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正在一个福音团契里侍奉，有一次我给这些慕道的朋友讲克拉玛伊大火烧死几百名儿童的悲剧。一位朋友很不理解，她反对我讲这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而且显然有损“民族尊严”。我相信这位朋友以后会改变她的想法。一个对基督教真理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生命的价值并明白爱人如己的教训。在教会中，有一些“信徒”声称爱神，却不爱人，“民族主义”等偶像在他们那里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我在网络上每天记录中国非正常死亡案例，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的丑恶公布给世界，而是把基督教尊重生命的观念展示给国人。今天，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一些矿难，无数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整个国家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从官方的相关报道就看得出来），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的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今天，当普通中国人抱怨数不胜数的生命灾难的时候，是否想起20世纪初那两场灭神运动了呢？谁不在其中呢？我相信这种判断：在基督出生之前，这星球上的人命是极为不值钱的。在受基督教影响之前，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即使是今天，在末被基督或基督教打动的世界各地，生命都仍是极不值钱的。在信仰基督的社会，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地球上和中国开始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基督教响应耶稣的教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马太福音19章 14节）让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获得重视。透过祂的教会，耶稣终于了结了杀婴之事。祂解放了奴隶、尊重囚犯、残障者和妇女。祂在这世界上建立了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秩序。在受到基督教影响之前，女人的生命也是相当没有价值的。这些人是谁呢？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可悲的是，今日拥护女权的人并不将之归功于基督和基督教，或者她们对此完全无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比较尊敬老年人的民族，不过也是在基督教传入后，才开始有为老人家盖养老院的观念。在 “黑暗”的中世纪，整个社会都在帮助穷人。1855年，“纽约观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报导道：“无信仰者大声疾呼它的博爱主义，但是却是由宗教在执行这项工作。” 是的，在基督来临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贱的！没有基督就没有良善可言。
因此我们在鲁迅和胡适身上看不到爱。他们拥有的是深刻的仇恨和逻辑力量。鲁迅是中国的尼采，他与毛泽东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这一点毛没有夸大或者说谎。 “巨人”观念是一种精神病，但它是为人的骄傲服务的。它需要给人仰视超过需要别人的解放。他甚至可以贩卖抒情和苦难来赢得骄傲，但当这一切不能成就的时候则转化为巨人的孤独和仇恨。我们今天在鲁学的传人中都能看见这种精神病症。这种巨人妄想症从老子和孔子时代就成为中国心灵最大的精神枷锁。胡适代表了中国精神另外一种极端，其本质同样是骄傲，或致命的道德自负。胡适所为的“不朽”只有在有神论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能解释为“我想不朽，我想故我在” 这种语言游戏。胡适对中国非基运动的“贡献”不低于鲁迅，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值得稍加分析。
尼采之于鲁迅，无过于杜威之于胡适。从杜威那里，胡适给中国人介绍了一个不真实或者歪曲的美国，而这种美国观念，今天仍然统治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美国中心的，如果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美国式民主，那么胡适对中国心灵的影响要远超过只是到过日本的鲁迅。杜威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第一位会长。他是签署第一份人文主义者宣言的人，他不信基督；事实上，他觉得基督教是美国公立教育制度中最需要解决的一大困难。杜威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通过胡适等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有历史上的原因。杜威发挥影响的时候，正是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他之前和之后，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与杜威思想完全对立的美国精神。人们也只知道杜威对教育的贡献。但他们不知道，在杜威之前，美国在二百多年间的基督化教育之下，全国只有百分之四的文盲比率，而今日公立和渐增的世俗化教育下，文盲比例是百分之卅二。杜威的美国，更准确地说，胡适的美国，不是真实的。或者不是主要的美国。
另外一位影响中国非基运动领袖人物的是罗素。罗素是一位反基督教人士，也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他写了《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Why I Am Not a Christian?)一书被非基人士反复引证。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罗素曾说：当你接受进化论科学思想时，生命就是无意义的。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呢？是因为科学和哲学证明神的不存在吗？不，乃是因为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相抵触的缘故。罗素结过数次婚，也离了数次婚。一位判决允准他妻子求去的法官说，他是一名无赖，没有一个通奸者会做出那种通奸的行为。他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拒绝悔改，而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抵触。
但人们必须明白，那种专制主义心灵，或者说儒家传统给人的“致命的道德自负”，无论在鲁迅身上，还是在胡适身上，或者在“国学”身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政治自由的逻辑起源是人的的普遍原罪，有趣的是，在中国，各方非基人士反而把自由的根基建立在人的完善或者尊严上，这对于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来说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鲁学、胡学和国学最近的争吵，这场文化界的三国演义通过“郑家栋事件”而颇具影响。
首先我们看到，郑家栋出事了，文化人兴奋了。换句话说，一个文化人出事了，千百个文化人站出来，这种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儒者气象”除了通过自我陶醉来表象以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对“堕落性事件”的高谈阔论和见猎心喜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优越感——谦卑及宽容，或者意识自己不过也是一个罪人（甚至在法律上或所谓舆论上），这种基本的宗教看见是从来没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与人民群众一样兴奋乐于用石头把抹大拉的玛利亚砸扁，她还要利用这种痛击或参与群众暴政，同时使自己在别人的尸体上跳舞，或者借着别人下落上升——我与群众比起来是多么的高屋建瓴，特别是我与那个墙倒众人推的可怜虫比起来多么的圣洁无暇。
“郑家栋事件”首先当然是国学派的丑闻，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尤其耐人寻味。徐友渔先生可以视为胡适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及时发表了《“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一文（原载世纪中国）。但这一评论属于“看上去很美”，想起来却可爱的那类。徐先生正确地告诉读者说，郑家栋事件本来不值得成为事件，因为个体性的事件或“私人问题”与学术批评无关。然而，对于这个不值得成为事件的事件，徐有渔先生还是把它写成了事件。这只能说明，徐有渔先生是高度重视“郑家栋事件” 的“工具价值”的。在这种虚己的重视中，“私人郑家栋”与“私人徐友渔”被黑白分明地分割开了，“私人徐友渔”与“私人郑家栋”不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而且“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还要告诉公共领域，对“郑家栋”这样道德堕落的私人（或者道德阶级敌人）进行关注，完全是不值得的。
相对来说，崔卫平的道德文章（《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原载《新京报》）可能属于鲁学范围内的文字（当然她自己肯定反对）。崔女士通篇文章重复了以哈维尔的名义鼓吹毛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习惯，那种道德上欲置人于死地、又踏上一只脚叫人永世不的翻身的气概，实在令人恐惧。当然，脚踏郑家栋是“不值得重视”的次问题，值得重视的主问题是，“我脚踏郑家栋”。换句话说，让评论家重视的永远不是郑家栋有多坏，而是崔卫平们有多好。
“崔卫平们有多好”是中国文人千古不变的理想，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利益追求。这种文人精神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学抒情把自己想象为多好，因此它坚决反对基督教人人有罪，按本性人都该下地狱这种深刻的内省；另一方面，她有“道德堕落事件饥渴症”。也就是说，她需要甚至制造放大道德败坏事件，通过并只能通过把这些不道德事件对象化从而确证自身。儒家道德的荒谬之处在这个地方，为了证明自己是君子，就必须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或者说，它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特别需要小人的存在，而并非象她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它是为了培养君子的。儒家实在是制造他人道德丑闻的小人之学，而这种深刻的道德败坏又坚定地根植于资源的竞争，道德上的征战是为了捍卫食物利益和敌人意识的。
因此，“郑家栋事件”可以视为“郑家栋现象”，它确实显示了儒家文明在内的逻辑悲剧，只不过这种文化悲剧主要不是通过郑家栋们显示出来的，而主要是通过 “徐友渔崔卫平”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具有普遍性。文学派和自由派以道德文章毁人立身，这表明“三国”实为一族。是为非基一族。
如果中国的心灵仍然为非基主义的鲁迅精神和胡适思想占据的话，中国遭遇各种苦难、纷争和互相践踏，无法摆脱专制是不奇怪的。如果说西方正在为19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接受惩罚，那么中国正在为20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和21世纪接受惩罚。中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与法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理直气壮的无神论呼喊，与十九世纪那些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喧嚣何其相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神在历史中，不仅表现在中国非基运动大潮兴起的现代，也主管着中国古代的历史。人们应该记得，康熙开始的百年禁教，这一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进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国在禁止福音的同时也禁止了科学和民主，整个国家处于全面危机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不信者被惩罚的历史。最近网络上有一并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作者不清楚是何人。有意思的是，他在开篇处“复制”了《灾变论》中的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