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陵古采矿遗址和中国文明史

　　铜陵市金牛洞古采矿遗址，位于铜陵的凤凰山下。凤凰山是中国著名中药材丹皮产地，现在新发掘的采矿遗址，又成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个古代铜矿遗址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冶金史以及文化史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1996年5月30日上午，我和徐则浩教授，在铜陵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周大钧等陪同下，慕名来到金牛洞古采矿遗址参观。行程34公里，离凤凰山铜矿不远，穿过一大片芍药园，即来到遗址。这里原来是一个小铁矿，群众不断来此露采铁矿，结果陷一个椭圆形的采矿场，发现了一些古代采矿井巷和采掘遗物，引起文物部门的注意。邀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铜陵市文物管理所多次进行考古发掘，清理出多处古代采矿井巷和一批采掘和制造的生产工具。在此以前，铜陵、南陵一带已先后发现不少古代采掘遗址和古代大量炼渣堆积。

　　我们沿阶梯下到洞底，目睹洞内古代采铜竖井、横井、斜井、井巷、支架、出入口等，皆保护完好。上得洞来，又到陈列馆参观出土文物，包括采掘工具、陶器、青铜器、冰铜锭、石范等。周大钧同志在休息室作简要介绍：这个采矿遗址之所以被高度重视，申报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不是没有缘故的。人类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其标志是从陶器时代进入铜器时代，使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一个飞跃。在铜器时代，也经历了漫长发展过程，青铜器的生产又使铜器生产技术达到高峰。自从河南殷墟发掘大批青铜器以后，中原各地都有大量青铜器出土。然而这些精美的青铜器形成的青铜器是中国自己创造的，还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外学术界都有不同看法。美国一位考古学家卜蒲(Pope)曾当面向郭沫若提出：中国末发现采铜和冶炼、制造技术资料，他断言中国青铜器是从西亚、波斯引进的。郭当时也未反驳。因为他还未掌握确凿的中国资料。这个问题直到70年代中期湖北大冶铜绿山古矿冶遗址的发掘才得到解决。后又发现全国六大铜矿都是在古人开采的基础上扩大开采的。而铜绿山铜矿历史，尤其是金牛洞古洞矿开采遗址发现后，更引起专家的重视和研究的兴趣。中国著名自然科技史专家华觉明在考察研究了铜陵采矿遗址后作如下评价：

　　“商周青铜文化延续一千多年，它的物质基础就是采铜炼铜，没有铜又哪来这么灿烂的青铜文化，现代考古资料表明，湖北铜绿山是古荆州的产铜基地，遗址上的炼渣有几百万吨。铜陵地区的古矿规模更大，年代跨度又长，从商周到唐宋一直是采铜、冶铜的中心。铜陵在古代全国所处的地位，我想大概就像今天的宝钢、鞍钢一样，举足轻重。如果说湖北的铜绿山是古荆州的铜都，那么铜陵毫无疑问是古扬州的铜都（按：铜陵古属扬州），并且规模更大。另外，铜陵的古代矿冶遗址，经碳14检测标本，认定年代距今3000年左右，这说明铜陵和铜文化历史，最迟在西周早期即已兴起。尤其是遗址上发现的冰铜锭，是硫化铜冶炼的遗址物。大家知道，古代铜矿的开采，是地表浅层开始的，都是氧化铜矿，向深层发掘才是硫化铜。这就是说，铜陵的矿冶历史应该更早，因为它中间还有一个氧化铜矿开采时间。以前，学术界都以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起源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郭沫若则认为华夏文明起源于江淮流域。现在看来，郭老很有远见。80年代，苏秉琦先生认为两河同时起源。铜陵古矿治遗址的发现意义十分重大，它对探索中国冶金史和青铜文化的起源、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阶值。”（摘自华觉明先生在皖南古文化研究会上的讲话）

　　华觉民先生的讲话，对铜陵古采矿遗址的意义讲得很清楚。为了进一步理解华先生讲话的含义，我在铜陵作了进一步的采访和学习。中午凤凰山矿副矿长朱益华留饭，朱是怀宁人，原籍寿县，年约四十，在工作繁忙之余，潜心研究矿史和技术史，是金牛洞古采矿遗址陈列馆名誉馆长，他向我们介绍了遗址有关情况，尤其是冰铜块发现的意义。回到天井湖宾馆，阅读了周大钧同志赠送的《中国古铜都铜陵》一书，我对铜陵以至整个皖南的铜冶历史及其在中国文化史方面的意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安徽大学历史系考古文博教研室主任陆勤毅著文称：“皖南古铜矿冶遗址的规模是申国所见最大的，它的延续采冶历史是中国所见最悠久的，它的冶炼技术在各个时代都有许多先进性。”

　　铜陵地区矿冶历史悠久，约3000年，《禹贡》（我国最早历史著作）记载：“扬州厥贡惟金三品”，古代称铜为金。墨子《耕柱篇》记载，夏启（禹的儿子）“使蜚廉折（采掘）金（即铜）于山，而铸铜于昆吾（河南濮阳）”。中国两大铜带，黄河以北规模小，长江下游规模大，而铜陵地区是其重点（解放后江西东北发现更大的铜矿，已开采）。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即在铜官山（当时属丹阳郡）设置铜官，一说“秦置铜官”主管丹阳郡的铜矿采冶业。从这时开始，直到当代，铜官山铜矿采冶就未中断。随着铜的发现，产量不断扩大，技术不断进步，铜的用途“越来越广，除用于青铜器原料外（青铜器是铜和锡的合金，中国锡产地也在南方），大量铸造兵器、礼器、农具、乐器、日用品（如铜镜，一度曾是铜官山主要产品）和钱币。自汉、唐、宋、明几代，在铜官山制造的钱币规模很大。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国用富饶”。唐代铜官山铸钱5万贯，需用铜5万斤。宋神宗时铸钱达44.3万贯，需用铜72－108万斤。这些对促进长江中下游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长江以南贵池、铜陵、南陵一带山清水秀，风光旖旎，历代文人留连于此，作品甚多。李白在这里生活很久，曾多次作诗描写铜官山一带炼铜的情景，如《秋浦歌》中有一首“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还有“铜井炎炉敲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的诗句，反映了当时铜冶炼的景色之壮丽，规模之宏大。

　　铜官山一带古代铜矿散布很广，从考古中发掘的矿冶遗址已近百处，广达600多平方公里，其中较大者有铜官山、凤凰山、狮子山、金山、铜山等矿区，各自形成矿冶中心。据考古者调查测算，自先秦至唐宋历代遗留下来的铜炼渣，有1000万吨之多，如按1：15的铜和渣比例计算，大约有60万吨铜的产量。还值得重视的，许多采矿遗址附近往往有冶铜遗址，同时还有各种铜制品，有从商到周的青铜器、生产用具、兵器，还有用于铸造铜产品的石范（制造鱼标、锸）、铜范（制造钱币）。可见这里在当时的生产布局，已形成采、冶、铸一条龙，因而形成规模生产。

　　铜陵是江南一带采铜领导机构所在地，古铜冶遗址，不限于铜陵。与铜陵毗邻的南陵同样是一个古铜冶集中地。南陵西南大工山1984年文物普查中发现大规模古铜冶遗址，对这个发现，华觉民先生评价也很高，他说：

　　“从遗物形制及。碳14'年代测定看，至迟从西周起，便有相当规模的采铜、冶铜、铸铜的生产活动，并有可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自秦汉以降，这一地区铜的采冶始终延绵不断，历经六朝、居、宋迄至明代，这在全国及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10年后，即1996年11月，南陵大工山矿冶遗址已被定为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代铜陵地区采矿、冶炼技术也有突出的特点。首先是找矿。《管子》记载过找矿经验，“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铁……上有慈石（即磁石）者，其下铜金……”。即利用铁帽找铜矿，知道了矿物共生的关系。还有一种矿产指示植物名叫铜草， 哪里含有铜元素存在：哪里就有铜草生长。其次是开采，露天开 采容易得多，而井采却非常困难。在铜陵万迎山发掘的古矿，有围岩和支架两种，而金牛洞古矿遗址却不同，矿体围岩疏松，于是立井采用“企口接方框密集支架”结构，又称“垛盘”。平巷、斜井采用了有顶梁、立柱组成的半杠结构（门），这些支护技术如今还一直使用。至于汉——六朝采用的“火爆法”，当时也是先进的开采方法。还有“胆水浸铜法”，和现在的细菌采矿是一脉相承的。前文提到的冰铜的出土为什么如此被重视呢？原来古代采冶铜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是自然铜：进一步是氧化铜，再进一步是硫化铜。硫化铜（即冰铜）技术要求更高。对于皖南许多地方先后出土的冰铜，中国科技大学科技史研究生穆永平做过研究分析，结果表明有一部分渣中的含铜硫之比大大超过“0.258”的比值。根据现代铜学原理，大于“0.258”铜硫之比的渣应属于冶炼硫化 铜矿所致。由此推断在西周早期皖南已使用了硫化铜矿生产工 艺。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杨立新断定：皖南至迟在西周时期即已使用了硫化铜炼铜技术，它不仅是我国最早使用硫化铜矿的地区，而且把我国使用硫化铜矿的历史提早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据此不难推测，既然硫化铜采冶技术历史已达3000年，加上此前开采氧化铜阶段和自然铜阶段，则采冶铜的历史就更长了，证诸当地出土的青铜器出土时间，当在商代中期。铜的发现和使用，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重要条件，世界几个文明古国，其文化发展都与铜器时代同步。关于中华民族文化起源地点，由于殷墟青铜器的发掘以及其它中原地区大量青铜的 发掘出土，一般认定黄河流域是发源地。后来随着长江流域考古 发掘出现很多文物，其文化价值不在黄河流域之下，因而产生文化发源的多元论。而郭沫若在他1945年所写的《青铜器时代》一文中，提出了新观点，文中说：

　　“但值得奇异的是，现在殷彝及殷墟出土的铜器，由其花纹形式及其品质而言，冶炼的技术已极端高度化，而可以证明为段以前的作为前驱时代的器皿却一个也不曾发现。殷以前之物应该有而却未能发现或证明，实在是古代史研究上的一个重大的悬案。在这儿可能有两种推测：一种是还埋藏在黄河流域的土里未被发枧，另一种是青铜或铜的冶炼技术糸由别的区域输入黄河流域的，而原产地尚未发现。在我认为第二种的推测可能性更大。青铜器出土地自来偏在黄河流域，由南方出土者甚少、如黄河流域为原产地，不应于将近万件的遗器中竟无一件足以证明为前驱时代之物。而中可南方，江淮流域下游，在古时是认为青铜的名产地。《考工记》云‘吴越之金锡’，李斯《谏 逐容书》云‘江南之金锡’都得证据。金锡的合金即是青铜。在春秋战国时，江南、吴越既为青铜名产地，则其冶炼之未必渊源甚古。殷代末年与江淮流域的东南夷时常发生战争，或者即在当时将冶铸技术输入了北方。”（《青铜时代》300－301页）

　　华觉民先生说郭沫若40年代认为华夏文化起源于江淮流域，不是凭空臆断，郭沫若认为黄河流域大量出土的青铜器冶铸技术是从江南吴越引进的，是一个重要依据。郭文发表五十年来，江淮流域发掘出土大量为世人瞩目的文物，青铜器和古矿冶遗址的发现更为突出。如五十年代中期在安徽寿县发掘的蔡侯墓中，出土大批蔡器，引起郭沫若极大兴趣，他来合肥参观重点是安徽博物馆的蔡器。湖北随县出土的整套编钟，可奏出和谐悦耳的乐曲这套庞大完整、技艺精美的编钟，出土后引起世界轰动，编钟心用铜即达5吨之多。铜陵郊区1973年到1990年也相继出土了绢钟和商代青铜器皿jia（音角）、铜爵。大冶70年代中期发掘出铜绿古矿冶遗址，规模之大，技术之高，非常突出。据华觉民介绍国家文物局已将铜绿山古矿冶遗址正式上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中国文化悠久，古迹成干上万，到目前为只有长城和秦俑等极少数地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承认为世界文化遗产（黄山，包括徽州地区人文景观，后来也已被联合国教利文组织承认为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长江中下游是中国最大的产铜带。自湖北的大冶，江西的九江，安徽的铜陵、安庆、南陵、繁昌，江苏的江宁、句容、南京、镇江，都发现关于铜冶的古代遗址，东西逶迤千里以上。杨立新先生在《皖南古代铜矿的发现及其历史意义》一文中，发表如下见解：

　　长江下游地区青铜冶炼技术在商代中期已经成熟，简单的青铜制品使用比较广泛。铸造铜器则需要铜料，不可能由中原输入，皖南和宁、镇地区铜矿资源丰富，这些制铜原料只能产自当地。关于这地区青铜冶技术发生的时间，过去曾认为是在商代中期，并以为与中原影响有关。今天皖南先秦古铜矿的发现，表明上述认识似乎有一定的局限性。若把这地区青铜技术的出现与丰富的铜矿资源联系起来，可以看出，皖南与宁、镇地区古代铜矿的开发，对探索长江下游地区青铜文化的发生，即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杨立新这段话，可作为郭沫若观点的新证。这当然还不能得出结论，江淮地区就是中国主要文化发源地。学术界多数认为还是多元论，黄河、江淮地区（有人称之为“两河”），都是中国文化发源地。这个问题会继续探讨下去。将来还会出现新的资料，新的观点。

　　江淮地区的北部，即淮河流域，是淮夷部族的聚居地。商、周两代国王，多次派兵进攻淮夷，虽然淮夷武器精良，战斗力很强，最后还是被周王朝打败了。周昭正多次攻荆、攻淮夷的目的，一为扩大疆土，二为掠夺江南的铜。在西周金文中有关周王朝用兵伐荆、淮夷“掠金”、“俘金”的记载很多。《蔡侯鼎铭》就有“蔡侯伐巢，俘厥金”的记载，《仲偶父鼎铭》上记载“仲偶父伐南淮夷孚(俘)金。”《史记》记载：“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按薄姑是商代方国，在今山东博兴县，西周时曾建都于此。这就是说，淮夷被征服了，国君被流放了，“周朝控制江南铜矿的通道被打通了，江南的铜成为向中央政府的贡品”。从此中央政府制造武器和青铜器就有了丰富的铜料来源。

　　现代各国制造武器，力求先进，为此要生产高质量的原材料，网罗高级技术人才，研究新技术。武器的水平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铜器时代以铜制造武器，东周时代出土的铜兵器以吴越兵器最为精良。铸剑专家欧冶子、干将、莫邪之名传颂千古。著名出土文物吴王剑、越王剑，至今光泽依旧，锋利异常，其原料即为硫化铜。铜陵及皖南一带古属吴越。它成为淮夷、吴越制造武器的原料供应基地。

　　50年代末江淮地区鄂、豫、皖、湘、赣出土了大量古代文物。一是关于铜的采、冶、铸技术的大量发现。二是青铜器的大量发现，其中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以及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在时间上和数量上都大体相同。两地青铜器有相同处有不同处。这些无疑使郭沫若的观点得到进一步加强。假如郭沫若活到现在，看到这些新发掘成果，他会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那位考古学家：中国青铜器是中国自己创造的。郭沫若还会以极大的热情，运用他的丰富的考古知识，写出第三本关于先秦文化的著作。（另两本是《十批判书》和《青铜时代》。这两本书，郭沫若称之为姊妹篇。）希望当代学者写出这第三本书，我更希望这部书由安徽学者、专家来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