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祀”祭祷与楚汉文化的继承
杨 华
内容摘要 近年来出土的有关“五祀”祭祷的简文，证明古代贵族按照等级祭祷家居之神的说法是错误的，至少大夫以上的贵族应当恒祭“五祀”，并无等级之别，郑玄关于前者为周礼、后者为商礼的经注并不可靠。楚地出土简牍资料也部分地支持了章太炎在《大夫五祀三祀辨》中提出的论点──《礼记祭法》在“五祀”的基础上，吸收了楚地广为流行的“司命”和“厉”两种神祇，形成所谓“七祀”。根据楚地出土简牍的相关记载，还可对“五祀”的名称和顺序在历史流变中产生的变异进行复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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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祀”指五种小祀（注：儒家经典中关于“五祀”还有另一种意义，指的是五行之神，它们与四时相配，祭之于四郊，又各有其配食之神。《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其下郑玄注亦与《左传》所说相同。此种“五祀”之祭，是天子诸侯的大祀，本文不作讨论。），即户、灶、中霤、门、行等家居之神，祭之以报出入饮食之德。《周礼天官酒正》中有大祭、中祭、小祭之说，郑司农注谓，大祭指天地，中祭指宗庙，小祭指五祀。“五祀”的常祭，在春、夏、秋、冬四季的孟月举行，与五行之神相配；而“五祀”的散祭，则是平时出入饮食，随事而祭，无有定时。近年来，楚地陆续出土了一些涉及“五祀”的简牍资料和考古实物，它们对于厘清传统经学中关于“五祀”的种种说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一、“五祀”与“三祀”之争
关于“五祀”的实行者及其等级规定，文献中又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第一种，从天子到庶人，所祀对象有等级差别：天子七祀，诸侯五祀，大夫三礼，士二祀，庶人一祀。其说见于《礼记祭法》：
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
郑玄注谓：“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这个五祀的顺序及其具体所指，可以用表格展列如下：
司命 中霤 国门 国行 泰厉 户 灶
天子七祀 ○ ○ ○ ○ ○ ○ ○
诸侯五祀 ○ ○ ○ ○ ○（公厉）
大夫三祀 ○（门） ○（行） ○（族厉）
适士二祀 ○（门） ○（行）
庶人一祀 或○ 或○
如果等级越低，其祭祀的神祇越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五祀”中最基本的神祇是门、行、户、灶四种，其它祭祀对象（司命、中霤、厉）都是在此基础上增加的。
第二种，从天子至于大夫，所祭之“五祀”相同，没有等级差别。其说见于《礼记曲礼下》：
天子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遍；诸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岁遍。大夫祭五祀，岁遍。士祭其先。
《周礼》中天子亦只祭“五祀”，《仪礼》所载丧礼为士礼，亦用五祀，似乎贵族用五祀，上下皆无差别。关于“五祀”，文献中还有多处可见，如《礼记王制》：“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郑玄注：“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也是主张天子至于大夫，所祭之五祀内容相同。
“五祀”究竟有无等级区别？《曲礼》郑玄注的解释是：
五祀，户、灶、中霤、门、行也。此盖殷时制也。《祭法》曰：“天子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士立二祀。谓周制也。”
郑玄最先用殷、周礼制的差别来解释这两种不同的说法，将《祭法》中的七、五、三等差之祀归为周制，认为不分等级而恒祭“五祀”属于商制。郑氏之说与他一贯的经学立场是相合的，例如，郑氏在对其弟子赵商的问答中，多次提到“《礼记》后人所集，……当以经为正。”“《祭法》周礼，《王制》之云，或以夏、殷杂，不合周制。”（注：说详《毛诗鸳鸯》、《周礼膳夫》及《礼记王制》之《正义》下所引《郑志》。）郑氏之说为后代所宗，衍生出很多疏证，清人胡培翬《仪礼正义》亦未有裁断（注：说见胡培翬《仪礼正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18-1919页。）。
不惟如此，对于天子究竟该用“五祀”还是“七祀”，礼家历来争讼无决，以致于历代统治者在颁国礼、立邦祀时便歧义丛生，游曳不定。这在杜佑的《通典》及其它正史的《礼志》中，已有明载──殷制五祀：户、灶、中霤、门、行；周制天子七祀：司命、中霤、国门、国行、泰厉、户、灶；前汉五祀：户、灶、门、井、中霤；后汉五祀：门、户、井、灶、中霤；晋代五祀：门、户、井、灶、中霤；隋代七祀：司命、户、灶、门、厉、行、中霤；唐初废七祀，《开元礼》又恢复七祀：司命、户、灶、门、厉、行、中霤)；宋代用七祀：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明、清两代改用五祀：户、灶、中霤、门、井。国家大典尚且如此，民间崇拜更是莫之所从。
一百年前，章太炎先生的《大夫五祀三祀辨》提出了另外一个说法，为五祀、三祀之争开闢了另一种思考路径：
《曲礼》《王制》并言大夫祭五祀，《祭法》独言大夫立三祀。郑君注《曲礼》，谓五祀殷制，三祀周制。注《王制》，谓五祀有地，三祀无地。陆佃曰：三祀言其立，五祀言其祭，祭与立异。此皆强为生义也。
案《祭法》所言，等而上之，天子七祀，于户、灶、中霤、门、行以外，复增司命、泰厉。故不知七祀自起，无以明三祀所由立。寻司命、泰厉之入七祀，斯乃近起楚俗，非周制也。
《汉书郊祀志》言：荆巫有司命。《楚辞九歌》之《大司命》，即《祭法》所谓王所祀者也；其《少司命》，即《祭法》所谓《山鬼》，《祭法》注曰：今时民家祠山神，山即厉也，是山鬼即《祭法》所谓族厉也。然则司命、泰厉、公厉、族厉，皆于《楚辞九歌》着之，明其言“王立七祀，诸侯立五祀，大夫立三祀，嫡士立二祀，庶士、庶人立一祀”者，皆由楚国儒先因俗而为之节文矣。鲁并于楚，《祭法》所述祀典，泰半本《鲁语》展禽之说，其为楚人删集，又易知也。（注：此文最早着于晚清癸巳年(1893），定稿于次年。今分别收入《章太炎全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287页）和《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31页）中。）
章氏之说，可以归纳为：第一，七祀的内容皆为楚辞所录之祭歌；第二，鲁并于楚，《祭法》所述祀典，多为楚人删集；第三，大夫三祀，是由于战国时期大夫地位之卑所致，其中楚国大夫地位尤卑；第四，司命属于天神，与“五祀”之地祇无涉，泰厉、族厉之类又以楚为盛。所以，“周世大夫，上至三命，下不损一命，则必有五祀矣。《曲礼》《王制》两注，当定从《曲礼》注说，以户、灶、中霤、门、行皆地祇，不容增损也。”
与前代经师的各种解释相比，章氏之论突破以经说经、以注补经的窠臼，更具历史眼光。无怪乎他也以此为得意之作，集于其早年的《膏兰室札记》，后又加润改，选入《太炎文录初编》。章氏的发现，距今已愈百年，然而经、文学界均无有真正的回应（注：以笔者陋见，踵章氏之说者，唯任铭善先生《〈礼记〉目录后案》。任着谓：“名曰‘祭法’者，……至于亲庙之言，坛墠之制，天子诸侯月祭之说，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等，皆绝妄不能究其义者。大抵此篇之文极其驳杂，又不涉经义，盖不可据，虽置之可也。……章氏说得之。”（齐鲁书社1982年版，第57页）。），其根本原因在于史料的匮乏。近年来，楚地出土的一些简牍材料中，有不少与“五祀”有关，这些材料为解决两千多年来的经史狱讼，或许有所助益，对于太炎先生的推论，也可以有所回应了。
二、楚地简牍所见“五祀”
在楚地出土的简牍中，有不少涉及“五祀”的内容，现以笔者目力所及，梳理如下。
1.新蔡葛陵平夜君成墓楚简
最近公布的平夜君成楚简，主要内容是卜筮祭祷，其中涉及“五祀”祭祷的竹简有七枚，例如（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新蔡葛陵楚墓》，大象出版社2003年版。）：
……一犬，门一羊。（甲一：2）
……特牛，乐之。就祷户一羊，就祷行一犬，就祷门……。（甲三：56）
……灵君子，门□户□……。（甲三：76）
……户、门。有祟见于邵王、惠王、文君、文夫人、子西君，就祷……（甲三：213）
就祷灵君子一昔（从豕）；就祷门、户屯一牂；就祷行一犬。壬辰之日［祷之］（乙一：28）
……之户，一户……（零：325）
……祷门、户（零：442）
据整理者的研究，“平夜君成墓的年代或可定在（楚）悼王末年”，如是，则这批简文是迄今所见楚地最早的“五祀”祭祷简。
2.包山M2楚简
包山简中涉及“五祀”的辞句极多。例如：
赛祷行一白犬。（简208、219）
举祷宫行一白犬，酒食。（简211、229）
举祷行一白犬，酒食，阀于大门一白犬。（简233）
另外，包山简中还有“赛祷太佩玉一环，后土、司命、司祸各一少环。（简213）”陈伟先生将“司祸”释为灶神，将宫后土、宫地主、司命、室诸神均释为中霤。这样陈先生所排列出的包山“五祀”之名便是（注：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169页。另参工藤元男：《从卜筮祭祷简看日书的形成》，武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编《郭店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