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辽

辽原称“契丹”，后因其居于辽河上游之故，遂称“辽”，“辽”字在契丹语是镔铁的意思。

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他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讲，辽朝建国之初建号大契丹，太宗时一度实行双重国号，在燕云汉地称大辽，在草原地区仍称大契丹，后来圣宗和道宗时又两次改变国号。而在契丹文和女真文中，始终称辽朝为哈喇契丹或契丹。辽朝国号的复杂性是辽朝二元政治体制的一种表现。

关于辽朝的国号，《辽史》中唯一的一条记载是：太宗大同元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然而根据宋代文献的记载来看，辽朝曾经先后几次更改国号，故清代学者在这一点上屡屡指责《辽史》的疏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八三云：“按辽自太宗建国号大辽；至圣宗统和元年，去辽号，仍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复称大辽。《辽史》皆没而不书。”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七“辽史疏漏处”条也指出说：“《辽史》又有太疏漏者。《东都事略》记辽太宗建国大辽，圣宗即位，改大辽为大契丹，道宗又改大契丹为大辽。改号复号，一朝大事，而《辽史》不书。”《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辽史》提要以辽重熙十六年《释迦佛舍利铁塔记》所称“大契丹国”来印证《东都事略》的记载，讥评《辽史》“于国号之更改尚未详也”。确实，国号之变动，可谓政治史上的头等大事，《辽史》之疏漏，莫此为甚。

　　学术界陈述先生的说法代表着最通行的观点：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国号契丹；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改国号为大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又改称大契丹；道宗咸雍二年（1066年），复号大辽。蔡美彪先生的说法与此稍有不同：“916年，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建契丹国，947年建国号辽。……”这后一种说法较为审慎，它不明确肯定太祖916年创立国号契丹，也不说太宗947年“改”国号大辽；按这种说法，似乎辽朝的国号是从947年以后才有的。除了这一点细微的差别之外，上述两说基本上是一致的。

　　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称帝建国，《辽史》卷一《太祖纪》记载此事说：群臣“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立子倍为皇太子”。既然建国，必有国号，但令人奇怪的是，《辽史》居然没有说明耶律阿保机称帝时是否建立国号，建立的国号是什么。在传世文献中，只有《契丹国志》明确记载了辽太祖建国时的国号，该书卷一《太祖大圣皇帝纪》云：“神册元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建元曰神册，国号契丹。”陈述先生谓辽太祖国号契丹，就是依据的这条史料。不过像《契丹国志》这样一部来历不明的书，它的记载是否可靠，不能不令人怀疑，所以蔡美彪先生就不取此说，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辽太祖“建契丹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太祖建国时必定就已创立了国号，断不会等到太宗大同元年（947年）才始创国号大辽。

　　其实《契丹国志》中还有一处有关太祖国号的记载，过去都被人们忽略了，该书卷首《契丹国九主年谱》云：“太祖大圣皇帝，梁均王贞明二年丙子称帝，国号大契丹，改元神册。

”那么辽太祖所建立的国号，究竟是“契丹”还是“大契丹”呢？这需要提供可靠的证据。从辽朝的石刻材料和五代十国的文献史料中找到了以下6条证据。

　　（1）《旧五代史》卷七五《晋高祖纪》载有辽太宗册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册文，起首的几句是“维天显九年，岁次丙申，十一月丙戌朔，十二日丁酉，大契丹皇帝若曰”云云。石敬瑭被册立为帝，是后唐清泰三年（936年）的事情，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涉及辽朝国号时间最早的一条文字材料，但这条材料存在着一点疑问。根据《辽史》的记载，后唐清泰三年丙申应是天显十一年；在五代及北宋文献中，辽朝纪年往往有误，其中天显纪年即比《辽史》的记载要晚两年，所以五代及宋朝史料均以清泰三年丙申为天显九年。但这篇册文既然出自辽人之手，照理说不应当有纪年的错误，估计也许是后人误改的结果。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旧五代史》只是一个辑本，上面那段引文辑自《永乐大典》，几经辗转，恐怕难免有误；而《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书又都不载这篇册文，故亦无从考校。

　　（2）近年出土于内蒙古赤峰市的辽《耶律羽之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东京太傅相公墓志铭并序”。耶律羽之葬于太宗会同五年（942年），这是迄今出土的石刻材料中有关辽朝国号的最早记载。

　　（3）据陆游《南唐书》卷一五《契丹传》载，南唐中主李璟保大九年（951年），遣公乘镕出使契丹，“既至而契丹乱，兀欲被弑，弟述律遗元宗（即李璟）书曰：‘大契丹天顺皇帝谨致书大唐皇帝阙下：……’”云云。这是辽穆宗于应历二年（952年）春致南唐国主李璟的一封国书，书中自称“大契丹天顺皇帝”。

　　（4）辽应历五年（955年）《陈万墓志》，首行题“大契丹国故前使持节涿州诸军事……陈府君墓志铭并序”。这方墓志据称建国前出土于辽宁省彰武县，曾被辽宁省博物馆李文信先生误判为膺品，后经阎万章先生撰文考证，断定它确系辽代墓志。

　　（5）辽保宁二年（970年）《刘承嗣墓志》，首行题为“大契丹国故左骁卫将军……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此墓志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市。

　　（6）辽保宁十一年（979年）《耶律琮神道碑》，首行题“大契丹国推忠奉国佐运功臣……耶律公□□□铭并序”。
耶律琮墓在内蒙古赤峰市喀喇沁旗。

　　以上6例都是在辽圣宗统和元年（983年）改称“大契丹”之前所使用的国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其中的4件辽代石刻材料，它们非常确凿地证明了这样两个问题：第一，辽太祖建国时确实创立了国号；第二，辽太祖创立的国号是“大契丹”而不是“契丹”。实际上，在目前见到的包括辽朝各个时期在内的所有汉文石刻材料中，尚未发现一例以“契丹”作为国号的

“大辽”与“大契丹”并称

　　 根据《辽史》的记载，“大辽”国号创立于公元947年。太宗会同十年（947年）正月，辽灭后晋，太宗“备法驾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12]对于《辽史》的这一记载，人们历来深信不疑，至今仍被视为定论。

　　但是，在五代及宋朝方面的史料中，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及已立晋，又得雁门以北幽州节度管内，合一十六州。乃以幽州为燕京，改天显十一年为会同元年，更其国号大辽。”这是目前能够看到的有关这种说法的最早记载，虽然辑本《旧五代史》中没有这段文字，但估计很可能是原本的阙佚所造成的结果。《东都事略》卷一二三《契丹传》也说：“天福三年，改元曰会同，国号大辽。”在五代及宋朝史料中，均以后晋天福三年即公元938年为辽天显十一年（是年实为天显十三年），故《东都事略》的记载与《新五代史》是完全一致的。另外一些宋代文献对此事的记载在时间上稍有出入，《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在后晋天福二年（937年）下记述说：“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契丹国志》卷二《太宗嗣圣皇帝》（上）袭取《通鉴》原文，所以也将此事系于天福二年。

　　对于上述记载，清代学者曾经有过不同看法。由《四库全书》馆总裁于敏中领衔修订的《日下旧闻考》，在卷三中有一段按语说：“考《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正月入汴，二月丁巳朔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是辽灭晋始更国号，而欧阳修《五代史》则书更国号于会同元年之下；至会同十年改元，薛史、欧史皆不书，而书改晋国曰大辽国。与《辽史》皆不符，盖传闻异辞耳。”显然，这段按语的作者是坚信《辽史》的说法的，故以为宋人记载皆传闻异辞，不足凭信。但另外一部同样为清朝官修的著作《续通志》，在会同元年“大赦改元，建国号曰大辽”句下有这样一条小注：“《辽史》此语系之大同元年，其实大同元年以晋百官言中外皆愿戴皇帝，故改旧号为辽，而辽之建号则自在此时也。今并据《五代史》及《契丹国志》改辑。”这种看法与《日下旧闻考》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大辽国号始创于会同元年（938年），大同元年（947年）只是改晋为辽而已。
　
　关于“大辽”国号的取义，一般认为源之于辽水。《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云：“（金朝）以本土名阿禄阻为国号，阿禄阻，女真语金也。以其水产金，而名之曰大金，犹辽人以辽水名国也。”太宗为何要“以辽水名国”呢？在契丹族的历史传说中，潢河和土河具有特殊的意义，“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马盂山浮土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19]辽水就是潢河和土河合流后的名称，用“大辽”为国号，是否也寓有“蕃汉一家”的意思呢？

　　既然肯定大辽国号的建立是在会同元年（938年），那就得对《辽史·太宗纪》会同十年（947年）“建国号大辽”的记载重新做出解释了。关于会同十年的改号大辽，中原方面的记载与《辽史》是有所不同的，新旧《五代史》都说是“改晋国为大辽国”，[20]《资治通鉴》卷二八六谓“下制称大辽会同十年”，《契丹国志》卷三《太宗嗣圣皇帝》说“下制以晋国称大辽”。除了《通鉴》的说法比较含糊之外，另外三部史籍的意思都很明白，分明是说把晋国也改称为大辽，而不是说始建国号大辽。

　　以上只是就文献记载所作的分析，从石刻材料来看，目前能够见到的最早使用“大辽”国号的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出土于北京的《仙露寺葬舍利佛牙石匣记》，[21]其铭文镌于世宗天禄三年（949年）。由于辽朝前期的石刻材料很少，迄今尚未见到会同十年（947年）以前使用“大辽”国号的碑刻，要想使“大辽”国号的始创年代得到确凿的证明，只能寄希望于新的石刻材料的发现。

　 综上所述，初步结论是：公元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时，辽朝的统治区域还局限于塞北，是一个以契丹人为主的游牧国家，故号其国为“大契丹”。公元938年，石晋将燕云十六州正式割让给辽朝，于是辽太宗便在燕云汉地创立一个新的国号──大辽；公元947年，辽灭石晋，太宗在汴京宣布将晋国改称大辽，亦即把大辽这个汉地的国号扩展到中原，但太宗北归后，中原旋即易主，此后大辽国号仍只用于燕云汉地。与此同时，在长城以北的契丹本土仍继续采用“大契丹”为国号。这就是辽朝前期（916—982年）国号变迁的大致经过。

在金代《萧仲恭墓志》和《博州防御使墓志》中，屡次以“大契丹”、“契丹国”、“契丹”来指称辽朝。　　

契丹”，拟音为[þi-tan]。于此可见，在女真字中也是只称辽朝国号为“契丹”，并没有“大辽”、“辽国”之称。

　　由此想到元朝国号问题。过去人们通常以为，蒙元前期的国号为大蒙古国，1271年以后改称大元，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萧启庆先生的研究结果表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建立蒙古文国号Yeke Mongol Ulus（也可蒙古兀鲁思），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意译为“大朝”。1271年，忽必烈出于统治汉地的需要，正式创立汉文国号“大元”，但蒙古文国号并未从此废弃，而是两者并用，直至元末。因为在蒙古人及色目人看来，“大元”只是大蒙古国的一个部分，两者本非一个概念。如果拿蒙元国号来与辽朝国号作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两者的情形有某种相似之处。冯家昇先生大概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故谓“辽与契丹之分，犹元与蒙兀之别也”。

契丹人建立的辽朝原本是一个比较纯粹的游牧国家，后来获得燕云十六州，遂兼有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契丹统治者对燕云汉地实行“因俗而治”的民族政策，于是便形成了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二元体制，这是辽朝最基本的国家特色之一。探索辽朝国号的变迁问题，应充分考虑到它的这种特殊国情。辽朝的汉文国号，主要是针对汉人及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契丹人的，由于对汉地统治的需要，汉文国号曾几度变更，或称“大契丹”，或称“大辽”，或两者并用。而辽朝的契丹文国号则是针对契丹人及其它北方民族的，从现有史料来分析，契丹人可能始终都自称他们的国家为“哈喇契丹”。汉文国号和契丹文国号的歧异，正是辽朝二元体制的一种表现。

　辽朝国号的变迁情况列为下表。
辽朝国号变迁概况一览表
年 代 汉文国号 非汉文国号
916—937年 大契丹 哈喇契丹（全称）大契丹、契丹国、契丹（简称）
938—982年 大辽（燕云汉地） 大契丹（辽朝故地）
983年—1065年 大契丹
1066年—1125年 大辽

今辽宁即是以辽河流域永久安宁得名。

参考资料 刘浦江《辽朝国号考释》（《历史研究》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