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略和战术的角度论黄海海战 (ZT)
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同时在海洋和陆地两个战场进行。其中海洋战场的战斗对陆地战场——进而也对整个战争的成败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舰队主力的决战，这一战役的失利使中国完全丧失了制海权，从而导致了北洋水师的覆灭和整个战争的失利。
中国政治家和海军首脑在战略上所犯的错误，北洋水师将领们在战术上的一成不变，以及他们胆怯或莽撞的行为导致了北洋水师的战败。
当然，从根本上讲，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清王朝腐败落后的制度。但是这已在本文研究范围之外，因为清朝的制度早已为历史学家们足够充份地予以研究了。
引言：
1895年2月17日上午，幸存的北洋水师官兵和丁汝昌等水师高级将领的遗体一起挤在被解除了武装的“康济”号练船上，离开了威海卫军港。康济舰上象往常一样飘扬着既是国旗又是北洋水师军旗的黄底青龙旗——但在威海卫港内，这却是唯一一面仍在飘扬的龙旗了。港内那些水师残存的战舰，全部降下龙旗，升起了日本海军放射着光芒的太阳旗。而那些没有更变旗帜的战舰，则早已静静地停在黄海海底冰凉的泥沙之中。自1885年，北洋水师的两艘主力舰定远和镇远从德国伏尔铿船厂驶抵天津以来，这支在10年时间里吞掉国家无数白银的舰队，就在这一天全军覆没了，只剩下一艘没有任何武装的康济舰和搭乘它的败军之将们。
这些活着的和逝去的败军之将们，大都在国内和国处接受过现代化的教育，也曾经指挥中国最具威力的战舰，如今却只能履行降约的条款，赤手空拳地在敌舰的巨炮监视下离开战场，品味战败的苦果。对于生者，他们将毕生蒙受忍辱苟存的责难；对于逝者，也还要默默承担不明不白的罪名①。这些耻辱深深地压在他们的心头，以至每当回忆起这场不幸的战争，总有些勉为其难，强要为之，则难免言不由衷。何况即使他们真地想要一吐衷肠，恐怕也难以认清使他们登上康济练船的真正原因。因为如果他们有这种能力，又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
当局者迷尚不为怪，然而旁人和今人，每论及甲午战争，也大都纠缠于这段历史的是非曲直之中，无非是丁汝昌、刘步蟾、方伯谦的功过和邓世昌、林永升的勇烈。就算超出了上述人物的“忠奸之辨”，一般也都拘泥于清政府和淮系军阀的腐败落后、洋务运动的不彻底、投降派的卖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李鸿章“避战保船”以及洋员的暗中破坏等等，对于海战中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战略和战术，反而较少论及。本文力图超越“忠奸之辨”的史观，只就战略和战术的角度来研究甲午战争中一次决定性的海上会战——黄海海战。
本文不可避免地将要揭示战败者的错误和战胜者的明智，而这战败者不是别人，正是我们自己；战胜者也不是别人，正是对我们作恶最多的仇敌。然而正如历史学家茅海建先生所言：“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就在于提供错误，即失败的教训。”②这就是106年前“康济”号练船上那孤独的龙旗，对于今人的期待。
一、 甲午战争前夕中日两国的海军
1894年中国海军有四支舰队，即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广东水师。其中北洋水师实力最为强大，南洋水师也有几艘可战之舰，其它水师的战舰仅可作为辅助舰之用。
中国四支水师的建制是地方势力各自发展海军的结果，各支水师在战争期间互不支援是一种惯例，中法战争期间北洋水师即拒绝支援福建水师。所以甲午战争中除了北洋水师外，只有广东水师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因在战前参加会操而滞留北洋参加了海战，中国其它海军则在整个战争期间坐视着陆军的溃败和北洋的覆亡，直到马关约定，它们的经费被用来支付赔款为止。北洋水师向联合舰队投降之后，广东水师委托中方参加投降谈判的代表致信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提出归还广丙舰，因为“广东军舰不关今日之事”③！此信成为一时之笑谈，中国各水师之间的门户之见也可见一斑。
日本海军各支舰队于战争爆发前夕由新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海军中将统一整编为联合舰队，伊东祐亨海军中将担任联合舰队司令。1894年7月22日，伊东召集各舰长开会，决定联合舰队的编队分为以下小队：本队第一小队、本队第二小队、第一游击队和第二游击队。
中国参战的唯一舰队北洋水师的主力舰与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舰相比，平均航速慢了近3节，而与第一游击队相比则慢了近5节，300毫米以上的火炮北洋水师比对方多5门，200毫米以上火炮多3门，但155门速射炮（当时普通火炮，弹头与火药是分离的，需分别装填；速射炮则弹头与火药合为一体，可以整体装填。因此速射炮的发炮速度比普通火炮快5～10倍）则为联合舰队所独有，而北洋水师所无。从以上简单对比来看，似乎北洋水师整体实力弱于联合舰队——这也正是大多数历史学家所持的观点。然而这种对比忽略了两个问题：1.在大舰巨炮的时代，战列舰对巡洋舰具有压倒性的优势。黄海海战期间北洋水师的二级战列舰定远中弹159发，其姊妹舰镇远中弹220发，都没有受到严重伤害，相反，联合舰队旗舰重巡洋舰松岛中了1发定远305毫米主炮的巨弹之后，即丧失了战斗力。当黄海海战的最后阶段，联合舰队五艘巡洋舰围攻定远和镇远而无能为力，日本水兵不由惊呼“定远怎么还不沉呐！”④其实一点也不用奇怪，因为那个时代巡洋舰的主炮根本射不穿战列舰的装甲。拥有两艘战列舰的北洋水师相对于只拥有巡洋舰的联合舰队所有的额外优势，不是可以从上述整个舰队的数据对比中得出的。2.日本联合舰队的主力“三景舰”存在严重缺陷。“三景舰”指重巡洋舰松岛、岩岛和桥立，其4200吨级的舰体，320毫米口径的主炮，难免给人一种威猛的印象，掩盖了它们先天不足的事实。“三景舰”是日本海军当局为了对付定远和镇远而设计的，由于日本无力购买战列舰，故试图在重巡洋舰的舰体上安装战列舰的主炮。根据这一思路，聘请了当时著名的船舰设计师法国人白劳易设计“三景舰”。问题在于再高明的设计也解决不了船轻炮重的矛盾，因此“三景舰”下水后，沉重的主炮导致舰体容易晃动，不仅使行进间瞄准极为因难，而且还降低了的发炮的速度⑤。所以在整个战争期间竟不曾有过一艘中国军舰被“三景舰”320毫米主炮击中过。考虑到北洋水师两艘战列舰的强大威力和联合舰队“三景舰”的外强中干，只通过双方舰队整体数据的对比来评价双方实力就不再可靠了。本文同意这样的意见：甲午战争前夕的北洋水师和联合舰队是两支各具特点、实力相当的舰队。所以它们在战争中的表现，将主要取决于它们的指挥者使用它们的艺术。
二、 甲午战争爆发后双方海军所采取的战略
1894年7月25日，日本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向丰岛海面的北洋水师济远和广甲两舰发动突然袭击，打响了甲午战争第一枪。战争爆发以后，朝鲜半岛成为双方争夺的第一个焦点，因此北洋水师和它的对——日本联合舰队也就面临着相同的任务：争夺朝鲜半岛附近的海域——黄海、朝鲜海峡和日本海西部的制海权⑥。
那么，北洋水师为争夺朝鲜半岛近海的制海权都做了些什么?
从丰岛战役之后，到8月10日以前，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水师在威海至大同江口一线巡游，目的是防止日军侵扰当前在平壤的清军主力的后方。其间联合舰队护送运输船队向朝鲜增援的行动，北洋水师则根本不闻不问。8月10日，联合舰队突然出现在威海口外，与炮台短暂交锋后，采取虚假航线退走。其时北洋水师正在大同江口，得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却未遇敌舰。本来光绪帝和主战派一直责难丁汝昌“畏葸”，日舰迫近威海后却担心京畿的安全，下令丁汝昌巡游渤海搜寻敌舰，于是北洋水师从威海出发，顺时针绕渤海一周，一艘日舰也没找到。23日，光绪又命水师只在威海、旅顺间“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⑦三天后，即26日，却以“观望延迁”的罪名将丁汝昌革职留任。李鸿章不得不命丁汝昌离开渤海口，赴黄海巡查以平息皇帝的愤怒，缓解舆论的压力，但不让其越过鸭绿江口，直到9月12日北洋水师护送运兵船赴大东沟为止。
从丰岛海战后到黄海海战前，北洋水师就这样象没头苍蝇一样在渤海和西朝鲜湾里瞎转。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大清国内身居文武要职的人，没有一个知道应该怎样使用这支花费无数白银建成的舰队。光绪帝和主战派一会儿怕京畿危急，令北洋水师守护海口，一会儿又责备丁汝昌藏身威海卫而让北洋水师主动出击。李鸿章则把北洋水师看作一支战略威慑力量，如其奏折所言：“但令游弋北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倭尚畏我铁舰，不敢轻与争锋，不特北洋门户无虞，且威海、仁川一水相望，令彼时有防我海军东渡袭其陆兵后路为虑，则倭船不敢全离仁川来犯中国各口。……此臣所以兢兢焉保船制敌为要。”⑧他的这种理论只有在联合舰队永远找不到北洋水师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否则双方一旦遭遇，“猛虎在山之势”也就成了虚张声势，只能靠尖牙利爪以决胜负。既然早晚也得打，不如主动出击，迫使敌人在对我方有利的时间和地点接受挑战。按照丁汝昌本人的意愿，倒是愿意主动出击，可是怎么寻找敌人，他也制定不出一个计划，只知道敌人在哪里出现，就到哪里去找；敌人不出现，就巡海迎敌。不过茫茫大海，又让他从何找起？其实迫使敌人接受会战的方法只有两个，那就是攻击敌人必须援救的目标和保卫敌人必须攻击的目标。1941年，山本五十六以攻击美军所不能放弃的中途岛，来迫使太平洋舰队接受会战，和1905年，东乡平八郎在俄军所必须经过的对马海峡设伏，以迫使波罗的海舰队接受会战，就是这两种方法的实例。
与北洋水师在战略上无所适从不同，日本大本营在战争之前就制定了以舰队决战夺取制海权的明确计划⑨。但在1894年9月12日以前，对日本而言当务之急是向朝鲜半岛增兵，所以联合舰队也就暂时将主要精力用于护送运输援军及其给养的商船队。9月12日联合舰队护送30只运输船抵达仁川之后，日本向朝鲜增兵的行动告一段落，联合舰队腾出手来，准备与北洋水师决战，争夺制海权。
9月13日，日本陆海军首脑开会，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估计北洋水师有可能配合驻平壤之清军而驻泊于大同江口，因此命令伊东祐亨率联合舰队向该地进发。15日伊东到达大东湾外之大青岛，派第一游击队各舰到大东河口和大同江口侦察，均未发现北洋水师。伊东判断北洋水师主力很可能在鸭绿江口一带，因为该地是目前从海路增援朝鲜的中国陆军唯一可以登陆的地点，北洋水师绝不可能放弃。于是16日，伊东率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及浅水炮舰赤城和武装商船西京丸，共12舰启锚，向北方搜索前进⑩。本队以松岛为旗舰，由伊东亲自坐镇；第一游击队以吉野为旗舰，由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领；携带赤城缘其吃水浅，可在沿岸和岛屿间侦察；而西京丸则为桦山资纪的座舰——这个狂热的主战论者希望亲眼目睹即将到来的辉煌海战。
三、 黄海海战爆发前双方舰队的战斗准备、士气及既定战术
1894年9月12日，丁汝昌从威海出发，率二级战列舰定远和镇远，巡洋舰来远、经远、致远、靖远、济远和平远，旧式巡洋舰——相当于驱逐舰的超勇和扬威，隶属广东舰队滞留北洋，也相当于驱逐舰的广甲和广丙，炮舰镇南和镇中，鱼雷艇福龙、左队一号、右队二号和右队三号，总共主力舰12艘、炮舰2艘、鱼雷艇4艘（注释11），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轮船招商局新裕、图南、镇东、利远和海定5艘商船及其运载的刘盛休所部铭军12营陆军。这一次行动北洋水师并不以寻找敌舰为目的，但它仍然做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在丰岛海战后水师的官兵们总结了许多战斗教训，每一次行动都有针对性地加以准备。根据水师中洋员美国海军少校马吉芬的记载：各舰“皆将舢板解除，仅留六桨小艇一只。”（注释12）这一是为了防止舢板遭炮火击碎后破片伤人或引起火灾，二是“意在表示军舰之运命即乘员运命，舰存与存，舰亡与亡，岂可有侥幸偷生之念，或借舢板遁逃，或忍败降之辱哉？”各舰12英寸炮之薄楯也予以拆除，因为较薄的炮楯不仅防弹作用不大，炮弹破片还有可能在炮楯内飞溅伤人。济远在丰岛海战时即发生敌弹破片飞散炮楯内之事，炮长以下7人死亡，14人受伤。此外“与战斗无益之木器、索具、玻璃等项，悉行去除无余”，以防止火灾。“各舰皆涂以深灰色，沿舱面要部周围堆以沙袋，高可3、4英尺，……以煤袋配备冲要处所，借补沙袋之不足。通气管与通风筒咸置舱内，窗户与防水门概为闭锁。”如此充分细致的准备工作，可见北洋水师官兵在技术素质上还是足够过硬的，他们所缺乏者，是战略和良好战术的指导。
16日，北洋水师到达鸭绿江大东沟口外。由镇中、镇南两炮舰和各鱼雷艇护送运船入口，平远、广丙在口外担任警戒，其余10舰在口外12海里的大鹿岛东南下锚。次日7时，运兵船卸载完毕。9时，舰队开始“巳时操”。这是北洋水师每天都要进行的一种舰队常操——它在操练方面是从不懈怠的，所以军官和水兵们训练有素，技术娴熟。而且由于他们近两个月没有遇到敌人，朝廷的愤怒和舆论的压力，以及被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所激发出的勇气，令他们士气高昂，莫不渴望一战。马吉芬在记述这战前最后的一次操练时写道：炮手“以种种方式装饰其炮座，若不胜其爱护者，其响往之情盎然可觉。”（注释13）10时半，舰队操练结束，厨房正在准备午饭，镇远舰桅楼上的哨兵突然高声喊道：“发现敌舰！”丁汝昌接到报告后亲自登上甲板了望，证实确是敌舰，立即下达战斗准备。其时为11时许。接着“各舰皆发战斗喇叭，音响彻及全队。瞬息之间，我队各舰烟筒皆吐出浓黑煤烟。其服务于舰内深处之轮机员兵，已将机室隔绝，施行强压通风，储蓄饱满之火力汽力，借为战斗行动之用。先是我由敌吐煤烟已见敌，今我队各舰煤烟如是，敌队亦当明我队之所在，毫无疑焉。”（注释14）
事实上10时23分，驶在联合舰队最前之位置的吉野即发现海平面上黑烟一缕，但不辨为商船还是军舰。后又发现数缕，知是北洋水师无疑。11时30分乃向旗舰松岛报告。伊东祐亨接到报告后下达了第一道命令：“吃饭。”日人浅野正恭在《近世海战史》中评述道：“日本舰队其准备之程度，虽不及支那，然无论遇敌与否，常令果腹以待。盖士饱马腾，古之善教。食为战之一大要素，不可不知也。”（注释15）12时05分，伊东下达战斗准备。同时，命令弱舰赤城和西京丸转至舰队左侧——即非战斗一侧，以躲避炮火。其余全部舰队以第一游击队在先，本队在后，皆为单纵阵，以10节航速驶向北洋水师。（注释16）
北洋水师方面，丁汝昌与旗舰上的北洋水师总教习德国陆军大尉汉纳根和旗舰定远管带刘步蟾商议，将当前的双纵阵改为楔形横阵，以直插敌之单纵阵。中午12时20分开始变阵，15分钟后即在行进中完成。变阵后定远位于中央，其余各舰分别在其左后和右后方依次展开：靖远、致远、广甲、济远在左，镇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在右。全舰队呈楔形前进（此时平远、广丙及诸炮舰和鱼雷艇尚在警戒，故初时中方仅此10舰参战）。同时丁汝昌还向各舰管带发出以下训令：“一，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二，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保持其位置为基本战术；三，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注释17）
在这场即将展开的，以双方国运为赌注的恶战爆发之前，我们先检讨一下双方舰队既定战术的优劣。
关于双方舰队所采取的阵型，有论者认为北洋水师失利是其横队不敌联合舰队纵队之故。另外一些人士则认为北洋水师的横阵发挥了其重炮多位于舰首的优势，而联合舰队采用纵阵则是为了发挥其位于两舷的速射炮之火力，同时横阵以舰首对敌，暴露面积较小，因此，横阵反而优于纵阵。对于后一种观点，值得指出的是：火炮距离目标较远时，其弹道弧度也较大，所以横向取准较纵向取准为易；相反，火炮距离目标较近时，其弹道较平直，所以纵向取准反较横向取准为易。因此呈横阵的舰队虽然暴露面积较小，但只在距敌舰队较近时才比呈纵阵舰队不易为炮火所伤；而距敌舰队较远时反而比呈纵阵的舰队更容易中弹。那么横阵与纵阵究竟孰优孰劣？其实海战史上使用横阵与纵阵的舰队都有获胜的纪录。在19世纪两次重要海战中，1805年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胜利者——纳尔逊统率的英国舰队采用的是纵阵，而1866年利萨海战——海战史上第一次在装甲蒸汽舰队间进行的海战，其胜利者特格特霍夫统率的奥地利舰队使用的却是横阵。但是两次海战的胜利者也都相同之处：都采用以两或三支分舰队会攻敌舰队之一部的战术。这种战术符合战争最基本的规律：分散敌人的兵力，集中自己的兵力，使己方永远在决定性的战场拥有相对优势的兵力。表面看起来，对方舰队是一个整体，己方舰队一方为分二，好像违反了这一规律，然而在海战中，舰队行动要受到保持队形的限制。例如一支呈横阵的舰队，从左到右横跨4000米距离，当它以最左之舰为轴心逆时针转动90°时，位于中央之舰需移动3140米，而最右之舰则需移动6280米，是前者一倍。可是整个舰队完成运动的时间必须以最右侧舰完成运动所需时间来决定。那么如果该舰队跨度只有2000米，全部舰队完成同一运动所需时间就能够减少一半。也就是说，舰队运动的灵活程度与其规模成反比。所以当两支规模相当的舰队会战时，将本舰队一分为二的那一方就拥有超过另一方倍的灵活性，它有机会利用这种灵活性将两支分舰队集中在对方的一翼，从而完成在决定性战场集中比对方更强大兵力的战术机动。这正是特拉法尔加战役的胜利者所实施的战术。黄海海战的胜利者伊东祐亨的构 想也是以两支分舰队灵活的战术机动为核心，不过与纳尔逊使用两支分舰队合攻敌之一翼的计划不同，伊东打算亲率火力较强但速度较慢的本队当作用来挥舞的左拳，以吸引北洋水师中央部分的注意，而以坪井航三海军少将率航速较快的第一游击队当作用来出击的右拳，不断绕攻呈横阵的北洋水师两翼。它希望第一游击队四舰在绕到北洋水师一翼的外侧之后，其火力可以集中倾泻到后者的一至二艘舰上，而此时北洋水师其余各舰为己方所敝或距离太远，因此无法施以援助。当击沉这一翼一至二舰以后，则绕到另外一翼，以同样方法再击沉一至二舰，然后不断进行这种环绕进攻，蚕食北洋水师，直至歼灭。实际的战斗虽然与伊东的设想不尽相同，然而这种思想却得以贯彻，北洋水师所损失的各舰基本上都是在局部战场以少打多情况下被击沉的——尽管从整体上看双方战舰数量基本相当。因此横阵和纵阵的优劣并非问题根本所在，关键是联合舰队使用了两支分舰队，从而得到远远超过采取整体阵型的北洋水师的战术机动性。反观北洋水师，不仅其机动性受到本身航速较慢和保持整体队形这双重限制，丁汝昌的三条训令更是雪上加霜：它除了使本已呆板的阵型套上更多的枷锁以外，最要命的是其第三条训令：“诸舰务于可能之范围内，随同旗舰运动之。”这就决定了既使在旗舰丧失指挥能力之后，北洋水师也摆脱不了这该死阵型的束缚。
于是，斗志昂扬的北洋水师就这样一头撞向伊东祐亨的陷井。不过一开始，北洋水师摆出了堂堂阵势，以宇宙中看上去最坚固的楔形劈向联合舰队，其中央正是日本海军畏如虎豹的定远、镇远二舰。漆成深灰色的战舰每艘都有一种威而不怒的气质，舰上的官兵也个个都表现出了视死如归的豪情。一名日本军官用望远镜看见中国军舰上“头上盘着发辫，两臂裸露而呈浅黑色的壮士，一伙一伙地屹立在大炮旁，正准备着这场你死我活的决战。”（注释18）而在中国凸阵尖端铁甲舰甲板上“寂静无声，有一士官于前樯楼上以六分仪测其距离，每动小信号旗报知距离远近，炮手低照尺，各炮长手牵索保护测准方位，且为防火灾计。”（注释19）联合舰队的水兵们似乎为这种气概而感到有些紧张，伊东祐亨乃特意准许士兵们随意吸烟，以安定心神（注释20）。显然，北洋水师的战前准备工作充分、细致，士气也比靠吸烟来安定心神的联合舰队更为高昂，可是其战术的低劣足以抵销前两方面的优势而有余。这种差距是用多少水师官兵的鲜血也弥补不了的。
四、黄海海战的第一阶段：联合舰队行险求胜
1894年9月17日中午12时50分，双方舰队相距5300米，定远右舷一门305毫米主炮忽发一弹，震耳欲聋的炮声揭开了甲午战争这出伟大悲剧高潮的第一幕。
这一炮横向取准无误，但在纵向上取角偏高，炮弹掠过第一游击队旗舰吉野上空，落在距其左舷100米处。坪井航三庆幸自己没有成为战役的第一个牺牲者之余，继续执行其拟定的作战计划：先冲向北洋水师的中央部分，佯攻最强之定远、镇远二舰，待逐渐接近后左转舵以绕攻北洋水师右翼，即最弱之超勇、扬威二舰，“以挫伤其全军士气”（注释21）。按照这种设想，第一游击队在距北洋水师5000米处即向左转弯，一边发炮一边扑向北洋水师右翼。当吉野距超勇、扬威约3000米时，开始向其炮击，后继之高千穗、秋津州和浪速也随之开炮。这样就初步实现了伊东的构想，形成了第一游击队四舰攻击北洋水师右翼之两舰的局面。
超勇、扬威名不符实，是两艘1881年下水的旧舰，排水量加起来仅2700吨，一共只有36门炮，但在遭到一共拥有100多门炮的第一游击队四舰猛攻时毫不胆怯，发炮还击，吉野、高千穗和秋津州都有中弹。然而北洋水师左翼和中央各舰为联合舰队本队所牵制，而右翼其它各舰则距第一游击队较远，不能以炮火支援超勇、扬威二舰，同时他们还受到保持队形义务和丁汝昌训令的双重约束，不能离开自己的阵位。因此两舰只有孤军奋战，不到半小时即丧失战力，不久超勇沉没，扬威驶离战场后搁浅。
当第一游击队与超勇、扬威二舰激战时，联合舰队本队恰好行至北洋水师楔形阵尖端的前方，于是其位于靠前位置的松岛、千代田、岩岛和桥立与北洋水师中央之定远、镇远和右翼之来远、经远交火；本队靠后之比叡、扶桑、赤城和西京丸由于速力缓慢，与前方的桥立相距愈来愈远，渐成孤军之势，成为北洋水师左翼之靖远、致远的打击目标。12时53分，定远主桅忽中一弹，造成舰桥剧烈震动，将正在督战的丁汝昌抛落甲板，使他身负重伤，接着，定远信号索具也为炮火所毁。从此时起，直到下午5时靖远舰自行代行旗舰职务，召集各舰之前，北洋水师除依定远进退之外，没有任何指挥。同时联合舰队主队也遭北洋水师各舰打击，12时55分，松岛320毫米主炮旋转装置为炮火所毁。
按照既定构想，伊东祐亨打算让本队继续前行，而第一游击队则在击沉超勇、扬威后顺时针绕行到北洋水师后方，此时率本队趁机左转，从北洋水师右翼前方向左翼航行。按照“三景舰”及千代田的航速，完成此一机动当不成问题。然而比叡、扶桑、赤城和西京丸本已落后，航速又慢，执行该计划必将导致上述几舰落入北洋水师左翼和中央部分的交叉火网中，“故海军大佐马鸿氏甚不谓然，病其行险以侥幸也。”（注释22）伊东本人大约不至于想不到这种风险，只是比叡等舰火力弱、航速慢，与其说为舰队增加战力，不如说倒是舰队的负担，既使弃掉，也不会为舰队带来什么风险，相反这几艘弱舰吸引北洋水师的火力还可为本队的回航赢得时间。就象围棋中的弃子一样，几个孤立的子力被放弃不是无谓的牺牲，而将换来更多的利益——这与后来致远舰毫无意义的惨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总之，随着本队中前四舰驶过定远和镇远二舰，后四舰就被北洋水师中央部分所隔开了，看上去好象本队被北洋水师冲断了一样，故那位马鸿“病其行险”，其实不过几艘弱舰被抛弃在后面，以它们被击沉的风险来换取两支分舰队从容分开，各自占据有利的作战位置而已。
11年后在对马海峡，联合舰队又一次“行险”，在波罗的海舰队炮火射程内调头，以致每舰都中了几炮，但是随后它就形成了集中攻击敌方旗舰的形势，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日本海军之所以敢于屡次行险，根本原因是其机动性总是超过对手，即使冒险，也能有十足的把握。
不过冒险行为也定然要付出一定代价。这一次被抛弃者便遭到了北洋水师毁灭性的炮击。扶桑由于速力稍快一些，勉强尾随桥立的航迹，竭力追赶本队。而比叡则被打得走投无路，乃孤注一掷，企图从“定远和靖远之间500米的间隙穿过”（注释23），遭到定远和左翼各舰的猛烈轰击，被打得体无完肤，还中定远305毫米巨弹一枚，“下甲板后部分全部毁坏，……19人被击得粉碎而死。”（注释24）但是当它钻到定远和靖远空隙间时，两舰“虞其自相攻击，不甚加以炮火。”（注释25）乃侥幸脱险，不过已完全丧失战力。比叡逃跑后，北洋水师置位于其右侧的8艘日舰于不顾，竟全速沿原来的航迹，向只有622吨的炮舰赤城冲去。赤城迎接着北洋水师大部分炮火，中弹累累，全部军官非死即伤，舰长坂元八郎太阵亡，接替他的航海长佐藤铁太郎也负伤，唯有全力逃窜。
海战的这一阶段，北洋水师丧失了两艘弱舰。联合舰队也有两艘弱舰丧失战斗力，但这是联合舰队为实现伊东构想的必然代价：比叡、赤城吸引了北洋水师的几乎全部火力，从而为联合舰队的两支分舰队从容分开，各自占据有利的作战位置创造了条件，使伊东祐亨的战术构想的实施成为可能。自此之后，联合舰队屡次形成在局部战场以多打少的局面，使其战术优势充分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