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荆州丧失的根本原因及隆中对的真实价值zt

天地君亲师

说明：此文比较啰嗦，不过没办法，好像不啰嗦一点就讲不清楚，抱歉。

摘要：荆州丧失的根本原因是刘备诸葛亮没有认识到由于荆州和江东在战略态势上处于互为生死的关系，因而在这种态势下面孙刘关系必然你死我活的实质，没有认识到因此荆吴矛盾才是荆州面临的主要矛盾，反而不切实际地幻想“东和孙权”。因而在荆州守备人事上只安排关羽一员大将，造成势孤力单，顾此失彼的结果。
“隆中对”其实是很空泛的一个策划，其中取荆益部分只是死马当活马医，因为对刘备而言当时除了夺取荆益已经别无选择，虽然成功也是侥幸。而夺取荆益后的下一步计划则应是顺流而下取江东，而不是不切实际的两路北伐。所以，隆中对不但不体现诸葛亮的智慧，反而成为其“奇谋为短”的见证。

正文：
建安16年，刘备入蜀，17年从葭萌回攻成都，攻到雒城（今广汉沱江北）时，庞统战死，刘备陷入困境，此时被迫要求诸葛亮前来支援。于是，诸葛亮从荆州精锐尽出，带领赵云、张飞和荆州主力前往支援刘备，只留下关羽一员大将镇守荆州。愚以为，荆州只留一员大将而造成势孤力单的局面，是导致荆州后来失败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这里存在两大问题：

第一、荆州两面受敌，同时面临曹魏和孙吴两方面的强大压力。这种战略要地，通常应该有多位大将协同防守才能保障安全，比如曹操对合肥就安排张辽、乐进、李典三员大将；对汉中则安排夏侯渊和张合两员大将；赤壁之战失败北归后，也留曹仁、徐晃、乐进守南郡；孙吴后来防守荆州，也是在西陵峡口、江陵、江夏武昌等战略要地分别由大将驻点把手，还有机动部队往来巡游。现在只有关羽一员大将，必然顾此失彼，不管哪一方面有事，关羽都只能困守江陵一点，难以远离，因为一旦远离，就要面临后方空虚的危机，随时可能被另一方趁虚而入，袭取后路。

第二、荆州乃四战之地，当时至少有三个战略要点，一个是荆州中心——南郡的江陵和公安；第二个是长沙，是面向东吴方向守卫江南四郡（即现湖南省）的要冲，当年刘表就派自己的侄子刘磐和大将黄忠镇守，和孙吴长期对抗；第三个就是江夏（江夏于赤壁之战后三分，以汉水长江
为界，江汉之北属曹，长江以南属孙，江汉之间属刘），是屏蔽江陵和进窥江东的前哨，也是控制汉江水道的要冲。这三个地方，都需要大将镇守，比如曹魏，就由曹仁守襄阳，派文聘守江夏；孙吴则由鲁肃守江夏陆口（陆水之口），都是最好的将领。而诸葛亮只留下关羽一员大将，于是关羽就只好坐镇江陵，其它地方任其空虚了。

不过由于当时攻取四川是第一要务，必须全力以赴才行，同时和孙权还处于友好关系，荆州形势暂无危机，所以诸葛亮这样做也不能苛责。再说，这也符合他一贯谨慎的作风，不过这次的谨慎是全部用在了帮助刘备夺取西川上面，荆州就顾不了那么多了。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诸葛亮似乎没有意识到荆吴之间战略态势上的你死我活关系，而存在“东和孙权”的幻想。

“东和孙权，北拒曹操”，来自三国演义的这八个字应该很好地概括了刘备方当时的基本方针，而这其实是脱离实际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荆州对于孙权而言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所以拿回荆州对孙权来说也是一个基本原则，孙权不可能放弃这个原则来和关羽无条件和好。何况荆州本来就是孙权借给刘备的，孙权不过是要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名正言顺。事实也证明，这个“东和孙权”只是一厢情愿而已，孙权方面一直在处心积虑夺取荆州。我们不禁要想，假如诸葛亮走后，荆州竟然被孙权攻取，刘备岂不是要进退失据，无家可归了，多危险啊，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可诸葛亮似乎一点也未察觉。

对于荆州而言，表面上看，和曹操是敌对关系，和孙权是同盟关系。但是从利害关系看，荆州真正的主要矛盾其实是孙刘矛盾，而不是曹刘矛盾。因为曹刘之间，互相并无大的威胁，而孙刘之间，则互相威胁对方生死。刘备据荆州上游，居高临下，犹如扼住了孙权的咽喉，孙吴则雄踞长江，虎视荆州腹心。孙刘之间的战略态势，就像两个人互相抱在一起，一个拿刀顶住对方的咽喉，另一个拿刀顶住对方的腹心，对双方都是无比危险，所以这种盟友关系是不可能长久和稳定的，任何一方一有机会都必然要出手制对方于死地。双方关系的实质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所谓的友好同盟，不过是“急则相救，缓则相攻”的互相利用罢了。当初借荆州也是因为曹操方面压力太大，而听了鲁肃之言，一念之差而已。

对这种形势，东吴君臣有清楚认识：
——周瑜临死前，上疏：“今既与曹操为敌，刘备近在公安，边境密迩（密迩就是紧密接触），
百姓未附，宜得良将以镇抚之。。。”，显然深以刘备为忧。
——鲁肃见吕蒙，吕蒙说：“今东西虽为一家，而关羽实熊虎也。计安可不豫定？。。。”
——鲁肃死后，吕蒙代镇陆口（此时已得东面三郡），知羽骁雄，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吕蒙密陈计策：“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东向者，以至尊圣明，蒙等尚存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日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权深纳其策。
——吕蒙称病谒建业，陆逊往见，说：“关羽接境，如何远下，后不当可忧也？”
也就是说，东吴君臣明确认识到荆州居国上流，其势难久，随时可能东下，是重大威胁，所以百般策划，一定要夺回才甘心。

可问题在于，诸葛亮和刘备似乎都没有意识到荆州的这一危险态势以及和孙权方面关系的本质，以致对荆州的防务缺陷一直没有补救，诸葛亮更是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东和孙权”上面。所以，在攻下西川后，荆州立刻就经历了一次危机。建安19年夏五月，刘备克成都，孙权趁刘备主力远离，于建安20年以刘备已得益州，应当归还荆州为由派人索取荆州，刘备没有答应，孙权就派早已准备好的吕蒙和鲁肃率大军进攻荆州腹地，连下长沙（现长沙）、桂阳（现郴州）、零陵（现永州）三郡，这三郡由于没有大将镇守，所以被吕蒙轻易攻下，如探囊取物一般，而关羽也无法分身离开江陵前去救援，只能坐视三郡丢失。最后迫使刘备亲自引兵五万回援荆州，之后才能让关羽腾出身来率军3万下益阳，欲与鲁肃争战。此时正好发生了曹操攻取汉中，成都危急的情况，所以刘备被迫妥协，和孙权和解，割让湘江以东的长沙、桂阳、江夏三郡，刘备继续保有西面的南郡（现江陵）、武陵（现常德）和零陵。

其实从这一役我们可以看出孙权方面的力不从心，他能动员出来的兵力并不多，难以和荆州抗拒，当时鲁肃手下才1万人，吕蒙2万，所以见好就收，也同意妥协。孙吴两次攻荆州，都是智取，不是力攻。后来夷陵之战时，孙权也因为实力不足，在压力下产生动摇，派使者求和，打算妥协，不过未被刘备接受。

这一次危机的后果是，由于丧失了下游的江夏和长沙，荆州的中心地区江陵和公安从此羽翼尽失，直接暴露孤立于孙权军的威胁之下，孙权军的水军随时可以毫无顾忌地进攻江陵和公安。这种危险的态势导致荆州随时可能丧失。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建安24年春，刘备进攻汉中，作为战略配合，关羽也同时进攻襄阳，江陵一片空虚。到这年夏天的时候，刘备成功地攻占了汉中，迫使曹操撤退，同时关羽继续围攻襄阳。这个时候，刘备依然没有派大将来协助关羽，最后终于让吕蒙抓住机会乘虚而入，袭取了荆州，关羽也含恨而亡。

当时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失掉江夏，关羽后来进攻襄阳的时候，他的战船队必须通过孙吴控制的江夏，才能进入汉水，孙吴向他开战以后，关羽的水军就被隔断了回家之路，只能放弃。其实关羽有强大的水军，关羽就是依靠他强大的水军才能实现对襄阳的围攻和水淹七军的壮举，后来徐晃击破的也只是关羽的陆军，水军并未受损，可是关羽的水军已经无家可归，只好放弃，从陆地逃亡。

我们现在来检讨发现，其实关羽的悲剧从诸葛亮盲目相信和孙权的同盟，只安排关羽一人镇守荆州的时候就注定了，而当中是一直有机会补救的，也一直没有补救。

现在回过头来看，合理的部署应该是，必须至少安排一个大将来协助关羽。平时和关羽分工镇守长沙（长沙是守卫江南四郡即现在湖南省的要冲），在关羽出战时则替他镇守后方，这个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赵云。同时最好能及时安排另一大将出镇上庸（上庸24年夏攻克），和关羽互为呼应，随时增援。这支援兵至关重要，关键时可以救命，也可以决定成败。这个人选应该是张飞。其实当初诸葛亮出征西川时就应该留下赵云，只带张飞就足够了，刘备那里已经有黄忠和魏延，阵容已经足够豪华了。

诸葛亮入蜀，赵云担任的任务是可有可无的。从史书记述来看，诸葛亮为了赶时间，应该做了兵分三路的安排：诸葛亮自己以一部攻江关（即白帝，又叫巴东，今奉节），张飞率主力攻江洲（今重庆），沿涪江会成都，赵云率偏师攻江阳（今泸州），沿沱江会成都。赵云这一路，攻不攻都无关大局，因为泸州那时基本属于华夷交界之地，派赵云多一路不过是为了加强一点会攻成都的打击力，而赵云这一路并非决定性力量，派一个二流大将也足以胜任。因此说留下赵云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应该的。

接下来第一次补救的机会应该在刘备回援公安的时候，刘备身边已有张飞、马超、黄忠、赵云、魏延五位一等大将，以及其他众多二等大将，人手足够多了，所以完全可以把赵云派出来协助关羽，可这次刘备谁也没带。如果说这次是因为西川刚刚平定，用人之际，这几个大将都离不开，那么下面还有第二次机会。

第二次机会就是攻占汉中以后，此时离关羽失败，尚有半年时间（刘备5月得汉中，孙权闰十月取荆州），刘备和诸葛亮无论如何应该看到关羽时刻面临的危险——孙权夺荆州之心既已昭然，荆州后方又十分空虚，孙权随时可能袭击，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曹操自汉中撤退后，也必然以主力移向关羽。而拿下汉中后，有马超镇守下辨，魏延镇守汉中，赵云、黄忠和张飞就暂时没什么重要任务了。此时张飞镇守的巴西已经成为大后方，把张飞这样的超级将领放在大后方，实在是浪费。所以，这时应该立刻调整部署，于攻下汉中后立刻派遣赵云带本部军马，星夜兼程赶往荆州，做关羽的副手，接管荆州防务。为争取时间，赵云可以先行一步，他的部下随后赶去。以赵云的忠诚、智勇、和资历，足够担当这一任务，也可以和云长合作无间。然后上庸攻克后派张飞前往上庸，替换刘封和孟达到别处，以上庸之兵随时增援关羽。上庸之地，进可攻，退可守，正是张飞这样的大将发挥作用的地方，关羽如果需要支援，张飞随时可以出动。刘备占据汉中后，上庸已无后顾之忧，可以全力出击。这支援兵十分重要，关键时刻可以决定生死成败，而这支援兵也只有在张飞这等大将率领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因为面对的曹操方对手也都是一等大将。如果关羽能够攻下襄阳，那么就由关羽镇襄阳，以赵云守荆州，张飞保上庸，三人势成犄角，互为呼应，形势立刻大张。下一步关张可以视机会合兵进取宛城。如果关羽作战不利，也可以方便退回荆州或上庸，不致一败涂地。

不管如何，在确保荆州的前提下，都可视情况决定下一步行止。如果可以稳住孙权，则可以主力从汉中北伐，同时从荆州发动攻势牵制；四川主力亦可沿汉水迅速开到襄阳，合兵进攻。如果和孙权关系交恶，则可以西川主力南下和荆州合兵进攻孙权，至少可以夺回长沙、桂阳、江夏三郡，恢复到刘备入川前的态势，全据荆州。前面说过，孙权兵力差太远，将难以抗拒。然后在汉中方向取守势，在荆州方向取攻势，北伐也可以，继续东下也可以。若能顺流而下攻取江东，则至少可以先造就一个南北朝的局面，如果那样，汉室可就真的可兴了。

其实，实现“隆中对”后的下一步战略应该不是首选北伐，而是顺流而下，攻取江东，先成南北朝，再图北伐。因为以荆益北伐太难了，有点脱离实际：
1、以荆益之力对抗中原，阻关山而自保还可以，要进攻实力就差太远了；
2、从汉中和荆州两路分兵，力量分散，也难以呼应；
3、在战略上则是以短击长，以劳击逸，态势十分不利；
4、孙权虎视在侧，还不能一心一意、就算有成也难以深入。
而以荆益之力攻取江东，则容易多了，是高屋建瓴和以强凌弱之势，可说如探囊取物，可一战而定，也不用害怕曹操侧击牵制，必然成功。成功以后再北伐，那视线可就太宽敞了。各位以为然否？

为什么说以荆益之力攻取江东必然成功呢？原因在于：
第一， 态势上高屋建瓴，顺流而下；
第二， 力量对比悬殊。江东方能够动员出来的兵力一直很少，赤壁之战的时候，全部动员不过3万精兵，加上留守各地，总兵力不超过5万人。
第一次攻荆州的时候，主力尽出，孙权亲到陆口（今岳阳北陆水口）为诸军节度，以鲁肃1万人，吕蒙2万人出击，孙权身边的军队最多1万人，动员出来的兵力不超过4万。
夷陵之战，孙权也是主力尽出，不过5万人。
还有一个大问题是，这些军队平时还要处处布防，其中巴丘（今岳阳）陆口一带驻兵1万；武昌（今鄂州）、柴桑、庐江都是重要据点，各驻兵至少5千；濡须口（巢湖通长江口）、南徐（今镇江）也是要点，所以从荆州往下看，建业的守备是很薄弱的。
至于史书记载孙权建安20年率众10万攻合肥，张辽威震逍遥津这一仗，10万应该是号称，不可能有那么多，愚以为实数不超过3万人比较合理。进攻一座7千人防守的城，并无深入打算，守方又没有救援（曹操主力在汉中），有必要出兵10万吗？显然没必要。3万人足够了。再说孙吴未得荆州前，其他重大战事出兵都很少，一般都在2万3万，和赤壁之战的军队数量是吻合的。东吴最强盛的时候，以江东、荆州和交州之地，在诸葛恪手里曾经发动最大一次动员，不过动员了20万人，孙吴投降的时候，在册兵丁不过23万，还多有缺额。所以孙权攻合肥这一次的10万很突兀，显然是号称。
而荆益之兵总兵力可达25万，发动出10—15万人出征没问题，力量对比很悬殊。益州长期攻战，亡时还有兵10万多，初时加上上庸，动员出15万以上是可以的，荆州也可以动员10万以上，再加上武陵溪蛮也和刘备关系很好，也可以出动几万人，所以说最多25万没问题。
荆益兵力之所以强是因为两州一直未受战乱破坏，人口损失小。而江东则和中原一样，一直战乱不已，一方面是山越不断袭击；另一方面是盗贼蜂起，像严伯虎之流也可以占据吴郡，长期处于无政府状态；第三就是各方势力互相攻杀。到孙策平定江东后，内部的动乱依然一直不停，今天这里豪帅屯聚，明天那里山贼骤发，后天又是某某据城反，所以人口损失很大，同时对经济的破坏也大，也影响到武备。
第三、战略上尽握主动权。江东从岳阳到南京，必须处处设防，兵力分散，而荆州兵力集中，既可以一鼓作气直取建业，也可以各个击破；出击的时机也可以任意选择；还可以做战略欺骗，比如以北伐的名义云集大军，甚至可以骗孙权共同出兵。种种有利的局面，孙吴防不胜防，刘备方战略上十分主动，为必胜之势。当然胜利后，对孙权一定要保全富贵，不可加害，建议把交州给孙权。
第四、大兵出动后，孙权就算要投降曹操，曹操也难以救援。因为曹操没有强大的水军，同时路途遥远，时间上来不及，只能用侧击的方法牵制。可是四川方面有马超屯下辨，魏延镇汉中，很难突破。荆州方面如果已经拿下襄阳，则安排大将拒守襄阳，以上庸、江夏、南郡支援之（曹魏如果丢失襄阳，那么江汉北面的江夏也守不住，肯定也被拿下），曹操要攻克也很难；如果没有拿到襄阳，那么派关羽这样的大将镇守江陵，曹操远道而来也很困难。主动权完全在荆州方面。

或有异议，认为第一次丢失荆州三郡的主要原因不是人手不够，而是兵力不足。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孙权方面发动进攻的是吕蒙2万人，鲁肃1万人阻援，对付这样的兵力，如果有赵云这样的大将，分兵5千到1万就足够守卫长沙城，这点兵力荆州是肯定拿得出来的。诸葛亮率主力出征后，关羽方面留守的兵力应该在3万以上，有赵云在的话，完全可以分出5千人或1万人来镇守长沙。长沙有大将镇守的话，其余武陵、零陵、桂阳三郡就可以不断增援，四郡的战争潜力就可以发挥出来。而现实中由于缺乏大将起核心作用，长沙、桂阳是望风投降，零陵郝普也因担心不能长期坚守而被骗降，结果，四郡虽有很大战争潜力但是无从发挥。

对第二次丢失荆州，如果有赵云或张飞留守后路，就不会发生糜芳傅士仁献城投降的事情，因为赵云张飞和关羽关系都十分亲密，是患难与共的生死之交。同时吕蒙白衣渡江成功可能性也要小得多。

至于怪罪关羽外交上的错误，认为他没有做到“和好孙权”，前面已经说过，那不过是表面现象。孙权对荆州是处心竭虑，也事关生死，不管关系好恶，都是要夺取荆州的，这是利害关系决定，不是套交情就可以解决的。至于关羽性格上的刚而自矜、骄于士大夫，这也是大家早就知道的，既然早就知道，就应该预先补救才是。

所以，荆州之失，关键失在形势判断错误，失在幻想“东和孙权”，导致人事安排失当，只留关羽一员大将势孤力单而顾此失彼。这是路线错误，而不是技术战术方法上的错误。毛泽东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策和策略确定后，关键就在干部。由于片面幻想东和孙权，认为只与曹魏单向对敌，自然关羽一人即可，因而对孙吴方面放弃了应有的军事斗争的准备。没有认识到与孙权的关系只是表面友好，本质是你死我活，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也没有认识到孙刘矛盾才是影响荆州安危的主要矛盾，而把与曹操的敌对关系视为主要矛盾，颠倒了主次，偏离了方向。最终导致犯下“右倾机会主义”和“幻想主义”路线错误，先被孙吴兵不血刃夺取三郡，问题充分暴露后也不能纠正，再被孙吴兵不血刃袭取荆州，关羽败死，这充分证明路线错误是不可能自己改正的真理。同时在夺取西川和汉中后，被一时胜利冲昏了头脑，像个暴发户一样，骄横狂妄，于关羽败死后，又犯下“左倾急躁病”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导致接连丢失上庸、折损张飞、刘封等重要将领、拒绝孙权和议、夷陵大败、刘备败死等一系列重大灾难，终于葬送了来之不易的兴复汉室的机会，蜀汉的事业也从顶点迅速跌落低谷，并最终失败。（这段话算是幽默吧，呵呵）

山人云：成功是失败之母，岂不慎欤！

三国志陈寿说诸葛亮：“亮才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应变将略，非其
所长欤？”，这个评价是中肯的。诸葛亮聪明敏捷，谨慎严肃，长于治教，但于机密要害处往往失察，使人叹息。诸葛亮不能用人，不能冒险，不能任下，缺乏做大事者的气魄。诸葛亮也至少在两个重大问题上犯下脱离实际的错误：一是如前所述的一厢情愿“东和孙权”，导致荆州丧失；一是片面幻想攻取陇右，以主力与敌纠缠于次要方向，舍本逐末，结果以短击长，纵得陇西三郡而不能守，终至蹉跎，然至死不悔。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诸葛亮不是那种兢兢业业之人，而是枭雄般人物的话，恐怕他也不会长久屈居人下，迟早要取刘禅而代之了。

隆中对其实是一个很空泛的策划，并无高明之处。其大致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夺取荆益，
由于对刘备而言当时除了夺取荆益已经别无选择，所以这个提议属于死马当活马医而已的现成空话，后来虽然成功也是侥幸，和隆中对关系其实不大，属于走一步是一步而已。当中赤壁破曹操，孙权借荆州，刘璋请兵，马超投降，曹操弃西川（曹操也是人，赤壁之战打怕了，所以夺得汉中后不敢继进，害怕重现赤壁之战）等事件，太多偶然性，刘备运气超好。第二部分是夺取荆益后的后续计划，虽然提到两路北伐，不过泛泛而谈，随口假设，并无清晰计划，同时这个两路北伐的假设也是完全失策，不切实际的。夺取荆益后的下一步正确行动应该不是两路北伐，而应该是顺流而下，以高屋建瓴和以强凌弱之势探囊而取江东，才是正解。这一点诸葛亮从未认识到，可见诸葛亮并不具备在历史紧要关头把握关键的能力。但他是个能臣，是个杰出的行政军政人才应该没有问题。

事实上，诸葛亮到刘备这里的时候才27岁，一个27岁的年轻人，又没有任何工作经验，虽然才能出众但各方面不可能那么成熟，所以，也是在刘备那里训练了10年后才但当大任的。把刘备后来的三分天下说成是隆中对的预见，感觉是牵强附会了。

参考资料：
1、 《三国志》
2、 《资治通鉴》
3、 《后汉书》
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