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雄文：从美国的本质反观中国z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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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晋燕侯领消防员（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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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erhou

晋燕侯领消防员（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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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on 10:20

美国的政教分离的原则和信仰自由的原则，来源于新教教徒的这种宗教信念。
　　作为新教徒创立的国家，在美国，主要的基督教教派都主张政教分离，除了沿袭了英国国教传统的圣公会以外，几大在殖民地又影响的教派如公理会、浸信会、卫理公会、再洗礼派等，都是政教分离的支持者。美国的建国者们在制定宪法草案时规定：“国会不会制定出一种推崇某种宗教或禁止信仰自由的法律”。在正式的宪法中也导入了正教分离的原则，这正是新教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理念的政治实践。世俗历史学家托马斯贝雷（Thomas Bailey）看到了新教的信仰自由思想对美国宪法的影响，因此，在其关于美国建国史的巨著中，称马丁•路德是“美利坚非直接的建国之父”。美国的社会学家施密特说，“建国者们确立政教分离的原则，不是因为在他们眼里宗教不重要，而是太重要了”。
　　现在，政教分离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的一个基本原则和社会生活的一个习俗。除了福音派中的一些右派团体之外，一般美国人都能对政教分离的必要和原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在前面的论述中，由于涉及到宗教教义，可能对一些读者来说比较难懂，如果除去难解的宗教教义，把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理解作一个通俗的描述，那么，可以描述成这样：
　　由于新教使得美国人把信仰看成完全是上帝对个人的恩赐，因此，信仰在美国人看来也就是与政府无关的事情，是任何一个人或者团体都不能干涉的事情。政府在美国人看来，仅仅是人民雇来管理公共事务的公务机构，负责国防、治安、卫生等公务，也就是负责处理好人民世俗生活中的公务部分。如果这个公务机构还强迫百姓来信仰某个宗教或干涉百姓的信仰，那么，就是超越自己的职权范围并且在干涉公民信仰生活了。
　　这种感觉如果用中国人熟悉的词语来打个比方，就是，在美国人眼里，美国这个国家，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人民是住在这里的业主，政府则是人民也就是业主雇佣来的物业公司。物业公司也就是政府主要负责修理和维护设施、打扫垃圾、保护社区安全等工作，信仰则是上帝赐给业主个人的恩赐，是居民个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的沟通，因此，与这个物业公司毫无关系。假如这个物业公司还强迫或诱导业主来信仰某个宗教，如物业老板所信的某个教或某大法大功之类，那么，这个物业公司就是超越自己的工作范围行为荒诞而且不伦不类了。
　　这就是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感觉，也其实是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本质。这种感觉在美国人身上已经内化为一种常识，内化为一种天经地义的道理，但如前所述，获得这种感觉和明白这个道理，则牵涉到长期的宗教教理之争和政治制度之争，花费了近千年工夫。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美国有一些右派团体主张一定程度的政教合一，甚至有的主张建立新教的神权政治，这些团体都在正统的新教教义之外，信仰一些争议较大的非正统的神学思想，如统治神学和千禧年主义的思想等等，这些神学思想都主张通过基督徒的努力把世界建设成基督教社会，因此，信奉这些神学思想的团体救自觉或不自觉地主张政教合一。这些右派团体有时会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通过基督教信仰强烈的总统及政府产生的，有时是作为一种强势的社会运动而产生的。比如，现在的小布什政府就很有些神权政治的色彩，“统治神学”的思想在起着作用。但是，无论这些团体怎么有影响，都无法改变美国宪法对政教分离的规定，无法改变美国人对政教分离原则的确信。
　　
　　政教分离的原则起源于新教的宗教理念，没有经过新教的洗礼而接受现代政教分离政治制度的国家，往往把握不住这种感觉，要么有时政治家将信仰作为一种时髦来显摆，要么就冒犯政教分离原则而做出教化政治的举措。比如，日本的一些领导人，估计就没有理解政教分离的意义和本质，常常以公务身份入总理大臣等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国际场合解释这种行为的时候说“这是我个人精神上事情”，这听起来就有些滑稽，自相矛盾。如果以个人身份，那确实是个人问题，但因此就不应该以公职身份参拜。如果以公职身份参拜，就不是个人问题了，而是一种公务行为，是代表着这政府，这就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也就不是个人的精神的问题了。近来日本宪法又要允许政治家以公职参与一定的宗教活动，那就显得更缺乏对近代国家基本原则的理解，也就相当于让物业公司的人员在小区内以物业公司的名义从事宗教活动，那物业公司也就脱离了它的服务性和公务性本质，脱离了它的原来的宗旨，这将给日本国家的民主政治带来无穷后患。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作为现代开明国家的立法原则一旦被确立，出人预料地表现出了它的现实的世俗功效，给政府带来了现实的巨大好处，这个好处就是：政府因此得以专心致志地处理世俗事务，致力于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的提高，而不必卷入宗教的教义之争；或者因为偏袒某教派而导致国家在政治上和国土上的分裂。这个好处体现在大英帝国身上，让世人一揽无遗。大英帝国作为新教国家，在殖民地国家执行了政教分离的政策，承认殖民地国家百姓的信仰自由，没有以政权强制力的方式去改变阿拉伯世界的伊斯兰教，也没有以政府强制力的方式让印度成为基督教国，因此，大英帝国不曾面临来自宗教上的反叛或其他压力烦恼，从而长期地维持了从北美洲到亚洲、再到阿拉伯半岛的广袤的日不落帝国。
　　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的这些现实功效，政治家们有目共睹，于是它们在近代开明国家之间迅速地普及开来，据此之故，世俗派学者认为这两个原则起源于近代政治的现代化和世俗化，是实现了政治的现代化并且和社会世俗化的国家的立法表现。但其实，如上所述，其真正的起源还是基督教宗教变革，反映的是宗教改革中产生的基督新教的理念，及其 “因信称义”的教义。
　　
　　我们现代人的很多生活习俗和信念，其实都起源于基督教，只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世俗化国家里而没有意识到罢了。欧洲社会自罗马帝国时代开始，受基督教统治达数千年，基督教的理念深深地印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和理念，许多生活习惯和理念都与基督教有渊源关系。基督教的这些习惯和理念又伴随着欧洲文明在近代的向全世界的扩张而掺入到全世界，成为人日常的理念和习俗。比如，公历众所周知就是基督教历法，周休日也起源于基督度的礼拜制度，一夫一妻制起源于基督教教会对神职人员的要求等等。
　　世俗化国家的研究者出于其方法论的偏见，不愿承认许多对人类产生重大影响的级思想社会制度等起源于基督教的事实，喜欢从世俗的现象中找到其根源。其实，作为曾经统治西方社会各个方面达近千年的思想和制度，基督教给西方社会和历史打上深深的痕迹一点也不奇怪。即便是反基督的思想也摆脱不了基督教的痕迹，比如马克思的著作里就有大量的基督教术语。从下面的论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仅是政教分离信仰自由等制度起源于基督教，其实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被学者认为是起源于基督教改革，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思想和制度也起源于基督新教的思想。
　　二、其次，我们来看看美国的物质主义
　　在美国，被当作世俗化标志的物质主义，其实起源于基督教新教伦理，并且在现在依然表现和反映的是新教伦理。
　　一般宗教都趋向于把物质的东西称为“恶”，早期的基督教异端诺斯替主义把宇宙万物有形的物质都当作恶，认为是恶魔创造了物质世界，因此凡是物质的，就全是恶的，包括人的肉体。这种思想曾经流行于西方和非洲，在现在的西方也很有市场，著名的精神分析家荣格就被认为是个诺斯替主义者。
　　早期的基督教也把对金钱的追求当做是罪。《圣经》中耶稣说：“你不能同时侍奉两个主，即侍奉上帝，又侍奉玛门（金钱）”，“财主进天堂比骆驼钻针眼还难”，“不要积攒财富在这个世界上，容易腐烂，被虫咬，要积攒财富在天上，那里不会被虫咬，也不会锈坏”。因此在早期的基督教里，强烈的物欲被当作是顺从了恶魔的诱惑。基督教在天主教阶段的也保持了这种特点，除了被权力腐蚀的教士之外，真正保持了天主教信仰的教士也把刻苦修行甚至是对肉体的虐待当作通向天国的必由之路，修道院的修士那时以对自身身体的酷刑来保持自己的清心寡欲，以免让自己顺从“肉欲（基督教特指世俗的欲望）”而犯罪。
　　但是，宗教改革之后基督新教，鼓励人们努力致富，并发展出一套完全不同财富观。
　　那么，新教为何以及是如何鼓励教徒致富的呢？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作了经典考察和论述。
　　韦伯是德国划时代的思想家，是现代社会学难以跨越的里程碑，被称为西方的“马克思”。韦伯在考察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时发现，一般天主教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要远远落后于新教地区的经济发展，天主教国家的资本主义萌生也比新教国家的资本主义的萌生要晚。比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天主教国家的经济就远比英国、德国、法国的等新教国家的经济落后，其资本主义的萌生也比新教国家要晚。
　　在翻阅教会资料时，韦伯也发现，在欧洲各国，一般天主教徒的子弟都喜好选择文学艺术等人文学科来学习，在社会上也从事得多是收入不高的人文方面的职业，收入不高，赚钱的欲望也淡漠。而清教徒子弟都倾向于学习经济、金融、理工科、医学等等，在社会上从事的职业也多是收益较高的职业，赚钱欲望旺盛，韦伯描述，“商界领袖、资本所有者、有技术的高级工人，甚至经过搞技术和商业训练的现代企业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新教徒”。
　　进而，在考察欧洲及新大陆的社会伦理职业伦理时，韦伯发现，比起天主教徒来，清教徒及路德派的基督新教徒更具有资本主义精神。比如：
　　天主教徒鄙视世俗工作，仅仅把圣职当作对神的侍奉。与之相反，新教徒把自己世俗的职业当作是一种“天职”，即路德说的“上帝给予的职业（Belief）”，把世俗工作的完成和完美当作对神的侍奉，对世俗的工作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天主教徒的禁欲与世界上其他宗教的禁欲一样，是脱世俗的禁欲，即不关心世俗事务的清心寡欲。新教徒的禁欲则更带有入世性，他们关注现世，致力于世俗职业的成功，但在消费上非常节俭克己禁欲。
　　清教徒的这种入世、敬业、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与初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勤勉、节约、致富、投资社会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
　　基于上述研究，韦伯推定，最初的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新教伦理，资本主义阶初始阶段的原始积累得助于基督教新教伦理，近代欧洲的资本主义产生得助于早期新教徒的旺盛活跃持之以恒的经济活动。
　　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新教的教义如何造就了教徒的“入世性禁欲”的生活态度，这种生活态度与资本主义精神的渊源关系，这种态度如何进了社会的原始积累从而刺激了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等过程，并用大量的经济发展史、教会发展史、教会通信资料来予以论证和支持，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新教教义所含有的强烈的资本主义精神，以及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生所产生的启动作用。
　　韦伯的观点在当时盛行唯物史观的欧洲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又陆续有很多韦伯的支持者对韦伯的观点予以了充实。虽然韦伯的观点也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并且在现代也有争论，比如松巴特就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犹太教的合理化盈利精神，但任何一种对韦伯的反驳由于都缺乏史实的论证和支持，所以韦伯德论述至今没有被驳倒。

2006-06-15 on 10:22

　新教徒由于把工作当作敬虔，当作对上帝的侍奉，新教徒的财富观因此也就有很大区别。
　　路德派的信徒认为，财富是荣耀上帝的，是人努力工作的结果。创造财富，产生富裕和繁荣，服务人类、荣耀上帝，是信徒的义务。卡尔文派的人认为，繁荣和富裕是受神祝福和被拣选的表征，也是在荣耀上帝。
　　新教徒的这种财富观，也有《圣经》的支持。在《旧约》中，被称为“信仰之父”的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人祖先雅各都是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他们的财产都被认为是因为信仰上帝而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旧约》的《约伯书》讲述，阿拉伯人约伯曾经被撒旦试探而失去一切财产的，最后因为对上帝的至信不移而蒙受祝福，又获得了比以前更多的财产。在《新约》中耶稣也说：“你们不要为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那都是外邦人所追求的，你所需要的，你们的天父都知道，你们要先追求神的义，然后一切都会加于你”。在这里，“你所需要的”，指的是人生活所需的物质财富。也就是说，无论依照旧约还是新约，新教徒认为，信上帝的，上帝都给予祝福，这个祝福当然也包含财富上的祝福，就多多地给上帝的信徒以财富。
　　那么，怎样理解耶稣的“人不可侍奉两主”的论断？新教徒用近代的“公共财富”的概念进行了合理解释。这种理论说，财富有蒙神喜悦和不蒙神喜悦的两种，那种靠勤劳得来、并且用来投资建设、造就社会就业、提高社会福址、造福社会的财富，它的性质是一种“公共财富”，是荣耀上帝蒙神喜悦的；那种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的财富，其性质是“私富”，则是不义的，是罪。在耶稣时代，财主们的财富大都是靠掠夺盘剥而来，又用于浪费奢侈、夸富斗富、欺压邻舍，所以受到耶稣的谴责。
　　
　　美国是由清教徒创立、新教徒占社会主体的国家。早期清教徒的勤勉、节约、乐于致富，乐于投资的生活伦理，曾经是美国初期经济发展的原动力。以后，新教教徒的致富精神和财富观仍然支配着美国社会。
　　我们看到，美国人一方面勤奋工作、拼命地赚钱；另一方面又勤勉地上教堂虔诚地祷告，同时又向各种慈善机构、学校、以及国外慷慨地大把捐钱。这正是典型的清教主义的行为方式。
　　美国人辛劳勤奋地工作、狂热地追求财富，崇尚经济成功，体现着清教徒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精神。美国有86%的人口信仰教，其中的60%是新教徒，这些教徒把在世俗的职业上的努力，也看作是上帝的侍奉，把勤奋看作是有信仰的表现，反映着新教教徒的“工作就是祷告”、“工作是上帝的面具”、 “职业乃是天职”的理念。世俗职业的成功以及相应的报酬都是蒙上帝的祝福，是在荣耀上帝。
　　美国人的巨大财力和富庶的生活，在美国的基督新教教徒看来，是蒙受神的祝福的表现，是相信上帝的结果，是因为相信上帝蒙神救赎的表征，是在荣耀上帝。尤其是在今天，美国国家所用有的巨大财富被有些新教徒比喻为当年所罗门手下的繁华和财富，是在向全世界宣示上帝的祝福，是上帝拣选了美国的表征。
　　那么，世界上贫穷落后野蛮的国家，在美国人看来是因为不信上帝而没蒙受上帝祝福的结果。
　　美国人上教堂勤勉祷告，向各种慈善机构、学校、以及国外慷慨地大把捐钱，在美国人看来，则是作为教徒所必履行的宗教义务。在美国，企业界做的慈善事业要比别的国家多得多，其利润中每年拿出作为捐款的，远比其他国家的企业要多，很多其世界性的慈善基金都是美国企业界的捐款。美国的教会很富有，拥有巨大的资金，而这些资金一般都来自实业界和商界。依靠这些资金，美国的基督教界向全世界派遣了大量的传教士使团。
　　我们在美国的企业家身上可以看到清教徒的精神。被当作今日美国英雄的比尔•盖茨是勤奋工作发财致富的典型，这位企业家靠勤快和智慧是自己成为世界首富。但我们知道，比尔•盖茨给自己的后代留下的财富不多，而多数都留作了慈善基金或发展基金。由于其捐款巨大，盖茨被评为2005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大财阀洛克菲勒，早年赚钱刻苦勤奋，结果他四十岁时身体就被累跨，但他捐起钱来也出手阔棹，似毫不吝啬，现在全世界许多人仍然因为他的捐款而受益。从他给他儿子的信中，可以看出他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和向儿子传教迫切心情。这类企业家在美国很多，以前读过报纸消息，说某位企业家向教会捐了许多款项，临死前才为人所知，当教会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说，不用谢，钱不是他的，是上帝的，托他保管，然后交给所需要的人。如果置身美国，会发现这类例子和故事比比皆是，中国的各类在址书刊也常登载。
　　
　　一面拼命赚钱、追求财富，另一面勤去教堂，大把地向社会捐款，这种现象，在一般世俗化国家的人或研究者眼里，感到不可思议，因此，才会认为美国人患了“人格分裂症”，兼有拜物的利己的和宗教的利他的两种意识，认为美国是“宗教信仰与拜金主义悖论式地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其实，明白了清教主义的工作伦理和金钱观之后，就会明白，这两种看似矛盾的行为，其实有着同样宗教信仰基础，是源于同一宗教的信仰行为。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公司工作，他与美国人相处时，经常谈论赚钱的事，久而久之，美国同行说他“He is seculer（他很世俗）”，朋友听了很不服气，心想：“你们大老远从美国来，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你们不更俗”。我给他解释了美国人的思想和行为习惯以后，朋友对美国人的说法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就是说，谈久了赚钱的事，还要论及信仰和灵魂的事，如果表现出兴趣就是钱，那么，就会被同样喜好赚钱的美国人说称“世俗”。朋友还告诉我，他们在华的顶头老板，是投资公司的总公司里的重要人物，深谙赚钱之道，而且赚起来也心狠手辣，但同样是这位老板，竟然同时还有着传教士的资格证书，让公司的人们一直觉得此人真正伪善，觉得美国人的基督教确实虚伪。朋友说，明白了美国基督教的金钱观之后，这一切也就释然可解了。其实，不只是我的这位朋友，如果你在美国企业工作，你就会发现你周围的美国员工可能就是基督徒，他们可能在业余时候在某种地方传教。如果进一步，我们在中国观察周围，你就会发现，你的美国朋友，虽然可能是一位外语教是或商人，但他们之中很多人同时可能都是传教人员。
　　
　　这样来描述美国人的经济行为，并不意味着美国人都是正人君子，也不意味着美国的企业界的财富都来得很正道。美国也不乏坑蒙拐骗杀人越货之徒，也不乏时常爆出丑闻的企业。为什么会这样，这就牵扯到新教创造资本主义之后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异化问题了。
　　异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概念，同样适用于清教资本主义的演变。资本主义的产生早期得助于清教徒的节欲但旺盛而持久的经济活动，起源于新教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宗教理念，这在前面通过韦伯的论述已经有所讲述。但同样也是这位韦伯指出，资本主义一旦确立之后，就是开始了自身的异化过程，这表现为，早期的清教徒的创造财富荣耀上帝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确立之后，逐渐在资本主义的运作中开始退后，取而代之的是为发财而发财的盈利主义，盈利竞争开始成为资本主义最主要最基本的原则，荣耀上帝的原则却被抛到脑后。资本主义体制不再为宗教动机所驱动，而仅为逐利动机所驱动，成为单纯的高效率的生产和盈利体制，人的价值和上帝则不复存在。
　　这是韦伯描述的资本主义自身的异化。马克思主义不信上帝，但马克思主义者看到了在这种资本主义体制中的人的价值的被忽略，把它描绘为人的异化和劳动的异化。两者描述的同一个异化现象，这个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
　　美国是一个清教伦理仍在起作用的国家，清教精神仍为企业界的主流，因此，美国的资本主义比别的国家的资本主义要显示出更高的信义，更多的邻人爱，劳动者也率先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和演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异化的现象，这就表现为一些经营者的信义的丧失，表现为坑蒙拐骗的行为和其他各种如偷税漏税欺骗股东等丑闻。（1.4万字）
2006-06-15 on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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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15 on 10:23

第三章 美国的外交是意识形态外交
　　
　　“无论是德国还是日本，都误判了形势，他们不了解美国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进行战争，从来不依据利害权衡和得失盘算，美国人打仗，从来都是依据道德和国民的好恶。” —— 日本第一任情报局长、驻泰大使冈崎久彦
　　“美国蔑视力量平衡的概念，认为实力外交不道德。美国的国际秩序的标准是，民主主义、集团的安全保障、以及民族自决”。 ——亨利·基辛格
　　
　　一、美国的外交注重意识形态
　　美国自独立以来，就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早期是对西部疆域的拓展，现在被说成是国内事务，实际上当初是从法国西班牙就墨西哥等国或夺或买地获得土地，也是对外活动。南北战争之后，在形成现在的美国的规模之后，美国开始走出美洲，参与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其间主动投入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直到今天，美国已成为影响全世界至为重要的国家，把握着几乎所有国际问题的关键，从台海，到中东，到非洲，到欧洲，都摆脱不了美国的影响，几乎所有国际热点的当事国领导人，都把美国的态度当作首先必须考量的因素。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北美洲远离世界的纷争热点，美国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对国际事务可以有较大的回旋余地，视国家的利害状况，既可以采取的闭门的孤立主义，也可以采取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尽管美国一直有孤立主义的主张，但美国自建国以来孤立主义就没有得志过，开门的国际主义政策一直是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调，包括被认为是孤立主义的门罗主义，其实也是为了获得在拉美和太平洋地区的支配权，是为了向太平洋地区扩展，也是一种开门主义。甚至，我们在美国的国际活动中看到，美国在对他国的问题上经常采取干涉主义态度。
　　为什么美国一直采取开门主义政策，甚至是干涉主义政策？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美国的开门主义和干涉主义，容易被理解是为了争夺资源和抢夺市场等，被认为是追求国家物质利益的行为。一般世俗国家的学者都从利益角度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笔者曾在全国最大的书店找遍了关于美国外交的书，发现，除了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介绍了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之外，所有我国学者，都将美国的对外政策解读为追逐利益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对其内外政策的影响。对二次世界大战的解读也是如此，认为美国参与二战，是美日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长期争夺利益的结果，日本想独占亚太，美国要求利益均沾，因为利益对立，不可调和，导致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亚太地区火并。美国支持中国的抗战，也是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等等。
　　其实，这种世俗化的利益论考量，是经不住推敲的，考察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所占的分量，就会发现，意识形态才是美国外交政的基石。
　　那么，什么是美国的意识形态？考察美国的历史，可以发现，美国的意识形态表现出这样的内容和特色：
　　1， 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
　　2， 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某自成系统的价值观，在这个意识形态的系统内，价值观一般都有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在美国，美国人的选民意识、天命意识、和举国上下的对自由民主的执著，一直是一种不容置疑的自我评判和价值判断，是被认为是绝对有道理和正确的，是美国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成内容。
　　首先，我们看美国人对自由民主人权的执著。美国人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之好，是不容怀疑的，他们符合上帝的旨意，人的权利在自由民主的制度下获得了最大的保障。只要是不民主的，不自由的、反人权的，就是坏的。无论在哪个国家，那个民族，也无论其穷或富，民智是否开化，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程度，民主都应该是应该实现的社会制度，人权都应该是受到保障。
　　在美国，民主、自由、人权等等，是一个被绝对化了的、含有崇高和神圣的意义的词，意味着几代人的理想和奋斗精神及奋斗历程，就像前几十年在中国提起共产主义、老红军等这样的词一样，被绝对化和意识形态化。人们看到，由于对民主自由的执著和意识形态化理解，美国人有时表现得很单纯，许多由别的国家跑到美国的流亡者，只要声称自己是民主斗士，就会受到百姓和政府背景的人士的支持和爱戴，获得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相反，只要你表现为不理解或不喜欢民主，你就会遭到感情上等各方面的冷遇。
　　其次，我们看美国人的强烈的选民意识和同样强烈的天命意识。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上帝的国家，是上帝选中、受上帝祝福、体现上帝荣耀的国家。美国负有上帝赋予的使命，体现着上帝的意志，美国要做全世界的领导者，将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在美国的历史上不断地被表述，成为美国人的一种特有的自我感觉。
　　马塞诸殖民地的英国的清教徒宣布，他们建设的新大陆将成为耶稣所说的建在“山上的城”，将成为照耀全世界的光。第一任总督文思洛宣称，新教徒“新世界的开拓，是上帝赋予的使命”。
　　首届总统华盛顿在给各州州长的信中说：“现在，获得了完全的独立和自由的美国人成了全世界最受人注目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这个舞台，是上帝为了显示人的伟大与杰出而特意设计的。”
　　十九世纪与爱伦•坡等交往甚密的作家约翰•奥萨利班在一篇《前途远大的伟大国家》的文章中说：“我们国家，注定要向人类展示上帝的美好意志，那就是：我们是让人类进步实现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国家，我们一定能完成这一使命。这将是我们今后的历史，美国正是为了这一使命而被上帝拣选的。”
　　奥萨班利还说：“美国命中注定要采取好的行动，我们除了对一些可以吸取的经验以外，对过去的事情一概不感兴趣，远大的未来才是我们的舞台，我们的历史要在未来中创造。在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真意和慈悲的目标，有没被过去污染的良心，我们正在进入人类未曾踏入过的空间。我们注定要成为引导人类进步的国家，任何障碍都不能阻挡我们的前进，上帝的意志与我们同在。”
　　近期的里根总统则说：“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应该像一座山巅之城，所有人的眼睛都注视着我们。所以，如果我们在所承担的这项使命中虚伪地对待我们的上帝，并因此促使他不再像现在这样保守我们，那么我们必将成为世人谈论的趣闻和笑柄了。”
　　里根还说：“我们必将再度成为自由的楷模和希望的灯塔”。
　　现在的布什总统说：“在美国人的善良、理想和信念当中，无处不看到上帝的旨意”。布什在第二次就任演说中还说，美国要做黑暗世界的灯塔。
　　这种选民意识和天命意识还表现为美国人的自信和优越感。托克维尔在其《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形象地描述了这一点，他说：“美国人在与外国人相处时，不允许说美国的一点坏话，并且无止境地渴望受到外国人称赞”，“如果这个外国人对此有抵触，那么他们就开始自己称赞自己，他们即便是对自己的业绩持有怀疑，但也愿意用自鸣得意的目光来欣赏自己的业绩”。托克维尔举例说：“我曾经向一个美国人说，你们的国家真不错，这个美国人马上回答说，真是这样，世界上再没有这么好的国家了。我夸奖了美国的自由，这个美国人马上对我说，自由是上帝的恩赐，可是世界上还有那个民族配享这样的自由呢。”
　　
　　美国的意识形态中的几个特点，强烈地体现在总统的就职演说上。总统的就职演说一般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大展示，历史学家瑞克申科曼（Rick Shenkman）研究了历届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发现它们有个共性，就是所有美国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必然会提到以下几点：美国人应该敬畏上帝、美国人应该推动全球自由民主与和平、美国是世界的楷模、美国人应该全民团结、总统对人民的智慧有信心、尊崇开国元勋等。
　　这几个共性都包含了对民主自由的执著以及美国人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
　　
　　美国的意识形态在其建国之初就存在，可以说是美国生来具有传统悠久的东西，我们从首先到达美国成为美洲开发之父的“五月花号”搭乘者们签订的契约中，从早期其他殖民地的文件中，都可以看到以后成为其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以后的美国各个时代重要人物的言论、各时代的主流思想，都表达出这种选民意识和使命感以及对自由民主的信奉，一直延续到美国的今天。
　　这种意识形态，决定了美国建国以后的对外政策的主调，它使得美国人自建国以来就在周围世界推销自由民主制度，然后随着美国的实力和影响的扩张，逐步开始在全世界充当民主自由和人权的保护人。以后，又加上了推行人权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