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题目所示，本文是一篇比较古埃及和古中国的文章。

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而比较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同类事物之间相互比较，侧重的是，它们同类，却为什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另一种是不同类事物之间相互比较，侧重的是，它们不同类，却为什么表现出相同的特征？

那么，古埃及和古代中国，是同一类型的文明或国家，还是不同类型的文明或国家？我先给出结论：古埃及和古中国是同一类型的文明或国家。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从古埃及的法律制度上来考查。首先看财产法。在古埃及，全国的土地的最高所有权（古代社会中最重要的财产所有权）归最高的行政首领——法老所有。法老再将土地以赏赐的方式或俸禄的方式分配给寺庙及官吏。显然，这和古中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一样的。其次，法老在埃及社会中，不仅是最高行政长官，同时还是国家的最高祭司和最高法官，这也和古中国一样。我们再来看一下刑法。在古埃及刑法中，最大的犯罪是“国事罪”，也就是暴动或叛变；这恰恰也是古中国刑法的重要特征：“谋反”是第一重罪。

最后，古埃及法律规定，凡属转让重要财产（包括最重要的财产土地），都要在地方或中央官署达成书面契约，并由官方书记员登记备案。而在婚姻、继承法方面，则实行由官方司法判决宣告离婚的方式，禁止以任何理由不经官方司法判决就宣告遗弃妻子的行为；在继承方面则无论哪一种继承方式，继承人及继承事实都得通过官署登记备案。以上所有这些，都和古代中国大同小异。

当然，除了从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定出发来进行分析之外，我们还可以从遗存的建筑物上来进行分析。例如著名的法老陵墓——金字塔，就昭示着法老在埃及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除了金字塔，古埃及还遗留下许多高大的神庙建筑。那么，这些高大神庙的存在，是否意味着古埃及的祭司们是与法老平起平坐的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这些神庙，多数本身就是与金字塔相配套的、用来祭祀法老的陵庙。总之，古埃及所有这些遗存，也都和古中国的富丽堂皇的皇宫、皇陵遗存一样，属于同一个性质。

最后，我们还可以从一般中下层人民的观念意识中，看出王权的力量和影响。例如，在古埃及文学作品的描述中，我们经常读到大臣们“匍匐在法老面前”、“再度匍匐在地”、“他们再度匍匐在法老面前”的描述。而在遗存下来的大量墓志铭上，我们也能看到墓主们在得到法老赞赏及赏赐时的愉悦、自豪的心情：“法老赞赏我”、“法老无比地赞赏我”、“我的作为使法老无比地赞赏我”、“他对我比任何其他的臣子都满意”、“我在法老心中很杰出，因为我令法老心满意足”、“我在他（法老）面前表现优良，……他指派我为侍卫长，赐给我100人作为报偿”、“他（法老）又给我一根金的弯棍，一把金制的刀鞘、一把匕首和一件……”等等。在上面的文字中，如果我们把“法老”都替换为“皇上”，把“匍匐”替换为“跪拜”，就可以完全照搬到中国社会中了。我们知道，由于墓碑是要立在墓前供人观看的，因此上面所用的赞词（不论是否套语）自然也应符合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价值观念，由此我们可知当时古埃及行政王权的强大影响力。

并且，这个影响力一旦时间久了，就必然会传递到整个社会的教育体系中。在一份用来教学生读写的学校文献上，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的老师们对学生们的谆谆教诲：“人一从他母亲的腹中出生，就得服从他的上司。”“（在反复详细描述了农民和士兵的艰辛生活之后）做一个书记，就可以不用负担劳役，不参加所有的工作。他不用锄地，也不用扛篮子。做书记可以使你不用划桨，不用受苦。你不会有很多主子，也没有一大群上司。”“一个书记可以指挥所有人工作。他不缴税……”结论自然是“要做一个书记，他指挥一切的工作。”（见《尼罗河畔的文采》、《法老的国度》等）以上的这些文字，如果我们把“书记”替换为“官员”，其他不做任何改动，也可以照搬到古代中国社会中。

好了，既然古埃及和古中国一样，属于同一类型的行政文明，那么，它为什么在近3000年的漫长历史中，很少爆发像古中国那样的大规模农民起义呢？       这显然不会是因为古埃及的历朝历代的法老们都是贤明之君，一心为人民服务；也不是因为古埃及一直风调雨顺，从不闹灾荒；更不是因为他们从不修建那些劳民伤财的巨大无效工程——恰恰相反，法老们为自己修建了令我们后人瞠目结舌的巨型金字塔陵墓……同样，中国爆发过那么多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也显然不是因为古代中国的皇帝们个个都贪得无厌，都一心想着压榨百姓。因为，再平庸、再残暴的皇帝，也不会愚蠢到这个地步：不给人民基本的食物，以至逼迫活不下去的人民起来造反推翻他。

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必然的原因，导致古埃及没有像中国那样不断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呢？

我还是先说出结论：因为某种偶然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因素，导致古埃及的最高领导层对全国农耕的气候情况和下面基层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非常了解，因此法老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确定不同的赋税和征发不同的劳役，而不会过度使用民力。

那么，是什么偶然的地理条件，可以使古埃及的下情顺利上达呢？这就不能不从那条著名的尼罗河说起了。

尼罗河全长6000多公里，就像一条飘带，纵贯古埃及全境。古埃及的国土就分布在尼罗河两岸，其形状也是一条和尼罗河类似的狭长的飘带。而尼罗河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每年雨季，都会大水溢岸泛滥。但是尼罗河每年的定期泛滥，却对古埃及的农业大有帮助：泛滥过后，肥沃的河泥留在了两岸的沙土地上，保障了当年农业的繁茂丰收。而如果某年缺雨干旱，则大河漫灌两岸的面积就会大量减少，当年的农业就会歉收。因此，古埃及某年农业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尼罗河水当年的多寡。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尼罗河水少，则上游、中游、下游会同时干旱，全国无一例外。如果尼罗河水多，则上游、中游、下游会同时农业丰收，同样全国无一例外。

那，你也许会问，这和古埃及很少爆发农民起义有什么关系呢？

太有关系了。正是因为尼罗河的这个完全偶然的特征，促使古埃及历届高高在上的法老们，可以非常容易地了解到全国某一年的农业收成的好坏、以及全国农民当年的生活状况。注意，了解的是全国的情况，而不是某一地的情况。其具体办法也非常简单，就是在皇宫附近的尼罗河中某个合适地段，竖起一块巨大坚固的石碑，其上标明刻度。每年雨季，都派专人去查看水淹石碑刻度的高低，从而就知道了当年河水的多寡，进而也就准确知道了全国大水漫灌面积的多少，以及全国农业收获的丰欠。然后，法老们再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这个准确信息，来确定当年全国赋税的高低、以及征调劳役的多寡。比如就修建金字塔来说，丰收年就正常修建，欠收年就缓慢修建，灾荒年就暂时停建，等等。

反观古代中国，高高在上的皇帝，很难准确了解广大片状国土各地的气候状况和农业丰欠情况，更无从知晓各地基层百姓的实际生活水平。即使某地发生了自然灾害，即使当地的官员如实上报了，皇帝也会搞不清：这是真的发生了灾害，还是当地的官员无能渎职、或谎报灾情以谋私利？而有升迁竞争关系的同僚也难免会提出一些恶意的质疑。因此，下面的各级官员为了能保住官位，能凭所谓的考核政绩升迁，同时能避免皇帝的猜忌，防止同僚的倾轧，自然是对上面能瞒就瞒，能骗就骗；总之，报喜不报忧。如此长期下去，在一片形势大好、国家繁荣昌盛的虚假情报的反复熏陶下，再英明的皇帝也会做出误判，也会好大喜功起来，从而做出并不符合国力的重大决策（至于昏聩的皇帝就更不用说了）。而各级官员们则把上面皇帝传达下来的、并不符合民力实际情况的巨大行政命令的压力，向下面层层转嫁，从而使最底层的百姓们活不下去、不得不揭竿而起。

以上，就是古埃及因信息通畅而较少农民起义，古代中国因信息不通畅而不断爆发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好了，我的粗略论证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