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八老」只是短暂地作为主管机构而发挥作用，他们的存在显示了一个继续生效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曾被援引，今后仍然会被援引，只要中共继续把自己看作一个革命党。这是毛泽东所铸成的超级统治术传统。共产党中国超级领导人的角色是「宪法之外」（extra-constitutional）的，但并非「不合法」（illegitimate）。中国大肆宣传向法治过渡，然而所涉及的问题将不仅仅是制定法律条文和设立法庭。为了实现法治，党必须放弃下面的思想：不管涉及到什么程序，自己认为需要做的就是合法的。

是什么要让这么一个宪法之外的机构成为必要？《中国「六四」真相》帮助我们看到这一体制如何创造了邓小平这样一个超级领导人，甚至违背他自己的意志，理由是「宗派主义」（factionalism）。

在《中国「六四」真相》中，我们看到中共宗派主义力量如何同个人关系相结合，如何把权力利益同政策和意识形态实际问题相结合。赵紫阳和李鹏在元老中都有靠山，在他们那一代人和下一代领导人中都有亲信和智囊。促使这些个人关系凝结成政治上有意义的宗派的，则是当时的政策困境：由于毛主义制度已经失败，而要过渡至一个未清晰定向的未来的困境。我们这里看到的冲突，是艰难抉择所造成的痛苦战斗。赵紫阳所喜欢的是政治上放开，以便搞活经济，接受随之产生的失去控制，通过更具谘询方式的领导保持权威。李鹏所要求的是以稳定为中心，保持政治控制，通过更强有力的计划和激励克服随之而来的经济短缺。对于指导这个巨大的国家如何通过改革浅滩，两者都是合法的设想。编纂者在序曲中显示那些基本争论如何在八十年代中期展开，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任何政治制度中，能够决策的人，不管是对是错，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在中国的制度中，不管是法庭或立法机构，都没有可以解决僵局的制度化权力的横向机构。大问题都要往上推，形成邓小平对杨尚昆所抱怨的压力，要某人最后承担责任。甚至像赵这些人，他们基本上不同意邓的决定，也发现接受决定比站起来坚持自己相信是对的东西更有荣誉-他们感觉那一制度必须有人做决定。

北京一九八九年另一与政治过程有关的特徵是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杨尚昆代表邓小平行使的权力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就是管理这个政权的强制性机器。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没有放弃的一个职务，也是毛泽东在文化革命中面对许多高层领导人反对、党和国家机器都已经崩溃时仍然能行使最高权威的职务，也是江泽民试图在二００二-二００三年退出党和国家领导人岗位后保留的职务-中央军委主席。是中央军委主席，而不是党总书记、总理或国防部长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不仅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在全国各地的军区，也包括人民武装警察，我们将在本书反复看到，是武警负责政府办公楼和其它重要机构的警卫。

在一九八九年，杨尚昆是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并代表邓主持军委工作。当决定实施戒严令、当需要向怀疑的军方解释何以清洗赵紫阳、当发布命令要军队开往天安门广场时，所有那些情况下都是杨尚昆，而不是国务院或政治局任何成员，登上指挥台。此外，杨尚昆通过自己的老部下、中央警卫局局长控制中央警卫局。正像当年毛泽东一样，邓控制了所有战友，包括比较年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和其它元老的个人安全。也正像在毛泽东时期一样，对个人安全的考虑，成为推翻超级领导人的任何企图的重要障碍。

尽管权力个人化，人们还是被决策过程的形式和仪式所震撼。例如，在政治局常务会议上，激烈的斗争往往在尊重充份讨论的程序、并尽可能形成一致这一原则下而消音。有地方重要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全体会议如此庄严，中南海的皇家传统似乎仍然在它的社会主义继承人身上体现出来。但几乎没有出现同宫廷政治相关的私下动作迹象-相互侦察、谴责、栽赃、个人丑闻、试图政变。分歧都摆到明处，问题都按实际情况辩论，僵局都向邓报告，没有他的批准任何人都不能行动。也许正是由于邓的个人权威，没有人敢采取其它行动。

如果说北京的政治过程有时消耗时间，但邓一旦说话，就具有无情的决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各省显示的独立程度令人吃惊。只有细心阅读他们的报告才能看到这一点，因为分歧迹象都要掩藏在形式上赞成党中央政策的层层说词之下。来自各部委和各军兵种的文件也是如此。但事实仍然是各个省从面积到人口都有欧洲国家那么大，各省必须处理自己的情况。他们的不同行事方式不仅是要适应当地情况，而且反映出地方领导人不同的执政风格，甚至不同的价值观。

然而，最后是由中央决定。没有一个省分裂，除了一名军官之外，整个军队也团结在一起。尽管有无穷无尽的疑虑，官僚机构却保持稳固。分裂只是在上层，也许最坏的，就是出在一个重要而薄弱的环节但尚未贯穿整个体制的裂缝。从官僚体制上讲，中国的制度是坚固的。

根据至少可回溯到明朝皇帝的传统，中央领导人对于原始信息具有可怕的胃口。党的情报的信息流量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其分析较弱。两大安全部门提供北京和各省各地事件动向的报告，新华通讯社及时提供全国的跟踪信息和外国对中国事件的反应（新华社既是情报机构也是新闻媒体，它的确发布新闻，但它的一大部份业务，是给安全部和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一、二情报部人员编写秘密报告提供信息）。

通过《中国「六四」真相》，我们可以看到便衣警察自由混入示威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根据这里的文献提供的证据，他们似乎没有很深地渗入到外国异见人士团体，或香港、台湾和其它地方为学生提供援助的团体）。来自安全部门和新华社的国内情报反映人民的情绪相当坦率，内容丰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当然并不总是这样。毛泽东政权以喜欢只听好消息而著名，并被那些消息所误导。在邓的领导下，这种做法已经明显改变，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些报告对他们的忠诚是无情的，各部份民众怀疑意识型态。但好消息到此为止：许多领导人仍然相信群众起来是由于「一小撮人」操纵的结果。

也许警察报告很少被使用的部份原因，是他们长于提供事件情况，却短于分析。领导人情报流中最有分析性、综合性的材料是外国媒体的报导。这些报导对于西方读者似乎印象并不深刻，但是编纂者包含了这些报告，因为它们是当时领导人试图用来解读街头事件的最集中、最有预见性的材料。很可能像学者们长期猜疑的那样，每当需要让人注意那些令人不快的趋势，声明一些难堪的可能性时，情报机构宁愿让外国人替他们说话。

在一个极权警察国家，领导人对于公众舆论如此重视给人深刻印象。最好的解释是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理论：以满足来统治比强迫要容易。的确，这里的故事显示学生和政府双方为了争取公众支持的激烈斗争，以及由于学生得到民众的支持，政府镇压学生多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当我们阅读关于学生活动的报告时，我们看到一种微妙的言辞游戏。最初，学生喊出的是符合或者稍微超出政府批准的爱国主义和改革口号。警察注意到校园里更激进的思想徵兆，但是当学生上街的时候，他们使用更可接受的语言。这在最初阶段使当局很难确定学生要挑战的是什么。政府方面，赵和他的同事竭力去寻找正确的音符。他们也必须占据舆论高地。某些情况涉及的模式也是微妙的：第三章讲述了赵紫阳「五四」讲话中是否应该包括某个词而进行的交锋（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在极权制度下，公众舆论未必真要听取，但不能忽视。从各个机构送给中南海的报告显示，一九八八-一九八九年公众的心态是危险的。胡耀邦的去世给已经堆积很高的柴堆放了一根导火索。

一开始，学生并没有对政权进行致命的挑战，当局也不愿意对学生使用武力，双方还有很多共同目标和语言。但由于错误交流和错误判断，他们相互把对方推到了越来越难妥协的境地。好几次几乎达成和解，却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滑向灾难的过程开始时是缓慢的，随着双方分歧加深，滑向灾难的速度加快。由于已知道后果，我们会带着进入真正悲剧的恐惧来阅读这个故事。

学生运动以纪念改革者胡耀邦开始，胡在四月十五日去世。可以肯定，学生行为是有挑□的锋芒，那可以归于前几年政府为推动改革容忍了相对自由的气氛。他们把口号从校园带到首都的中心天安门，进一步表现得蔑视党的控制。但多数学生仍然维持在某些恭敬的范围之内，承认党的领导，把他们自己定位在尊重和支持党的长期改革的位置上。

第一个小的失误是政府官员拒绝接见人民大会堂前的请愿学生。四月十九日晚间至二十日，示威者和警察在中南海新华门发生冲突。四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各种学生自治组织成立，在领导人的眼中，这是个危险的发展，这在共产党时期只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许多示威者在四月二十二日参与了悼念胡耀邦。

不管怎样，作为总书记、对处理这些问题要负主要责任的赵紫阳，相信一旦胡的追悼会开过之后，学生会感到他们已表达了他们的观点而随即散去。结果却相反，缺乏来自党的明确反应使得示威者更勇敢。当赵紫阳到北朝鲜进行一个星期的访问时，以李鹏为首的其它领导人把问题提交邓小平。他们有些夸大地告诉邓，学生的目的是推翻政权。邓把运动定性为动乱，并说必须果断地谴责。他的话反映在《人民日报》四月二十六日的社论中。

第二个，但比较大的错误是，社论的目的是划分某些界限，警告多数忠诚的学生不要被一小部份激进分子所误导。但「动乱」的标签被证明具有煽动性。那个词在中国具有特殊的负面含义，因为它常常被用来指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混乱。

学生们相信，如果在被官方定为「动乱」的时候结束示威，他们就将受到严厉惩罚。只有他们的运动被称为爱国的、民主的运动，他们才会感到可以安全撤离。由于邓小平的定性产生自相矛盾的效果，矛盾被激化，学生被困在广场。随着僵局继续发展，在那里他们又成为磁石吸引其他人加入。

邓的卷入也增加了党的风险。一方面，赵紫阳认为群众不是在挑战共产党的最终领导，他们的核心要求是对话和要求党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为了达到这些共识的目标，党应当撤销「四二六」社论定性。邓愿意考虑他的建议。但李鹏也按照逻辑争论：社论已经明确区分无辜的大多数和需要坚决处理的犯罪的一小撮。任何让步都将致命性地破坏政府的威信和邓的权威。

在更深一层，赵与李的对抗集中在党同公民之间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上。好心的公民是否足够精明可以避免操纵-党能否相信公民的判断力？更根本的问题是，和平解决是否值得，因为那要创造一种协商和公民权利先例，而后者将影响党已经建立的统治风格。对于政府权威和政治稳定，和平解决的代价是否高得无法支付？

新角色不断加入使形势更加难以处理。新的学生来到广场，他们不愿意在自己有机会加入之前运动就结束。自由知识分子出来支持学生的目标。有些省的领导把自己的问题交给北京，允许激进的学生乘火车进京；李鹏试图制止这种做法，命令地方政府禁止学生旅行。由于学生中分歧太大，当政府谈判代表问他们的领袖，他们能否代表学生讲话时，他们回答不能。

学生也面临政府方面的同等混乱。在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混合声音中，他们无法确定是取得了进步还是面临石头墙。抗议势头在增长。某些学生回到了教室，其他人继续加入示威。新领导出现了，新的问题加上旧的问题，示威也在各省出现。

五月十三日当学生宣布绝食斗争时，赵紫阳策略的最后失败已经来临。除了政府方面的触怒之外，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是主要催化剂，学生把他看作改革的象徵。当局把中苏高峰会看作多年外交胜利的顶点，现在蒙上阴影。为采访高峰会而到北京的外国记者团都把注意力转向学生运动。

在五月十六日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赵紫阳继续争辩说，结束绝食斗争的方法是接受学生改变「四二六」社论定性的要求。领导层面临非常关键的分裂，要提交给邓决策。五月十七日上午，邓决定站在李的一边。此外，他得出结论-需要实行戒严令。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常委会上，赵和李继续冲突，常委在戒严问题上分裂为二-二-一，乔石弃权。元老然后介入，撇开了赵，使用李鹏实施他们的镇压计划，挑选江泽民在和平恢复时接替赵紫阳。

现在，滑向灾难的速度在加快。我们观察到妖魔化的过程在展开，当局和学生之间，党的两派之间都在相互妖魔化。幸存下来的领导人把所有过错都归咎于赵。广场的知识分子宣布光明和黑暗之间的战斗。学生发誓宁死也不撤退。对于领导人更加不祥的兆头是，有些城市工人和学生正在联系。国内外反对势力的声浪高涨加强了当局的被围攻感。

在五月的最后几天，曾经有一线出乎意料的、最后的和解希望。全国示威都在结束，来自外省的学生开始离开北京。当时似乎是仅仅武力威胁就足以解决问题。但某些校园出现发动全国和平抵抗运动的号召，外省新到北京的学生核心分子坚持继续静坐到六月二十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解决问题的时机再次消失，元老决定行动。他们和剩下的三名政治局常委在六月二日举行秘密会议，重申他们要使用武力清理天安门广场的决定。

下面发生的事件，是世界上最普通、但本来可以预防的悲剧-示威者和军队都失控了。中国由于缺乏民主公开性而付出高昂代价，而民主公开性本来可以让示威成为更平常的事情，可以让政府和警察适应处理示威问题。

流血事件之后的几个月和几年时间，邓小平尽力避免那场灾难迫使经济改革出轨。不管发生什么事，邓坚持说，改革和对西方开放都要继续，甚至加速，否则中国就要倒退。但政治改革是另外一回事。领导人吸取的教训是，中国必须冻结政治改革来避免不稳定，应当避免改变政治制度、避免模仿西方制度。

但党在这个问题上仍然处于分裂。赵紫阳在六月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驳斥李鹏对他的指控，批评邓的路线偏离了自由方向。他争辩说，没有更勇敢的政治改革，党无法存在下去。赵的观点仍然很得人心，尤其是在执政党的年轻官员中。

在随后的年头，对学生运动的提法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就在命令部队采取行动之前，领导人作出的官方决定是把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这是比「动乱」更加严厉的标签，暗示示威者有武器并造成流血。

两种定义都没有正式撤销。但考虑到国内外舆论，官方已经转为比较温和的提法「政治风波」，这一提法是邓在镇压几天之后首先使用的。（注七）

自一九八九年以来，要求重新审议「六四」的呼吁不绝于耳。「六四」死难学生之一的母亲丁子霖领导了要求平反的运动。一九九九年赵紫阳的高级助手鲍彤散发一封公开信，敦促党的领导人承认十年前的错误，把推翻那一定性的机会称为现政权恢复合法性的「最大政治资源」（注八）。在更广泛的范围，党面临政治改革的持续呼声。但它以逮捕和清除要求改革的党外异见分子作为回应。但在党内，关于改革的激烈辩论也在进行。

只要这些要求继续被拒绝，中国当局就不是西方所预期的那种自由的、谘询性的和「柔性专制的」制度。可以肯定，同毛主义的极权野心相比，中国当局缩小了它要控制的社会活动的范围。将控制的手段与目标相适应，而不再是改变人性。它已经认识到，限制许多领域的自由对独揽政治权力并非必要。

但党也相信，通过「天安门事件」，他们发现民主化并非不可抗拒的力量。西方普遍认为，当全球化和现代化出现，党-国制度发生根本改变就是不可避免的，必将导致公民社会的兴起和某种形式的民主。不管这是对是错，中国掌权的领导人不相信它。对他们来说，「天安门事件」的教训，其核心部份：政治就是实力。

一九八九年的事件让当局处于迎接后来挑战的地步，例如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九年出现的中国民主党和一九九九年至今的法轮功宗教运动。在这些事件和其它事件中，党采取行动的关键就是独立的组织，不管是宗教人士或者学生，工人或者农民，有或没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有或没有党员参与。核心政治问题仍然是一九八九年出现的问题，即使社会情况已经不同：党相信，只要它对任何自己不能控制的团体作出任何让步，作为政治系统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组织原则就要被破坏，它就不能再实行专权。

许多在中国的人也持有海外普遍持有的观点：这种僵化的政治制度在社会和意识形态快速变化下不能坚持下去。这一体制能够应付下去并存活，还是发生内爆？这是本书支持者试图避免的选择。通过对已经结束的一九八九年事件重开辩论，他们似乎希望打开政府在垄断权力方面的缺口，但又不致引起它的崩溃。

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并评估他们所阅读的材料，我希望更详细地描述材料的种类和格式，它们被如何选择、翻译和解释，本书同相关的、但单独出版的中文书的关系。

这里摘选的多数材料都是下级机构给党中央、国务院的报告。提供这些报告的包括两个安全部门、其它部委（例如国家教育委员会）、省委和省政府、大军区和省军区、中央部门的地方机构。也有来自西方、香港和台湾媒体对于事件的报导。我们不知道这些种类的材料中每个是如何编纂或加工，但很明白它们经常被送到中南海，并根据它们的出处和内容立即在不同的高级领导人中散发。本书各章是按照日期排列，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中到六月底，每天都有这些种类的材料，大体上按照我上述的次序排列。

此外，《中国「六四」真相》包括高层会议记录和对话，它包括正式会议，例如政治局及其常委会议；非正式会议，例如元老的会议，两个人或几个人面对面的谈话以及电话。最常见的正式会议记录被称为「记录」，都是由专业人员根据会议记录整理，有时是根据录音磁带补充。它们保留了发言者的顺序和他们的多数自然语言，但去除了「哼哼哈哈」声；他们在必要时重新安排了发言者的语法和他们说话的结构，以便读起来更顺畅，焦点更一致，也比纯粹的口语更加清晰。其它会议记录被称为「纪要」，这些是他们在各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的记录。

对于领导人之间的非正式谈话，编纂者主要依靠四大来源。第一是镇压之后参与调查赵紫阳罪行的人为党的领导人提供的回忆材料。这些回忆材料印刷后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三到二十四日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散发。赵紫阳在这次会议上也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另两个来源是李鹏和杨尚昆分别对各自部下的吹风（即通风报讯），他们在那些吹风中对于如何参与事件做了大量的排练。最后，编纂者使用了五个谈话备忘录。所有这些来源都在外文版书中注明了出处。由于某一谈话经常在几个消息来源中都有记录，编纂者把那些信息结合起来，在书中重现那些谈话内容。尽管这些不是对话的直接誊写，但它们是由最接近的参与者提供的真实记录，并被互相佐证。

《中国「六四」真相》的英文版经过了三个阶段的筛选，这一筛选过程将一堆庞大的原始材料缩减到书本可以容纳的长度。编纂者首先从每天进出中南海的成百份文件中挑选出了数千份最重要的文件。我对他提出意见说，如果希望本书被各方读者接纳，应该更加精选，被挑选的文件应该集中在中南海决策中加以考虑的关键问题。此外，为减少篇幅，我建议编纂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选上的文件应该是节选，而不是全文照录。

编纂者随后进行第二阶段的筛选、节选工作，并形成了大约五十七万字的中文电脑打印稿。那就是的你现在手中这本内容相当于英文版的三倍的《中国「六四」真相》。

编纂者主要是想要阐明来源和如何对付危机时的高层分歧。根据他的观点，那些关键材料都揭示了中南海从危机发生到最后结局的决策过程，也都为历史记录增添了最多的内容，因为学生方面的斗争已经在现有的来源中被相当充份地报导了。此外，编纂者相信，领导人被全国各地党委、两个安全部门、新华社和其它渠道报告的动态所影响，因此他对地方的报告给予相当的篇幅。这些材料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全国规模的抗议到现在还没有出现过。他选择了外国媒体报导，他相信那些报导吸引领导人密切注意，形成了他们对于面临挑战的理解，以及他们关于国内动乱是同外国敌对势力有关的看法。在中文版中，编纂者增加了针对中文读者的许多解释性材料。他在这些方面尽量争取不要加入自己的观点。在有些地方，他也离开材料模式，将几个消息来源编成故事。

编纂者为英文版的每一份文件提供了消息来源。而且，徵得编纂者同意，我们在外文版中增添了非中文读者所需要的解释性材料。而中文版中则不包含这些材料。

对于要对照英文和中文版本的读者还要解释几点。为了方便外国读者，我们在英文版里改变了某些篇章的标题和某些章节的小标题，把某些章节合并到一起，增加了一些有日期的小标题，有时为了清晰，重新安排了某些段落。中文里用某种过渡句式打断直接引语时，我们做直译时也就插入一些停顿。我们对于外文来源的摘要是从中文倒译过来的。尽管中文的党和国家含义不同，我们根据英语通义，regime（当局）和authorities（官方）都是指政府，中文并不区分universities（大学）和colleges（学院），因此我们使用这类词都是兼指两者。

有几个人分几个阶段参与了英文版的整理和翻译。我选择了需要摘要的章节并翻译成英文。有五名希望仍然保持匿名的翻译者帮助我们翻译了大部份译文和摘要的初稿。林培瑞和我几遍通读、校对了整部英文书稿。

与同代著名中国专家之一林培瑞一起工作真是一种荣幸，同他一起长时间工作是一种愉快的经历。我们感谢夏伟（OrvilleSchell），他的专业判断和道义支持都是无价之宝。他提出的可信度问题推动我们进行复杂的验证，以确认我们判定材料真实的直觉。我向其他这一项目的参加者显示出来的勇气和学术道德表示敬意。这一项目是中国某些权势人物所不欢迎的，而在在国外可能也是有争议的。

当我面临澄清一些法律问题、寻找财政支持以开始翻译和寻找出版商的困窘时刻，我找到了出版和人权领域的先锋罗伯特．Ｌ．伯恩斯坦（Robert L. Bernstein）。没有他的帮助、热情、兴趣和洞察力，我的同事和我不可能完成这个项目。我感谢菲昂那．德拉肯密勒（Fiona Druckenmiller）在我们还在寻找出版社的时候就资助我们开始翻译。公共事务出版社的彼德．奥斯诺斯（Peter Osnos）以其政治敏感、勇气和推销天才处理这一项目的挑战真是独一无二。我赞赏他的专业精神和人品。我们得到杰奥夫．尚德勒（Geoff Shandler）和罗伯特．金泽（Robert Kimzey）的无价帮助，使本书在形式上更便于阅读。凯西．德佛希（Kathy Delfosse）对手稿和编辑稿都进行了润色，使它大为改进。

我要感谢两名律师：Ｒ．斯各特．格累特黑德（R. Scott Greathead）和吉罗姆．Ａ．科恩（Jerome A. Cohen），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提供了有价值的公益建议。

在出版之前，这一项目的保密非常重要，但我又需要得到相当多的人的帮助才能完成工作。除了上面已经提到的诸位，我不提名地感谢在世界各地学术、新闻和出版界的几名朋友，他们向我提供帮助而且保密。

这一项目是在许多人已经承诺进行的有价值的项目和繁忙的生活中硬加进去的，强求每个参与者投入很多时间。在这一项目的漫长过程中，所有人都为了它的出版而团结一致，并为它的质量作出了实质性贡献。

我尤其要向编纂者致敬，他在这一项目中承担了最大的风险，并在困难的时候表现出道德和明智的判断力。

注一：《毛泽东思想万岁》，一九六七和一九六九年油印本，曾经以多种形式再印；威特克（Roxane Witke），《江青同志》（波士顿：小布朗，一九七七）。还有，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奇克（Timothy Cheek），尤金．吴（Eugene Wu）编辑：《毛主席秘密讲话：从百花齐放到大跃进》（麻省剑桥，东亚研究会，哈佛大学，一九八九）；拜仑（John Byron）和帕克（Robert Pack），《龙爪：康生，毛背后的罪恶天才-他在人民共和国的恐怖遗产》，（纽约，西门和舒斯特（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二）；阮铭，《邓小平的帝国》，南西．刘（Nancy Liu）、兰德（Peter Rand）、苏利万（Lawrence R. Sullivan）翻译（Boulder: Westview，一九九四）；前言还引用了吴国光的书。整个九十年代，一方面是声称来自赵紫阳和鲍彤的文件在香港出现，另一方面是来自共产党思想保守派；专家相信这些文件中许多都是真的。

注二：最好的大型叙事书籍包括Timothy Brook《镇压人民：军队镇压北京民主运动》（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二；rev. e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一九九八）；Craig Calhoun，《没有神仙皇帝：学生和他们为中国民主而斗争》（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一九九四）；Orville Schell，《天意：新一代企业家、异见者、放荡不羁的文化人和技术官僚将决定中国的未来》（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一九九四），第一部份；在整个书中，我们引用三部重要的文件集，由汉民主（Han Minzhu）、奥克森伯格（Oksenberg）及其同事和Ogden及其同事编辑。关于各省民主运动的唯一重要著作是Johathan Unger编辑《中国的民主运动：来自各省的报告》（Armonk,N.Y., M.E. Sharpe,Inc.，一九九一）。电影纪录片是《天安门》，Long Bow Productions，一九九五年制片。该片中文文稿本由明镜出版社出版）

注三：扉页上的署名是笔名。

注四：人权观察和中国人权。

注五：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N.Y. Random House，一九九四）；魏京生，《独立的勇气：狱中书信和其它作品》（New York: Viking Penguin，一九九七。）

注六：赵和乔之间的区别是，赵对戒严令投了反对票，但没有任何反对的行动。乔投了弃权票。赵拒绝参加实行戒严令。乔继续担任要职，一直争论防止流血的措施。赵由于同邓决裂而被撤职。乔保留了职务，但由于被看作软弱而无法进一步上升（胡启立与赵的做法一样）。

注七：六月九日同戒严部队谈话-见「尾声」。邓使用了这场「风波」的提法，但后来提到时加了「政治」一词。在六月九日讲话中，邓也为使用「动乱」的提法辩护。

注八：鲍彤的公开信，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五日发表；中文信由中国人权（Human Rights in China）获得。

（本文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为《中国「六四」真相》所作的序言，原文为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