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重漢轻夷的民族文化心理 （转帖）申请精品
日本的重漢轻夷的民族文化心理 作者；罗思鼎
　
　尊重漢民族，蔑视其他民族的民族文化心理是日本始终不和满清政权通交的重要精神因素。古代日本和中国周边其他国家一样，一直处于漢文化圈的边缘，不断受制于漢文化强大的向心力。因此，日本在移植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也逐渐将漢民族的自我意识引进到了自己的思维之中。江户时代著名儒学家林罗山之子林鹅峰就认为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日本皇统出自周吴泰伯之后。一方面，日本在强大的中国面前形成了强烈的自卑感，以“夷”自居，慕華不已;另一方面，甘为“东夷”的日本又以漢民族的感觉来对其他“外夷”民族表示好恶，“以中国之外皆为蛮夷而不值一提”，而不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来看待他“夷”。德川时代初期， 重漢轻夷的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度，一方面欲重新加入明朝的華夷秩序中去，另一方面又加速建立以自己为中心，以周边小国为“夷”和政治边缘的“小華夷秩序”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唐代发生了一次有名的“廷争”。据《续日本纪》载: 大唐天宝十二载，岁在癸已，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藩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店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宝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
　　
　　这就说明，“慕華贱夷”的日本，虽甘心屈居于大唐之下，但绝不能忍受在外交地位的问题上向其他“夷”国让步。 忽必烈时代，曾六次招谕日本，欲置日本为庞大元帝国的藩属。一贯认为自己是一民族之下，万民族之上的日本，面对强大的蒙古势力，不以为然。将“蒙古之号，于今未闻”这样的语句写在外交文书之中，不由不令人感到日本对这个征服欧亚的、同时又是“夷狄”政权的蔑视和敌意。明初，明太祖宣谕日本，日本怀良亲王在回应使者赵秩时，清楚地表达了日本方面重漢轻夷的思想: 吾国虽处扶桑东，未尝不慕中国，惟蒙古与我等等夷，乃欲臣妾我，我先王不服...怀良亲王还犯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错误，他说:“..元乃使其臣赵姓者(赵良弼)林我以好语，语未既，水军十万列海岸矣一今新天子帝中夏，天使亦姓赵，岂蒙古裔哉?亦将钵我以好语而袭我也。”亲王对明朝的真实意图有很大的疑虑。而一当赵秩表明身份:“我大明天子，神圣文武非蒙古比，我亦非蒙古使者”，亲王立刻释然，以礼相待，更派僧人祖来出使明朝，上表称臣，献马匹及方物，并送还楼寇在明州和台州劫掠的明朝人七十余人。前据而后恭，原因皆在華夷之辨。 满清入主中原，日本人的第一反应是“華变于夷之态也”。满清的出现，还唤起了日本人对元寇的回忆。熊泽蕃山在17世纪中叶所写的《大学或问》一书中就曾经提到过“北狄”(满清)的问题，他指出: 北狄取中国后曾屡次来日本，而今已取中国. 侥幸盼望其不来，殊非武备之道。。
　　
　　尽管清已经问鼎中原，夺了漢家天下，但在日本人心目中，顽固的正统主义还在执拗地认为清只是“北狄”，与自己“东夷”的身份没有什么区别; 清占领中原只是”胡难”，并非是華夏大统，甚至认为其可能对本国存在威胁。 以“夷”自居、怀有自卑心理的日本对漢民族还抱有唇齿之谊。当漢民族的国土遭到异民族的侵犯时，这种友谊就作为一种深厚的同情流露出 来，甚至表现为对该异民族强烈的憎恶和痛恨。明朝灭亡后，明遗民欲借外力以平胡清，赴日本乞师和乞资达17次之多。在最初的三、四次，日本幕府尽管刚刚宣布锁国令不久，却认真地讨论了这一问题，并秘密地作了出兵的准备。这实际上是“重漢轻夷”的特殊表现。
　　
　　另一个“轻夷”的有力证据是:日本官方无意使用外族统治政权的名称。文永、弘安之役后，元日双方的民间贸易逐渐摆脱了国家之间对抗的阴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日船蜂拥入元进行贸易，由此形成的盛况甚至超过了唐代的遣唐使贸易和明代的勘合贸易。正因为这样，木宫泰彦才在谈论元日贸易时作出了以下的判断: 元末六、七十年间，恐怕是日本(古代)各个时代中商船开往中国最盛的时代。” 。与之相应，随同商船入元的日本僧人的规模亦堪称空前绝后，其间中国僧人东渡传法同样吸引了大量日本僧人前来学习。官派入元船舶― 天龍寺船也加入了入元进行贸易和求法的行列。如此频繁的交往，并没有使日本高层正面承认元政权的存在，连对中国的称呼也只是使用“宋”、“宋土”、“唐”等。如:元僧一山一宁，受元成祖之命赴日宣谕，被日方扣留于伊豆。后后宇多上皇遥慕他的高风，特下诏邀其主持京都南禅寺，影响颇大，死后赐国师封号。后宇多上皇亲笔撰写象赞:宋地万人杰，本朝一国师。天龍寺船的相关资料中无一例外地称元为“宋”，将遣元船叫作“宋船”。《太平记》中《天龍寺建立事》篇在谈到商船利润时，说:“携珠宝财物去宋(指蒙元)，买卖之利百倍”, 无独有偶，“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之所以称中国人为唐人，称中国船为唐船，和郑成功势力下的人们从不屈从清的明人意识出发，称自己是唐王支配下的唐人的现实不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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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重漢轻夷思想的左右下，古代中日官方关系凸现出一个特点， 即日本官方只与漢民族的政权通交。
野蛮的侵略者在武力征服的同时从来都没有放松在文化和民族自信心上的征服和打击。他们知道他们的文化文明是落后的野蛮的，要统治比他们人口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中国人他们除了在武力上采取消灭和屠杀外更在文化上、在精神和思想上让漢族自卑起来。几乎所有入侵中国的少数民族都无一例外地采取屠杀、歧视漢族的政策。都无一例外地抹杀、卑化、扭曲中華文化和文明。宋辽金时的金国是这样。蒙古蒙元时屠杀、歧视漢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里再看看满清的所为。与蒙元一样，满清也是靠野蛮的屠杀来征服中国的；与蒙元一样，满清也是从头到脚彻底抹杀中華文化文明。蒙元时漢人都改穿蒙古服装，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特别于洪武元年诏命衣冠用唐制。满清侵占中原后又一次残酷地推行剃发和改衣冠。这些野蛮的征服者连漢人的头发和衣冠都要彻底改变更何谈漢族的文明和文化？剃发和改变漢族的服装就是要从做人的尊严和自信上彻底打击漢族。也是于蒙元一样，满清表面上尊崇孔子以收漢人之心而行动上对漢族的尊严无情地践踏，把漢人作为贱民称为“一钱漢”等等。大家知道满清雍、乾两朝的文字狱是中国历代最多的，翻开历史满清雍、乾尤其是乾隆朝每时每刻都有文字狱。乾隆自称“十全老人”，他统治的六十四年是中国文化最恐怖和黑暗的年代。满清除了用文字狱使天下人噤若寒蝉之外更从历史典籍上篡改历史。乾隆三十八年开《四库全书》馆；《四库全书》名为综合古今典籍实际上是对中華文化的一次彻底的清洗。乾隆三十九年命各省查缴“诋毁本朝”之书，尽行销毁。乾隆四十年令四库馆臣对所收书籍“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从这里满清开四库书馆之目的昭然若揭了。乾隆四十一年，高宗命删改旧籍，上谕谓对明熊廷弼等人的著作，可酌改数字，存其原书；明人所刻类书，有触碍字样者可删去数卷或数篇；“南宋人书之斥金，明初人书之斥元，其有悖于义理者自当从删，涉于诋詈者自当从改”可见满清是于蒙元有戚戚焉的，他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華夷之别。从这些史实中我们不难看出满蒙对中華文化是进行过彻底而细致的清洗与篡改的。我们如今所推重的实际上是满清蒙元扭曲奴化后的文明和文化。

西北望，几人忆长安？

中国人被征服的太久了，中国人被驱赶被奴役，因为无力反抗而屈服了；中国人远离了，漠视了自己那辉煌的文明和灿烂的文化。

中華文化在漢唐时达到鼎盛，就是相对较为贫弱的宋朝在文化文明方面也是元、清所不能同年而语的。蒙元虽然有元曲但元曲除了是一种新的文学形式外在文学性和艺术性上都难望唐诗、宋词、漢赋之项背。满清一朝则全然是文化的荒漠。

在思想和精神上，不必说漢、唐，就是相对严酷黑暗的明朝思想家也是层出不穷，如王守仁(阳明先生)，王廷相，顾宪成(东林党领袖)，吕坤，顾炎武，黄宗羲等等。而一百年的蒙元和两百六十年的满清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竟然没有一个思想家。蒙元和满清本没有思想的能力但他们却要压制别人压制漢族，使中国在近四百年的历史中，在思想上是一片空白，只有愚昧和野蛮！

在人格和气节方面，我们中国的文化道德中从来都是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从来都是教育人们要刚正不阿的；更从来都是要人以礼、义、廉、耻来自律的。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铮铮铁骨的人。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就是在元清之间的明朝也不乏海瑞，左光斗等高节之士。反观元、清，人格和气节对于蒙元和满清而言是太奢侈了。满清一朝没有一个有气节的人。常言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满清的文武百官、缙绅大夫无不自称奴才、口称主子，奴才们怎么能理解人格和气节呢？两百六十年啊，中国竟无一个真正的人，中国的奴性所以传至今日都是从满清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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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胸怀上看漢唐时中国和中国人很类似于现在的美国，对外表现为自信和开放、开明。明朝时也是开放的，郑和就曾七次下西洋；闭关锁国是从满清开始的。清顺治十七年开始实行海禁，强迫江南、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不许商船和渔船下海。

在民族政策方面无论是漢、唐还是宋、明中国均是以宽广的襟胸来对待少数民族的。虽然也有征战但一般都是在少数民族入侵时所作的自卫反击，主要的还是怀柔天下以德感化。这一点与蒙元、满清之疯狂野蛮屠杀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漢唐还是明朝，在击败少数民族的入侵后从来没有占领他们的土地，淫掠他们的女子，更没有强迫他们改变风俗和传统，对少数民族是充份尊重的。唐朝时天下一家，太宗在突厥战败时不仅没有屠戮突厥人而是用中书令温彦博之议使降众居朔方之地，酋长多拜官。各族君长感念太宗恩德共推太宗为“天可汗”。就是民国时对于奴役中国两百六十年的满清还是以德报怨的。满清皇室在不得不的情况下逊位，而被满清屠戮奴役的中国人还对他们有清室优待条件。而无论是蒙元还是满清却都是侵占中国的土地，屠戮中国的百姓，剃发改衣冠消灭中華文化和风俗传统。讲中国的历史就不能不讲蒙元和满清，讲中国的文明史更不能不讲蒙元、满清。因为对中華文明文化破坏最彻底的就是蒙元和满清；对中国人的自信自尊摧残最彻底的更是蒙元和满清。中国作为一个民族，整体上的文明堕落和道德沉沦皆是蒙元特别是满清造成的。有些人可能会说，这样讲会影响民族关系。这里我想讲一下如何对待历史特别是如何对待民族史的问题。首先，历史记在那里不是让人掩盖和忘却的；我们不应当为了所谓的民族团结等功利主义的幻想就讳言历史。一个自信的、勇敢的民族首先就要学会如何公正、客观、真实地对待历史。只要是历史的真实就可以说，就应当记住。第二，不能够因为成为一个国家了就隐瞒历史。那与满清有什么不同？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那么讲日本侵華就是“暴扬国恶”吗？中国的历史就是不管多么野蛮，只要占领了中国、统治了中国则野蛮就变成了武功，就只有赞美而没有指责了。蒙元是这样满清也是这样的。所以日本人在侵華之前详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认为中国人必须由残酷屠杀才能征服。蒙元、满清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征服中国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残酷在征服之后不仅不是历史的耻辱反而是历史的光荣，中国是这样对待蒙元的成吉思汗也是这样对待满清的努尔哈赤，他们都是中国的民族英雄和祖先；所以对于中国重要的是征服而不必在乎手段之残酷因为征服中国之后东条英机、谷寿夫都不再是屠杀者，都不再是历史的罪人而是中国人的英雄也必将变成中国人的祖先。这就是中国的历史观！这也许正是日本人拒不道歉的原因。因为相对于蒙元和满清，对日本来说是太不“公平”了一些。第三，掩盖历史、美化侵略者是不能促进民族团结的而绥靖也绝不是民族和睦的保证。中国以那些少数民族为中国人但那些少数民族却从未把中国当作他们的国家也从未把中国人当作他们的同胞。为什么这样讲？还是看历史和现实。满清入主中国两百六十年，时间不可谓不长，但一旦被推翻就到东三省成立满洲国。蒙古蒙元统治中国一百年，一旦被推翻就回到漠北还作他们的蒙古、鞑靼；就是外蒙古纳入中国的版图至少也有两百六十多年吧？为什么又独立出去成立蒙古国？这些都是遥远的过去吗？不是，这些就是几十年前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从满洲国和外蒙独立醒悟些我们在民族和历史看法上的偏颇呢？现在中国仍面临西藏、新疆甚至内蒙的民族问题，要知道自共 产党执政以来对西藏、新疆和内蒙古是多么优待的。第四，漢族要尊重少数民族但尊重绝不是讳言历史。尊重少数民族绝不是以漢族的尊严为代价，尊重是相互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漢族是中国的主要民族，我们礼待少数民族、一视同仁但我们漢族在中国要有主导地位这一点是当仁不让的。这不仅是现实和历史的要求也是我们自信自尊的表现。

中国需要文明和文化的复兴

中国需要文艺复兴，复兴真正的中華文明和文化，同时以中華文明为根基，学习民主文明。中国文明、文化被扭曲抹杀了几百年，现在是我们好好反省我们的文化和文明的时候了，是我们抛弃那些强加于中華文明的糟粕的时候了，更是回归中華文明文化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所谓的“全盘西化”却不知我们固守的现行文明、文化却是充满了由蒙元、满清所造就的奴性、阴柔、鄙琐的奴才文化和文明。
近三百年以来中国人在文化和文明上是没有根的，由于没有根基中華民族在文明和文化上，在人民的自尊、自信上都是飘泊自卑的。我们不是逆来顺受就是盲目拒绝，根本没有审视和选择的自信和从容，所以我们不是一边倒向苏俄就是全面拒绝西方。
中国要富强、民族要兴盛则必要找回我们的文明找回我们的自豪和自信。就必须要找回我们文明和文化的根基，这个根基就是自尊，自信而又胸怀天下，博采众长的漢唐文明。就是在深厚的中華文明的根基之上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有了中華文明和文化，中華民族就不会飘泊也不会茫然；有了中華文明和文化，中国人才能有自信也才能真正做到虚怀若谷，谦虚从来都是以自信为基础的；有了开放、开明，学习人类所有的先进文明，中華文明才能不断进步，不再落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