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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外传》不是历史，是历史小说。
不是历史，没什么好说的。是历史小说，却还可以说几句。
首先，什么是历史小说？好像并无定论。一种观点是，应当紧靠历史，不可有些许偏离。另一种观点是：只须需历史背景不差即可。司马非马主第二说。理由如次：

所谓“历史小说”，毕竟是“小说”，“历史”两字不过是描述“小说”的定语。既然是以“小说”为本，当以文学为先，而不是以历史为先。就文学而言，除去文彩，须有情节。否则，不见得不是好小说，却必定难觅读者。严格遵循历史，不得有所编造，就难得有精彩的情节。综观古今小说，《儒林外史》大概是唯一情节不精彩的精彩的文学之作。然而，即使是击掌欣赏《儒林外史》如司马非马者，也不得不承认《儒林外史》的读者不多。由此可见，情节精彩还是绝对必要的。况且，《儒林外史》并不是历史，如果严格遵守历史来写小说，情节自然更加无趣，即使文彩不减《儒林外史》，恐怕是更加没有市场。或问：没有市场，难道不能“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么”？答曰：如今好像不是那时代了。倘若有此想法，恐怕只有感叹生不逢时的份儿。

怎么叫做“历史背景不差”？司马非马自订的规则如下：第一，生活环境不能脱离历史。比如，写先秦，不能出现飞机，汽车，电灯，电话。先秦的男人不能前面剃光头，后面留辫子；女人不能穿旗袍，裹小脚，当然也不能穿高跟鞋，把头发染成橙黄姹紫。 做到这一点，好像不难。其实，也并不见得容易，因为并非所有的事情都像上面的例子那样浅显易见。有些事情还得做些研究，甚至即使做些研究，仍或不免卷入争论。比如，《孔子外传》中写到孔子骑马。孔子时代的人是否会骑马？这问题就可能会有争论。多年前读过王力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忘记了，只记得文中举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事例，企图证明华夏人骑马，是从赵武灵王向胡人学习开始的。赵武灵王是战国时人，晚孔子多年。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写孔子骑马就会成为违背历史背景的纰漏。事实究竟如何？司马非马以为王力之说，绝不足信。从文字上说，“胡服骑射”的“胡”字，其力道只能到“服”字而止，不能贯穿“骑射”两字。“胡服骑射”的意思是：“穿胡式服装骑马射箭”，并不是说：“穿胡式服装，像胡人学习骑马射箭”。（大概是因为谁都知道华夏人早就会射箭，所以，王力把“胡”字的意思加在“服”与“骑”上，却把“射”撇开，更加不能自圆其说。）其实，《左传》已经有“乘马而归”的文字。从上下文气来看，《左传》中的“乘马”，就是“骑马”的意思。隋代学术权威刘炫的注释也是这么解。可如今却有人把《左传》的这“骑马”曲解为“车马”，是否据王力的文章？还是自作聪明？不得而知。总之，写孔子骑马，就极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违背历史背景的硬伤。说起这类硬伤，想起前些时候风靡一时的韩剧《大长今》，大多数观众与评论家一齐喝彩不迭。尤其是一些评论家，几乎把《大长今》吹捧成历史剧的典范。据说《大长今》所写的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明朝，又据说《大长今》中提到“满汉全席”。连用两个“据说”，不是故弄玄虚，只因既没读过《大长今》的剧本，也没看过《大长今》电视，只是耳食而已。如果司马非马的耳食属实，那么，《大长今》才真正有硬伤。明朝那时岂有“满汉全席”之说？

第二，对话的语言不能与历史脱节。怎么做到这一点？颇有些为难。比如，先秦人怎么说话？如今已经不甚了了。即使能从《左传》，《论语》以及先秦诸子中寻觅出一些蛛丝马迹，想要模仿，绝对失败。首先，必定模仿不像。魏晋时有学问可以车载斗量之流伪造《尚书》，终因文气不似而被后人识破。魏晋之时的高人已经无力模仿，何况今时今日？其次，退一步说，即使模仿成功，试问用先秦文言写出来的对话，如今有几个人看得懂？所以，即使成功，终不免失败。怎么处理呢？司马非马的主张是：应当避免产生于现代，尤其是产生于当代的用语。比如，写先秦人对白或者自白，可以用“爱国”，不可用“爱国主义”；可以用“太平”，不可用“和平”；可以用“反贼”，不可用“反革命”；可以用“后会有期”，不可用“再见”，更不可用“拜拜”。如果听到孔子説什么“从逻辑上讲不通”，那就当真是从逻辑上讲不通了。

第三，但凡有确实历史记载的事情，不可凭空篡改。比如，孔子是鲁国人，不可写作齐国人。楚王曾经想用孔子而终究没有用，不可编造孔子如何在楚执政。孔子有子女，不可说孔子无后。至于史无明文之处，则不妨根据历史背景予以发挥。比如，《孔子外传》中写到孔子纳妾。那时代的卿大夫大都纳妾，虽然史册并无孔子纳妾的记录，却也并无孔子不曾纳妾的记录，所以，写孔子纳妾，就是根据历史背景而作的发挥，不能算是偏离史实。

第四，小说的主角须是真实的历史人物，最好是历史名人。如果不是名人，随便写个张三李四，其人其事其言，皆无案可稽，真实性就难以确定。就这种意义而言，《大长今》不能算是历史剧，就像《水浒传》也不能算是历史小说一样。《水浒传》中的宋江虽然确有其人，却很难说宋江是小说的主角，充其量只是主角之一。还有一种小说，人物虽然真实，故事却离奇荒诞，去现实过远。比如《封神榜》。这样的作品，也很难以历史小说目之，不妨称之为历史幻想小说，与科学幻想小说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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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孔子？因为一直觉得孔子的形象被歪曲了，希望能够有机会还孔子以本来面目。谁歪曲了孔子？“五四”时代的好汉们有过歪曲孔子的企图，文革那会儿的英雄们也打过歪曲孔子的主意。不过，好像这两拨英雄好汉都不怎么高明。虽然攻击孔子不遗余力，却始终未能成功地塑造出一个新的孔子形象来。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孔子还是那个老样子。什么老样子？须发皓白，满额皱纹，背略驼，腰略弯，眼呈慈祥，面带和气。数年前为写作《孔子外传》找点儿实感，特地去孔子老家曲阜走了一趟。从济南乘车南下，沿途见到几处石雕作坊，雕的清一色都是孔子，这不足为奇，本在意料之中。家在孔子陵下住，不靠孔子吃饭，靠谁吃饭？令人遗憾的是，石雕千尊一律，也都是那个老态龙钟的样子，好像孔子从来没有年轻过。为什么都雕成那一个样子？有人说，那是孔子的标准像，渊源于明朝的一幅孔子画像图。这话不能说错，是有那么一张画，相信很多人都见过那画的翻版。不过，窃以为就这么简单地归功于那位无名氏画家，恐怕是把问题简单化了。到明朝那会儿，孔子其人，套用一句老子的话来说，不仅是早就死了，而且是连骨头都早就朽了。那会儿的画家怎么可能知道孔子长什么模样？所以，那张画像之所以会被广泛地接受，视之为标准，与其説是因为众人信其逼真，不如説是因为那张画上的形象正好与众人心目中的孔子不谋而合。

有些人的形象是经小说或戏剧造就的。比如，吕布永远是白面小生，诸葛亮永远是中年须生，就是因为《三国演义》以及由《三国演义》派生的戏剧所致。其实，以实际年龄论，诸葛亮只配作吕布之子。至于孔子形象的产生，则并非如此，恐怕首先是受累于孔子自己提倡的“中庸”之道。在不少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中庸”等同“模棱两可”，“调和折中”“与世无争”，“忍气吞声”，“唾面自干”，“宁人息事”，“以德报怨”，“抹稀泥”，“捣浆糊”等等等等。如此这般修养，年轻人血气方刚，难得办到。于是，孔子就只配扮演老生这角色了。其实，“中庸”并不是这些意思，孔子也并非是没有棱角的人物。就拿“以德报怨”来说吧，这其实正是孔子所反对的。《论语》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弟子问：以德报怨如何？孔子答：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倘若以德报怨，将何以报德？即其明证。

其次，则恐怕是受累于后世尊孔的儒生。既然尊孔，捧孔子之徒，大都是皓首穷经，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难道被这些人尊，被这些人捧的孔子不应当也是这个样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但凡这么想的人，都忘记了孔子是礼乐射驭书算皆能并善的文武全才。其实，在孔子那时代，贵族一律接受文武全才教育与训练。如果说孔子有什么不同，仅在于各项皆精而已。像后世的书生，或如今的知识分子这类以读书为业的人，在孔子的时代根本不存在。明朝的那幅孔子立像，正是因缺乏历史观念而产生误解的典型。

如何确定孔子的形象？窃以为应从《论语》入手。《论语》虽然并非孔子自己的作品，其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辑，无可置疑。而且所辑孔子言行，朴素原始，为真而不为伪，显而易见。令人不解的是，一些如今广泛接受为孔子的观点，虽然见诸《论语》，却恰好是孔子所批判，所反对的观点，而并非孔子所鼓吹，所主张的观点。比如，“以德报怨”，上文业已提及，此不复赘。比“以德报怨”更为众人所乐道的，有“三思而后行”与“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三思而后行”是季文子的行事准则，是孔子公开批判过的观点。孔子主张“再思”，反对“三思”。“三”与“再”，当然都是比拟之词。“三思”，意在“反复推敲”，“慎之又慎”。“再思”，意在“戒浮戒躁”，“当机立断”。“三思”，正符合被误解的“中庸”，“再思”，才是孔子所主张的“中庸”。“为富不仁”与“为仁不富”，是阳货的话，阳货是孔子的死敌。孔子对于致富的观点可以归纳如下：其一，致富为人所共有的欲望。其二，致富须以道，不能不择手段。其三，治国，当以致富为先，以礼教为后。其四，贫与富，与道德无关。“贫而乐，富而好礼”，是孔子心目中的最高个人修养标准。如果孔子如阳货一样，认为“为富不仁”，孔子的大弟子之中又怎么会有极善发财致富的子贡？富如子贡，贫如颜渊，同在孔门问道，正是孔子不以贫富衡量人物道德的铁证。

另一个被人广泛误会的观点是“忠君”。孔子所谓的“忠君”，并非后代儒家所谓的“忠君”。区别何在？其一，孔子主张的“忠君”，是一日为其臣，一日为之尽心效力。后代儒家所谓的“忠君”，是一生一世，只效力或者效死于一姓。孔子在鲁不得意，去而之齐；在齐不得意，又去齐返鲁；在鲁再不得意，又去鲁而奔走于卫，陈，蔡，楚。如果衡之以后世儒家的“忠君”标准，那么，孔子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复小人，连冯道都不如，何“忠君”之有？其二，孔子主张的“忠君”，是有条件的。什么是孔子的条件？孔子説：“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换言之，如果为君的不遵守使用臣下的惯例或规则，那么，为臣的就没有“忠君”的必要。后世儒家鼓吹：“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可见后世儒家所谓的“忠君”，是无条件的。二者之不同，判若泾卫。孔子之所以不得志于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遭到齐相妟婴的反对，而妟婴提出的主要反对理由，就是说孔子鼓吹的儒道，代表不忠君的思想。可见孔子以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在当时不仅并无“忠君”的形象，而是恰恰相反，代表着“不忠君”的潮流。

自汉以降，历代帝王大都把孔子放在庙里供起来，与孔子厌恶鬼神的思想背道而驰。如今则把孔子当作教育家，这话虽不能说错，却也并不合孔子之意。孔子之志，其实在立功立德。开门收徒，传道授业，显然属于“英雄末路”。倘若志在当个教育家，在家里开馆就可以了，何必辛辛苦苦四处奔走于诸侯之庭？

写作《孔子外传》的目的既然在于恢复孔子的真实形象，对于以上种种误会，行文之时自然都尽力予以澄清。此外，《孔子外传》着重描写孔子的青年，中年，于晚年则着笔甚少。意思也正在树立一个非老年的孔子的形象。可惜出版社并不理解作者之意，封面上的孔子不仅是一老叟，而且正在给弟子上课。俨然一个老好教育家！

关于孔子的身世与行迹，当以《左传》与《史记》为准。《史记》中明确记载孔子为私生子，后世腐儒企图掩盖，作过种种曲解。其中最为流行的当数《孔子家语》的说法。真本《孔子家语》早已失传，究竟写了些什么？无从得知。即使真本在，也不过是后人的历史小说创作，不足为凭。如今流传的《孔子家语》，是晋人的伪作，除刻意掩饰孔子为私生之外，还编造一些神化孔子的故事。这么一本毫无可取之处的伪作，如今却大量发行，不明其中奥妙究竟何在。

《孔子外传》对孔子的身世，在《史记》的基础之上，作了一些合乎逻辑的推测。比如，说孔子之所以能返回孔氏家族，是因为孔氏家族若不接受孔子则必令孔氏无后。这推测的历史根据是：孔子曾替孔子之兄嫁女。倘若孔子之兄尚在，其女之婚嫁何可由孔子经手？

《孔子外传》既然是如上文所定义的历史小说，很多故事与细节当然都不见诸史册。不过，但凡涉及历史的大事，其演绎的部分也都如推测孔子回归孔氏一样，不是信口开河，凭空捏造，而是合乎逻辑的推测。惟其繁多，恕不能在此一一道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