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帖]“金三角”的缅共时代(2) |
|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6年05月04日09:26:19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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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东北军区与果敢、棒赛、北佤等县的县大队共计3000余兵力,进 攻重镇滚弄。与缅甸政府军恶战42天,消耗了政府军大量的人力财力,显示了人民 军的强大威力。 1972年,攻占南卡佤山,占邦桑、邦扬。邦桑成为缅共中央所在地。德钦巴登 顶、杨光、林天、余建、德钦培丁等人纷纷进入邦桑。同时,在中央所在地,开设 了对外广播。与此同时,缅共人民军“八一五”军区成立,林明贤任司令,其辖区 在中央附近的根据地。林明贤是东北军区副司令彭家声的女婿,海南人,当时仅30 岁出头。 至此,缅甸掸邦萨尔温江上游流域的广大地区,均在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人民 军手中。当时大致的分界线是景栋,其北部,由缅共控制;以南地区,分别控制在 政府军、罗星汉武装、坤沙武装、莫亨武装、佤族麻哈散武装的手中。 1968年缅共首先攻占的果敢地区,1972年时,已经完全成为了“解放区”根据 地。果敢县的建制成为了70年代缅共统治区的一个缩影。我们重点用一些描述。 果敢当时行政上分4级领导,县、区、乡、村。设置了县长、区长、乡长和村 长。1968年至1972年,彭家声兼任县长。县里有行政机构三大块,政治、政法、财 政。政治部负责宣传、组织工作;政法部负责司法之责,在实施法律行为上,可以 判处死刑及终身监禁;财政部是税收机关,设有税务处。武装力量上,有一个500 余人的县大队,维护本地安全。 除此而外,还有党委系统。1973年,缅族干部余建出任果敢县委书记。1975 年,余建调任东北军区参谋长后,四川人黄文兰任县委书记。这个嫁给了缅族人为 妻的女子,一直至缅共于1989年瓦解,她都是果敢县委书记。在果敢地区,她赢得 了人民的拥戴。她的丈夫缅族人苏莫,在1972年的勃固反围剿中牺牲。果敢县中, 杨茂良曾任副县长,杨茂安任财政部长。 在缅共统治的贵概县、棒赛县、北佤县、勐固等县,大体与果敢县的建制一 样。目前,在佤邦联合党任总书记的赵尼来,就是缅共后补中央委员、北佤县县 长。 在缅共人民军的编制上,分别成立了4个军区:东北军区、中部军区、“八一 五”军区,后又组建了以克钦族为主的101军区,同时成立了中央直属警卫旅。 东北军区主要负责缅甸腊戍以北的“解放区”,有二个正规旅,兵力总数在 5000人左右。司令员赵明,副司令员彭家声,参谋长余建,财政部长刘国玺,内务 处长杨茂安。1旅长魏超仁,2旅长彭家富,副参谋长蒋志明; 中部军区根据地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一带,主要辖区是邦桑以南的区域。中 部军区司令是李自如,副司令是佤族头人的后裔鲍友祥。下辖5旅、12旅等武装, 兵力在4000人左右。中部军区以佤族为主,是当时缅共中一支较为能吃苦能作战的 部队。 八一五军区,当时的辖区一直沿湄公河至缅老边境。缅甸景栋以北的广大地 区,均是他们的根据地。八一五下辖768旅和683旅,768旅的旅长是宰弄板。司令 员林明贤。 101军区辖区在“史迪威公路”的北线靠近中国的一段,属于克钦邦。部队成 员以克钦族为主,司令员丁英,克钦族。这个军区一度是缅共人民军在克钦独立军 辖区内的唯一的根据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另外在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驻有中央警卫旅,旅政委是罗常保。 用简洁的笔墨描绘一下原缅共部队的情况,对于我们了解目前缅甸北部四支独 立的割据武装力量,是非常有帮助的。随着我们叙述的深入,你就会发现,以上四 大块缅共武装,实际上,也就是今天缅北各支割据势力的雏形。 1968年至1970年,正值中国文化大革命进入高峰时期,城市中大批闲散的年青 人一时没有了着落。毕竟,“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解决不了人们的吃饭问题。于 是,毛泽东果断地决定:“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在当时的 历史阶段,的确不失为一种解决失业人口的好办法。从政治层面上讲,疏散密集的 城市人口,尤其是当时具有异常“革命冲动”的待业学生,有利于中央政权对当时 几乎处于失控状态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必要的调控。巩固中央集权领导。 年青的红卫兵们没有经过任何思考,抱着充满热情的情怀,打着红旗奔赴各 地。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进一步扩大。 在云南,新成立了准军事单位,配备武装的生产建设兵团。昆明军区、云南军 区派出了从军级至士兵不同层次和级别的官兵,进入到云南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岗 位。 上海、北京、四川、昆明的“老三届”们,在中缅边境地区的乡镇、山寨“扎 下了根”。尽管,很快他们发现自已仿佛被人愚弄了,从一个红色的极端走向了另 一个极端,许多人当时都认为是一种个人的悲剧。但是,近3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 味这段历史,应该说,一种现代的文明,当时已经进入到云南边远山区还处于原始 自然经济状态的地区。这股清新的空气,对于目前云南边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起 到了不可估量的历史性作用。 这种作用当时并没有人看到。“知识青年”生活中所具有了,更多得是苦闷、 寂寞、悲观和彷徨。 云南境外,缅共武装如火如荼的发展,给了这批青年中的活动分子以极大的启 示。当时被认为,缅甸的革命是“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义不容辞的 “国际主义义务”。在那样极“左”的年代,出境加入缅共人民军,政策也就定为 是参加“革命工作”,有了与生产建设兵团战士截然不同的待遇。在七十年代的云 南边疆,兵团战士与后来“农场工人”的户口,是最低一级。这种户口还不如农村 户口。因为,农村户口还有“农转非”的可能,然而,兵团与“农场”户口,意为 着一辈子在这里“扎根”,没有一点希望。 于是,从1970年底至1971年,数百名抱着找出路的“知青”们跨出的国界。在 “国内”,他们被有关文件规定确定为“正式参加革命”。 这一批中国人进入缅甸北部,很快参加了果敢地区的“滚弄战役”,在与缅军 对峙冲突的42天里,刚学会打枪的“知青”们真正尝到的战争的苦头。许多人在这 一战斗中牺牲。少数失散的女知青,流落缅北,有的走投无路,唯有靠肉体出卖维 持生计。这一仗后,跑出去“革命”的知青,部分又回到了兵团,并且阻止了更大 量的知青们出境“革命”。沉绽在缅共队伍中的知青,许多终于熬过了“吃苦 关”,一些人走上了“领导岗位”。 到1989年3月缅共瓦解,已经有一批“知青”在重要的岗位上。云南知青罗常 保升任中央警卫旅政委,云南知青蒋志明升任东北军区副参谋长,李自如升任中部 军区司令员,车炬升任中部军区旅长。这些人,至今绝大部分仍然活跃在缅北的各 支武装之中。 用历史客观的态度看问题,在整个70年代,缅甸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就 是缅甸共产党与人民军。至1975年与缅政府军处于对峙胶着状态时,缅共已经控制 了萨尔温江以东的大块土地,在萨尔温江以西,也建立了根据地。它的势力范围, 北边是几乎所有的缅中边界地带,除了云南瑞丽对面的木姐县形式上还在政府军手 中外,其它的国境线上,全是缅共被人民军占据。往南走,它的势力范围已达缅老 边境,在缅泰边境的莱朗等地,也有缅共的正规武装与游击队。其鼎盛时期,缅共 控制了近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50-200万人口,武装力量达到近3万人。 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得以在缅北地区东山再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的“国 际主义援助”与支持,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并且,中国方面为支援缅甸共产党 的正义事业,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动员了可能动员的力量。应该客观地 承认,在整个70年代,对于缅甸共产党的援助,是中国对中南半岛其它国家“共产 主义事业”支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革”时期极“左”路线的必然产物。 云南与缅甸接壤的德宏、西双版纳、思茅、临沧、保山等地,建有为支援缅共 的机构与基地。“105”、“106”、“108”、“326”等等代号单位,当时都是与 缅甸共产党及人民军有关。在云南潞西的遮放公社,这里曾是“知青”们云集的地 方。为了便利与境外勐固的缅共东北军区与北方分局联系,专门修建了一条从这里 至中国边境芒海口岸的公路,全长39公里。我芒海口岸,因为与缅共的往来,变得 知名度大增,现在已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边贸口岸。在与缅共中央所在地邦桑相连的 中国孟连县,更是“外事”繁忙,有时缅共的广播电台,干脆就架设在了中国境 内。缅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进入中国境内更是如同“回家”一般,受到了好客 的中国人热情款待。原昆明军区首长小车班的师傅,至今仍说得出德钦巴登顶坐过 的车辆,以及他的“谦逊”。德钦巴登顶在缅北作战时的小车司机,虽早已回国, 但至今还念及过去的往事。 对于中国与缅共的极为密切的关系,引起缅甸政府的高度注意。在两国领导人 接触的不同场合,缅方一再向中方提出。搜集中国支援缅共武装以及供给各种物质 的情报,成为当时缅甸军事侦探部首要的任务之一。政府军在与缅共武装交火中多 次受挫后,采取了僵持对峙,等待时机的策略,待情况变化后,再伺机下手。 转眼已经是70年代中期。中国与缅甸共产党都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已经接近尾声,缅甸共产党也已进入了内部矛盾冲突不断加剧的阶段。 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去逝前后,中国派往缅共人民军的军事“顾问组”,分批分 期的撤回了国内。 由此,缅共也进入了多事之秋。 60年代末期重新发展起来的缅甸共产党及其武装,实际上,与原来意义上的缅 甸共产党已经有了许多的不同。这不仅仅是他们分别所处的历史时期与环境不同, 也还有许许多多政治上、民族上、经济上的因素。 历史上的缅共,政治目标是以争取民族解放与独立为己任,在整个四十年代顺 应了当时整个世界的历史潮流。在缅甸国内,民族矛盾相对弱化,而反帝反殖民统 治成为广大群众的一致。共产党与其它政治社团,正是顺应了这股洪流,率领人民 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与斗争。因而得到人民广泛的支持与拥戴。70年代的缅甸共产 党,尽管追求为实现共产主义、全人类解放的政治目标,但其照搬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经验,而不顾缅甸国家的实际情况,有些极“左”的作法,较之当时的中国是有 之过而无不及。“缅共之声广播电台”,开播必念“毛主席语录”,大讲“路线斗 争与阶级斗争”。这样的定式,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期。而此时,中国国内的情况 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改变。这些大量极“左”的理论思想与实际作法,掩盖 了缅共中央内部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在诸如“农村武装包围城市”、“深入发动群 众,进行阶级分析”、“民主集中制”等问题上,长期展开了无休止的争论。至 1976年,中央政治局开会,多时是围绕着“理论与主义”的争论而进行。 更有甚者,在某些局部地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也被照样的运用了 下来。在果敢地区,1973年,就搞过“破四旧、立四新,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一时间人心惶惶,四方不得安宁。 缅甸的国情与中国2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有着天壤之别。中国农民历史 上的反叛,多时是因食不裹肚而“逼上梁山”。缅甸不是这样,其富庶的土地使缅 甸在近代就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四大粮仓”之一。缅甸的耕地大多是采取轮种法, 许多土地四年才得以耕种一次。北部山区的缺粮与经济不发达问题,主要是因民族 矛盾冲突而造成的,不是土地和资源的因素造成的。因此,缅共革命的理论基础就 成为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饥饿”的农民跟着你去革命?然而,缅共中央 仍然坚持其“三大路线”,认为缅甸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这种不顾 本国情况,严重脱离实际的作法,导致了总体战略与路线的错误,因而失去重要的 存在与发展之根本。 缅共根据地的北部山区,是传统的掸族与克钦族的“领地”。本身以缅族为主 体的缅甸共产党,在别人的“寨子”里打天下,主人怎会容纳于你?更何况,后期 缅共内部的民族矛盾问题已经发展的不可收拾。“大缅族主义”已经出现,压制排 挤其它民族包括汉族干部的事件时有发生,部分作战有功之臣如彭家声兄弟等人, 长期被“冷处理”一边。彭家声当了“寓公”,彭家富去做“生意”。缅共的中级 以上的干部,3/4是缅族。而处于基层作战的部队,又大多是佤族、克钦族还有汉 族。在中央政治局里,几乎是清一色的缅族,其它少数民族干部被排挤,受到了歧 视。到后来,宗派已使得人们纷纷打算另谋出路。 经济上长期对中国的严重依靠,使得缅共自身几乎没有任何造血的财政收入功 能。长时间的打仗,军费与根据地的巨大开支越来越成为了问题。尤其是在被“断 奶”之后,更是乱了章法,终于做起了鸦片生意。毒品的巨额利润,反过来又使许 多中高级干部私欲膨胀,成为了“拜金主义”者。后期缅共中出现了不同的利益集 团,已经无心去实现什么主义。由腐败最终走向了崩溃。 宗派与小集团的政治斗争,是中南半岛许多共产党组织走向终结的重要因素。 泰共、马共均如此。缅共也没有突破这体制上的系绊。 终于,缅甸政府军抓住了被他们自已认为是最为有利的时机,再一次向缅共武 装发起了围剿的攻势。 中国的毛泽东逝世仅两个月的时间,缅甸政府判断中国,由于毛泽东的故去必 然将对过去的“国际主义义务”作出一些调整和改变。缅甸政府通过不同的渠道, 转达了他们自已处理“内部事务”的意愿。这时的中国,与缅共的关系,已经发生 了微妙的变化。“独立自主,互不干涉”开始付诸实现。 前面提及的缅北“水镜湾”之战,中国政府已经不允许携带枪械的缅共军事人 员入境,处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伤员与缅甸难民,被做了妥善的安置。打共产党与 国民党残军从来是输多赢少的缅甸政府军,这回总算打了一个胜仗。 从70年代开始就与缅共人民军作战的缅军99师,曾在1971年滚弄战役中损失惨 重。但其主力,仍然在缅北地区坚持作战,这回,99师不仅挽回了脸面,而且还有 一大批军官作为骨干提拔到其它兵种与仰光总部。丹瑞将军就是第99师提拔上去 的。 缅军夺回的棒赛口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史迪威公路”南线与滇缅战略公 路的交汇点,地理位置重要。缅军将这一次胜利,看成了战略性的一次胜利,其实 际意义就更加深远。这是在缅甸与中国接壤的2千余公里的国境线上,继木姐口岸 之后的又一重要的国家级口岸。扩大了与中国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便利了双方 的各种合作。 缅共北方分局与东北军区,历来将棒赛视为战略要地。在中央与人民群众中也 有“小延安”之称。此次将其丢掉,缅共中许多人痛心疾首。当时,笔者在中国一 侧坐上观,过来的“难民”对我们说,在1977年1月3日,缅共正式决定放弃棒赛 后,在棒赛的小学操场开了最后一个群众大会。“县委书记”说了一大堆鼓动士气 的话语。最后,他满怀深情地说:“毛主席当年撤离延安的时侯,说过一句名言, ‘乡亲们,我们还会回来的。’今天,我也要告诉大家,我们也还会回来的。”二 十年过去了,笔者除了在回想起这段话语时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外,历史已证 明,当年这位“县委书记”的话是不可能再实现了。目前,双边的经贸繁荣已经代 替了过去的荒凉,缅共时期的历史陈迹大多也不复存在。 1995年,开放后的棒赛,中国游人如织。笔者有意不与行人同路,想去找一下 当年棒赛县委的旧址,那里还有过去的踪影? 退守到勐固的缅共北方分局和东北军区,开始总结这次失败的原因。许多人感 到了一种惶恐,仿佛预感着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般。缅共中央也召开了相关的高级 会议,德钦巴登顶总书记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了北方分局的“保守”,指出放弃棒 赛,等于将标志着缅共新时代到来的象征,轻而易举地抹杀了。他的意见得到了副 总书记德钦佩丁的赞同。北方分局与东北军区的赵明、余建等人纷纷“自我批 评”。可是,缅共高层领导集团,也心中有数,凭借目前的实力,重新夺回棒赛, 已经是不大现实了。 此次会议之后,东北军区打了一些袭击哨所之类的小仗。这些“战果”,被缅 共广播电台吹得神乎其神,认为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胜利,是缅共为推翻半 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的积极贡献。”极“左”之风,依然很盛。 然而,毕竟如昨日黄花。这些极为“认真”的作法,它更多地成为茶余饭后的 一种笑料。本身已经失去任何意义。 缅甸独立后,国内最大的一支反政府武装-缅甸共产党终于走到了自已的尽 头。它再也没能把握住任何有利的时机,“向钱看”如蛆虫般地腐朽着原以健康的 肌体。 缅北的老百姓,对人民军的看法也越来越多。一般在他们的农忙季节,缅政府 军有时还下田帮助收割。除了打仗派夫派车,平时对于百姓,还算友善。而在老百 姓口中的人民军,确从末有过什么“爱民”的举止,倒是课税时,人民军从来没有 忘记。 毛泽东曾用鱼和水的关系比喻军队与老百姓,熟读毛著的缅甸共产党人,确忘 记了这一真谛。 话题终于又要回到“金三角”上来了。美丽无比的罂粟花,在缅共后期已经盛 开。正因为有了缅共人民军这段鸦片贸易的历史,4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地理“金 三角”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缅甸北部的掸邦地区,成为当今世界上最为注目 的鸦片产区。“金三角”鸦片经济圈因此而更加广大,同时,它赋予了传统的鸦片 贸易与鸦片商道以更加丰富的意义。 了解今天的“金三角”,不要忘却缅共的这段鸦片贸易史。
五、缅共与鸦片贸易 1976年,秋天的炎热天气并没有阻挡住云南德宏武装警察支队战士们的步伐。 在龙陵县的国境线上,潜伏着警惕的军人。他们得到可靠的消息,一批被称为“黄 砒”的毒品可能要进入我境。 当时的中缅边境一线,除了传统的鸦片走私入境外,还没有发现其它各类的毒 品。“黄砒”到底是什么东西,当时还真让人纳闷。 这一年,也正好是中国边防武装警察部队正式大规模组建与完善的一年。查缉 毒品对于年青的官兵来说,仿佛还是一个新的课题。 目标终于出现了。 几十匹骡马,一个班人员的武装押送。真枪实弹,虎视眈眈。来者个个穿着没 有军衔的军服,满脸疲惫。在他们身上,携带着五六式冲锋枪、六二式轻机枪。 随着命令的下达,战士们如利剑般地出击了。 数分钟过后,这伙不法之 徒,只有束手就擒。 经过审问,原来这些“黄砒”,是缅共人民军的“特货”,奉命准备借道中国 前往“南部”地区,贩卖谋利。 这里的“南部”,自然是指的泰缅边境一线。 这是中国武装边防人员破获的第一起缅共人民军参与鸦片贸易的案件。实际 上,这也预示着一种不祥之兆。为了解决经费问题,缅共部分单位已经开始选择了 这一见效快的“传统贸易”。 应该说,缅甸共产党60年代至70年代初,由于组织较为严密及中国的影响,对 于鸦片贸易,采取了严厉禁止的措施。中央发文明令禁止进行各种与鸦片有关的交 易。更不准各级干部与官兵参与,如有发现,从重处罚。这些规定和措施,在一定 时期内,起到了局部的作用。对于老百姓的传统种植,缅共中央也根据实际情况, 给予了适当放宽。下面是鸦片传统产地-果敢在缅共控制时期的状况。笔者将有关 资料引用如下: 彭家声任县长时期,果敢正处在动乱阶段,许多民众被迫移至江西(萨尔温江 以西)居住。彭家声深知民间疾苦,在“解放战争”胜利后,不搞“斗争”、“镇 压”,用和平方式分配土地,准许鸦片照常种植,民心安定。 财政方面:初期只象征性地收些粮米,以后逐年增多。鸦片则由公家统购,禁 止私人交易;另在老街设立税务处,由唐朝文任处长。东北军区也在老街成立贸易 公司,杨茂安主持工作。70年代中,每年上交利润数百万缅元,成为缅共中央重要 的财政来源。另一处由东北军区财政部副部长兼贵概县财政部长刘国玺负责,每年 上缴军区税额十分可观。 以上史料清楚的记载着缅共东北军区允许老百姓进行传统鸦片种植的情况,同 时,它还向我们披露了缅共当时的“政府行为”。然而,由于史料作者的局限,所 以不可能了解到更多、更加祥实的材料,实际上的缅甸共产党武装,从70年代中期 开始,已经介入到毒品的交易之中。开始是一种所谓的集体行为,后来是少数个人 和集团打着“集体”的旗号进行谋利活动,最后根本无法收拾。 早在中国“顾问组”正式撤出之后,缅共领导层感到这是一个“预兆”,开始 考虑今后经费的来源问题。然而,在地下资源十分丰富,地上条件极为恶劣的缅 北,一下着实还找不到生财之道。除了继续游说中国而外,尚无更好的法子。缅共 中央政治局讨论多次,有人提出利用鸦片贸易解决经费来源,均被德钦巴登顶主席 否决。 4个军区与近10个县委、县政府的各种开支,都的中央解决,当时每年需要上 亿缅元的经费。税收仅为支出的1/10。战士们过着极为艰苦的日子,在部分克钦族 的部队里,有时仅能吃上盐水泡饭。在这般情形下,在缅共中央“创收”口号的鼓 励下,各军区纷纷各显神通,开始自筹经费。 东北军区的司令员林天调往缅共中央后,赵明继任司令。这些听起来仿佛是中 国人的名字,实际上都是缅族人,由于他们有一段长期在中国居住的经历,所以都 有了一个中国的名字。赵明任司令后,权利进一步收紧。功勋赫赫的彭家声副司 令,很快被晒在一旁,其弟彭家富的2旅旅长的职位很快由他人取代。 鸦片在许多非常的时期,在缅北地区被称之为“特货”,一般不直接称呼大烟 生意。中国“顾问组”回国后,东北军区首先成立了“特货贸易小组”。 其正式运作的时间是1976年5月1日,所以,后来东北军区干脆不称其为什么 “贸易小组”,而称其为“5.1组”。“5.1组”直接由东北军区财政部长吴觉敏主 管,由财政部副部长刘某某具体负责。 “5.1组”成立之初,属于内部的秘密机构,只有高层小范围知道。由于这在 缅共内部是一个“创造”,所以当时东北军区规定“5.1组”,只准许课收鸦片 税,而不准收购鸦片。尽管有这些所谓的规定,但我们在上文已经看到,鸦片的收 购也在此时开始了。 缅北掸邦的烟农们,又有了出路。播种的时节,可以从“5.1组”的“公司” 中贷款,收获时,可以交钱,也可以交鸦片。一时间,缅北果敢地区、贵概、勐固 和棒赛地区的鸦片几乎被东北军区所垄断。 这个“小组”,当时每年给东北军区提供近千万缅元的收入,成为其最为重要 的财政来源。 于是,1978年,东北军区决定干脆将“5.1组”由暗转明,公开进行征收鸦片 与课税的活动。采取了统购统销的方式进行。 缅共人民军东北军区鉴于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以及解放区的稳定,内部规定不 准向中国贩运鸦片,也不准在“解放区”做“特货”交易。于是,权力扩大的 “5.1组”将大量鸦片提炼成“黄砒”,由自已掌控,利用秘密渠道向泰缅边境输 送。 笔者曾经寻问过缅共的有关人士,为什么要将鸦片加工成“黄砒”的缘由。这 位极了解情况的人士问答说,加工成“黄砒”主要处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黄 砒”体积较之鸦片要小得多,便于运输。“黄砒”不能食用,达到不毒害解放区人 民的要求,老百姓即使得到了“黄砒”也没有用。因为他既不能吸食,又没有能力 加工成海洛因。如果一次性将鸦片加工成海洛因,那将毒害“人民”,后果不堪设 想;二是从“黄砒”的利润上考虑,因为交给泰缅边境毒品集团“黄砒”,其利润 远比鸦片获利要高得多。如果自已有能力,可以在泰缅边境直接加工成海洛因出 售。在当时,泰国通道是走私海洛因的主要渠道,那里卖得起“好价”。 正因为是如此的原因,“5.1组”干脆鼓励烟农们“以烟代税”,收购后,送 到被军队严密控制的“加工厂”加工。一时间,加工厂云集东北军区各地。而这些 “生产活动”,又是在名正言顺的“为公”的幌子下进行的。 东北军区因此而“先富”了起来。其它军区与单位,当时已经或明或暗的知道 东北军区的“生财之道”,也在蠢蠢欲动,跃跃欲试。 缅甸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很快清楚了东北军区的财政来源,在其它军区拟各自为 阵之前,于1980年8月29日,将东北军区财政部、“5.1组”及其成员统统收归中央 直属。这个机构的代号就是“8.19”。“8.19”的总负责人是缅共中央副主席德钦 佩丁。主要成员是吴觉敏、吴觉男(赵华)、苏康成、张德文和杨德茂。张与杨均 是果敢人。 “8.19”的成立,不仅标志着缅共进行鸦片贸易与毒品加工合法化,同时,鸦 片贸易的利润成为其各种经费的重要来源。 1985年以前,中国与缅甸接壤的云南边境地区,几乎并没有出现过精制毒品海 洛因。边疆乡镇中少数50年代遗留下的瘾君子们,多以吸食鸦片为主。因此,走私 入境的毒品,就是大烟土。由于鸦片膏的气味很大,查缉工作相对较为容易。再 则,抽大烟相对比较麻烦,所以不太受年青人的睛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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