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六乙
“人艺”导演，先锋戏剧的领军人物。
中央戏剧学院1982级
一看是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
“我第一次高考，落榜了。”光头导演李六乙语调平和。
1978年，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二年。当时李六乙有着明确的理想，就是考哈尔滨军工大学，当物理学家。然而事与愿违，他的最初的梦想因几分之差而破灭。
第二年他在家待业一年，到了1980年，他决定报考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于是1980-1982年，他在家自学了3年。
整整3年，李六乙每天骑自行车到四川省图书馆——早上9点准时进去，晚上9点出来，1000多天，不敢间断。
泡在图书馆里的那3年，李六乙看了大量戏剧理论方面的书。80年代初，全国展开了“美学大讨论”，他的阅读开始涉及美学、哲学、历史等领域，他的大部分知识储备，都来自那个阶段。李六乙书读得越多，就越有自信。1982年，当他把自己的论文寄到中戏的时候，对考上中戏已经胸有成竹了。
那年的4月，中戏的熊源伟老师来到成都——他负责西南考区的招生工作。去之前，有人跟他说，四川有个小子论文写得很厉害，要他留意。“我那时年轻气盛，读了几本书就喜欢卖弄。我论文的标题是《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与中国戏曲之比较》，后来在考场上，我对答如流”。专业考试，李六乙是西南考区第一名。
“考试那天，我记得除了主考官熊源伟，旁边还有一位老师，一直默不作声。末了，他突然发问：劳逊《电影戏剧编剧》一书的精髓是什么？我答，强调意志冲突。他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接着是作品分析考试。一帮考生们被带到电影院里，好像看的是郑洞天的作品《邻居》。我进去的时候，手上拿着纸和本，结果被后面的人一撞就找不到了。这时旁边有个人笑着说别着急，我帮你捡。我认出是考场上问我问题的老师。后来进了中戏，我才知道，他就是现在中戏的名誉院长徐晓钟先生” 。
论文和作品分析之后，李六乙被通知赴京参加面试。“面试包括小品、朗诵什么的。我根本不会考。那些北京考区的考生，都是专门请了老师进行了专业训练的，我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准备呀。”李六乙不记得当时得了多少分，他只记得他用成都话朗诵了一首诗。
等待结果是最折磨人的。“在考场上结识的那帮考生，文化课考试之后，来往频繁起来。到后来就开始传消息，人心惶惶的。有个考生的父亲是新华社驻成都记者，她的消息最多”。
到了8月底，李六乙的通知书还没有到来，家人就开始着急了。有一天，家在成都市川剧院的一个考生给李六乙打电话，说他的通知书地址寄错了。李六乙家在四川省川剧院里，结果寄到了成都市川剧院。这个小小的疏忽，着实折磨人。
“我跳上自行车就奔成都川剧院了，到那儿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张红色的通知书，我的脑袋就开始充血”。就这样，李六乙成为他们那个院子，甚至是那条街道上的第一个大学生。
郑渊洁
著名童话作家，拥有亿万读者，无高考经历
“考试是我的弱项，所以我特别怕考试。恢复高考那年……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参加高考，我跟她说，我不去。她问为什么，我说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
郑渊洁是个怪人。
20多年来，郑渊洁的童话书刊总印数已经超过7000万册。他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童话作家。无论世俗的金钱标准，还是事业标准，他都站在“成功人士”之列。然而，当年他拒绝了高考。他的儿子也是一样。
郑渊洁22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那些想通过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争先恐后去参加高考。郑渊洁当时有个女朋友，女朋友的父母要求他也去高考，郑渊洁死活不肯，女朋友因此跟他分手了。
“考试是我的弱项，所以我特别怕考试。恢复高考那年，我已经从部队复员，当了工人。我从小考试就不行，我记不住要考的内容。我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爱走神。比如我小时候，老师说水的事，我就会想到鲸了，接着我就想到一头鲸把一条船吃到肚子里去了，接着我就想到一个小女孩被鲸吞到肚子变成什么……就这样越想越远。等到该交卷了，我还没答完呢。我的女友要求我去参加高考的时候，我跟她说，我不去。她问为什么，我说那是自取其辱——我肯定是全国的负状元。”
娶妻生子，一直就是郑渊洁的梦想。没有什么事情比与女朋友的“分手事件”更能打击他了。郑渊洁从此发誓绝不参加高考，并且还要混出个人样来，让前女友的家人看看。
怎么才能不用通过高考也能获得人生成功呢？郑渊洁就坐那儿想，想的结果是——写作。因为小时候的一次命题作文的经历，让他觉得自己是全天下孩子中，作文写得最好的一个。“那次老师出的作文题是《我长大了干什么？》，别的同学写的都是远大理想，我当时想选一个很极端的职业，写我长大了当掏粪工人。老师一看，觉得这孩子有思想，就把我这篇推荐到《小学生优秀作文选刊》上了”。
从此以后，郑渊洁就感觉谁的作文都写不过他，开始喜欢上了写作。
郑渊洁拒绝高考，他的儿子也没有经历过高考。郑渊洁甚至不让自己的孩子去学校受教育，他亲自编写了50万字的教材，自己给孩子上课。前些年北京某报招聘的时候，他的儿子郑亚旗开着宝马跑车去应聘。郑亚旗对当时负责招考的总编辑说：“工资好说，只要能给我个车位就行。”这事在北京的传媒圈传为趣谈。
有趣的是，也许是由于逆反心理，郑渊洁的小女儿却因为喜欢学校而上了学。对此郑渊洁说，要是将来女儿参加高考，他也会和别的考生父母一样：“等闺女高考的时候，我就在在考场外等着，手里拎着一桶王八汤。”
俞敏洪
新东方英语学校校长。北大1980级
“第一年高考，我英语考了33分吧，差了5分……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进步了，外语考了55分。但是我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结果又差了5分。”
据说，中国在国外的留学生当中，有70%通过新东方走出国门的。
那些遍布世界各个角落的新东方弟子，也许根本想不到——他们的校长俞敏洪先生，两次高考都是在英语上走了麦城，遭遇“5分滑铁卢”。
“第一年高考，我英语考了33分吧，差了5分。于是我回到农村干农活去了。”俞敏洪边干农活边自学，“当时农村还没有电灯，我每天在煤油灯底下学。第二次参加高考，我进步了，外语考了55分。但是我报考的那所学校的录取分数线也涨了——60分，结果又差了5分。”
面对高考失败的儿子，俞敏洪的母亲想方设法为儿子联系了城里的补习班。去城里补习之前，母亲对俞敏洪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考上最好，考不上也不吃亏。”
“本来第三年已经不打算考了，一是家庭也没有这个经济实力，另一个原因是考了两年都没有考上，一般的农村孩子就放弃了。所幸的是，我母亲支持，我坚持下来了”。奇迹终于发生了，本来俞敏洪只是想考一个地方上的师范院校。结果， 1980年的第三次高考，他却意外地考上了北大。
于是，俞敏洪从江苏的农村来到北京。
这个经历，让俞敏洪总结出一个人生信条。那就是，如果一件事，你努力了，但没有成功，人生不会因此变得更糟糕；如果有成功的可能，为什么不去努力争取呢？
他还有一个著名的“揉面定律”：“人刚开始没有任何社会经验，也没有任何痛苦，就像一堆面粉，手一拍，它就散了。可是你给面加点水，不断揉搓它，它就有可能成为你需要的形状——虽然它还是面，却不会轻而易举地折断。你不断被社会各种各样的苦难所搓揉，揉到最后，结果是你变得越来越有韧性。”
俞敏洪喜欢插秧。小时候，每次插秧比赛，他都是拿第一。“实际上人的智商都是差不多的，关键是在于两个差别：一个是你面对失败重新去做的能力，还有一个是你的心理承受能力”。
对于俞敏洪来说，考大学就跟插秧似的。
中央电视台资深主持人。首师大1984级
她有两个永远：一是永远获得作文比赛冠军，二是理科永远要补考。那些文科老师看见她就眉开眼笑，而理科老师老远就皱眉头。
“我上师大，完全是因为志愿填错了。”21年后，当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张越回忆当年的高考结果时，仍能感觉到命运之手奇异的魔力。
张越说，如果不是上了师范大学，她现在也许会猫在某个编辑部里，蔫不答答地作一个文学编辑。
张越的父母都是职员，现在看来，他们是很早就深得西方教育之精髓了。重点中学，竞争激烈，但张越的父母并不干涉她的爱好。张越喜欢看文学书，他们就给她买回来，尽管家里的经济并不宽裕。对于成绩，他们也不像别的父母那样焦虑，高考的那几天，母亲只是交代张越的姐姐“中午给她弄点吃的”，班里同学有家远的回不去，她便带回家来吃饭。高考那三天，张越家中午总是很热闹。
在北京55中上学的时候，张越是个严重偏科的学生，当时她有两个永远：一是永远获得作文比赛冠军，二是理科永远要补考。那些文科老师看见她就眉开眼笑，而理科老师老远就皱眉头。
她清晰地记得，高考分数公布以后，有一天她在街上遇到数学老师。“我们老师差点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他老远就大夸我进步很大”。其实张越当年的高考数学成绩是59分，这样的分数，在55中那样的重点高中，简直是奇耻大辱。
由于偏科，张越的高考选择显得有些狭窄，她的理想职业是作家和律师，而绝非教师。1984年的夏天，当张越接到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几乎晕厥。
“我第一志愿是北大中文系，接着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我心想要是做不了作家，做个律师也不错，所以第三志愿是中国政法大学”。谁料到，由于上世纪80年代教师待遇比较低，师范大学生源不足，所以规定师范类院校提前调档。而首都师范大学是张越的第10志愿。阴差阳错，就是这个第10志愿，导致张越的档案连北大、政法的面儿也没有见到，也使得张越的作家梦和律师梦彻底破产。
开学的第一天，张越就找到学校，要求退学。教务主任很耐心：“这是你自己填写的志愿，而且你写了‘服从分配’ 的。退学可以，但4年内你不得参加高考。”她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去上课。大学毕业后，很不情愿地做了多年教师。后来去电视台做主持人，则是另外一个偶然。
最近几年，张越采访了大量农村妇女，尤其关心她们的受教育问题。采访中，她感觉到，对于大量的农村青年来说，高考几乎是他们惟一获得未来的路径：“虽然现行的高考制度很不完美，但它有存在的合理性。”
贾樟柯
中国“第六代导演”之一，北京电影学院1993级
有人告诉他想当导演就要考电影学院，而且千万别考导演系，“什么系好考你考什么”。
高考屡次落榜的经历对于贾樟柯而言，也是一种独特的人生体验。
这个曾经留着中分长发、大热天穿军警靴、白色套头圆领背心上画着手绘雷锋像的小混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第六代导演中的翘楚。当年由于高考落榜而自费去山西大学学美术的他，无意中爱上了电影，立志将来要自己拍电影。连考三年，终于考上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
1970年，贾樟柯出生于山西汾阳，父亲是中学语文老师，母亲是售货员。贾樟柯的数学成绩很差，直到高考前他连解析几何和立体几何都分不清。他的整个中学时代，就是写诗写过来的，和同学组成“沙派诗会”，印了三本诗集，那是他反抗压抑生活的“处女秀”般的狂欢。但也因为过度迷恋诗歌而荒废了学业，第一年高考贾樟柯惨烈地落榜了，伤透了父亲的心，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八十年代，越来越升温的高考热呀！”
1990年，贾樟柯面临着当兵或者继续考大学的选择，由于父亲的坚持，他背上行囊自费去山西大学念美术，因为那里不用考数学。拿着父亲给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共300元，贾樟柯开始了独自讨生活。
在山西大学学油画的两年，贾樟柯住在太原郊区的村民家里，隔壁有一家公路电影院，有一天贾樟柯实在无聊，买票进了影院，看了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一边看一边流眼泪。看完之后，发誓以后一定要当上导演。
怎样才能当上导演？贾樟柯到处问人，有人告诉他想当导演就要考电影学院，而且还跟他讲千万别考导演系，最难考，“什么系好考你考什么”。最后贾樟柯选择了北京电影学院的文学系，因为报的人少。结果一考就是三年。
那时在山西太原的补习班里的同学大多一年没考上就回家了，像贾樟柯这样的考了一年又一年的很少见。家人和朋友都以为他中了邪。连渐渐失去耐心的父亲也骂他不务正业……1993年，贾樟柯终于接到了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水木年华演唱组合。清华大学1993级
“总是梦见高考了，好多参考书还都没看呢。一急，就醒了。”
水木年华用一个词来概括高考：噩梦。
水木年华的两个成员，缪杰是北京孩子，而卢庚戌则来自辽宁营口。高考时，他们一个是北大附中的理科第二名，一个是营口的理科状元。两个从名牌高中到名牌大学的孩子，竟然这样诠释自己的高考经验，真让人吃惊。
“没有什么比高考更狠的事儿了。从小到大，为了高考这个目标，我们牺牲了多少童年该有的自由与乐趣。当然，残酷的考试才能选拔出综合素质高的人，那些心理素质稍差的人，登时便将落于马下。”
现在高考的志愿程序做了调整——先出成绩，再填写志愿，但水木年华似乎更喜欢以前的那种程序——先填志愿再高考。“艺高人才胆大”，看来，“70后”们更喜欢刺激。
高考的当口儿，父母比他们更紧张。缪杰的父亲每天早上6点准时叫他起来，父子俩一起散步。“第一天考下来，我吓得够戗。我语文成绩是最差的，那天的天儿特别闷热，后来还下起了大暴雨。我的心都凉了。我家外面有工地在施工，晚上一有响动我就失眠”。缪杰上的是实验班，里面是一水儿的人精，个个骁勇善战。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
“我属于芝麻开花型。从初一到高三，我从来没进过班里的前10名。‘一模’(即第一次模拟高考，考卷由中学校方组织命题)我考了624分，就有人侧目，‘二模’我考了640分，同学开始窃窃私语。等高考成绩出来，5门课我竟然考了650分，全校第二。我爸就高兴了，说要给我买吉他”。
缪杰从小喜欢音乐，中学时曾经自己攒钱，买了一个100多块钱的吉他。这回考了650分，这个分数，基本上是 “指哪打哪”的“。那天，我和父母，三个人骑了3辆车就奔琴行了。我父亲一高兴，给我买了两把，都是四、五百块钱的高级货。”
高考成绩出来后，缪杰班里同学一起去青龙潭玩：“我一高兴，就跳到潭里游泳。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刮大风，我一下去就呛了口水。心里想，我这650分来的不容易，可不能交代在这啊。”
从小，缪杰就喜欢做各种各样的梦。大学毕业以后，基本上就只做一种梦了：“总是梦见高考了，好多参考书还都没看呢。一急，就醒了。”
已经毕业7年的缪杰，做了整整7年的噩梦。
一次性的高考标准永远是相对的。对一个地区而言，能够把本地相对而言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就完成了考试选拔的任务。对于有其他要求的高校，则可以再加试有关的内容。总之，应当在地方化、多样化的思路中去实现教育公平的理念，而不是相反。
我国现行的统一高考制度，具备了形式上的公平——分数面前的人人平等；但实际录取学生采取的是分省定额、划线录取的办法，各地录取定额并非按考生数量平均分配，而是按各地高教资源的状况，以及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准则。因此出现各地之间录取率、录取分数线的极大差异，加剧了地区和城乡之间原本已经存在的教育不平等。
地区之间录取分数的极大差异，反映的其实是不同地区高考录取率的差异。值得认识的是这一招生政策的来由和理论依据。我认为，造成这一现实既有历史形成的高等教育资源集中在少数地区和大城市的原因，也有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优先照顾城市考生的取向，而后者是特别值得讨论的。
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下，公共政策是以“中央”、“国家”的利益和价值为中心的，较少考虑城乡、地区和阶层之间的利益平衡，并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中逐渐形成了一种以城市社会和居民为出发点的“城市中心”的价值取向。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也具有一种社会福利的性质，尤其是过去免费的高等教育，也长期暗含着一种“城市优先”的价值。
优先吸纳城市应届毕业生的一个具体原因，是在传统的就业格局中，通常认为农村不存在失业问题，升不了学可以参加农业劳动，而城市青年的大量失业则会造成社会问题。由于市场经济主要是以地理空间为单位和以地方经济发展为主构建的，随着城乡青年就业的市场化，农村劳动力的广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计划体制下形成的这一政策显然已经失去了现实合理性。
这种城市取向同时存在于考试内容和考试科目上。目前的全国统一大纲、统一教材和统一标准，主要是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的，这对于教育资源极为匮乏的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又是一种不公平。也可以视为由于“规则的不公”导致城乡儿童在受教育机会上“起点的不公”的显例。近年来，一直有在高考科目中增加英语口语和计算机水平测试的呼声。这一设想如若实行，无疑将进一步加剧城乡学生之间的不平衡，使更多的农村和边远地区学生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高考制度要尽可能地兼顾教育公平，以利于农村学生和贫困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应当根据变化了的现实予以改变和调整。由于各地教育水平的实际差异，以及各地在高考评分上事实上存在的差异，按照高考分数大排队的做法不仅缺乏操作性，而且也不一定更为公正。比较合理的改变办法，是根据各地的考生人数确定大致相同的录取比例，这意味着减少大城市而增加人口大省的录取比例。同时，高考和高校招生的逐渐地方化，应当成为高考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在中国人口如此之多、地区差距如此之大的现实中，应当主要由各地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确定考试科目和考试水平。
一次性的高考标准永远是相对的。对一个地区而言，能够把本地相对而言最优秀的学生选拔出来，就完成了考试选拔的任务。对于有其他要求的高校，则可以再加试有关的内容。总之，应当在地方化、多样化的思路中去实现教育公平的理念，而不是相反。
影响高等教育公正的一个新因素是腐败现象。
近年来高考中出现的严重的腐败行为加深了我们对教育公正问题的认识，为了维护目前社会上相对最为公正的制度不被玷污，高考制度必须走向法制化。人们已经认识到，高考舞弊行为之所以屡禁不止、渐趋严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有关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处罚太轻。中国历来十分重视考试，明清两代的律例中，对科举舞弊行为的处罚规定得极为明确和严酷。对于高考这样严肃的国家考试，应当有专门的法律加以规范，或者在相关的法律中对高考舞弊行为处罚作出更明确、更严厉的规定。
香港
香港的高考制度，受英国影响比较多。
曾于1941年就读香港理工大学的“飞虎队”飞行员龙启明老人说，那时候不用考试，中学毕业可以直接念预科，一年后升入大学。
不过，现在香港的“中六生”(高中毕业生)入学，要完全按照大学联合招生办法申请。
香港的大学联合招生办法，是协助应届或者往届学生申请修读大学课程的主要途径。中学会考和高级程度会考成绩，是高校考虑录取学生的主要依据。在学生提出申请时，过去9年内的会考成绩将被送往各院校，作评核用。
具体的入学事宜，则由大学联合招生处代表参与招生的院校处理。这些院校包括香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岭南大学等八所大专院校。
由于录取名额有限，招生院校一般要对众多申请人进行甄选。根据对各申请人的评核结果，依等第次序录取。
台湾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告诉记者：1895年日据之后，一直到台湾设省之前，台湾的学子还会到福州参加乡试。
刘海峰说：“台湾地区真正的高等教育，是1949年，国民党退居台湾以后，刚开始各高校独立招考。1954年实施联考，只有台湾大学等四所院校，1955年，又有政治大学等陆续加入。”
据介绍，在1984年之前，联考的科目都是一个模式。1984年，台湾对联考进行改革，在科目的设置和计分方法上作了改变。但这种改革也导致了“应试教育”所具有的一切弊端。1992年，台湾联考又提出了新联考方案。
新的联考每年两次，寒假和暑假时期举行，统一笔试、依分数及考生志愿分发学校。
2002年，台湾正式实行大学多元入学新方案。刘海峰说：“这就是外界所说的取消联考。其中，70%的学生还是要靠联考，20%的通过甄选和推荐，还有一部分是申请入学。后来因为推荐考试易滋生腐败，从去年开始，又把推荐重新并入了甄选。”
澳门
在葡澳政府管治澳门的400多年时间里，比较倚重正规官校(政府创办的学校)的发展。
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87年4月中葡两国政府签署联合声明后。来自澳门高等教育辅助机构的消息说，现在澳门高校都具有单独招生的权力。考生可以同时报考多所大学，而高校则根据考生的高考成绩，择优录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