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礼仪之争”与20世纪中国学术争论
“礼仪之争”乃中西文化的一次冲突和较量。古老封闭的华夏迷信文化第一次受到触动。这对中国人除旧布新未尝不是有益的。“礼仪之争”真正触动了封建主义文化的精髓，它也严重威胁到江河日下的皇权政治。我们今天的文化人对“礼仪之争”并不心存疑惧。一切图谋革新的人士，会把基督教看作是对中国百年老病的诊治。八十年前的“五四”运动，其锋芒所向，是包括全部文化要素在内的传统社会体系。陈独秀将孔教、国粹、礼法、旧伦理（忠、孝、节）、旧政治（特权）、旧人治、旧宗教（鬼、神）、旧文学、旧艺术（中国戏）都包举在内。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首先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其次反对禁锢人们意志的封建道德，视封建道德为封建制度的思想基础。陈独秀猛烈抨击“儒者三纲之说”，批判忠、孝、节。对封建道德和迷信的批判启发了民智，使个性得到张扬。然而，这一反封建任务，早在康熙年代西方传教士所掀起的“礼仪之争”中，就已经得到昭示。传教士碰了一下一向被认为“神圣”的纲常名教。传教士的批评所指，主要是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是“肿毒”和“老病”，而不是中国文化“精粹”。传教士对中国尊孔、祭天、祀祖的旧礼法的触动，虽不带有反封建的动机，但毕竟敢于藐视它，“太岁头上动土”，使封建文化得到触动。在旧中国，人们只讲“礼”，而不讲“理”，不重视理性、逻辑，只讲特权、皇权、阶级权，不讲一般意义上的“人权”。实际上，基督教对人的理解，既不是阶级的，也不是家族伦理的，乃一切圆颅方趾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基督教挑战了中国的特权和皇帝的主权。用基督教挑战中国的文化，对中国人来说不啻是一剂良药。
“五四”时期是中国学术百家争春、万象更新的时代。学术自由的实质是尚新求异、独辟蹊径。1922年，钱玄同曾发出这样沉痛而激烈的呼唤：“你们既做教徒，我要请你们千万不要再拜那宗法遗毒的祖宗牌位了，千万不要再拜那主张忠孝的孔丘！千万不要再拜那杀人魔王关羽和尽忠报国的岳飞（此外如拜灶君、拜土地、拜兔儿爷、拜吕纯阳、拜济颠僧，……这种蒙昧下愚的举动，我想基督徒决不至于干出来的。）有人说，基督教徒既做了民国的官，就应当服从民国的法律，就应该祀祖祀岳。这是什么话？请问民国的约法上曾经规定要祀孔祀关岳吗？” 土地、灶君均与自然有关。宗法宗教实行“祖宗之法不可违”，不鼓励创新。周作人也说：“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我想最好便是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点同化，以至变成一个穿西装的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与天地人三界有关，是自然界的统治者。张东荪说：“我觉得中国不提倡宗教则已，如其必须提倡宗教，恐怕孔、佛、耶三大宗教比较起来还是耶教适宜些……耶教或许有许多地方可以矫正中国的习惯。” 陈独秀主张：“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最可怕的是，现在政客先生们又来利用基督教。他提倡什么 ‘基督教救国论’来反对邻国。他忘记了耶稣不会为救国而来，是为了救全人类的永远生命而来。” 几位新文化运动的学者主张以基督教打倒孔教，以较高级的宗教取代中国多神多鬼的封建迷信。按照他们的见解，基督教同中国文化的汇合根本不在于向古代六经回归，而在于同传统鬼魅文化一“争”高下。敬天祭祖要不得！
梁启超先生说过一段发人深思的话：“现在弥漫中国的下等宗教……邪教，什么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实在没有颜面和基督徒争是非。” 梁启超的这段话，对我们认识“礼仪之争”具有启发作用。又是梁启超说得好：“要而言之，信仰是神圣，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中国人现在最大的痛恨，就是没有信仰……所以和尚庙里头会供关帝、供财神、吕祖、济公的乩坛，日日有释迦牟尼、耶稣基督来降乩说法。像这样的国民，说可以在世界上站得住，我实在不能不怀疑。” 我们在20世纪末期听到有人说：“儒家文化依旧是值得我们继承的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甚至说，儒家的核心是“仁”，福音的核心是“爱”，两者可以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我忽然觉得这些人退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水平了。这些人忘记了，儒家的“仁”是有等级、远近、亲疏的。这里反对混合主义，正是反对折衷与混杂，提倡以较高级宗教取而代之。
鲁迅先生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蔽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只有前途无量的人才不惧怕竞争讨论，专制者害怕争论乃因为害怕被俘获，以为吃了牛羊肉会类乎牛羊。郭嵩焘被清政府任命为驻英、法大使，据说，中国驻外使领自此始。刘锡鸿深文周纳，给郭嵩焘加三罪名：一、披过洋人外衣；二、会见小国元首起立为礼；三、在音乐会上，模仿洋人取阅节目单。据说，郭嵩焘出使英国之前，就有人作了一副对联羞辱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可见，咱们中国的“老礼”是何等顽固。对“新礼”，国人何以总看不惯？总之，对老传统只能服膺，不能动摇。父母之邦乃自然地理气候，传统社会附着其上。
以保存中国文化国粹为由批评“礼仪之争”本身，是上个世纪的保守思想。这似乎回到了“五四”前的中国。有人批评这场争论，理由是：当时，“一派教士主张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奉教不能再尊孔敬祖，有的甚至实行教徒一律改名换姓，付洗时不仅领教名，还得姓Diniz，da Costa等，务使他们沦为葡国的顺民奴仆。”中国人取了教名或外文名字，就是出卖祖宗吗？我不这么看。如今，中国人取外文名字，外国人取中国姓名，已司空见惯。即如传教士，亦取中文名，这该作何理解？有人甚至说：“当时统治中国的康熙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后来因教皇格来孟十一悍然干预中国内政，禁止尊孔敬祖，便禁教。”难道“孔教”乃“国教”，“反对尊孔读经”就是“干涉国家活动”吗？在“礼仪之争”问题上指责外人，认为传教士否定三纲五常，否定因循守旧的中国文化，乃一大罪状，这看法有些牵强。有人还说：“罗马教廷命令：‘做一个教友，必须放弃自己的文化’（儒家尊祖是中国文化的全部吗？）。”“反对孔儒学说，否定祖国文化，怎么去念书识字？子子孙孙作文盲，不敬自己的祖宗老辈，势必为社会亲友所不齿。……时隔200多年（指1939年），罗马教廷取消了这个禁令，并鼓励我们尊孔。现在台湾某些教堂的祭台上，孔子像与圣多马像并放，任人尊敬。”然而，中国教会的民族化、本土化，难道就是要尊孔吗？“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恰恰是一批爱国的热血青年发起的。有人还说：“教廷根本不敢触及当时‘礼仪之争’的实质，正是罗马教廷勾结了、支持了殖民势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陷中国教会于绝境。” 说“反对祭孔，就是‘殖民势力’”，说“提倡祭孔敬祖就是爱国主义”，这样的理解有些问题，这是不准对既有传统发生任何怀疑，不敢越雷池半步。
我本人在“礼仪之争”这桩历史公案上赞成龙华民，反对利玛窦。然而，不管我采取何种立场，我都发现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礼仪之争”是无谓之举或冒犯中国。今天，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一历史争论具有学术思想性质。李天纲说：“中国礼仪之争本来发生在中国，是关于中国文化的大事件，但是长期以来，一直是外国人谈论更多，更有兴趣，也更有研究。” 然而，当时中国士大夫对西人批评中国礼仪不以为然。我们今天看到，对“礼仪之争”的关注往往同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有关。封闭时代的文人不讨论这个问题，而开放时代关注这问题的人越来越多。另外一个规律是，封闭时代中国人对批评中国礼仪的传教士责骂多，而随着开放的扩大，对批评中国旧式文化的观点，中国人越来越宽容和容让。中国在国民党时期取消了皇帝祀天祭孔的典礼，这可能是西方影响的结果。李天纲先生也指出1915年全国祭孔大典（袁世凯）、1935年满洲国祭孔和日本靖国神社参拜礼仪，都旨在恢复东方祭祀典礼，是反信仰自由、反西方文化。这样看来，“礼仪之争”有时候并非仅仅涉及民间信仰和习俗，也关乎严肃的政治哲学问题。这问题在我们今天似乎越来越有意义！我本人毫不掩饰对华人曲解基督教而落入“中体西用”的厌倦。我想引用班纳（G.Bernan）的话“耶稣会在十七世纪驱使更多中国人皈依的功绩，归因于避谈耶稣基督的受难奥秘。” 耶稣会士隐瞒了基督教的特性，这可能是多数人的共识。
作者简介：安希孟：1945年生于山西翼城，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1969年毕业，南京大学1982年毕业哲学硕士，现为山西大学哲学社会学学院西方哲学和伦理学专业教授。太原，030006，电话：0351-7010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