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衣带诏”真相

马勇

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嘎然而止。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支撑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精神的是一份文件，这个文件被康有为称为“衣带诏”，随身携带，犹如“衣带”。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衣带诏”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合法性的惟一凭据，也是海外爱国华侨拥戴康有为的理由。

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廷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但是，康有为照样我行我素。他的解释是，朝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上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衣带诏”确实存在

在专制体制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把双刃剑，民众不知道宫廷内幕或许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对称必然让人们施展聪明才智竞相猜谜。在过去一百年，康有为等人毕竟因“六君子”性命而获得道义同情，清廷特别是慈禧皇太后毕竟因1895年后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清亡而成为革命党、维新派攻击对象，百口莫辩。于是人们对于光绪帝那些斥责康有为的谕旨往往不太信任。

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真实的。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

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持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因为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转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也弄不清楚了。这是百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说不清楚“衣带诏”究竟是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别人指责康有为招摇撞骗伪造“衣带诏”时，他很坦然，因为他确实没有伪造“衣带诏”，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只是碍于现实政治复杂性，康有为没有办法说出“衣带诏”来历，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带诏”的来历和背景。他能说清的只有一点：他没有伪造这份文件。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资料远远多过光绪帝、康有为，我们逐渐有条件依据新旧史料弄清“衣带诏”缘起及其演变轨迹。

两宫冲突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只是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杨锐在1898年秋天被杀，他将这份密诏交家人保存，条件成熟时交给朝廷，争取平反。但对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这份密诏，许多人不清楚。

如果从头说起，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许多官场震荡，但大致上说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新政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同创设一个新政治机构负专责。

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一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赴颐和园面见慈禧皇太后相与讨论。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大清王朝未来命运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推动者那里则未必不包含有某种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改革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庞大使他对新政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决守旧势力束缚，他是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心灵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真实情况可能是大权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今而知皇上之真无权矣”。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的事情。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传染给康有为，更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感觉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既然准备将这份上谕向皇太后提出，那么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决心，帝后之间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名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为顾问。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后仍不放心，于是日（9月13日）午后，面有喜色找到王照与徐致靖，信誓旦旦声称谭嗣同已请皇上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拟折。

王照表示正在起草一份奏折，无法分身起草推荐折。康有为闻言不悦，暗示皇上业已说定，欲今夜见荐折。不得已，王照、徐致靖放下手头事情，分别缮写两份推荐折。王照参照康有为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徐致靖参照康的名单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是日夜，这两份奏折分别呈递清廷。

王照、徐致靖两份推荐奏折虽然递上去了，但由此却也暴露了康有为设懋勤殿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私心，这样明目张胆要求别人保荐自己，即便过程如何保密，也不免引起各方猜疑。军机章京杨锐对康有为这些做法不以为然，对康有为开懋勤殿的建议以为是私心作祟，预感如此猖狂势必引起激烈反弹，于大局极不利。

康有为欲于既有体制外另行成立议政中心的目的被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大佬出于自身利益及王朝利益考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一计划得逞。这些反对意见肯定影响了光绪帝，所以当光绪帝第二天前往颐和园时，只是将王照、徐致靖两份保荐奏折交军机处“记名”，作了一个简单登记。

从皇帝方面说，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按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

这一天对皇太后来说不同寻常，因为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特殊关系不停顿地向皇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离间两宫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可能因为新政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随着怀塔布夫妇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诋毁新政改革。

怀塔布，叶赫那拉氏，满洲正蓝旗人，1896年调任礼部尚书，老资格满洲政治家，所以当新政开始后，怀塔布几次故意刁难，出面反对。9月4日，光绪帝借礼部主管无故扣压王照上书为由，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被革职后的怀塔布并没有心服，第二天就赶赴天津，向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也可以说是当时满洲贵族掌门人荣禄哭诉。

光绪帝小题大做将怀塔布等礼部六堂官一并革职，并由此而提升汉人四军机章京，这确乎应了古人“小不忍则乱大谋”训诫，将那些原本并非坚定反改革的力量一律推到了对立面。怀塔布太太在皇太后面前不断陈说的是担心皇帝如果这样一味听信汉人进行改革，其最终后果必然是“尽除满人”。

怀塔布等人的哭诉引起了皇太后的不安，所以当她见到皇儿稍事寒暄后，就开始讨论这些事情。皇太后承认怀塔布之类满洲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考量，她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汉臣提拔到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皇太后担心，如果一味在人事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因此而失去人心，特别是失去满洲贵族信任。果如此，满洲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对现有皇权中心继续支持。

对于皇太后的指责与劝戒，光绪帝有些能接受，有些不免有解释与辩白。他的这些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皇太后，反而激起皇太后愤怒。这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于是皇太后毫不客气批评光绪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皇太后的愤怒勾起了光绪帝满腹委屈，他边哭边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密诏诞生记

两宫9月14日言语冲突仅在政策层面，不会因此影响母子感情。光绪帝虽然当面辩解、顶撞，但回到寓所就有所反省。他虽然对皇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皇太后是大清的靠山，是王朝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有重臣能从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后的谅解。他曾设想请满洲贵族最有权势的重臣出面协调，向皇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推动新政的苦衷。可惜的是，满洲贵族最具权势的恭亲王奕?已去世，而庆亲王奕劻已与皇太后疏远，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对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们进行解释只能越描越黑。

至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中只好求助颇通世故人情的杨锐，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

光绪帝之所以看重杨锐，主要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是张之洞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赖、倚重的汉臣。所以，当光绪帝考虑寻找满洲贵族重臣出面协调与皇太后关系无法实现时，他想找杨锐谈谈，这其中未尝不具有请张之洞出面的意思。

杨锐与皇帝见面细节已不可能复原了，时间应在两宫言语冲突第二天。当皇帝将自己的意思、心情描述出来，请杨锐出主意想办法，不料却遭到杨锐断然拒绝。杨锐告诉皇帝：“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持重的杨锐知道大清王朝历来规矩，他不愿因此而介入清廷内部纠纷。他觉得凭借皇帝自己努力，按大清成例，由满洲贵族内部协调，应该不难化解两宫心结。

杨锐的拒绝主要基于对旧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纠纷，特别是汉臣更无权干预皇族事务。这是体制使然。或许为了克服杨锐这一恐惧心理，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以便杨锐将来不幸因此获罪时能得到解脱。这应该是光绪帝9月15日密诏的背景与原因，否则他们既然当面谈过，何须密诏？

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可以肯定地说，林旭、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没有看到这份密诏原件。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转述这份密诏文字之所以不同，并不是康有为等有意窜改，而是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只是听杨锐转述而已。这份密诏只是光绪帝留给杨锐的一个凭据，只是为了以防万一。密诏原文如次：

近来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輩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渐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強，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明发谕旨

杨锐没有意识到9月14日帝后冲突有多严重，更没有预见这份密诏会在后来政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皇帝当面检讨新政以来所有举措得失时，似乎也觉得皇太后某些指责有道理，光绪帝过于听信康有为过激主意而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罢黜大臣、提升新锐等，已超出官场承受极限。针对皇上的问题，杨锐作了三点回应：

一、建议重建皇权中心权威，由皇太后郑重其事举行一次授权仪式，亲挈天下以授皇上；皇上应确认皇太后至上地位，同意皇太后拥有政治决策最终否决权，应宜遇事将顺，行不去处，不宜固执己意。

二、建议对所有改革方案通盘考虑，宜有先后，宜有次第，不能再如过去那样，新政诏书联翩而下，臣民目不暇接，虽获得一些舆论表面支持，而实际效果极差。

三、建议在新政推行期间进退大臣不宜太骤，以免引起不必要纠纷与反弹。

杨锐相信，光绪帝如能在这三个方面有所改善，其与皇太后的关系并不难协调，新政困难不难克服。

鉴于光绪帝一系列失误的主要原因都是因为偏听偏信了康有为激进主义，杨锐建议光绪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而贻误王朝政治前途。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一系列决策，这在当时是一个公开秘密。康有为个人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相信这些议论也会传到皇太后耳朵里，皇太后当面劝戒皇帝不要急于提拔那些未经考验的年轻汉臣，实际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等人的。许多传闻都表明皇太后确认康有为“毒化了”皇帝的思想，挑拨两宫，紊乱朝政，非君谤上，建议皇帝对康有为采取决断措施。

这一系列外在影响已使光绪帝对康有为有所警觉，此次一经杨锐点破，更促使光绪帝猛醒。光绪帝在与杨锐谈话第二天，即9月16日依然驻跸颐和园，相信他在与皇太后相处中肯定会谈到这些问题。

康有为是推动新政的有功人士，他的一些活动引起高层反感，也引起了光绪帝疑虑，但毕竟此时没有抓住康有为什么把柄。为了面子，为了不动声色平息高层不安，经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9月17日即召见杨锐后第三天“明降谕旨”：

谕。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局，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思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著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份明诏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诏在不同解读者那里却引起不同回应。康有为多年后依然以为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明诏敦促我出京，于是国人骇悚，知祸作矣。以向例非大事不明降谕旨，有要事由军机大臣面传谕旨而已。至逗留促行一事，非将帅统分逼挠，无明降谕旨之理，况吾为微官，报亦小事，何值得明发上谕？既严责诧异，便当革职，何得谓欲得通达时务之人与商治法，闻康有为素日讲求，反与奖语耶？又，上召见臣工，无烦自明，乃声明召见一次，亦从来未有之事，故国人皆晓然。

康有为的疑惑是有道理的，这些理由也都成立，但他不知道决策内幕。即便他知道皇太后对他的反感以及光绪帝对他的爱护，他的偏见也促使他不能正视这一反常的“明降谕旨”，不能作出相应的正确判断。

林旭口传谕旨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9月15日的建议。在张之洞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对两宫关系，杨锐不愿偏袒任何一方，他以为两宫说到底是母子之间家务事，作为臣子应为皇权中心贡献心智，决不能挑拨两宫矛盾。

基于这些考量，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月15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接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

作为老大哥，杨锐对林旭过于听信康有为偏激主张提出批评，责林甚切。可以相信，在交换看法过程中，杨锐将光绪帝给他的密诏交给林旭过目，以加深信任，使林旭能引起足够重视，适当劝告康有为不要如此激烈。

对于杨锐的批评，林旭默然无声，表示接受。按照计划，林旭将于9月17日谒见皇帝。杨锐劝告林旭最好与康有为保持距离。这是杨锐急于找到林旭通报情况的原因。

林旭获得杨锐相关通报当天（9月15日），已没有时间再向康有为通报。他们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他们的一致看法是，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有关这次召见的详细情形已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君臣二人集中讨论了康有为问题，基本思路也没有超出杨锐的那些主张。这也是皇上当天明发御旨的背景。

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借官样文章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必须出京，他们自然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由此推断，光绪帝并无成文密诏交给林旭，即便从保护林旭角度也不再需要密诏了。

林旭当天下班后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林旭也就没有等待，只是留有一个字条，称“来而不遇”，嘱明日勿出，有要事相告。由此细节可反证林旭手中没有成文谕旨，否则他当天必须找到康有为宣旨。由此还可证明，光绪帝及林旭虽然觉得康有为必须迅速出京，但也没有急迫到必须立即执行。

京城各种谣言满天飞，康有为或许预感正出现某种危机，但对这两天所发生的事情如光绪帝的密诏，及林旭与光绪帝的谈话等，他肯定不知道。否则他不会外出不归，而会在寓所等消息。

据康有为说，那天晚上他在宋伯鲁家喝酒，同席还有李端棻、徐致靖，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徵，曲终哀动，谈事变之急，相与忧叹。由于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能发发感慨，并没有什么具体举动。至深夜，康有为返回寓所，看到敦促他迅速出京的那份明谕，又看到林旭留的字条。由于字条没有说具体事情，康有为也没有介意，遂于醉醺中入睡。

第二天（9月18日，八月初三日）一大早，林旭如约前来拜见。他向康有为转述了光绪帝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御旨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从用词与语气看，这份御旨不是成文，更像口谕。这段文字在引用者那里出现不少差异，即便康有为在后来历次引用中，也有不同。凡此，不能说是康有为伪造。如果真要伪造，康有为势必会在各个版本中保持一致。这是起码常识。

康有为“恭录”

林旭毕竟是昨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所控制？

基于这些无限想象，康有为不敢继续猜下去。他一面草拟密折谢恩，一面默诵林旭转达的圣谕，发誓不惜代价救皇上。康有为谢恩折由林旭持还复命，康有为也明白表示将在第二天启程赴上海。

然而，就在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却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乃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

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新政已在守旧势力反扑下彻底失败，光绪帝可能已被干掉。

在康有为煽惑下，这些门徒决心不惜牺牲救皇上，并由此将慈禧皇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

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袁世凯，希望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性康有为等人早已料到，所以当谭嗣同前往袁世凯住所时，康有为已做好最坏准备。这天晚上，他在南海会馆“尽却客”，收拾行装，一旦不好消息被证实即离京出走。

袁世凯当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因为袁世凯毕竟是体制内高官，他不愿入伙，就意味着反叛。一股莫名恐慌情绪笼罩在康有为心头。19日，康有为在京城行色匆匆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后，接受那些门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凄凉出走。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冲过了天津。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还未登岸，英国人濮兰德登船迎接。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这份密诏，也就是这份“衣带诏”。

按康有为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这在别人或许以为康有为在捏造在臆想，因为康有为毕竟没有皇上的手谕，没有皇上的真迹。但在康有为看来，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御旨享有同样价值。实事求是说，康有为在“衣带诏”问题上没有说谎造假，他确实是那样认识那样理解的。更重要的是，康有为此后十年这样说时，并没有遇到清廷正面反对或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默认了“衣带诏”的存在。

口谕是不成文的，康有为在此时或稍后过录时，就难免有文字上的差异。这些差异，反对者以为是康有为作假的证据。其实仔细想想，这些差异正说明康有为诚实的一面，因为如果他存心作假，就一定会将各个版本完全一致，近乎完美。

不过，百年来研究者有一个猜测是对的，那就是光绪帝根本没有密诏交给康有为。康有为这份密诏的源头就是光绪帝赐给杨锐的，也就是杨锐儿子杨庆昶1908年提交给清廷的那份文件。

这是对的。只是过往研究对康有为道义上的非难有点过。康有为肯定没有看过这份文件的原件，他所凭借的就是林旭“口传圣谕”。而林旭或许从杨锐那儿看到过原件，或许也没有看见，但他确实从杨锐那里知道有这份文件，或许也从光绪帝那儿知道这回事。他为了履行光绪帝的嘱托，为了应对杨锐的批评，总之，为了让康有为尽快离开北京，实现杨锐“康不得去，祸不得息”的计划，林旭肯定在康有为面前稍有夸张，其口传的圣谕虽说有根据，但在文字上却极端简略，只剩下让康有为离开北京这一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