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 zt |
| 送交者: 一叶扁舟 2006年05月23日11:41:50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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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义与人间天堂 zt 唯美主义和激进主义必然引导我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但它总是诉诸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棗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1】 在中国宪法和中共党章中，“毛泽东思想”一直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和“行动指南”，毛在世时如此，今天也依旧。然而都叫“毛泽东思想”，不同时代所指的内容却大不相同。今日中共是以一九五七年为界把毛分成两部分，肯定前一个毛，只承认那时的毛符合“毛泽东思想”，而否定后一个毛，指责其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这种断言一个人背离他自己的思想，无异指鹿为马。其实最有独特之处的“毛泽东思想”，恰恰属于后一个毛。为了与今日中共定义的“毛泽东思想”相区别，我把五七年后的毛泽东思想称为“毛泽东主义”（如果“主义”的标准在于原创性，五七年后的毛显然当之无愧）。 五七年前的毛着力于夺取政权，其长处主要体现于方法而非思想。他的思想来自马克思和列宁。他的创造在于把外来思想本地化——即“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执政后的头几年，他也基本遵循苏联模式。直到五七年前后，独树一帜的毛泽东主义才开始显露，并被付诸社会实践，使中国走上了一段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道路。相比之下，后一个毛远比前一个毛更值得研究，不仅因为其独特，也不只因为被他的传人打入了冷宫，还因为对后一个毛的研究，可以给我们更宽广和更深入的启示。 不过，后一个毛并无完整理论，他在五七年后再没写过象样文章，都是一些只言片语。只有通过他的实践脉络把那些只言片语串起来，才能看清他的思想全貌。当然，这也就给后人留下了争论余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中共不见天日的深宫档案公布之前，很多空白只能以假设或推断进行填补。这种方式无疑缺陷重大。然而有过对那些年代的亲历，从生活中汲取的感应和直觉或许可以更直接地抓到本质，未必不是一种补救。无论如何，我认为求证的困难不应成为放弃研究的理由，因为这研究的主要意义并非在于学术，而是和我们的社会、国家以及我们自身的命运息息相关。 我对毛泽东主义的认识，是从一对矛盾出发。一方面，毛虽一直以反封建自居，其专制程度却超过大多数古代帝王；另一方面，他又力图给底层群众相当的政治地位和权利，不断实践其“人民至上”和“人民主权”的理想。固然天下政客无一不把“人民”挂在口头，却只有毛亲自鼓动群众把他统治的国家搞得天翻地覆，把他手下的党政系统打得七零八落。显然，这两个方面看上去互为矛盾，却同时并存，应该怎样认识二者的关系呢？我认为正是此二者的并存与平衡，构成了毛泽东主义。
在毛泽东主义中，高度专制和人民至上被组合为平衡的统一。当然，那仅是对意识形态体系而言的平衡，不是对客观现实而言的平衡。现实中毛泽东主义的失衡和破坏已是有目共睹，不言而喻。我们需要研究的是，为什么在毛泽东主义的体系之内，本来互为矛盾的二者不仅可以平衡，而且还缺一不可，恰恰因为二者的组合而形成平衡？ 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现世天国的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他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创造了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掘墓人，他们必将消灭私有制，推翻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把他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断言为“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和“不可抗拒”的。不难看出，这种宿命般的“历史发展规律”与中国传统的“天道”颇为相似。“天道”既是天的道理，以“天道”为来源的合法性就无须证明和不容竞争。在这一本质上，“历史规律”和“天道”的内在逻辑没有区别；同时因为宿命，二者就必须通过人间的至善者（或集团）对其进行诠释，从而诠释者自身也就成了“天道”或“历史规律”的代表，可以垄断“天道”和“历史规律”。然而那诠释者却无从证明他们是被“天”或“历史”授予了诠释资格与权力的，因此他们从来都只能是自封的——如传统社会中号称“奉天承运”的帝王，或打出“替天行道”大旗的造反者，以及当代自称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就是“历史发展规律”之化身）的共产党。 无疑，当年以“粪土当年万户侯”之豪气指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毛泽东，也会把自己当作这样一个“天道”与“历史规律”的诠释者。“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这是他在早年文章《讲堂录》中提到的一句话【2】，可以看作是贯穿他一生的内心驱动。他同只贪恋权力的统治者之不一样，那些人即使打着“天道”旗号，一得到权力，所图唯有坐稳江山。而对于毛，获得权力仅是开始，他真地是要去实现造就人间天国的理想。只做个统治者不能满足他“方地为车，圆天为盖，长剑耿介，倚乎天外”的大胸怀【3】，古今中外帝王有无数，不都是过眼云烟？他是要把帝王与圣贤集于一身——所谓“内圣外王”、“君师一体”——去用帝王之权实现圣贤理想。在他眼里，“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无非只是有点武功文治，都没脱出在权力圈中打转。而他要做的却是前无古人的改天换地，再造人间！ 他要再造一个什么样的人间呢？刚掌权时按照苏联路子搞国有化，消灭敌对阶级，剥夺私有财产，建立新型社会组织……那一段的他被今日中共所赞美，然而那显然不是他的最高兴致所在。他的不耐烦十分明显，不断修改日程表，要把“吃别人嚼过的馍”的阶段尽量缩短。他心里涌动着要在中国这张“白纸”上画“最新最美图画”的冲动。他不断地梦想着他的理想社会——在那个社会里，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公社【4】，商品和货币都要取消，没有工资，实行供给制，人人都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甚至家庭也要消灭。【5】 人有理想不是错，错的是把个人理想当作人人都该接受的绝对真理。更糟的是一旦拥有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由狂妄理想造成的灾难一定会远远超过仅仅由昏聩暴虐带来的灾难。凡是把自己理想视为至善的人，从来都为实现理想不惜代价，不仅牺牲自己，更多的是牺牲别人，就像毛轻松所说的——“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随着毛的如椽巨笔开始在中国“白纸”上作画，几亿中国人从此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二十年苦难连绵，几千万冤魂沉沦，上演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为惊心动魄的大悲剧。 二、大跃进 毛泽东从夺取政权，到荡涤旧社会污泥浊水，到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一路所向无敌，踌躇满志。然而那些阶段只是做准备，直到“大跃进”，才算真正展开他个人的理想宏图。 那时的毛，思路还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教旨中打转——既然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那么新的生产关系一定能够极大地解放生产力——毛希望这个原理在他创建的新中国得到最大体现。我相信在他嘴里高喊“超英赶美”的时候，内心里最想超的，其实是在社会主义路上先走了三十年的苏联老大哥。他期望创造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使共产主义天堂最先在中国降临，那将给予他在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地位。 一九五六年，毛针对正在制定的“五年计划”，指示发展速度要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6】而苏联的“一五”，工业年均增长速度是19.2%，“二五”年均增长速度是17.1%，已然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毛从何有超过苏联的自信呢？就在于他认为自己掌握了比斯大林更高明的武器。斯大林把“技术”和“干部”当作决定因素，而毛则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7】 “大跃进”就是在毛的这种期望与自信中发端的。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对经济发生兴趣。他先是在一九五八年一月的南宁会议上确立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三月的成都会议，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按照他的旨意做了“大跃进”规划，强调“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四月的广州会议，开始讨论十五年超过英国；八月的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翻一番，农产品产量要“成倍、几倍、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随之全中国九千万人土法上马炼钢铁，“大跃进”进入高潮。各地农村也开始争相发射高产“卫星”，最高产量报到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广西环江）。毛泽东心花怒放，三月在成都会议上他说的还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到了五月，已经改口为“可能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就可以赶上美国。”【8】 即使在毛追求着这种以物质为标准的共产主义时，他的头脑中已经存在着后来构成其思想体系的那些基本内容。最重要的就是他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期望。中国的经济资源是资本短缺而劳动力丰富，此种现实使他对经济起飞的企盼只能寄托于人的作用。这本不失是一个颇为现代的命题，但在毛那里却只被归纳为“精神原子弹”和“精神变物质”，也就是靠精神力量去创造物质奇迹。在他的逻辑中，只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对于精神的作用，他从战争时期他的队伍那些英雄主义奇迹中反复得到过印证。既然当年的战士能做到，为什么全体人民不能做到呢？他由此期望，如果所有中国人都能爆发出“精神原子弹”的能量，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将是一条多么节约和多么迅速改变面貌的捷径，“超英赶美”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又将变得何其容易。 “大跃进”是他这种思想的一次全民大演习。至少在开始阶段，他以为真地实现了他的设计。他以诗人眼光欣赏他的杰作——“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是他在那时写下的诗句。他的人定胜天豪情竟然膨胀到指挥全体中国人动手消灭四个自然造物（除四害）。在农村长大的他如同失去常识一般，认真地担心粮食太多怎么办，为此指示“一天吃五顿也行嘛！”【9】当时出台过一个方案——三分之一耕地种粮食，三分之一轮休，还有三分之一用于种观赏性植物（称为“大地园林化”），要把全中国建成一个大花园。这个似乎只有中学生头脑才能产生的设想，被郑重地写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文件。【10】 中国各地纷纷投其所好，不断推出“精神原子弹”式的宣言——“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收获”、“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11】；“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能做到”；还有那个被后人当作笑话讲的名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当时的口号是“跑步进共产主义”。山东范县县委书记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一九六○年建成共产主义”，并把共产主义描述为：“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对此做出这样的批示：“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诗，似乎也是可行的，时间似太匆促。只三年，也不要紧嘛，三年不成，顺延也可以嘛。”【12】毛的这种“留有余地”与其说体现了冷静，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他和那县委书记几乎一样昏头。 然而，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全中国迅速蔓延的大饥荒，以上千万人被饿死的事实宣判了“奇迹”的终结。 三、毛从大跃进的破产看到了什么 学者认为，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的饥荒，中国饿死的人数在二千万到四千万左右【13】。中共当局对此始终讳莫如深，但毛肯定当时就清楚情况多严重。中南海的秘书室六○年春就去大量饿死人的信阳做过调查，随后去信阳的李先念目睹了所过村庄妇女没有一个不穿白鞋的恐怖场面。【14】大跃进彻底失败，共产主义天堂没有离得更近，反倒浇了一身冷水，这对毛肯定是一个难以下咽的苦果。他会怎样总结这种反证呢？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新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这时暴露出了一个以往没有被正视的环节：既然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是劳动者，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公有制，那么劳动者如何对待公有制，就成了生产力能否真正得到解放的关键，共产主义能否实现，门槛也就在这里。 以从“粮食吃不了”一头栽进大饥荒的农村为例，这个问题在刚实行集体化时就暴露出来。集体化要求财产入社，农民就纷纷宰杀猪羊，免遭共产。全国牲畜一下减少二百万头以上。有的村二百头猪只剩下四头。【15】合作化以后，“船漂出三十多里没人管，耕牛出去三十多里没人找，社内耕牛死亡占百分之六十”【16】。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指责：“有些社把整片土地抛荒了还不知道，粮食收起来放在场里霉烂了也无人过问。”【17】。从大跃进的虚火高烧中醒来，展现在眼前的事实真相说明，新的生产关系并没有解放生产力，反而是使几亿农民变懒了。吃饭不要钱的公社食堂当时被当作共产主义的象征，然而吃的时候个个放开肚皮，干活时却都变成出工不出力，全体农民都如此多吃少干，农业怎么能不出问题，饥荒又怎能不发生呢？ 那么到底是哪一边发生了问题？是“共产”的生产关系把事情搞糟了呢？还是“私字当头”的劳动者应该承担责任？毛泽东的答案是可想而知的。他早在一九五五年就说过：“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18】他明明知道农民想要什么，但是他不会顺从农民，因为他生到这个世上，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不是顺应现实的。 大跃进的失败使他看到“公”与“私”的不可调和。仅仅实现物质的公有化，并不能迎来美好社会。只要人的精神世界还是自私，精神就不可能变物质，公有化就不但不会促成生产力飞跃，还会使自私的人们去占集体便宜、损公肥私、不劳而获，结果导致怠工浪费，经济的发展就会连私有制都不如棗这才是导致了大跃进失败和出现农业危机的根本原因。 他在饥荒严重时有几个月拒绝吃肉，不过是一种帝王与民同苦的姿态。上千万条命的代价并不能让他承认自己理想有错，错误只在技术层面的步骤。“精神原子弹”之所以没有爆发出威力，根源是在人的私心，因此正确的步骤不应该是先发动大跃进，而是应该先改造人——把人的私心转变成公心。在公有制下，能够“变物质”的精神肯定不是“私”的精神而是“公”的精神，只有人都变成一心为公了，再搞大跃进，精神才能够“变物质”，那时就可以相信人间奇迹一定能实现棗这样一种步骤的顺序，后来被毛简练地概括为“抓革命，促生产”。 在他原本认为畅通无阻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路上，中途意外地要插进一个改造人的步骤，使毛把实现共产主义的日程表大幅度地延后。他对这场“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设想的是“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19】他在这一点上还有起码的清醒，因为他知道，面前的敌人不再是拿枪的敌人，那种敌人可以从肉体上消灭，杀一个少一个，不在话下，现在的敌人是汪洋人群头脑里和内心中存在的私欲，而且已经存在了千万年，化作与生俱来的本能。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指的只是改变一个人的难度，而他要改变的却是几亿人。 他不会知难而退，他从此开始向人性宣战！ 在毛的思想中，他不认为“私”是人不可改变的本性，那不过是几千年“剥削阶级意识”影响的结果。他相信用“公”去占领人们头脑是可能的。他不止一次这样论证：“过去革命打死了许多人，是不要代价的，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干呢？”【20】 当然，“公”的思想不可能从天上掉进人的头脑，那需要去改造人，把“私”从人的脑子里驱逐出去棗即后来他所称的“斗私”。他到经济领域里去绕了一圈，发现还是得回到政治领域，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四、“六亿神州尽舜尧” 说到这里，我们已经开始接近毛泽东主义的核心。马克思把人的意识视为环境产物，虽然他谈到共产主义革命“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1】，却没有对具体如何决裂进行探讨，给人的感觉是只要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决裂就会自然而然地完成。倒是列宁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认识到“小私有者的旧习惯、旧习气……真是太多了”【22】，因此而提出“十分艰巨的工作是重新教育群众”【23】，他提倡劳动竞赛和“星期六义务劳动”，也提出了“新人”概念【24】，但是却没有（或者是没来得及）在理论与实践上深入展开。斯大林则是“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把社会交给了官僚和专家治理。只有到了毛泽东，才把以社会为规模的全面塑造“新人”提上日程，并且成为一场依靠国家机器全力推行的大革命。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视自己担负着拯救自私愚昧之国民的大任，他在《湘江评论》里写道：“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25】。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更加坚定了在消灭私有制之后还要“继续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消灭物质的私只算革了一半命，只有把精神中的私也消灭，革命才能算成功。这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增添的至为关键的一环——对实现共产主义，仅仅进行社会革命是不够的，必须还要进行思想革命，造就新人，通向共产主义的链条才会从逻辑上完整和贯通。否则，共产主义就将是走不通的。 这种造就新人可不是造就几个，也不是几万几百万，而是全体社会成员都要成为新人。毛泽东写过一句诗——“六亿神州尽舜尧”【26】，典型地反映了他这种思想。舜和尧是远古传说中有大德的贤人，被赞为“其仁为天，其智如神”，德行之高感天动地，算得上中国几千年的顶尖圣贤，他却要让六亿中国人——那是他做此诗时全中国人口的总数——人人都成为舜和尧。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成德”之说，孟子早讲过“人人皆可以为尧舜”，中国佛教也有“普度众生”的情怀和“立地成佛”的期盼，这都是毛泽东决心改造人性和培育新人的精神土壤。他很早就要求他的部下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即张思德、白求恩那样的人。现在他则要求全体中国人都要“向雷锋同志学习”。他未曾给手托炸药包炸碉堡的董存瑞和用胸脯堵枪眼的黄继光题过词，但是他把这个荣誉给了死于普通工作事故的雷锋，那是因为雷锋更符合他所希望创造的新人。和平年代需要的不再是对敌斗争的英雄，而是在平凡岗位上一颗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如果全体社会成员都是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奉献不索取，都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一生交给党安排”，那该成为一个多么好管理的社会，能创造出多少人间奇迹呀！正是这个目标，构成了毛泽东主义的核心。 毛不但善于产生奇想，还非常善于操作。他当初以那么弱小的流亡武装打下整个中国，足以证明他有把想法变成现实的超常能力。那么，应该用什么方式，从哪里着手，才能让这个人欲横流的世界变成一个人人无私的新人间呢？
五、修正主义 说到毛泽东主义中创造新人的理想，不能不同时看到另一个与之行影相随的组成部分，即“反对修正主义”，那也是晚年毛泽东一直高举的旗帜。后来被称为“文化大革命”之灵魂的“斗私，批修”四个字，就是同时对这两个方面的概括。
“大跃进”运动一发动，毛泽东就把对阶级斗争的注意力逐渐移向党内……斗争的范围逐渐以党内为主，矛头日益指向党内领导层，最终出现“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判断。在这样一种理论的指引下，庐山会议——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自是当代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27】 以这样的眼光看，庐山会议就不能仅仅解释为毛一时的恼羞成怒，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随着大跃进恶果的显现，共产党内的反对意见越来越多，毛泽东上庐山，原本是为了做一些让步，平息反对意见。但是他所听到的抱怨和彭德怀的上书使他看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年在战场上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已经开始跟他分道扬镳了。彭只是个开端。赫鲁晓夫鞭尸斯大林使他联想到自己。权力斗争并非主要，因为没有谁在权力方面能是他的对手。他和当年战友的分歧是根本性的，那就是打下了江山以后，下一步该怎么走？打下江山就是目的吗？如果只是为了坐江山，当统治者，治理国家，那同封建帝王和资产阶级总统有什么区别？又如何能满足他书写历史的大胸怀呢？对于他，打下江山只是个开头，大跃进是为创造新人间迈出的一步，即使急了一点，出了一点问题，不也是为了实现美好理想的必要代价吗！为什么要用枝节否定主流、用“一个指头”去否定“九个指头”呢？ 他后来把当年的战友统统抛弃，把他们轻蔑地称为“同路人”，道理就在这里。对实现他造就新人和人间天堂的目标，那些战友已经变成了最大的阻力。他们在打江山时是左膀右臂，英雄好汉，一掌握了权力就蜕变成俗不可耐的官僚，成为继续革命的绊脚石。他们充其量只能为帝王夺天下，却不可能成为追随圣贤改天换地的圣徒。 之所以在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就把阶级斗争的矛头指向中共党内领导层，如果熟悉他以思想划分阶级的逻辑，就不会感到奇怪。大跃进的失败导致中共务实派对毛的乌托邦产生怀疑，他们明智地看到，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私”的作用。尽管他们的说词相当含蓄——“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但说穿了就是要给劳动者以私利。而在毛看来，那种以私为本的做法是必然与资本主义道路殊途同归，所以不管披上多少马列主义伪装，本质上都是修正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方向南辕北辙，因此离共产主义只能越来越远。 毛决非某些人想得那么荒唐，他出身农民，哪里会不明白对人的“私”加以利用，肯定能得到高得多的效率。正因为“私”是他要消灭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对他才不是荒谬。一时的物质所得不过是蝇头小利，怎么能为小利失掉建立新世界的伟大理想！ 毛泽东把庐山会议从一个原本在政策层面上检讨冒进的工作会议，中途变成了一场党内“反右倾”的路线斗争，在他的颐指气使背后，要看到当时的中共内部的确是有路线斗争的。至于彭德怀成为靶子，与其说是毛的蓄意安排，不如说正好被彭踩上了引信。彭只是一个质朴军人，为民请愿而已，而真正的中国赫鲁晓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们还在后面。毛和他们的战斗刚刚开始。 中共高层领导人虽然都被称为革命家，多数却只有就事论事的素质，缺乏大鹏展翅的幻想。对他们而言，做了统治者就该好好治国，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那就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权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都长在一条根上，只不过有的公开一些，有的隐蔽一些。无疑，只要每天面对治国的具体事务，就一定会明白毛那一套的虚幻，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 大跃进的惨败使务实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务实路线去挽救危局。毕竟先得保住政权，才可能再做继续革命的考虑。大跃进使务实派和毛一样看出了“公”与“私”的矛盾，然而他们汲取的教训却相反。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正视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私”即使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人之本性，也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消灭的，因此只有对“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务实派治国的基点是要立足“小家有私”，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正好背道而驰。 务实派当时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调动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跃进导致的危机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随之解除。这一乱一治的成败对比，使务实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从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虚火、发高烧”。当然，他们不会正面与毛对抗，采用的方式是阳奉阴违，嘴上继续吹捧毛，实际把他架空成无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们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决策都只有通过他们把持的行政系统才能执行，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暗自对毛的荒谬进行修正。 那是被毛称为“大权旁落”的时期。不过毛的地位仍然始终高居于务实派之上。那绝非仅是太上皇式的貌似尊贵，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中，毛追求理想的彻底性使其始终占据着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只要务实派在思想上不敢逾越共产主义的教条，那就不管其在实践方面如何有效，也不敢理直气壮地贩卖“私”的货色（例如陈云用这样的理由：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分田有利于动员农民保卫自己的土地【28】），从而就无法与毛那气势如虹的一套抗衡。因此，一旦与毛发生碰撞，务实派往往就立刻改变自己去附和毛，并自卑地对毛进行吹捧。 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只是权宜之计的附和与吹捧，其实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中共高层领导人虽然都被称为革命家，多数却只有就事论事的素质，缺乏大鹏展翅的幻想。对他们而言，做了统治者就该好好治国，国家的根本是在经济，那就应该怎么促进经济发展就怎么做，反之就不做。中共政权中那些主持日常工作的人——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包括周恩来，实际上都是这种思路，都长在一条根上，只不过有的公开一些，有的隐蔽一些。无疑，只要每天面对治国的具体事务，就一定会明白毛那一套的虚幻，并在心理上和他拉开距离。 大跃进的惨败使务实派地位上升。毛不得不同意按照务实路线去挽救危局。毕竟先得保住政权，才可能再做继续革命的考虑。大跃进使务实派和毛一样看出了“公”与“私”的矛盾，然而他们汲取的教训却相反。他们要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而是正视现实。因为在他们看来，“私”即使不是绝对不能改变的人之本性，也是相当长时间内不可消灭的，因此只有对“私”加以迎合和利用，才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这也就意味着，务实派治国的基点是要立足“小家有私”，与毛泽东的“大公无私”正好背道而驰。 务实派当时推出的“三自一包”政策，核心就在刺激和调动人的“私”。取得的效果非常明显，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热情。大跃进导致的危机很快被遏止，困境也随之解除。这一乱一治的成败对比，使务实派更加不相信毛的一套，从此不再跟着毛去“升虚火、发高烧”。当然，他们不会正面与毛对抗，采用的方式是阳奉阴违，嘴上继续吹捧毛，实际把他架空成无所事事的太上皇。既然是他们主持日常工作，毛的任何决策都只有通过他们把持的行政系统才能执行，他们就可以在那个过程中暗自对毛的荒谬进行修正。
他们那时还没有意识到，那些似乎只是权宜之计的附和与吹捧，其实正是在为他们自己挖掘坟墓。
总之没有能跳出过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后人把毛这一回答看作是在当时条件下为争取民意所许的轻诺。我相信做表面文章的成分会有，但是内里有没有真实的成分？“民主”一词歧义较多，暂且不提，而“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从毛泽东掌权后的脉络看，应该说是一直在进行摸索和尝试的。
掌握了国家政权的中共，没几年就繁衍出一部庞大的国家机器。被毛厌恶的官僚体系换汤不换药地再现，官僚主义开始盛行，等级和特权也堂而皇之地重新出笼。黄老先生预言的“周期率”似乎正在发生。革命把旧官赶下了台，上台的新官和旧官区别在哪？古代有官阶十八品，现在有干部二十四级。那么革命的意义又是什么？这对一心要再造新人间的毛泽东，肯定是个一直苦恼于心的问题。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进一步触动他，社会主义如何走下去的问题更迫切地提出。他的理论助手胡乔木后来有这样的回顾：“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毛主席日思夜想走出一条比苏联好的路子来”【30】。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仅三个月，毛就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稍后又提出了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显示出他要以党外力量监督政权的想法。一九五七年春天，中共内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整风运动；四月三十日，毛约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鼓励他们给中共提意见，帮助中共整风，在全国推广“大鸣大放”。 有一种观点认为，毛那时过高地估计了他与知识分子的联合【31】，以为知识分子可以成为他的同盟，能够用他们置身局外的监督批评帮助他克服权力滋生的官僚主义。几年以前，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投向他，骂得蒋介石成了独夫民贼，使他顺利地夺得了政权吗？然而他应该知道，知识分子总是批判现实的，并且要探究本质，不会只停留在他所希望的批评官僚主义上。五七年的鸣放热潮一旦真被推动起来，很快就超出他能容忍的界限，直捣“党天下”的专制基础。他由此恼羞成怒。 毛善于化被动为主动，用他的话说是“把坏事变成好事”。仅半个月的时间——从四月三十日约见民主人士到五月十五日他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秘文，他就从“鸣放”转为“反右”，并通过国家政权开始有系统地实施“引蛇出洞”的“阳谋”。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介绍，不必多说。需要提一下的倒是另一个关注较少的方面。 “鸣放”结果使毛泽东得到一个教训——知识分子不会和他成为一股道上跑的车，因此知识分子是不能被包括在“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中的那个“人民”之中的。不仅如此，由于知识分子占据着意见中枢和教育传火的地位，历史上一直受工农大众的尊敬乃至迷信，他们的存在会使人民变得“思想复杂”，甚至离心离德，这对他以自己思想去“占领一切思想阵地”的打算显然是威胁。为此，必须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阶层整体地打入另类，让他们变成受唾弃的卑贱者，才能消除他们对群众的影响力，再通过对他们的“改造”，让他们永远为“原罪”忏悔，不再产生任何独立思想，而只以他们的专业知识充当“驯服工具”。 “反右”运动不过是他这个总构想中的一步。对划为“右派”的五十多万知识分子的残酷斗争，目的是打断整个中国知识界的脊梁，让他们从此噤若寒蝉。其后二十年，“知识分子工农化”是毛的知识分子政策之不变核心，目的就是让中国从此不再有真正的知识分子，而人民没有了知识分子，就可以摆脱蛊惑，只接受他一人的思想，成为围着太阳转的向日葵。 毛用自己思想“占领一切思想阵地”，除了出于帝王情怀，也该是他整体战略部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与务实派分歧的发展，在他心目中，政权体系已经演变为革命的怪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党内资产阶级”正在形成。他相信人民，只要他带领人民坚定地向新世界前进，走一步就会近一步，总有一天能到达理想的天国。然而障碍却是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他们把持着管理国家的日常权力，眼里却只有治国方便或经济小利，动辄就把“私”当作解决问题的法宝祭出。消灭人的自私本来就如愚公移山那样困难，在他带领人民向无私境界艰难攀登的途中，每一次官僚集团进行“私”的勾引，都会导致社会重新落回“私”的泥潭，从而使他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为此而痛恨官僚集团，在考虑如何打破这种胶着时，“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就越来越不是空话，而成了他头脑中对付官僚集团的唯一可能。但是在真正实施这种“监督”之前，他不会忘记“鸣放”的教训，因此必须先用他自己的思想统帅人民，而不让人民受其他思想干扰，才能保证人民按照他的要求对政府进行他所希望的监督，不会成为新的“右派”。我想这种战略考虑，也是毛一定要把产生异端思想的源泉——知识分子彻底搞垮的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看，毛整知识分子只能算做一个步骤，他的最终目标是在解决官僚集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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