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莲月》读后

启之

我不知道北京师大女附中的老三届里出了多少作家，只知道冯敬兰是其中一位。新世纪以降，我对中国作协就没有了好感，并非酸葡萄心理，而是因为“歌德派”渐渐得势。所以，我敬佩退出作协的独立作家王力雄之属，厌恶抄《讲话》表忠心的周小平之流。当然，像套话说的那样：留在作协的作家，大部分是好的或比较好的。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被禁，方方的《软埋》挨批，就足以证明“洪洞县里有好人”。

我写过小说，编过剧本，出过散文集，也被什么协会吸纳为理事，尽管从来没搭理过它，但是，我对文学造诣的高低深浅还略有所知——冯敬兰的文学造诣是上乘的。读一读她的《关于父亲的故事》，就知道，她并非浪得虚名。

一

冯敬兰之出名，并非缘于她的文学，而是因为她替宋彬彬辩诬——宋彬彬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师大女附中的高三学生，文革初是该校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侨居美国的文革研究者，原女附中高一3班的王友琴在《卞仲耘之死》一文中，言之凿凿地指认宋彬彬是1966年8月5日红卫兵打死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的负责人。一大群“公知”学者也对宋彬彬群起而攻之，并将“红八月”的杀人与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红卫兵的袖章一事联系起来，认为宋彬彬应该为当年的“红色恐怖”负责。甚至还有学者把“宋彬彬组织杀人比赛，打死七八个人”的谣传编进“文革年谱”之中。

2007年12月13日，冯敬兰写下《请放开宋彬彬》一文，发在她的搜狐博客上。她明确提出，不要再继续妖魔化宋彬彬了，应该给她转圜的余地，让她站出来，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作为同一所学校姐妹班的学生，此前她和宋彬彬从来没有说过话，连招呼都没打过。发文前，她只是从宋彬彬同班同学那里询问了她的简单情况。

当代国中，替“红五类”说话的大有人在，但是替宋彬彬说话的罕见。研究国史的学者中，为宋彬彬讨公道的不乏其人，但出身“黑五类”，受过高干子女的欺辱，顶着海内外的压力，仍坚持不懈地为宋彬彬讨公道的，举国上下，唯冯敬兰一人而已。

我知道，公开为宋彬彬说话是一件冒险的事，事实也是如此。文章一出，即引来许多谩骂和侮辱。政治挂帅者批我“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自恃高贵者讥我为“小可怜、小市民，拍干部子弟马屁”，聪明伶俐者骂我是“蠢妇、不要脸，是学校的耻上加耻”，知我根底者斥我“忘了生父是怎么死的”（运动中自杀）。一时间在一些博客和实验中学的博客网站留言板上，骂我的声浪甚至超过了对宋彬彬的讨伐。

文革初我十六岁，仅因为对个别干部子弟有意见，就被上纲为“仇视干部子弟、仇视党的阶级路线”而被批斗被孤立，临近六十岁时，因为反对妖魔化宋彬彬，又被斥“为文革翻案，为红卫兵翻案”。这些未脱文革窠臼的霸道语言像一面镜子，让我看到了非黑即白的绝对化思维如此根深蒂固，蛮横的姿态和狂暴的语言除了发泄愤怒，难道更能接近事实真相吗？

上面的文字摘自冯敬兰十三年前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为什么要替宋彬彬说话》，该文作于2010年5月17日，发表于《记忆》第49期。 二十年来，因“八五事件”引发的争论有四次(第一次是 2004 年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上映；第二次是2007年实验中学评选“荣誉校友”（最初的提法为“知名校友”——编者）； 第三次是2010年宋彬彬发表《四十多年我要说的话》。)，第四次 是2013/2014年间陈小鲁和宋彬彬的道歉。这四次争论，一次比一次规模大，一次比一次人数多，一次比一次议题广。第四次争论把舆情推向了高潮。2014 年初，应网易新媒体之约，冯敬兰开始了以《我的文革纪事》为题的专栏写作，每周一篇，为“八五事件”正本清源，以亲身经历说明了“血统论”对一代青年学子的毒害，为网易带来了大量的点击率。《风起莲月》的上卷就是这些文章的结集。对于忌讳这段历史的有司来说，这是很可怕的事。如今，这些文字付梓域外， 跻身于欧美大学的图书馆。藏之名校而传之其人。可谓得其 所哉。宋人郑思肖将《心史》装在铁函里封腊沉井，二百年 后人们淘井，此书才重见天日。现如今，只消敲几下键盘， 就可以看到数不尽的文革著作。文网尚有罅隙，有司仍须努 力。

二

2020年，美国华忆出版了三卷本的《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忆·思考·争论》一书（下简称《盛夏一日》），尽管酷爱历史的人们，仍旧酷爱故事而漠视真相； 尽管王友琴的粉丝拥趸，仍旧坚信其宋彬彬打死校长的演绎而不顾史实的调查；尽管受到广泛爱戴的大康也在传播宋彬彬打死校长的流言。但是，所有的喧嚣与华彩，都将在现实中褪色，在历史里消声。而《盛夏一日》则会在时间的磨砺中彰显其学术的价值和理性的光辉。

冯敬兰的《风起莲月》是继此书之后的又一本关于卞仲耘之死的著作。如果说《盛夏一日》是“八五”事件的面，那么《风起莲月》则是这一事件的点。正是这个点，将卞校长之死的导因——袁淑娥揭发卞仲耘的来龙去脉详尽地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个大连外语学院的俄文教师，因为与其夫丁德泗的婚姻破裂，由爱而恨，将满腔怨毒和愤恚全部转嫁到卞仲耘身上。她写给毛泽东的万言长信，在政治上造谣诬蔑，抹黑卞仲耘；在生活上胡编乱造，丑化卞仲耘。曾经把她当作挚友，为其家庭团聚，夫妻恢复感情而竭尽心力的卞校长，成了她一切痛苦一切灾难的罪魁祸首，卞校长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成了不可告人的阴谋。

邓小平刚听完工作组的汇报，就明确地说，袁淑娥不是好人。但工作组即使知道袁是个恶毒妇，也不敢否定袁对卞的政治诬陷。于是，批斗会上女生们就用木制长枪把卞校长捅倒在地，致她当场呕吐，伤痕累累。卞仲耘写给中央的求救信反而成了她反攻倒算的证据。可以说，在工作组放任袁淑娥上台声讨卞仲耘的那一刻，就打开了群众暴力之门，卞仲耘的生命就进入了倒计时。

赵园在论述“四大”时说：“（文革的大字报）使人之于人的怨毒与嫉恨，得到了恣意释放的机会。不唯对高层人士 可以‘自由地’攻讦，发露其丑闻、绯闻、秘闻，更可以对无从设防的他人，由同事到街坊邻里，肆无忌惮地发泄私怨，包括积久的‘羡慕嫉妒恨’——尤其针对才华、名望、待遇。血气健旺或为人阴险者，不难于快意恩仇。桡桡者易折，那就放任摧折；蛾眉曾有人妒，正可假借大义引燃妒火。” (赵园：《非常年代（1964--1978）》上，第64--65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文革中的“大民主”，是以社会失序，法律废弛为代价的，而这种无政府主义带来的暴力又是以当局的纵容为依托的。

文革后，袁淑娥先被拘押，后被释放。理由是过了追诉 期。文革是无法无天的特殊时期，不可以通常的法规法条衡之。所谓的依法办案，实际上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包庇。它包庇的何止一个袁淑娥，“红八月”中的那些杀人凶手借此逍遥法外。文革之初，邓小平就意识到，共产党又要欠债。担心“欠债太多，我们还不起。”什么是“还债”，是承认罪错，还社会以公正。一个追悼会，一纸平反证书就能抵债吗？放过“天下大乱”元凶，放过杀人的老兵，把文革的一切罪责都推到林彪、“四人帮”身上有何公正可言！

三

要还社会以公正，首要的一条就是找出凶手，使之受到惩罚。卞仲耘虽然是被群殴致死，但谁殴打、折磨得最凶？ 你们女附中团队调查了半天为什么不说出她们的姓名？你们是不是在包庇这些红二代？这是公众质疑女附中团队的焦点。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冯敬兰、刘进等人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如果你们知道其人，就应该说出来。我还在《记忆》 点出了打卞校长最凶的刘南南的名字。但是，她们认为指认凶手的事无法做到。同时，王友琴除了指控宋彬彬负有领导责任外，作为游斗校领导的亲历者、目击者，她也从未另有具体所指。纵观理由，第一，殴打与折磨的过程历时整个下午，没法判断哪一拳哪一脚是致命的。第二，调查是民间自 发，不代表公权力。女附中的调查者不是公检法，没有资格指认罪犯。在2014年2月女附中召开的“师生沟通会”上，刘进有一个发言——《做文革调查的一些情况和体会》。在这个发言中，她对没有披露打人者姓名一事做了更有力的说明——“如果我这样做，才真正是为洗刷自己而捡起本已抛弃的垃圾，是重蹈覆辙，而不是一个公民的依法而为。我理解现在很多人这样问这样说这样写的合理性，我也要说出我的合理性。”(王本中、启之编:《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忆·思考·争论》编者前言。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

刘进还有一条没说，那就是，指认凶手，就要拿出证据，否则人家会告你诬陷罪。而举证的人又出于各种原因不可能出庭作证。刘南南没反告我诬陷罪，算我幸运。话说回来，清理“三种人”时，她被双开，惶惶不可终日之际，忽传喜讯——陈云批示，贺鹏飞等红卫兵不算“三种人”，这些人中的优秀分子还要提拔到第三梯队。刘南南旋即恢复了党籍军籍。这过山车般的人生经历，肯定把她吓得够呛，再也不 敢显山露水。（女三中校长沙坪也是她参与打死的。一人打死俩校长。《宋正容：我曾目睹北京女三中校长沙坪被打死那一幕》）

关于卞校长之死的责任问题，叶维丽说得最清楚：宋彬彬等校筹委会的责任是八个字：“劝阻无力，反应迟缓”。“劝阻无力”是指在游斗校领导的过程中她们曾几次出面干预，但在客观效果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应迟缓”指的是对卞仲耘的抢救行动迟缓。”(冯敬兰、刘进、宋彬彬、于羚、叶维丽：《也谈卞仲耘之死》《记忆》第47期（2010年4月28日）。)殴打折磨卞校长致死的主体是女附中的学生，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是最先揪斗卞校长的前锋先导。她们的后台，是伟大领袖。《人民日报社》的高级记者刘衡说：“毛主席虽然不赞成打人，可是他从未想过用法律保护人民不被打。”(刘衡：《直立行走的水》第178页，自印书，时间不详。)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祸自上始”。延安抢救中刑讯逼供的那些人受到什么处罚吗？没有，不但没有，还会被视为忠于党忠于领袖。

延安的传统在中共建政后得到发扬光大，历次政治运动都说不要搞逼供信，可所有的运动都离不开逼供信。土改时地富们不但被分了浮财和土地，很多人还被活活打死。晋绥土改，“‘搬石头’斗干部，结果没几天工夫就打死了一批基层干部。”(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第13页，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肃反时，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徐晃把打人作为工作的重要手段之一(宋以敏：《往事杂忆——父亲单位何方》第198--199页，自印书，2023。 宋以敏谈到，虽然张闻天对徐晃多次批评，但徐并不以为错。1957年整风时，全司干部给他提意见，徐晃“一脸不服气”。)。五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和大跃进，运动中，征收过头粮，打人抄家的事更是屡见不鲜。

没有惩办，就会有更大的施暴。文革把这一传统推向巅峰。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高海林以殴打侮辱本系教师为乐(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见“转押太平庄”“閻文儒侍师如亲”“断崖夜鬥楊人楩”“再押太平庄”“晚点名”等章节，台湾，大块文化出版社，2014。)，中文系学生黄介山等人将陈一咨几乎打死(陈一谘：《我在北大文革中的遭遇》载丛樟等编《燕园风云录——北京大学文革回忆资料汇编》（三），第23-31页，自印书，2014。)，清华“红色恐怖”的指挥者，学生贺鹏飞率领红卫兵，砸毁“二校门”，在 8月24日对大批教师干部进行严刑毒打。清华学生马楠把副校长钱伟长的后背“抽打得全是紫色淤血，惨不忍睹”。(罗征启：《《清华大学文革亲历记》，第12--19页，美国华忆出版社，2022。)后来，高海林到河南当了教师，黄介山平安无事，贺鹏飞官至海军中将，以用铁钳子给教师干部拔牙逼供的马楠没受到任何刑事处分。这些人都是确凿的打人凶手，在依法办事的时代，他们都没有受到惩罚。

1958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河北邯郸对干部们说：“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了，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刘衡：《直立行走的水》第178页，出处同上。)知道了吧， 就像农业集体化、“除四害”、大炼钢铁，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一样，打人施暴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明白了吧，就像个人崇拜、党指挥枪、兴无灭资一样，践踏人权，漠视生命是 “党文化”的组成部分。

四

王友琴为什么揪住宋彬彬不放，非要把她与卞校长之死放到一个逻辑链条之中，有两个原因，一是宋彬彬是顶级“红二代”，二是作为政治符号，她有新闻价值，足以吸引媒体 的关注和大众的眼球。麦克法考尔和余英时两位学界大佬为 她的《文革受害者》作序，震住了几乎所有的海内外学者。 殊不知，大佬们也会百虑一疏，也会犯错误。我一再高度评价王友琴在文革历史上的贡献，对老麦和余英时的学术成就也深为敬佩，但在这一点上，我必须提醒人们，第一，大佬不会自封自己一贯正确，更不会禁止不同的声音。第二，作序者要谨慎从事，读书人要独立思考，以免被媒体忽悠，被舆情误导，被“大腕”引入歧途。(2021年4月4日，北大的朋友告诉我，王友琴在公众号“熊窝”里告诉晋阳遗民：“据王晶尧说，宋彬彬给了吴迪银行卡。据清华一位老师说，吴迪的妻子是电影局副局长。”自从《记忆》在 2010年推出女附中专辑之后，此类来自王友琴的谣言，就不绝于耳。王友琴习惯 用“据说”著书立说，这是她的自由。遗憾的是，她针对我个人的种种“据说”，比她的考证更不靠谱。这种借他人之口造谣惑众的嗜好，愈发让了解真相的人们失去了对她的信任和尊重。王友琴之所以坚持不懈地抹黑我，盖因《记忆》搭建了揭示“八五事件”真相的民间平台，使该校的文革亲历者有机会说出与王不同的事实和观点。)

冯敬兰在为宋彬彬讨还公道的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怎么评价“红二代”？准确地说，怎么评价那些革干、革军，尤其是高干子女。与“红五类”“黑五类”一样，“红二代”是“血统论”的产物，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只是出身。出身不能选择，道路可以选择。不同的选择，使这个群体一开始就走向了分裂。除了那些打人抄家的老兵，那些依仗父权，占尽好处的干部子女之外。还有反对对联的 “红二代”，有带头下乡的“红二代”，有自外于体制，敢说真话的“红二代”，有贬斥“党文化”，批判现实政治，主张普世价值的“红二代”。

陈云坚信，自己的孩子不会“挖祖坟”。事实狠狠打了这位老牌“血统论”者的脸——“挖祖坟”最勇敢最坚决的人中不乏“红二代”。

五

道歉在这本书占有很大的比重，作者从陈小鲁、刘进、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讲到同学对她本人的道歉。迟到了几十年的一声“对不起”，让作者感动不已。道歉的目的是和解，和解的前提是真相。真相是什么？请看“学生斗学生，再掀狂澜”的摘录——

初一（3）班的仉乃华，其父亲因当过“资方代理人” 被关了起来，身为中学教师的母亲跳龙潭湖自杀，每天中午她被初一的几个高干子弟罚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底下。她们坐在阴凉处，一边吃冰棍一边辱骂她，不时有人骑车围着她打转，看她东躲西闪的狼狈样子，她们哈哈大笑，极为开心。那年，她们都是14岁。

1966年8月3日晚，突然有三四个“红五类”同学找到初二（4）班张鸿敏的家，非常严厉地说：“你明天早晨必须到学校，如果不去，格杀勿论！”说完转身离去。8月4日上午，她心怀恐惧走进教室。课桌靠边，当中摆着几排椅子，全班四十多个同学，被分成三类，“红五类”坐在椅子上，“黑五类”站在黑板前，面对大家站成一排，十几个出身一般家庭的同学坐在地上，批斗会开始，„„20个正牌“红 五类”围上来，扯下她们的红领巾，警告“永远不许再戴！”接着，“殴打开始，同班女生打女生，拳打脚踢，刷大字报的浆糊、墨汁从头上浇下来，要我们揭发父母的反动言行，承认自己是狗崽子。”

一个初二女孩，被同学押着从二楼楼梯手脚着地向下爬， 脖子上还挂着一个马扎。一个出身不好的同学路过初二（4）班门口，被这个班叫“扫敌”的干部子弟叫住，当众扇了耳 光。

初二（3）班学生罗玉平（点点）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入另册„„。比她更倒霉的还有初三（2）班的黄梅，受父亲黄克诚大将的牵累，她从上初一就遭到了歧视，对联出来后班里学生分成三六九等，黄梅和另一同学成为最低一等，受到的欺辱加了倍。“扫敌”的骄狂、冷酷，留在不同年级同学的记忆里，她对卞校长的侮辱，也以亲笔字迹保存在王晶垚先生那里。

心灵的疮疤会被几十年的历史尘埃掩埋，可是它没有消失，一碰就会出血。受害人不堪回首、不能原谅，加害者不以为然、不愿面对。

我出身职员，当时在北京四中上初二。早早就远离了运动，躲到北图看书。虽然爷爷奶奶家也被抄了，但班里并没有学生斗学生。二十年来，我读到这类施暴的著述无数，心灵似乎麻木，冯敬兰的文字，却让我惊悚不已。

作者告诉那些施暴者，尽管过了四十多年，无论那些被侮辱被迫害的同学今在何方，她们少女时代受到的伤害都是终生不能抹去的记忆。作者对那些折磨同学的“红五类”发出了凛然一问：“侮辱她们折磨她们的同学，你们会忘在脑后吗？”

她们未必会忘掉，但是她们有一万个理由原谅自己。甚至会反攻倒算，像书中提到的那个一贯欺凌冯敬兰，反倒要求冯给她道歉的同学。作者希望用文字唤醒良知——

如果那年的8月，借对联之威欺负过同学的“扫敌”们能够读到这段文字，我希望你们勇敢地走出心灵的困境，去向曾经被你们伤害过的同学、老师登门道歉。道歉，是对自 己精神的洗涤和解脱，无关乎受害者。因为她们没有你的道歉，也有自己的成长、自己的人生。不要用“那时我只是个孩子，文革干嘛让我负责”来开脱，道理很浅显，你是孩子，同学也是孩子，为什么人家要受你的欺辱、挨你的耳光？

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谩骂也不要退缩，不要把自己应受的惩罚留给下一代。 „„

道歉真就那么难吗？为自己少年时的不懂事道歉，会损失什么呢？”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没有和解，就没有道歉。“豁出去，道歉吧！哪怕要忍受谩骂也不要退缩”，这只是作者单方面的善良心愿。道歉真的很难很难，而且越来越难。盖因有司在苦心孤诣地要人们忘记那段历史。

这本书是历史纪实，也是人性纪录，“黑五类”的出身和遭遇，使作者对人性有着特殊的敏感和体悟。在她的笔下，有对道歉的叩问，有对弱者的同情，有对小人物的关怀，有对羡慕嫉妒恨的理解和包容„„。她的教育和经历，使她眼睛向下，关注着那些在政治碾压下挣扎求生的人们。她也写女附中的老师，但是却选择了“最边上最边上最边上”的三位。这些前辈默默无闻的人生，在她的笔下闪耀着善与美的 光华。

这本书写的是文革，它不是学术著作，而是通俗读物。 科学有“科普”，历史也应该有“史普”。大部头的文革通史出了五六部，断代史也有三四部。据我所知，至少还有三位老者，在写通史。大部头是给专家看的，要让年轻人了解文革，就应该像《风起莲月》一样，走普罗大众的路子。这应该是今后文革写作的一个方向。“作为文革亲历者，我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儿。”希望这种难得的成就感，属于更多的亲历者。 2023年1月

*收集文革死难者名单绝对是善举。问题是王友琴恨宋彬彬入骨，不惜一辈子打光棍也非要把并无刑事责任的宋彬彬咬成主凶；而对真正主打的，她自己所在的高 一3班却只字不提。宋彬彬和她并无个人恩怨，互相也不认识，不知何以穷凶极恶到如此地步。—马悲鸣

* 我今天告诉启之，全国第一个公开为宋彬彬鸣不平的是马悲鸣。瞧这笔名！——为宋彬彬鸣不平是很悲怆的事。 因为不在新闻风暴眼上，注意的人不多。而我是在宋彬彬遭受网暴时公开为她讨公道的，也被卷进旋涡折腾一顿。—冯敬兰

北师大女附中1966年在校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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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届高中毕业学生(1966年的高一)

1968届高中3班  边惠珍 杨团 叶小鲁 周胜利 常青 陈凌宁 陈小宁 邓方 丁润生 丁燕申 顾媛 郭雁行 侯小丽 胡南萍 黄颂康 蒋力 李凡 李佳 李培澄 李幼幼 厉仁侠 梁良 廖胜东 林言 刘木金 刘新平 柳天青 马彤华 潘梅 齐大铮 齐克琛 邵其环 生敏 苏江 孙晓红 王滨生 王静芳 王美德 王小林 王友琴 王镇江 吴润玉 邢家珍 杨津文 杨雷 杨莹 曾小兰 张汩 张淮野 张颖琦 郑毅力 周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