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儒蒙尘－华夏沉沦
-----神州悲怆命运交响曲（下）

作者：庞忠甲

（续中）

理学是一门专门培养造完美无缺的奴才（内圣）的学问。理学家们迂腐、愚昧、冷酷、残忍，却对外患无所措手足。

由宋入清，包括蒙古贵族入主的元朝，中国封建皇朝无不依仗後儒理学为支持，把封建统治集团的自私，说成是天下的大公，以天下为专制帝王一家一姓的私有财产，为了维持统治权力永世其昌的超稳定系统（Ultrastablesystem），不惜代价把本已滞进的国家导向几至毫无进步的非灵性动物型简单再生繁殖状态；尽管闭门以天朝上国自居，其实终於愚昧落後到了不堪外来强者一击，没有招架余地，任凭欺凌宰割的悲惨境地。

中国历史上曾有不胜自豪的四大发明，但正如儒家诤友鲁迅君指出“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

法兰西作家雨果尤其辛辣地评说“像印刷术、大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人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的发展成为一种奇妙有用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然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真是一个保存胎儿的酒精瓶。”

现代中国人懂得了高度评价西方基督教地区的海洋文明，认为他们的航海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催化资本主义社会诞生。其实中国的航海能力本来一点也不弱。明成祖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三宝太监郑和下西洋，首航率部二万七千人，巨舰六十二艘，经十馀国，为时两载而归，其後继以六次出航盛举，总共历时三十年，航海规模和水准当时举世无双。据说目的是扬威，实际上可能为了寻找被推翻了的建文帝的下落。不管怎麽样，结果只是一场莫名其妙的政治大游行，“恩赏”、“受贡” 不少，却无关开拓国际商贸事业，接下来反而毁船禁海，自闭门户，除了劳民伤财，没有产生涉及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意义。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可能是西方最早挑明中国社会无所长进的痼疾的明眼人之一。他看到中国在礼教拘束下，“自然界对人类的一切关系，主观情绪的一切要求，都被完全抹杀、漠视。”在那儿“人与人之间又没有一种人的权利，自贬自抑的意识便极其通行。这种意识又很容易变为极度的自暴自弃，便造成了中国人极大的不道德。他们的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

实话直说的黑格尔勾勒出了中国悲剧最为鲜明的特征。真、善、美，真是第一，没有真，还有什麽善和美？难道伪儒“崇公抑私”的假仁假义不就是人间最大的撒谎吗？中国“国民性格”的虚伪性和阴暗面，太多阴谋、内斗和狡诈，莫非根源在此。

青年毛泽东尝言：“吾国思想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一针见血，鞭辟入里也。

“鲜矣仁！不得其正乎！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伪儒崇公抑私造就的人性虚妄，突显在中国“国民性格”的死要面子上，坏事做绝，好话说尽，不足为奇也。

假情假义打造了中国人注重虚名而不在乎实效的历史传统，喜好形式主义，花架子，只关心事物的现像和形式，不注重实质和内容，认真不起来或不能恒久地认真。很多事情都是做给别人看的。

隋炀帝时，西域诸番来朝，陈百戏於端门以示之，终月而罢，所费钜万。诸番入丰都市交易，先命整饰店市，盛设帷帐，珍货充积。胡客过酒食店，悉邀入，醉饱而散，不取其值。诒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值。胡客皆惊叹。其黠者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体，何不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如果统观後世遗事，炀帝不免小巫见大巫了。

西方人光明正大地为自己而活；中国人据说不该有自我意识，是为君国、尊长而存活的奴才命，活着是给人看的。在伪儒“心态文化”主宰下，人们必须违心地妆扮成无私无我的模样过日子。可奈活人抹煞不掉私心，於是弄虚作假就成了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生存手段，日常生活中充斥着言不由衷，口是心非的伪善表演，厚黑权谋之道被视为最高智慧，全国终要变得像一座互相欺骗做作的大戏台。

人们经常戚戚於怀的是如何制造假象炫耀亲友邻人，无处不见打肿了脸充胖子的穷措大现象。孩子们必须按照长辈光宗耀祖的意图选择学校和专业，而不是为了更好地自由发展。其实中式教育本来就以否定个人本位、消灭自我意识为天职，与一个诚字格格不入，所谓学问，玩世不恭有馀，创造发明无缘。如果不能从大本大源处找到“崇公抑私”、“以公灭私”，两心失衡这个病根，那“中国国民劣根性”是绝对无药可除的。”

魏晋时期一度出现思想活跃、多派学说和中外文化相互激荡的局面，近世有学者喻之为东方“文艺复兴”，好象应该“激活”出一些有利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事实上却完全没有产生突破伪儒魔障和重建两心调谐的任何积极作用。这又是什麽原因呢？”

春秋战国乱世，诸子百家得到了学术争鸣的机会，各种倾向的派别都粉墨登场了。用两心调谐论观点区分，可以看到极端自私范畴的两大派。其一为消极型的杨朱和老庄哲学，另一为积极型的实属恐怖主义帝王术的所谓法家者流；还可以看到与之相对立的夸大爱心或公心过头的另一极端，即提倡“兼爱”的墨家学说。儒家则代表了非极端的体现两心调谐的中庸之道。在这种“是非无定质、无定论”的自由争鸣形势下是可能争出一些真理来的。

魏晋时期国家分裂，中央政权衰落或不存，伪儒的思想禁锢作用有所削弱，人们似乎多了一些发表见解和选择信仰的相对自由。史载当君王的忽而信道反佛、忽而信佛反道，好象很热闹。但请注意，秦朝以後几乎从来没有一位中国专制君主反儒（伪儒），即便受汉文化影响的异族统治集团也普遍体认了伪儒的甜头。进入魏晋时期，伪儒提供的整套愚民政策已经成为维护和巩固政权不可或缺的基石，那时的“宽松”环境，其实只容许若干不至于冲击伪儒统治地位，当然更不至于威胁政权的消极型思想哲学流派存在和喧嚣而已。时尚流行的老庄神秘主义、外来转型的佛教思想和魏晋独特的玄学流派等，都是一个比一个争着标榜消极无为；看起来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际上同属於一种以逃避出世为共同特徵的消极自保倾向而几乎不及其他，结果必然同两心调谐原理背道而驰，渐行渐远，那还会有什麽真理电光石火可期呢？

对于儒家以外主要学说，首先恐怕还是要重提一下法家。战国末期政治上最为成功的是所谓法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文革後期受到过一些人大肆颂扬，甚至把它同现代的法治观念混为一谈。前面一再谈到过，以秦国一些政治人物为代表的法家也者，主要是将法与礼对立和割裂开来，把古已有之的严刑峻法极端夸大，用以否定礼存在的必要，倡导恐怖主义极权人治的一群政客。後期为暴秦效力的着名法家韩非和李斯，原来和儒家有点渊源，但他们背离了两心调谐这一基点，滑向了儒家的对立面，同儒家泾渭分明，背道而驰了。他们以反智愚民为能事，韩非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韩非子．王蠹》）他们主张剥夺民众追求自身幸福的根本权利，彻底否定个人本位意识，充当君主暴力特权统治阶层的驯服工具；以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则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必胜；邪必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可以说是宋朝朱熹“尽天理，灭人欲”的祖师爷。

靠严刑峻法发迹的秦政权，时称“虎狼之国”（《战国策》），风云际会，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宣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以为“德兼三皇，功高五帝”，可以成就万世大业；但逃不过社会性两心严重失衡无可避免招致的惩罚。不过倏忽十五年（公元前221－207年），显赫一时的大秦帝国就在遍地起义烽烟中分崩离析，寿终正寝了。有个清朝文人卢文绍注脚得好：“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速其亡也。”秦以後，法家声名狼藉，这个名称是不好用了。在“独尊儒术”的政治大环境里，伪礼当道，“三纲五常”为封建帝王提供了拥有绝对权力的“合法性”，刑法回归礼的范畴，作为礼的“强制性”组成部分而存在，专制王朝毋须抬出法家理论，就可任意行使法家倡导的“以杀治国”恐怖主义统治手段。法家这个概念，从此融入了政治化的伪儒里面，不再有独立的政治地位可言。因而到魏晋时期，法家这回事是可以不论的了。

在法家形成气候之前，作为另一极端的墨家学说曾经盛行一时。墨家思想的核心是“兼相爱、交相利”，把爱心或公心发挥到了远离两心调谐位置的极端，其震撼人心的善愿，可与後世空想社会主义相辉映。墨学主张通过自我牺牲，带来博爱与和平，包含许多立意美好但惜乎两心失衡的见解，在烽火连天，充斥不公平社会现象而又无可奈何的惶惶乱世，听起来格外动人，但实行起来一样也行不通，所以何妨称之为古代中国式乌托邦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自从暴秦崛起以降，墨家後继无人，从此几同烟消云散，到司马迁写《史记》时，墨学已“莫得其详”，可算是古董了。

老庄哲学，和法家一般，两者都是极端为己、两心失衡的产物。老庄哲学主张“绝圣弃智”，认为“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其反智愚民立场与法家异曲同工，如出一辙；但在政治社会观念上代表了截然不同的取向。道家主张消极自保，一面声称“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对社会不负任何责任，一面但求自己享受匪夷所思的极乐仙境。

借其神秘莫测特色发展起来的道教，几乎全面拒斥人类进步文明，视治世之道为精神污染，以人世间为原型编造出了冥天之上等级森严的诸神众仙，宣扬虔修得道可升仙界，“蹑太清”、“朝玉京”，长沐天恩，永享不死不灭殊荣。道家奉行无心、贵生、无为之道，是为了解决生存困境无奈的绝对痛苦，解决人生有和无的冲突，在逃避现实中追求绝对快乐境界，显然是一种不能用来治世的无政府主义之道，在汉末以至魏晋乱世却曾大放异彩，并直接激发了魏晋玄学及禅学的思辨。

道家及其派生的魏晋玄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消闲养生哲学，逃离现实的隐逸文化，由原始的混沌的阴阳五行生克之说，继承和揉合了巫、史、祝、卜，使用筮占吉凶，符咒驱鬼治病，炼丹建醮祈求长生不死等方术传教；衍生了气功、导引、烧丹、服食、羽化、保精、“除病”、黄历、流年、采补以及坟山风水之类无补社会性拨乱反正或发展进步的“学问”，兴起了民间迷信的巫术，更加抑阻了理性科学的伸张。道家虽然数度极盛并长存不灭，特别在唐代因为皇帝与老子同姓而备受尊荣，但始终不曾对中国社会的基本制度产生重大影响。对奉行伪儒愚民政策始终不渝的历代统治集团来说，道家学说不失为社会上失意或闲散的人们寄托和消磨意志的游仙窟，一种别开生面的辅助性“稳定因素”。

佛教始祖，印度王子释迦牟尼为了追求再无老病死苦，再无恐怖愁忧的大智慧，二十九岁出家修道，三十五岁成道，说法四十五年。所创教理，旨在阐发对人生和宇宙的理解，主张人类自救而非期待神佑。他不崇拜神，反对祭祀牺牲，也不以为有灵魂存在，其观念更近无神论而称不上宗教。他逝世二百年後，其门徒开始尊释迦牟尼为下凡的大神，并认为在释氏前後皆有更多神灵临世，于是形成了多神的佛教。释迦牟尼对後人的封神立教，和文昌帝君的遭遇一样，都是无可奈何的。佛教流派很多，传入中土的主要是小乘派，已与当初佛祖原旨相去不知几何，同（伪）儒、道等折冲揉合後的中国化佛教，又发生了许多变化。现在我们要问的是佛学为中国带来了什麽样的哲理？後来怎样变化？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何种影响？

无独有偶，东汉末年传入中国的佛教，带来的佛学宇宙观同道家学说有很大的相似性。佛学以为“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唯心所造之境为真实。…然天下岂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故曰‘三界唯心’”。那“佛识”同老子的道一样，“惚兮恍兮”、“寂兮寥兮”，没有一切分别，除去所有拣择，泯灭任何爱恶。即没有任何尘世杂念，像明镜一样澄澈透亮，一尘不染，等同大化。可以说都是世界上最随心随意的省力的宇宙观。

道家飘逸，仙风道骨；佛心空明，超凡脱俗。但是寺观需要香火供养；中国世俗普通百姓在痛苦中渴望解脱，却无法离开现实一步。於是佛老寺观表现了教义与实践自相矛盾的奇特“灵活性”。虚无缥渺的玄学理论，竟变成了现实人生意向和冀求神佑奇迹的原始泛神论侥幸迷信观念相结合的象征缩影。以人世间各种历史人物原型为模特，编造出冥间天上等级森严、层次繁复的诸神众仙，但见千百神佛偶像，有佛道混杂出色人物、天兵天将、五百罗汉、阴曹地府、民间英雄，三教九流、鸡狗并列，无不可以塑像膜拜；人生一切忧患、期盼和想像，诸如寿夭、生育、功名、金钱、嫁娶、病痛、来世……什麽都可以不必通过自己的奋斗和努力，从那些本来主张一切皆空，本来以为什麽都没有意义的神灵那里求得保佑如愿以偿，或通过许愿、还愿之类“贿赂”手段，把神灵当做见财眼开的贪官污吏，“诱使”神灵为自己的目的效劳。于是芸芸众生就不知不觉地沉浸於通灵幻想而安贫乐道起来，不必为那“心生之境”心劳日拙了。

佛老哲学观念使得人们在严峻的生存挑战们前一味退缩，在痛苦面前一味以精神的自我努力或祈求神佑化解。如此人生，天赋人类灵性创造能力还有什麽积极意义可言？何来科学技术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进步？或者说，如果人类自甘如此不求长进，无论如何巧言令辞、自圆其说，客观上和实质上同非灵性生物的生存方式相较有什麽高明？

迄今犹有一些学者赞颂魏晋玄学，视为反抗专制统治的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思潮，其实玄学无非集释道消极因素之大成，根本背离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发展进步天职。一些身处乱朝的仕人，既向往仕途利禄，又羡慕避世的惬意和论辩中美的享受，保身全命、苟合取容、进退失据之馀，把老子的清静和庄子的放浪相结合，加上禅学的空论，居其位不事其事，悠游山水，寄情风月，追求所谓心隐洞见，妙赏深情，造成清谈玄虚之风，被於朝野。

这种知识份子的消极型唯我主义自我堕落倾向，虽然淤塞了天赋灵性创造发明的通途，却不违背专制统治者稳定政局的需要，只是不容得此辈挑战伪儒名教的底线。有个名士派奇才嵇康（223－264），与曹魏宗室通婚，官至中散大夫，跟定了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居然狂妄到了轻蔑“儒家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反对司马氏借名教以行篡权杀伐之实，结果以言论放荡、非毁儒家经典的罪名为司马氏所杀害。後来的玄学家们以嵇康为戒，几乎统统成了欺世盗名、斯文扫地、不事生产、不负责任的逍遥派了。

怪不道有人说，儒（伪儒）、释、道结合，等於阿Q精神！

以上对佛老的评论，同当年儒家和老庄、杨朱、墨翟、惠施、公孙龙以及其他诸子百家间的争鸣一样，概以人人可以体验感悟的人性范畴基本常识公理为依据，即由两心调谐原理推引而来，同所谓宗教歧视也者风马牛不相及也，亦不涉有神论与无神论之争。何况实践证明那时理性路线行之不通，神性宗教更有希望成为济世哲理的有效载体呢。只可惜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并没有为浸沉伪儒文化孽海的中国人带来任何新的“激活”机会。

由此可见，魏晋时期所谓思想活跃，完全不可能激发出引领中国人脱离两心失衡深渊所需的智慧和力量。

常居“心态文化”主导地位的伪儒倡导的“礼治”秩序及其道德观，表面上和佛老的宇宙论、人生论颇不相同，前者重共相方面，後者重个相方面，但两者恰恰得以互相补充、互相配合。伪儒的礼治从强制的外在规范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佛老人生理论、人生方式，可说从个体内在方面取消、压缩、抑制自我主体。

外在压力使人丧失独立人格，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内在压力使人丧失自我意识，丧失个人追求幸福、争取发展进步所需的主体愿望和能力。两者默契合作，使中国人无所逃于天地间，形成了中国最深远、对国民性格和心理影响最大的传统──价值取向的共同性，那就是要取消“个人本位”观念，进而取消人的灵性创造作用或社会发展进步的可能性，说到底就是要取消“人”。所谓魏晋时期的“东方文艺复兴”，其实同欧洲的“文艺复兴”的历史作用适得其反，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不妨认为就是日後宋明理学彻底“反人本主义”的先声。
事实上，从西汉、魏晋而入宋，除了墙开花墙外香的所谓“四大发明”外，中国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还是有许多可以称道的进步，综合水平长居世界前列。大约宋代生产技术达到了巅峰，例如发明链带传动，建造运河升船水闸；冶金业发展成功可锻铸铁，用於农具制造工艺、改进（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完善农具配套性能；南方开发水田，育成、推广早熟稻（实现两熟或三熟），以及移秧法、轮耕法等农艺学进步；灌溉工具如人力龙骨踏车（翻车）和水力筒车或水轮的普遍使用……引发了一场堪称为“耕制革命”的绿色革命；南宋能够造有效利用风力的多桅海船，舵长三、五丈，采用水密舱，最大载重数万石，可乘上千人，供给吃用一年的粮食；其他如采矿业、冶铸业、造船业、染织业、陶瓷业等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进步。在理论科学方面，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最早提出高次方程式求根法，元代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和《算学启蒙》中的多元式理论和级数理论都属当时一流先进水平，并直接用之於水利和建筑工程。惜乎由元、明入清，後继乏力，罕有建树，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几乎毫无进步，不可能带动商品经济崛起和催生资本主义萌芽。以中国非农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的棉纺业为例，清乾隆中叶，西欧开始采用蒸汽动力，出现了十六锭纺车，成为资本主义起步的先驱产业，中国则仍停留在农家副业手工单锭水平，超越不了宋末薛景石《梓人遗制》那套技法，和秦砖汉瓦，井臼灶炕一样，大有传之万世而不易兮的静气。

汉以後，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屡有扩展疆域，显示天朝国力的表现，但缺乏生产力进步为後盾，从社会发展阶段而论，可谓无所长进，只是鲜有上升意义的“平面型”拓展而已；实质国力与工业革命後的西方差距越来越大，终於在东西方不可避免到来的碰撞中一触即溃，一败涂地了。

从“文艺复兴”联想到了中国的文学创作。这样的“心态文化”大环境中，缺乏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驰骋空间的中国文人，就如依附在统治阶级这张皮上的毛，写下了汗牛充栋、浩如烟海的歌颂、讨伐、批判、控诉、感伤、写景、志怪等等美文，电影说明书般的笔记小说，铺陈华丽、缠绵悱恻、回肠荡气、对仗工整的诗赋、联语……堪供击节称赏、唱和不止；至於体现人之所以为人，具有个性探索深度，颂扬个人奋斗精神，在“大私”基础之上弘扬“大公”，从而导向两心调谐的伟大作品，可谓非分之想。中国有些非主流或失意落魄文人，在地下或半地下状态写出了一些多遭查禁的佳作，包括屈指可数的几部传世长篇小说，苦於土壤条件贫瘠，营养底气不足，也难同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灿烂纷呈的煌煌古典巨著群相提并论。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的悲哀了。

文以载道，道兮沉沦，文盍乎兴？人称中国史料丰富，但史学贫困，或者说史观贫乏，其实是一个原因。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无奈的中国人民不得不为这一切付出不可胜计的代价。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