浒传》为“农民起义”的时候，不要好笑，也不要以为他们把小说当成历史，其实他们完全了解事情真相，只不过当时大家都这么说，他们也只好这么说，如此而已。

四、关于水浒研究的曲折历史

　　问：五四运动以后，《水浒传》已被承认为正宗的文学作品，而研究工作却是一波三折，遇到了不少的折腾，请介绍一下情况。

　　答：的确是遇上了一系列的折腾，这里我可以作个扼要的介绍，以供参考。

　　有人说，20世纪的100年是明清小说的黄金百年。因为专制王朝对长期流传于民间的白话小说十分反感，认为这些闲书不是“诲淫”，就是“诲盗”。特别是《水浒传》，是一部教唆老百姓造反的书，更当严禁。辛亥革命以后，许多明清小说一朝开禁，大量流传，再加上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这些白话小说更被捧上正宗文学作品的宝座，从此扬眉吐气。可是在四大古典小说中间，也有幸与不幸的区别。对于《红楼梦》《三国演义》《西游记》等书，20世纪确实是开放世纪、黄金百年；但是《水浒传》却一波三折，一再遇到全无必要的折腾。

　　首先是在20世纪20年代，在文学界的水浒研究者中间爆发了一场争论。即《水浒传》成书时的原本究竟是70回（没有招安情节），还是100回（有了招安情节）？如果原本是70回，经金圣叹批改后的流行本还是70回，则金圣叹并未腰斩水浒；如果原本是100回，被金圣叹砍掉了后29回，则流行的70回本就是由金圣叹腰斩而成。其实这种争论也好解决，解决的办法是：一，努力搜求原本。一旦发现原本，自然有了答案。二，如果找不到原本，我们可以用现有的各种版本经过缜密的比较、研究、考证，把水浒的成书过程重现出来，也能作出结论。当时小说研究刚刚开禁，大量可供参考的资料尚未发现，本可继续发掘有用的资料，缜密研究，不必由几个人在短时期内拿出不够成熟的结论。因为一旦有了结论，研究工作也就松懈了。可是当时少数的研究者却急不可耐，急于推出结论。胡适先认为原本是70回，郑振铎与鲁迅则认为是100回。有不同的看法本是学术研究中的常事，可以继续探讨。但是胡适却很快地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原本是100回的主张。于是由他们几个人就轻易地作出了“金圣叹腰斩水浒”的结论。此后的几十年，既没有找到原本，认真的探索工作也放松了。过早地拿出这一条结论，实际上反而阻碍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

　　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是日本帝国主义猖狂进攻，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争取生存、争取胜利的时代，大家无心去为古人担忧，探讨水浒疑案。史学界研究历史，戏剧界大演历史剧，都是为了鉴古知今，鼓舞军心民气。不论是拔高农民起义也好，视梁山英雄为历史人物也好，一切都是为了团结对敌，大家都能接受，并无异议。从这时候起，宋江起义就写进了历史书，得到承认。农民起义的领袖梁山泊主将宋公明迅速地取得了与抗金英雄岳飞、抗清英雄郑成功、天国英雄李秀成等人同等的地位。

　　谁能料到，到了60年代，宋江、李秀成等人又一下子从半天云里跌进泥坑。《水浒传》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宋江成了投降派、特务与战犯。家家批水浒，人人骂宋江，连三岁娃娃也要到水壶里去抓宋江。把宋江从天神一下子贬为恶鬼，如此折腾，肯定会把人们的思想搅得一片混乱。不过，文革十年，国家遭受那么大的损失，一部小说《水浒传》的研究工作遇到干扰，蒙受损失，那又算得了什么！不过，在拨乱反正，一切从头做起的时候；在过去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现在要想加以补偿的时候；在进入法制社会，一切学术问题都可以放开讨论的时候；在我当了50年的旁观者，现在又以垂暮之年重新参与这一研究工作的时候，为了让水浒研究工作从此走上正轨，我很想通过媒体，向一切关心此事的学者、读者提出一些建议。

　　第一项建议：我们确认不论是《水浒传》研究，还是水浒文化研究，都是学术问题，可以公开研究，放手讨论。欢迎从八九十岁的老前辈，到一二十岁的青年学子，都能来信来稿，热情参加。我们的专栏、专辑，都是公开园地，愿意以文会友，建立文字之交。

　　第二项建议：我们确认《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位读者、爱好者，都能和专家学者平等讨论，大家都有发言权。读者的感受，每每是评价作品的重要依据。

　　第三项建议：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我们不设禁区，没有禁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绝不说某某问题不能讨论，某某人作的结论不能推翻之类的话。对于学者，不应该有什么定论。只有不断地修改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才能不断前进。

　　第四项建议：我们已经批评梁山好汉有帮派意识，只对自己“哥们”讲义气，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落后的封建思想。既然如此，我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就更不能拉帮结派，学术讨论，胜无所得，败无所失，只论是非，绝对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心中。

五、关于《水浒传》的描写对象

　　问：《水浒传》是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是，它写的是什么题材，是写农民起义的，还是写城市里的小市民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把《水浒传》看成一部记载农民起义的书，这我不赞成。如果《水浒传》真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或者基本上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的书，那它就是一本历史书，至少是野史，而不是一本白话小说了。事实真相是：“淮南盗宋江”确实造了反，与官军敌对，但是人数不多，活动时间不久，就被扑灭了。说他投降后去打了方腊，只是传闻，并不可靠。他并未到过梁山泊，也从未竖过写有“替天行道”四个大字的杏黄旗。梁山泊上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是那些说书的、演杂剧的艺人们逐渐编造出来的，绝非真实。我们如果相信了，那就是弄假成真。当然，艺人们编造的故事，并非全是他们所杜撰，常常是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中所提炼出来，虽非真人真事，却很有典型性，不乏艺术上的真实，更能引人入胜。文学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但它毕竟不是历史。把民间故事视为历史，就会搅得真假难分，影响了历史的真实，让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我们过分拔高了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果真如此，则中国的历史很长，大规模的军民起义次数也最多，每次都起推动作用，这样七推八推，我们早就被推进了大同社会了，怎么今天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看问题不全面，只看到农民起义的“推动”作用，没有看到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我们毫无责怪起义的农民之意，他们是在走投无路之时才奋起反抗的，责怪他们是不近人情；但是，造成了破坏作用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热烈歌颂农民起义，认为农民起义越多，越能推动社会前进，那是不明事理。

　　有一段时期，史学家对农民起义很感兴趣，对农民起义的认定标题也就放得很宽。只要在史料上查到某时某地发生群众对抗官府的事件，也不问参加的人数多少，冲突的原因何在，事情的性质如何，每每一律称为农民起义。其实，当时的主角不一定是农民，有时候是市民暴动，有时候是游民闹事，有时候是兵变，有时候甚至是流氓团伙打架，岂可一律称为农民！而且也不能把一切冲突都称为“起义”。“起义”是褒义词，是指一种正义的行动。如果农民一有行动就是起义，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将如何把农民起义与盗匪区别开来？滥用“农民起义”这块招牌，对于真正的农民起义倒是一种亵渎。

　　水浒故事之中，几乎找不出堪称农民起义的事件来。第十五回的“智取生辰纲”，算是梁山人物的一次集体行动，有八个人参加。因为描绘生动，选在中学课本中，倒是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分析事件的本质，却很难令人同情。蔡京的女婿梁中书送给老丈人的生辰礼物被劫，自然大快人心，因为这有反贪官的意味在内。如果用这劫来的十万贯金珠宝贝去救济贫苦群众，那当然是正义行动，令人喝彩。即使不是全部，拿出一部分来救济穷人，也是好事。即使不敢明拿，暗地里进行施舍也未尝不可。可惜晁盖等人在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理直气壮地说：“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是并未想到劫富济贫之事，只想到自己能过一辈子好日子。生辰纲到手之后，他们也没有拿出一个子儿做点善事。这件事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富，因为晁盖是个地头蛇，常与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的小财主，发了这笔横财之后，自然更富。其他几个人虽然不富，也并非穷得吃不上饭，这和吃尽树皮草根才起来造反的农民完全不能相比，这算什么“农民起义”！他们8个人中一个农民也没有，三阮是渔民，算是劳动人民，也只是生活清苦，还不是民不聊生。梁山泊大聚义时，“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其中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说明梁山人物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与“猎户渔人、屠儿刽子”人数都不多，人数最多的是中间的“三教九流”，也就是市民与游民。说来说去，就是没有说到农民。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梁山伯里水浒寨中是农民在起义，他们自己的宣言中却完全不提农民，这就使得我们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那他们必然会提出对土地的诉求。但是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土地。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在各头领分配工作（各有管领）之时，总应该有人出来分管种地（专制王朝的皇帝还要亲耕，皇后还要亲蚕。虽然只是个仪式，总还说明他们的重视）。即使梁山上土地不多，种不了粮，种点新鲜菜总是必要的。可就是没有人分管种粮种菜。菜园子张青派去做梁山泊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的工作去了。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则他们只要开辟了一片根据地，则自耕自食，自己养活自己就全无问题，不致于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山（向各州县）去借粮（实为抢粮）。农民有了土地还不能养活自己，那叫什么农民？

　　正因为这个原因，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一书中所提出的“市民说”就值得考虑。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善，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困境；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把《水浒传》通读几遍，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这些问题：

　　一、水浒故事的作者（是一群人而不是施、罗两个人）主要是市民，他们熟知宋、元（主要是元代）的市民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大多数故事都写得十分传神，写作的技巧并不在《金瓶梅》的作者之下，从“五婆贪贿说风情”这一段文字就能看出问题。

　　二、水浒故事也写农民，但是写得不深不透，只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来写，表达不出农民的思想感情，因为作者们对农民并不熟悉。

　　三、《水浒传》写得最为激动人心的故事都是“逼上梁山”的故事，被“逼上梁山”者有不少人，其中的主要人物不是农民，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水浒传》中说他“每日六市三街，游玩吃酒”，显然是个市民。

　　一部作品，主题与题材不是一回事，举例说，两个人写游记，写的是同一块地方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这是题材相同；但是其中一人赞颂此地人情之纯朴与耿直，而另一人则批评其人之愚昧与野蛮，主题就不一样了。一部作品，作者与所描绘的对象也不是一回事，市民作者可以写农民，农民作者也可以写市民，只不过是市民写市民，农民写农民，能够写得更有深度而已。《水浒新议》一书中的“市民说”让我们打开思路，能够认真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一、《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一大群基本作者是市民，最后加工的是流落江湖的文人。由于基本作者对许多故事已经写定，加工者也就难以作太大的修改。

　　二、书中所描写的对象既有市民，也有农民。对市民对象描写得有声有色，对农民对象描写得模糊不清。

　　三、本书40回以前的部分，对几个重要角色写得如生龙活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作者们所熟悉的生活；40回以后的部分，许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写得比较沉闷，让读者印象模糊，因为这些事情是作者们所不熟悉的。

　　如果从这个基础上起步，完全排除头脑中的先入之见，纯粹从作品本身来分析问题，探讨问题，我相信是会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而能一步步解决许多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