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王扬宗：李约瑟识小二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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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ng 发表于 2006-6-14 23:23:17

李约瑟识小二题

王扬宗

2005年初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逗留一段时日，得以浏览该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丰富的庋藏。该馆的基础，是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00~1995）博士为编撰《中国科学技术史》收集的中文、西文、韩文等图书。其中最有特色的收藏，是他在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时直接利用特别是引用过的图书、抽印本等各类资料。这些资料，来源不一，不少有原作者如郭沫若、竺可桢、李书华等赠书时的题字，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李约瑟阅读时的批语、记号等等。如果把这些资料仔细地梳理一番，必定对李约瑟其人及其思想，特别是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更深入的认识。李约瑟有保存各种资料的习惯，巨细不遗，这些资料汗牛充栋，五花八门，一一浏览，至少也需数年之功。加以李约瑟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有关档案和文稿该所正在整理之中，尚未开放，笔者也没有对李约瑟作专门研究的打算，因此，所见不多。但也有些资料，与当今李约瑟的某些热门话题有关，似可作为“李学”爱好者的谈助。兹撮其一二，略作介绍。不贤识小之讥，固不敢辞。

一、“为民族争光”和不同文化的“相互理解”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很有建树的生物化学家，他在37岁之后转而开始学习汉语，研究中国科技史，个中缘由，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表述过多次，这就是鲁桂珍的决定性作用。1954年，《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把这一卷题献给鲁桂珍的父亲鲁仕国，说明没有他的女儿，就不会有这卷书。去年冬出版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七卷第二分册中，收入李约瑟在垂暮之年为这最后的一卷准备的文稿“结论”（即全书总结论）。在“结论”的开头，李约瑟最后一次回顾了鲁桂珍等三位中国留学生来到剑桥对他的影响。他说：“同这些青年生化学家一道工作，我发现他们的头脑几乎跟我没什么两样。这就引起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为什么近代科学不是源自中国？”[1]近30年来中外学术界聚讼纷纭的所谓“李约瑟问题”的直接缘由就是如此简单。聪明人哪里没有呢？如果那时到剑桥生化实验室的不是鲁桂珍等中国人，而是埃及人，或者印度人，或拉丁美洲人……结果又会怎样？历史无法假设。然而正是这个来由没道理可讲的问题促使这个年轻有为、前途光明的生化学家开始学习汉语，试图了解中国的科学和文化。这种几乎失去理智的行为，只能说是爱情的力量所致吧。

鲁桂珍（1904~1991）于1937年11月底到达剑桥[2]，在李约瑟夫人李大斐博士（Dorothy Needham,1897~1987）指导下从事肌肉生化研究。出生于医药世家鲁桂珍不仅以自己的聪慧美丽打动了李约瑟，她还向李约瑟介绍中国人在医学和科学史上的贡献。这一片前所未闻的学术处女地深深吸引了李约瑟。他们很快就建立起亲密的关系，二人以兄妹相称。李约瑟称鲁桂珍为“小妹”、“珍妹”，鲁桂珍则称李约瑟为“大哥(Ta-go)。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保存的鲁桂珍生前藏书中有一批李约瑟赠送给鲁桂珍的图书。最早的赠书是一本关于人类食物史的书Man, Bread and Destiny（London,1937），题赠于1938年6月，李约瑟题写着“Lu Gwei-Djen with love from Joseph Needham”。这里的“love”如果不单指爱情的话，至少也是包含着情爱的。1939年，鲁桂珍离开剑桥赴美之后，李约瑟赠书上的题字更是直截了当，如“爱的女友”、“伦敦相思”（原为中文）等等。

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关系不是本文的话题。实际上，李约瑟和鲁桂珍的大量来往函件和其他李约瑟私人文书一道，保存在剑桥的大学图书馆档案部，李约瑟遗嘱需在其逝世50年（即2045年）之后方可阅览利用。要探究李约瑟的私人生活，只有40年后才具有充分的条件。这里要介绍的是一本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书，它可以说是李约瑟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一个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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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鲁桂珍的赠书题字和李约瑟的注音和翻译

这就是1938年圣诞节时（见该书扉页李约瑟的注记），鲁桂珍赠送给李约瑟的一本英译《三字经》。这个英译本是英国著名汉学家、曾任剑桥大学汉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翻译的，1900年上海别发洋行出版发行。该书原属另一位剑桥汉学教授慕阿德（A.C. Moule, 1873~1957）藏书。1938年慕氏从汉学教席上退休，大概正是那时候这本书被处理了，为鲁桂珍所得。作为圣诞礼物，她再赠给李约瑟。鲁桂珍在书上用毛笔郑重题字（图1）：

恭祝约兄

新年进步

为民族争光

鲁桂珍赠

为了强调她的意图，鲁桂珍特意把“为民族争光”几个字写得大一些。从鲁桂珍的勉励之语来看，李约瑟已经决定转向中国科技史研究。刚学汉语的李约瑟把这几个字一笔一划抄写在对面的书页上，注上音，并译出“民族”和“争”、“光”的意思。李约瑟将“为民族争光”译为“Towards the people’s mutual understanding” （为人类的相互理解），也是顺理成章的。揭示迥异于西方的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的成就，促进人类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正是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初衷，也是其一贯坚持的一个中心论题。而对于鲁桂珍来说，向西方人展示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打破流行的“欧洲中心论”，自然是为中华民族争光的事业。他们两人的理解，是相互补充，并行不悖的。爱国主义和普世主义并不矛盾，都可以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赠书半年后，鲁桂珍从剑桥获得博士学位，不久离英赴美。李约瑟曾说，在鲁桂珍离开剑桥之前，他们相约在中国科技和医学史上作一些研究。从这本书上鲁桂珍的赠言看来，这个约定应当更早，也就是1938年年底之前。这正是李约瑟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缘起。这时，李、鲁相识不过一年。李约瑟就欣然听从鲁桂珍的“闺”劝，转而致力于中国科技史研究。他们的偶然相识，至今沾溉着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的中外人士。历史竟是这样的奇诡无理。

二、《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个书名

从李约瑟、鲁桂珍对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理解，就不能不说到李约瑟巨著的书名翻译问题。大家都知道，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文书名为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简称SCC)，日文译本和台湾中译本均按原文译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唯有中国大陆译本书名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本来，这是英文原本上就有的中文题名，应当遵从。十多年前，中文新译本出版前，主事者又与李约瑟、鲁桂珍两位书函往来并多次面商，决定仍然采用“中国科学技术史”作为书名。但这一译名，近年来频频遭到了中外学者的质疑。有人批评中国学者对李氏原书的主旨理解出现了“偏差”，认为这个译名是国人利用科技史宣扬爱国主义的表现。有人甚至提出要为大陆中译本“正名”云云。其实，李约瑟自始至终都是要写作一套中国科学技术史，半个多世纪并没有改变初衷。这一点从他前后的著作中不难认证。这里要指出的是，SCC原稿俱在，是中国人翻译理解的“偏差”，还是批评者的过于“敏感”或不明就里，是不难搞清楚的。

在李约瑟资料中，有SCC第一卷的两种原稿，其一是李约瑟提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的稿本，李约瑟将冀朝鼎先生题写的中文书名剪贴在书名页上，写作：“李约瑟著 中国人民科学技术史 冀朝鼎”，下钤冀朝鼎印。这页上端，有李约瑟写的一个注，他说明这是书名页的草图，其中冀朝鼎的题字也是试写的，他手头已有冀更好的题字。

冀朝鼎（1903-1963）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是共产党员，在美国生活了17年，中英文俱精。50年代初，冀朝鼎任中国银行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中国贸促会秘书长，并兼《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成员。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1936）是一部名著，李约瑟称道说：“这一著作也许是迄今为止任何西文书籍中有关中国历史发展方面最卓越的著作。”冀朝鼎的书法功力也很深厚，过去传说人民币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六个魏碑字是他书写的，近年始知不确，但也不为无因。1951年秋，冀朝鼎应李约瑟之邀访问剑桥大学，SCC的中文书名，就是当时所书。

这一卷的另一种稿本，封面上有李约瑟自己用墨笔题写的中文书名：“十宿斋丛谈 中华人民科学技术史”。这当是更早的一稿。“十宿”是李约瑟的自号，“十宿斋”也就是李约瑟的书斋。可见，“科学技术史”之名，是李约瑟自己拟定的中文译名，不是出自冀朝鼎的翻译，更不是后来中译者的翻译。李约瑟在总结《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结论”中，他归纳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技术发明，总结了中国科技对欧洲科学的贡献，最后解释了近代科学在欧洲兴起的原因。由此也可知，SCC就是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种理解本无问题。如果因为有些人把中国科学技术史片面地理解为科技成就的展示而不承认SCC是一部中国科技史，则大可不必。“正名”之说，更属无根之谈。

“人民科学”是借自苏联而流行于当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新提法。这里李约瑟显然受到了新中国的影响。对于他这样一位左派科学家来说，这是顺理成章的。但在正式出版前，李约瑟将“人民”二字删去了。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当1950年代初，李约瑟为SCC确定中文译名的时候，“人民科学”的提法在中国如雷贯耳、铺天盖地，连“中国科学院”都几乎定名为“人民科学院”。然而1952年以后，这一提法却渐渐淡出。1952年6至9月，李约瑟曾来华参加细菌战的调查和访问，对这一变化，他当然是了解的。

胡适论治学说：“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尤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然而近年来，我国关于李约瑟和“李约瑟难题”的一些讨论，与胡适所持的治学原则相去甚远。一些人热衷于求解“李约瑟难题”，报章杂志，时有此类“解答”发表，似乎解答了“李约瑟难题”，就拿到了发展中国科学技术的钥匙。这用心或许不错，但与科学严谨的研究则不甚相干。李约瑟专项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是出于偶然，但一旦确立了目标之后，他就恢复了理智和严谨，开始了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工作。设想要是他像当今中国的某些研究者那样求解“李约瑟难题”或者信口开河，那就根本不会有《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20世纪的巨著，或有之也不堪入目，李约瑟和“李约瑟难题”也就无足申论了。

[1] 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Vol.7, pt.2, Edited by Kenneth Robinson, p.1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王钱国忠，《鲁桂珍与李约瑟》，34页，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