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与评价

中国政府的反应及采取的措施
中国官方对事件的说法经过了从“暴乱”到“动乱”最后到“风波”的转变。更加中立而为外界所接受的说法可能是“六四事件”。

政府的说法：4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称为“社会动乱”；6·4戒严指挥部清场时称为“反革命暴乱”；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称为“严重的政治风波”，后统一为“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或“八十年代末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刻意淡化事件对中国政府和共产党的影响。

值得留意的是，至今中国政府对于六四的反思和一些评议不允许公开化。对死难者家属的悼念亡灵的私人活动也进行骚扰和镇压。十余年来，尽管中国党政领导人已有几次公开面对海外媒体对“六四”平反问题的质询，但一直不正面回应评价当时的作为。2005年赵紫阳逝世的事件也没有重笔墨地报道说明，中共对于六四的处理似乎遵循一种路线，即让历史去评价。

中国政府不允许人民在公开场合谈论六四事件，公开在传统媒体上提及六四事件仍是中共的政治禁忌。纪念六四的活动在中国也被认为是相当危险的。每年六月四日左右在天安门广场都有加派警力以防止不可预料的事件。

在中国现在使用的各种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介绍少之又少，青年们对这段历史的了解十分有限。在一版中国高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对六四事件的原因是这样分析的（原文）：

导致这场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像邓小平后来指出的，“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注：这段话摘自1989年6月9日《在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302页）就国际大气候来看，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他们加紧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各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已极其泛滥。就国内情况而言，首先是由于包括中央领导层少数领导在内的各级领导在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使多年来思想战线上涣散软弱的状况没能得到根本扭转，忽视思想政治工作，严重地存在着精神文明建设“一手软”的现象。其次是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以权谋私，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党风和社会风气恶化，削弱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党在群众中的威信降低。再有，当时物价大幅度上涨、经济秩序混乱，人民群众在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又面临生活水平将有所下降的情形，这也使他们产生了某些不满、误解和怨气。所有这些国际国内的因素，使一些热衷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深受鼓舞，他们大肆鼓吹思想上多元化、政治上“全盘西化”和经济上实行私有化，结果进一步造成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这场风波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是1949年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它使党和国家经历了一场严峻的考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经受了严峻的考验。

部分中国官方学者的分析
他们认为：这是受外国势力利用的盲从；中国的学生和民众，对于当时正处于改革初期的社会的腐败等现象不满而宣泄情绪；中国的一部份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则想利用学生运动推翻现政府从而掌权；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则希望能够建立一个顺从于西方社会的政府，从而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进行资本的经济殖民。

国内民众、政治异见人士及海外人士的看法及反应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八九民运的定性以及各种问题的争议仍然没有停止。中国民众的观点也不统一。

在苏联解体之后，一部分中国民众接受一观点，即如果当初没有平定动乱，中国也许先苏联一步走向政治变革。有人认为，六四是是历史上中国第一次可能走上民主道路的契机。很多人没有想到中国共产党会动用国家正规军对付平民。

有的八九一代（即见证八九事件的市民和七十年代前后出生的学生）这样评定六四：事件最初为学生运动，绝食至戒严后发展成为全民爱国民主运动（海外一般将其称作八九民运）。他们认为的这次爱国民主运动，是中国人民对专制暴政而进行的抗争。运动虽然在中国失败，但其引发了中国人民对民主与宪政的追求。更多的人对各种消息、传闻持谨慎态度，因为各种不连续的所谓事实很难相互分辨。他们虽然对中共的腐败等问题感到不满，但认为学生不应该反应过激。

相当多的自由学者与异见人士公开表达纪念和平反六四的观点，要求实现和解促进民主与宪政。不断地有人突破限制，通过各种渠道（如体制内的对话、海外媒体、网络特别是BBS与网志）发出这种声音，但他们的言论或人身受到严厉的控制。最早披露SARS爆发的蒋彦永因为在2004年上书中国人大要求为六四正名，从而被软禁后加以监视。

一些人认为：由于事涉当时中共领导邓小平决策是否正当、赵紫阳被罢黜总书记、江泽民接任等问题，且担心会由平反引发的不可控的清算会危及中共执政地位，中国政府试图有意否认六四杀人的存在，并掩盖与压制任何关于六四的话题与活动，中国政府希望人民忘记曾经发生过这一事件。

一些学生领袖的反思
曾经参与过六四事件的许多学生领袖们也进行了许多反思，一些人意识到学生们也应对事件负有部分责任。有观点认为，少数激进学生深受革命理想的影响，以为流血会唤醒民众，不知退让和妥协，而学生们的绝食行为在当时的要求是：推翻四二六社论的“动乱”定性，承认学生自治组织，承认学生运动为爱国民主运动以及不对学生“秋后算账”等。这些在当时又是政府不愿做到的。而学生们在政府关闭对话渠道并实施戒严以后继续坚守广场，则是不智的；其他的诉求则太过空泛，例如反腐败、民主等，这些要求都不是在短期内都可以立即实现的。而且，学生中的激进的言论与行为已经实质上的与当时的专制体系发生了冲突。有人认为：最重要的是，对于以武装革命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种大规模的民众抗议运动是不可容忍的。

出动全副武装的军队使用真子弹来镇压和平示威抗议民众的做法是遭到普遍谴责的，一些中国政府官员以及一些力图为政府开脱的人士后来的解释是：由于当时中国尚没有正式的防暴警察部队，对邓小平而言，非军队不足以压服党内分歧，镇压党内外反对势力，收拾局面，稳定政局。有观点认为：邓小平无疑是个出色的统治者，他并不愿意在赵紫阳提出的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拖延解决问题，他不能容忍赵在过去几个月中任由矛盾发展和继续激化下去。李鹏政府面对中共执政以来首次如此大规模自主自发的学生运动没有经验，反应不力，也没有解决矛盾，也是原因之一。那时的中国政府既缺少相关经验，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甚至都没有防暴警察队伍。中国政府当时的手段只有派人做思想工作，但当思想工作没有办法解决问题时，便控制不了局势了。

一些知名人士的看法
大多数国际著名人士也纷纷发表声明，例如宋美龄发表了声明；陈香梅、韩素音也予谴责；伊东正义、樱内义雄集会发表抗议声明；长期在中国生活的美国著名农学家威廉·欣顿（韩丁），公开发出要求国际社会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但是，有些声明，被人认为不是单纯的支持学生运动，而是别有用心的想破坏中国经济以颠覆政府，譬如禁止向中国出口粮食的呼吁。

另外，少数国际著名人士则为六四事件进行辩护。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在西方国家普遍对中共政府谴责的时候，认为六四事件是为维护国家稳定所必须采取的手段，是邓小平的“晚年最大功劳”。新加坡还在六四事件发生后几个月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而当时大多数国家却都还在制裁中国。台湾学者李敖曾在其节目与著作中，将中国的六四事件比作美国六十多年前的历史上“酬恤金进军事件”，以表示中共对六四事件的处理方法乃是无独有偶的，而这亦符合当时国际普遍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比西方社会落后五十年的讲法。

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六四事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分水岭，邓小平于当年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由江泽民接任。江泽民执政后，党内保守派对邓的改革政策公开提出挑战，被退休在家的邓小平动用了军队势力制止。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见邓小平南巡讲话一段）促使江泽民和李鹏继续执行开放改革政策，此后中共加大了经济开放的力度，加强了反腐倡廉的力度，放宽了诸多经济政策，客观实质上改善了相当部分人的生活水平。但是，在六四之后，强调“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思想控制开始加强，言论空间紧缩，八十年代中期的开明气氛开始逐渐倒退。

六四事件对中国长期的影响则也许需要再过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才可能有定论。在国际上，中国政府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的负面形象长期挥之不去，影响中国的外交运作；在国内，和六四事件相关的话题不时被提起，尤其是在领导人更替的时期。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结论虽然基本上从未改变，但一直有一部分人希望有一天会“翻案”。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国有一些人对政治从此彻底失望而不管政治，也有一些人开始思考之前很少思考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政治问题。一些长期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的支持者在六四后成为共产党的反对者。

对香港的影响
对香港关系而言，由于香港对北京学生运动的支持，原本与中国政府同一阵线的民主派，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与中共分道扬镳，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李柱铭、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支联会）主席司徒华及著名作家查良镛（笔名金庸）都愤然辞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这亦埋下了香港人与中国中央政府之间的不信任。

六四事件引发了港人大规模的移民潮。虽然1990年代初西方许多国家的经济疲软，使不少香港人在取得西方国家的护照之后又一度回到香港定居，但随著回归后香港经济急转直下，这些人很多又再离开香港。另一方面，这批新移民所带来的庞大现金储备和税收，亦为这些国家的经济重新注入活力。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都因为香港移民的资金而使经济得以反弹，从而吸引更多来自东亚及东南亚地区，如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及韩国的新移民。

另一方面，由于中共在承诺不会对学生“秋后算帐”之后，竟然采取了比“秋后算帐”更严厉的血腥镇压，使香港人对中共采取不信任态度的人亦愈来愈多，深怕今时今日的承诺，他朝对方会反口。

另一方面，当时香港民间发起了一次超过一百万香港巿民参与的支持北京学生运动的六四游行，是香港开埠以来最大型的政治活动，由此开启了香港巿民参与政治的意识，标志了香港公民社会的开始。此后每年六四周年香港都会在维多利亚公园举办纪念六四遇难者的烛光晚会，同时出现了许多大大小小的政治游行争取政治上的发声。其中两次最重要的大型游行，分别是2003年7月1日的反对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与要求董建华下台的香港七一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50万香港巿民参与；以及2005年12月4日争取普选立法会与行政长官的政治游行，据主办单位称有25万香港巿民参与。由六四开始，乃至七一与一二四等，三次政治游行是香港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为防止香港市民“借集会来攻击中央”，港澳工委曾多次发动属下的左派公会，预先订下维园的各个足球场进行活动，以图阻挠纪念的进行，但都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