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四清”——不成功的尝试

　　一九六三年二月，鉴于毛泽东指责中共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中共决定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半年前被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搞得很被动的刘少奇，也许是出于希望以顺应毛取得谅解的目的，起初非常积极地推动运动，大讲阶级斗争，派夫人王光美亲自下乡蹲点，并把一百八十多名正副部长和一千多名司局长派下乡搞运动。运动逐步具体化为“四清”——即清帐、清仓、清财务，清工分（后升格为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简称“四清运动”。

　　在运动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不只一次地指示：根子在上面【32】。然而主持具体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和彭真却将运动搞成了自上而下派工作队清查农村基层干部，目标放在打击多吃多占和贪污浪费上。这两种对运动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期望，导致了毛和刘当面发生冲突。

　　针对刘少奇所说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斥责道：
　　我们这个运动，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四清”“四不清”运动……所谓“四清”、“四不清”，什么社会里都能整……没有说明矛盾的性质！不是别的什么主义的教育运动，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33】

　　这段话非常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的观点。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的政治头脑和对毛的了解，不会不明白含义是什么。但他们不能按照毛的路子搞，那样就会搞到官僚集团和务实派自身，甚至自己都可能成为运动对象。这一点在刘少奇检讨对毛不够尊重的时候已经看得出来，毛当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34】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掌握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务实派手里，毛因此空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却没有层层贯彻推行的权力。务实派明着不跟他争，却是一个“拖”字定乾坤，反正权力在握，毛的意志只能通过他们贯彻，他们就给他搞走过场，形式化，抓而不紧，不了了之，消解于无形。对此，当代研究刘少奇的学者何家栋有这样看法——“四清”时毛泽东就想搞一场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只是因为刘少奇的抵制才未能实现。【35】

　　何家栋的看法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对的是“四清”比五七年的“鸣放”更接近文革。五七年“鸣放”只有人民监督政府，“四清”运动又加上了教育人民，组成文化大革命之核心的“斗私”和“批修”两个因素，在“四清”时都有了萌芽，并且组合在了一起；不对的是毛在“四清”时还是想通过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而到文革时，他已经是要以打碎党政体系贯彻他的构想了。因为“四清”的经验使他明白，盘根错节的党政体系已经整体地成为了他的敌人。

　　他对党政体系的态度，可以从这样一个变化反映出来——“反右”时，由他审定的人民日报社论讲：反对一个基层单位的领导，就是反党，因为党的领导不是抽象的，“是由一个一个具体的基层组织组成的”。而九年后的文革，同样是他审定的决议和社论却说：反对县委书记或省委书记都不是反党，也不是反对党中央，因为省委就是省委，党中央就是党中央。【36】

　　十、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为何要把看上去明明是一场权力与政治的运动冠名以“文化大革命”之称？我想那不仅只是因为运动发端于文化领域，而是他搞那场运动的根本动机并非如后来主流观点认定的那样在于争夺权力。对他而言，如同他在文革前就向刘少奇扬言的那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40】那可不是吹牛。仅为重新控制权力他用不着搞一场劳民伤财的大革命，即使他那时被架空，他也有足够的权威、手腕和冷酷去搞一场斯大林式的大清洗，那对重新控制权力是足够的，而且不必波及人民，可以避免社会动乱。我相信更吸引毛的是在另外的方面，即“触及人们灵魂”、“改造人们世界观”，“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和实现“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从这个角度看，“文化大革命”的称呼就容易理解，并且也就十分贴切了。

　　在他对文化大革命的整体构想中，“毛泽东思想”既是改造人民的思想指导，又是武装群众的思想武器，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人民将变成无私新人，通过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人民将把官僚集团置于看管之下，防止他们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只有囊括这几层关系的组合，才是毛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设想所在，其他任何单一的强调都是不够的。

　　今天，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已是众所周知。但就毛当时的具体操作而言，气魄之大和手笔之高都不能不令人惊叹。他明白，在权力体系和行政程序之内，搞文化大革命的任何努力都会被官僚集团化解于无形。为此，他必须首先超越官僚集团，并且打碎官僚体系。他靠什么做到这一点呢？这时，他以往一直在有意积累的资源就显露出作用了。
　　——那就是个人迷信。

　　正如毛的批评者所指出的，毛喜欢并且鼓励对他的个人迷信。然而那除了是一种不好的“作风”，我相信也属于他深不见底的谋略之中一个部分。他十分清楚个人崇拜在政治斗争中能起到的作用，例如他在一九六五年对他的老朋友斯诺说：“赫鲁晓夫先生的倒台，大概就是因为他完全没有个人崇拜”【41】，因此他“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42】。文革期间，他又向斯诺进一步解释了要搞个人崇拜的理由：“这是为了反对刘少奇。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后来是为了反对刘少奇。他们树立刘少奇、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43】

　　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他的鼓励和中共党内的迎合下，他被推捧到神的高位。当年上海的中共书记柯庆施如此宣称：“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44】对毛来讲，人民和党对他保持迷信，就没有人敢于和能够进攻他。反过来，他却可以把个人迷信作为对付任何敌手的强大武器，即使整个官僚集团都和他作对，他也可以使用这种武器去动员群众，把他们打的粉身碎骨。

　　文革之初的毛正是这样做的。那时中共官僚集团重施“四清”时的手段，“转移斗争大方向”，阻碍运动发展。而他采取的办法就是直接登上天安门，向全国的“红卫兵小将”挥舞红星军帽，以神谕方式授予年轻学生造官僚集团反的权力。上千万狂热追随他并且“誓死捍卫”他的红卫兵，只用短短几个月就把庞大的官僚集团冲得七零八落，落花流水——足以证明个人迷信与群众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威力有多大。

　　仔细回顾，当时被人认为难以理喻的事，不乏毛的“高招”。例如似乎荒诞的“大串联”，不惜物资停运，让千万红卫兵全国各地任意游走，食住行全部免费，在正常思维中只能视为胡闹。当时的周恩来摆出各种理由表示串联给城市和交通造成的压力太大，而毛却毫不在意地告诉周这才是刚刚开始，他还要再接见成千上万的红卫兵。【45】对毛而言，千万初生牛犊般的红卫兵放出去，目的就是打乱原有秩序。官僚集团对控制本地及本系统从来是强有力的，可以有效地阻隔毛的意图下达或使其变味，但那些持有尚方宝剑且极其好斗的外来造反者却让官僚们无法对付。红卫兵所到之处，造反之火立刻熊熊燃烧。他们给当地人带去榜样和勇气，把当权派打得威严全无。如果没有红卫兵大串联的“煽风点火”，除了少数大城市，文化大革命很难在全中国发动起来。相比这个目的，生产停顿、物资停运一类的损失，对毛根本不值得一提。

　　“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是毛对文革过程的思路。林彪在六六年八月说的是：“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46】毛所要的“乱”是打碎旧的，而后再实现他的理想——即是“治”。为了那种“治”，他不惜也不怕“天下大乱”，因为对他而言，只要实现理想，牺牲再大也值得。邓小平后来在嘲笑毛晚年自我矛盾时说：“毛主席……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47】然而这种矛盾只是对邓而言的矛盾，却不是对毛而言的矛盾。如果真能实现毛对文革寄予的理想，即使再多几次“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又能算得了什么呢？也无非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之所以承认“三分错误”，只是因为他那时已经无法回避革命结果与理想之间的距离遥远。其实，所有自认为代表绝对真理的理想主义者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只有他们的理想属于至善，具有高于一切的价值，而给人民与社会所造成的浩劫，不会让他们有任何动摇。

　　概括毛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手去运动群众，另一手搞群众运动。他所希望的是最终形成这样一个结构——高高在上的他提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导思想，通过现代意识形态手段普及给下层群众，转变为群众的“思想武器”，再以群众作为他的思想运用者，按照他的理念对夹在他和人民之间的官僚集团进行批判、监督和制约，从而达到人民的思想革命化和防止权力集团变质的双重目的。

　　十一、“大民主”

　　毛要与群众结盟，重要措施是给群众以权利。他曾经这样阐述他的“人民主权”思想：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48】

　　被概括为“两参一改三结合”——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这一思想随文化大革命到来转变为“大民主”，则是顺理成章的。当时专门为毛泽东主义进行注脚的林彪这样解释“大民主”：
　　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49】

　　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民主”的充分实践。尤其在文革开始的最初两年，中国大地到处造反、夺权、串联、游斗当权派、成立团体和组织、自办报纸电台、撒传单、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小人物一夜成为明星、原来从不出远门的青年免费闯荡天南海北、各种规矩制度全部作废、甚至可以真刀真枪地打内战……除了攻击毛和他身边少数几个人以外，其他政治自由几乎无一不有，且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不过，那并不是真的自由。这一点可以比较一下“大民主”与民主之间的区别：民主没有事先设置的框框，自由形成的民意是最终被接受的结果，然而民意的产生与实行过程则要遵循程序（法律）；“大民主”却是没有程序约束，并且有意去打破程序，任由群众进行创造和发挥，然而必须囿于毛泽东主义的框架内，不允许任何逾越。所以，“大民主”下没有真正的民意存在，只有毛的个人意志凌驾一切。这一点，曾任毛的“笔杆子”的陈伯达讲得很清楚：
　　在“大民主”的条件下，群众的争论和斗争一定会发展成为科学真理——毛泽东思想。通过斗争与争论，革命人民的思想就会与毛泽东思想融为一体，毛泽东思想就能掌握群众。在这种意义上，群众将会实现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目标。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也将同革命人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大民主”最伟大的意义。【50】

　　在陈伯达的说法中，似乎群众运动会自发地与“毛泽东思想”达到一致，实际显然不是如此。那是由非常残酷的专制手段保证的。所以，文革年代的“自由”只是体现在对程序的摧毁上，而专制则体现为对思想的绝对主宰和不容异端。二者在那年代同时达到顶峰，但无疑专制是最基本的。只不过长期处于奴化状态的群众对思想压迫往往不敏感，却能从对程序与秩序的摧毁中体会解放的快意。一些人至今还对文化大革命保持怀念与赞美，往往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一方面，毛要用自身意志统治所有中国人的大脑；另一方面，他又处处表现出立足群众。他告诫下级“要做群众的小学生”【51】；他痛斥官僚“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52】；他提出“国家机关的改革，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联系群众”【53】，“最重要的监督就是来自于群众的监督”【54】，“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55】；他主张“让群众管理他们自己的事情”；他迷信群众运动，宣称“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56】。据研究者统计，从一九四九年他掌权到一九七六年他逝世，仅全国性的群众运动就搞了七十多次，地方性的运动还要多十倍。【57】

　　之所以毛泽东主义具有体系上的平衡，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政治极权加经济公有使社会成员生老病死皆在权力控制下。毛如何把这种无与伦比的专制与他代表人民利益的说法合理地联系一起并解释呢？——就在于他赋予群众崇高的地位，以及“大民主”的权利。一旦群众真正能够监督和制约当权者，能够对当权者进行造反、夺权或更换，再高度的专制也是可以被平衡的。因为尽管社会财产被统治者把持，但是在官僚集团严密管治人民的同时，人民也能对官僚集团进行反制以至将他们打倒，谁还能说社会财产不属于人民而只属于当权者呢？这样一来，公有制看上去就名副其实了，政治上也就形成一个所有人（只有毛一人除外）都受到管治的结构。那种循环的相克构成了近乎奇妙的平衡。

　　那样一个结构对当时中国人是有相当说服力的，也吸引了世界形形色色左派的倾心。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平等状态使专制更容易统治，当时的中国社会虽然充满迫害，却并非只有一部分人受迫害，另一方是迫害者。几乎任何人，不管他处于什么位置，那时都没有绝对的特权和安全。苦难中的人民会因此得到安慰，环顾周围，既无富人，“当官的”也只敢夹着尾巴逢迎群众。不说别的，仅一个大字报就足以让所有当权者胆战心惊，何况“伟大领袖毛主席”还郑重宣布：“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58】，并且给出了“七八年一次运动”的时间表，各级官员就更加时时处处如履薄冰。毛构建的那种平衡保证了那个年代的中国再乱也不至颠覆根本，而毛自己也始终受到多数中国民众的衷心拥戴。

　　不过，仔细考察毛所昼思夜想、真诚要为之献出一切的那个“人民”，其实只是他头脑里的一个概念和偶像。人民（乃至全人类）是一个最大概念，因此也最能感动狂妄的理想主义者。然而真正的人民从来不是概念，而是千千万万活生生的个人。大跃进饿死了上千万的个人，毛只是轻描淡写：“错误就是那么一点，有什么了不得。”【59】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有人说中国人爱和平。我们说不对！我们中国人好斗。依我们的意见，牺牲世界半数人口，消灭资本主义，换来社会主义……”【60】在这里，愿意为“主义”牺牲半数的难道真是那些中国的父老妻儿吗？显然，“好斗”的只是毛自己，而人民是实现他自我理想的工具。回顾历史，他所做的一切事无一不是以牺牲无数个人为代价。法国大革命那句名言——“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对他完全可以换成——“为人民，多少罪恶假汝之名而行”！

　　一旦超越毛自身的逻辑——关键是看到他的“人民”概念与个人的脱节，他的体系就失去平衡，成为泥足而立不住脚了。

十二、“只有天知道”

　　毛最得意的时候应该是中共“九大”。当时看“九大”影片，毛谈笑风生、踌躇满志，真是意气风发。30个政治局委员打倒了27个，17个书记处书记打倒了13个，新一届279名中央委员，上一届留下的只有53名。全国75%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普通干部也有17.5%被立案审查【61】……那时似乎一切都按照他的安排在实现，他赢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豪赌，大满贯。

　　但是越往下走就越不是那么回事。他的理想实现了吗？人民“灵魂深处”真地爆发了革命，从此变得无私、成为新人了吗？官僚集团被看住了吗？他和人民的上下夹击确实解决了马克思留下的难题吗？路线斗争没有随“文革”胜利而结束，反而愈演愈烈。林彪事件给他的打击非常之大。不错，旧的官僚集团打碎了，但是另一个集团又出现了。那不是一个人的背叛，是更根本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成功还是一个巨大的失败？他付出了一世英名的血本是赢了还是落得满盘皆输？他那时一定会产生种种痛苦的疑问。

　　林彪死后，很多事又得从头来。刚建立不久的行政体系需要重新整肃，把林系人员清除出去。原来最可靠的军队不再令他放心。他不得不重新启用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粉碎了的旧官僚集团，由此形成了一九七二年后的“回潮”。那使得中共务实派重新获得权力，并且在整顿文革烂摊子的过程中步步为营地开始收复地盘。那一段时间，毛的政治选择一度显得模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使他难以确定位置。他肯定是不会放弃理想的，他也不会甘心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败者的形象，但是他又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也从来都有善于退却的一面。

　　一九七三年他让“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复出担任副总理，表现出他的灵活一面。一九七五年初又让邓担任了军队总参谋长和中共中央副主席。历史表明，毛一旦处于反思就开始务实，至少允许他的左右务实。务实得到的稳定不仅能使他安心反思，而且也是在为他的下一步进击积累物质基础。一待他心理上缓过劲来，问题也想明白了，务实派和务实路线就会被抛在一边，他又会义无返顾地重新投入到他的乌托邦中去。

　　所以，尽管他在七四年说了这样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62】并且被周恩来和邓小平巧妙地借用，搞成了企图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安定团结”路线，但决非说明他从此就心灰意懒，不打算再折腾了。

　　那时候，毛的身体已经一天不如一天。他就象一头伏枥的老骥，仍然梦想着往昔一日千里的时光，壮志未酬，心何以甘。熟悉他的人后来对他的人品多有非议，说他“远贤人，近小人，喜欢奉承，听不得批评……出尔反尔，言行不一”【63】，然而如果把他后来的举动全归于性格缺陷与老婆的挑唆是不够的。完整地观其一生，不难想到他根本不可能半途而废，也不会接受不了了之、不明不白离开人世的下场。

　　“批儒扬法”、“批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他步步深入地重新回到起点去的不同阶段。他放不下他的担忧。他在八十一岁生日那天跟周恩来谈心，又一次老话重提——“我们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很容易”。他在谈话中把解决的办法归结为一点，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很明显，他并没有从他的怪圈里转出来。

　　他同周恩来说这些话也许是一种刻意安排。他与周终生保持一种奇妙的关系。没有周给他收拾烂摊子，他那些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想肯定早已夭折。不过毛也肯定清楚，周不是他的同道，如果他先于周死，周一定会马上终结他的革命，重返务实派的道路。毛在晚年越发孤独，虽然一般党员和普通人民对他崇拜得无以复加，高官也无不对他畏惧仰望，可是有谁真正懂得他的理想，理解他的追求呢？拜访过他的法国作家马尔罗斯曾听过他这样低语：“我是独自和群众在一起的……”【65】从这个角度考虑，让周早于自己死掉，会使他感到心安。

　　不过还有一个邓小平，难以置信地结实和强悍。事实表明，“走资派”是不会真正被改造的。文化大革命给了邓那么多“教育”，一让他上台就立刻回到老路，仍然去搞修正主义。毛在垂危时清楚地意识到，不能让邓继续留在台上，而且要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解决。他又一次发起攻击，重新打倒了邓。他当时所说“走资派还在走”，今天证明是没错的。他最终得出的结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让人不能不感到是一个莫大的讽刺，以至成了荒诞。他一生立志消灭资产阶级，最后发现资产阶级就在他组建和领导的共产党内。这种荒诞远远超过那些荒诞派戏剧大师的想象。说出这个结论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只有那种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人才能无视这种话可能引起的后果。

　　毛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尝试，耗尽了他所有的精力，结果是失败的。他在有生最后一个元旦发表的两首诗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都是在他暗自策划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五年所做。前一首的结尾一句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后一首结尾一句是“试看天地翻覆”。然而那已经不再是“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当年，他让八亿人民掀起学习这两首词的全国性热潮，不过是满足他心灵中最后一抹回光返照的憧憬罢了。让他梦牵魂绕的理想远远没有实现，原来无比崇拜他的群众却站到了对立一边。一九七六年春，全国多处发生了以悼念周恩来为名的群众抗议运动。四月五日清明节那天，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和骚乱。

　　四五事件对毛的打击不亚于林彪事件。他一生自认为代表人民，人民也从来都对他山呼万岁，然而到了临终时刻，就在离他住处几百米的广场（是他当年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地方）竟会有成千上万的群众闹事，为的是支持被他打倒的“走资派”！他此生最后一次看电影，当出现他的部队四九年被人民夹道欢呼进城的镜头时，他竟失声痛哭，不能自已。那时，他的内心是怎样感慨历史轮回和人心变迁呢？没有证据说明他的死亡与四五事件有确切联系，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他就离开了人世。

　　临死前，他对身边人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件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66】

　　在这段话中，再也看不到“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气，也不见了“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的霸气。他已经实在太老了，即使还有心，也没有力了。他几乎没有对身后之事做什么安排，尽管他担心可能出现政变，也忧虑亲近之人的下场，但是却把权力传给了一个注定站不住脚的华国锋。他给华的合法性只是一句“你办事，我放心”，留下的政治遗嘱是“按既定方针办”。他奋斗一生，结果是越走发现离目标越远。他不再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留给接班人的，是一句平实得有些令人伤感的开导——“不要着急，慢慢来。”

　　既然连他自己都难以坚持住“既定方针”，还能指望谁呢？整个中国已经到了山穷水尽、行将崩溃的边缘。他的死给一个新时代让出了空间。他活着，没有人敢于和能够忤逆他。但是他死了，威力便如风消散，以至尸骨未寒就发生宫廷政变，老婆被关进监狱，近臣被一网打尽，而被他打倒的“官僚主义者阶级”则全面复辟。中国航船的舵轮，从此落入与他恩怨难解的那位“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手中。

　　十三、未解的矛盾

　　现在回头看，更令人感兴趣的倒不是毛的荒谬——那已是有目共睹——而是毛为什么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迷倒数亿中国人，并在地球的东西方同时刮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暴？

　　我不把毛在五七年后的所作所为只看作他个人的疯狂，我宁愿相信那其中有一种必然——那是沿着共产主义的体系深挖下去，最终一定会出现的一口井。

　　人类自古就有消灭贫富差别的平等理想，共产主义可以说是这一理想的顶峰；同时人类又有人人都为自身追求个人幸福的要求。二者之间形成的张力，导致在以物质为崇拜的现代世界中，追求平等的共产主义必须要有“物质极大丰富”做为前提和号召。何况世界体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物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进行参照。如果不能在物质上超过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便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因此共产主义的成败，最终的关键就归结为是否能在经济发展上实现“超英赶美”。

　　而这也就引出一个悖论：实现“物质极大丰富”离不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而如果承认人的本性自私，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就只能对“私”进行迎合。然而，迎合“私”的结果会是实现共产主义吗？要知道，共产主义的目的并不在发展经济，而是要消灭剥削，实现平等呀！迎合“私”的结果只能与这样的目的背道而驰——因为归根结底调动“私”的源泉就是打破平等和扩大差距，而在那样一个过程中，就一定会产生两极分化和新的剥削，最终不可避免地回到资本主义老路上去。

　　由此而知，只要真诚地坚持共产主义目标，就不能对“私”有任何妥协。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一种是坚持不迎合“私”，宁愿劳动者在公有制下失去生产积极性，大家一块穷，然而那最终仍然无法战胜资本主义；另一种就是除了不迎合“私”，还要去改造人，消灭人性中的“私”，最终把全体社会成员改造成无私“新人”，让他们在公有制下忘我地工作和无私奉献——那不恰恰就是毛泽东的追求和所作所为吗？因此，只要是沿着共产主义的逻辑往下走，最终结果只有此路一条，别无他途。从这种共产主义的角度来看，毛泽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他只是比其他共产主义者都走得远和彻底而已。

　　有这样一句话——“三十岁以前不信共产主义是没有心，三十岁以后还信共产主义是没有脑”，典型地反映了人类的困惑。一方面，消灭剥削和追求平等的理想曾使无数人类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另一方面，毛泽东、斯大林、波尔布特一类的共产帝王又给人们留下了那么多不可思议的残暴和恐怖。难道在人类的良心之上，长出的结果只能是魔鬼？难道挺进天堂的征途，最终到达的必定是地狱？而我们的理性之脑，是不是一定就得抛弃我们的审美之心呢？那么多天才头脑的思考，人类的千年之梦，百年来激荡全球牺牲了千万英烈与剥削、压迫、不公正和贪婪进行的斗争，到头来难道全然是一个误会，一次可耻的自我蒙蔽，一场白白捉弄人的闹剧和徒劳吗？

　　世纪末写下这段文字，我的心是非常沉重的。这一个千年显然已经没有可能得到答案，我所希望的，只是在接踵而来的下一千年，人类不会最终依然迷茫。

　　公平与效率至今仍然是人类一对不解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效率，共产主义的立身基础在于公平。公平虽然总是能令更多的人同情，但是共产主义终究敌不过资本主义，原因就在资本主义已经找到了效率的“无形之手”，共产主义却一直没有找到公平的“无形之手”。而只要是用“有形之手”去实现公平，除了效率降低是在所必然，也就一定免不了产生形形色色的毛泽东，以及那些匪夷所思的残酷故事。

　　把毛泽东说成一个内心阴暗、专事弄权的暴君，无疑可以使在毛时代受过迫害的人得到比较畅快的发泄。然而那样一个毛能够使我们得到的启示，远不如把他视为一个追求至善天国的理想主义者。因为我们迫切地需要明白这一点：人类不仅需要畏惧和防范暴君，更需要畏惧和防范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一旦让自以为代表绝对真理和至善境界的理想主义者掌握了人类命运，他们就将以发自真心的美好动机——类似解放全人类或实现共产主义——去命令人类无条件地服从他们的理想，并把一切都交由他们安排。那时，所有的苦难和牺牲都会被他们视为“必要代价”，而任何反抗与不满，也会被他们“以革命的名义”毫不留情地镇压。

　　问题是，他们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但他们凭什么可以代表人民呢——如同毛说“中国人好斗”或当今中共说“中国人有不同的人权”？人民难道给过他们授权吗？他们又有什么权力把国家机器据为己有，强加全社会接受他们个人的理想和价值呢？然而，这就是迄今为止所有社会理想降临到人间的通常途径。理想先于一切追逐的是权力，因为只有牢牢抓住权力的“有形之手”，才能去实现“理想”中那些均田分地、抑强扶弱、纯洁亚力安人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或是再造人间、实现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的“远大目标”。不往远说，即便今日社会仅剩的一点呼声微弱、苟延残喘的公平，不也是唯有依靠政府权力才能勉强维持吗？

　　这就给我们展示出一个扭曲的现实：因为有“无形之手”，产生效率的源泉主要是自下而上的自由；因为没有“无形之手”，保持公平的力量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强加。而这样的结果，就把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令人啼笑皆非地转变成了自由与控制、民主与专制的矛盾。公平也就被荒唐地推到了自由与民主的对立面。

　　这就是许多心地善良的人三十岁后宁愿只要脑不要心的原因，也是“自由主义者”常常对“左派”心存疑惧的根据所在。但是，我们能因为惧怕控制就牺牲公平和正义吗？我们又能因为贪图利润就放弃大同理想和社会良心吗？在我看来，以一句“世上没有最好，只有最不坏”就推脱该做的努力是不负责任的。公平和效率并非能够只选择一个而不要另一个。它们二者的矛盾只在表象，深层却有共进共退的关系。一旦社会只有自由没有控制，只有效率没有公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引狼入室——你所惧怕的毛泽东，就会在自由的舞台上高举着公正大旗而崛起，并用强有力的“有形之手”去重新控制社会。那时效率就会自尝苦果，且一定要加倍地偿还对公平所欠的陈债。

　　在生态问题日益突出、资源逐步匮乏、全球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人类对总体控制的需求只能加强。仅仅靠自由和民主不能解决新时代摆到人类面前的新问题。自私是人的本性棗这在毛泽东改造人性的革命失败之后已经成为无可争议的公论。而若没有控制，自私的人难道可能从贪婪与疯狂的物欲轨道上自行退出吗？当我们意识到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控制、并且还需要加强控制时，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惨痛记忆就应该成为一种强烈提醒：未来社会的控制之手究竟是“有形之手”还是“无形之手”，实在是意义重大。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为公平（也就是为控制）找到一只“无形之手”，并让它与效率的“无形之手”和谐共存。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人类势必难逃以往的轮回，只有找到那只“无形之手”，我们才会有可靠无忧的未来棗那未来也许不再有让人热血沸腾的理想本身，却将永远保持在宁静而安全的理想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