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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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itor 发表于 2006-6-20 1:29:46

　生态环境与经济开发的互动变迁

——对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

许怀林

江西师范大学

《农业考古》2006年第1期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篇文字，是我们在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鄱阳湖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研究中，得到的一些初步认识。

一、生态环境是当代世界关注的焦点

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是当代世界关注的焦点。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世界环境大会，发表《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资源、环境与生态协调发展开始成为各国普遍重视的问题。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会议通过了《21世纪议程》，提出“可持续发展”战略，建立“人与环境和谐一致”的家园。我国政府于1994年批准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十大对策》，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将可持续发展列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方针。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既追求当前发展，又顾及未来的发展，既考虑经济发展的需要，又保护好自然资源和环境，不牺牲子孙后代的利益，达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地永续发展的目的。

当代人类面临空前严重的生存危机，出现了资源、环境、粮食、人口、灾害等难题。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人均可耕地只有全世界平均水平的1乃，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1／4，人均森林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1／16。我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已很严重，国家环保总局发布的《199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称：全国的废水排放量是416万吨，相当于地表水年径流量的66．3％；工业固体废弃物是10．6亿吨，累计的废尘是66．8亿吨；二氧化碳排放量是2346万吨，酸雨面积达到国土面积的30％；水土流失面积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38％，荒漠化面积达26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27．3％。这些统计数字非常令人担忧。

江西省是长江以南的“鱼米之乡”，自然环境素称优良，然而长期对自然资源不适当的开发利用，已使生态环境质量下降。江西人口增加很快，1949年到 2000年，由1314万增至4148万，人均耕地面积则由2．69亩下降为0．81亩，低于全国人均水平。水土流失面积不断上升，1957年为1．1万平方公里，1995年为4．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4．5％。2000年仍为4．1万平方公里，约40年间，流失面积增加4倍。水土流失加剧是环境恶化、生态失衡的集中表现，成了社会持续发展的重大障碍。与此同时，水早灾害频繁出现，灾损十分严重。1862年至1990年间，共发生大水、特大水灾 41年，其中新中国15年，占36．58％；大旱、特大旱灾16年，其中新中国11年，占68．75％。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1991年特大旱灾， 1992、1995、1998、1999年特大水灾，受灾农田鄱超过一千万亩。由此看出，江西在解放后的50年间，约2／3的年份是在与大水早灾害作斗争中度过的。自然生态环境破坏之外，还有环境污染问题，80年代中期江西工业的污物排放量，按万元工业产值计算居全国前列。到90年代中期，江西矿山废水污染和局部水域的污染严重，尤其是乡镇工业废水排放量大幅上升，而废水处理率很低。生态环境已经恶化，而社会需要可持续发展，因而必须回顾历史，分析现状，才可能正确抉择，使未来健康发展。

对生态环境间题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增多，关注的地域已不仅是西北黄土高原地带。江西的研究工作起步不晚，成果数量不少，并且出版了几种高品味的研究著作，如：1988年出版的《鄱阳湖研究》，是一部国土经济学研究的科学著作，对湖区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开发的历史及其对生态的影响，作出了客观的科学的描绘和分析，为湖区的开发整治的决策，提供了系统的科学依据。随后有《山江湖区域可持续发展探索》的出版，对实施山江湖综合治整开发的工作经验体会，作了初步的理论概况。1998年《我国南方典型水土流失的防治对策》出版，系统总结了兴国县治理水土流失的成功经验，为治理南方丘陵水土流失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模式。已有的研究工作及其成果，表明我省上下对生态环境问题普遍关心和重视，也为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的关于鄱阳湖流域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考察，正是受到已有工作的启发和推动，可以算做这些研究的一种继续。我们的研究重心是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考察的范围是整个鄱阳湖流域，时间视野上起古代，下至当代。在江西全省国土面积中，94％以上是鄱阳湖流域的集雨面积，将这个地域的情况了解清楚，全省的态势也就把握了。传统的农业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环境，集中反映为水土保持状况，而水土流失必然循着山河走向进行。所以，以流域为考察单元是适宜的。

二、以人类生存为中心的生态环境观

我们对生态环境的考察，是建立在以下三点认识的基础上。

第一，以人为本的生态环境观。我们所研究的生态环境不是纯自然的，而是以人类的生存为中心的生态环境。对生态环境好坏的估量，是看适合人类生活的优良程度。

人类生存的地球不是一个纯自然系统，由于人类漫长的社会实践，早已成为“一个自然物质运动与社会物质运动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人地复合系统”。(1)研究我们人类的生态环境，着眼点是人的生存环境，不是纯自然的生态环境，才能比较全面认识生态环境变化的客观规律。如果不以人为中心，只看重自然生物形态，势必导致越古越好，越是原始状态越好。某地森林遍野，繁密异常，如果山岚瘴气浓烈，毒蛇猛兽满地，人们视为死亡之区，则仍然是环境不好。物种的多样性，生态的平衡性，是在相互的生存竞争、彼此制约中维持，而且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品评，看其是否有利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远古的原始社会阶段，动物植物极为繁盛，而人的生存空间十分狭小，环境非常恶劣。那时挥动铁斧，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捕猎禽兽，驱除虫蛇，不是“破坏”，而是有功，受到赞赏。山土下泻，不以“流失”看待，而视为沧海变桑田，欣喜出现更宽广的田地，增多了衣食之源。

第二，生态环境和社会生产密切联系，是互动演变着的。山崩地裂，水旱风霜也会影响生态环境，但这是短暂的、局部性的。人类的社会生产实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则是更大范围的，长期进行中的。而且，天灾往往因为人祸变得更加惨烈。

生态环境的变化，是在良好与恶劣两者之间变异，并非只有单向发展。在社会历史演进中考察生态环境时发现，原始时代的大地洪荒，对人的生存构成威胁，这时的生态环境是恶劣的。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农业经济逐渐发达，自然生态环境对人们日趋良好。虽然不断消耗资源，改变着地貌，减少植破，但是因为农耕经济实践范围小，影响力有限，对生态环境的局部破坏容易被生态系统的自身调节抵消，仍然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再往后的发展，出现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并且超过自然承受能力，生态环境便趋向恶化。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认识不断深化，能够更合理地利用资源，学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与环境的平衡，并且能自觉而有效地治理已被破坏的环境。这时，生态环境便进人更高阶段的良性状态，因而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事实证明，恶化了的生态环境是可以治理好的。

第三，生态环境的历史变化，基本上是在社会性的群体活动中进行的。人们怀着追求财富、改善生活的期望，努力向自然索取，永无止境。那种有预期目的破坏环境的行为(如引水淹敌)，只是偶然出现的少数事例。因为群众性的经济行为是在长时段上进行中的，所以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更突出，在治理工作中的难度也更大。将生态环境的治理，与群众性的经济利益结合，决非易事；寻求生产开发与生态环境改善的相互促进，也不是短期就能奏效。科学决策与持之以恒，在这里十分重要。

三、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演变的概貌

鄱阳湖流域，或者说江西的实际情况，大致上秦汉以前是荒野闭塞占主流，以后农业经济不断进步，生态环境逐渐良好，唐宋元明时期本流域内的生态系统，仍然基本上是平衡的。主要的表现有三点：一是人地矛盾比较缓和，人均耕地面积北宋时有14亩多，南宋时为9亩多，明朝后期为6亩多，虽有下降，但仍不算少；二是经济区域扩大，人口流动以输人为主，粮食丰足，是国家重要的财赋基地，县级行政区持续增加(唐朝37县，南宋68县，明朝78县)；三是植被良好，水土流失问题不严重，鄱阳湖区尚未见到大规模的围垦记录，赣南地区宋朝还因森林蓊郁，形成“清涨”(未雨而涨水)、瘴毒很厉害的现象。由于梯田开辟日益增多，水土流失相应扩大。积渐至于明清时代，环境间题突出起来。一方面闽广人口大量涌人，山区进一步开发，木材贸易长期旺盛；另一方面灾害频发，围垦扩大，防洪圩堤筑不胜筑。舆论认为，南昌一带水灾惨重，是因江河淤塞，垦山过度，下游的治水必须与上游的治山结合进行。

江西进入近代以后，社会因素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多次战乱对城乡经济与自然环境造成极大破坏，人祸加剧天灾，灾损愈加惨重。千百年积淀的老账，成了新中国面临的大难题。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各级政府狠抓农业，以粮为纲，大搞农田水利建设，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已大大提高了防灾抗灾能力。然而，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并没有缓解。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化建设工程，大量消耗着土地、木材、矿产和水等自然资源，扩大开垦，破坏植被，使水土流失有增元减，成了当代生态恶化的一个主因。同时，工业经济与乡镇企业对环境的污染，使水资源遭受了巨大的破坏。贫困地区人们强烈的脱贫欲望，化为开发山林的猛烈行动，一些地方的过量砍伐成了政府行为，致使森林萎缩，水土流失更加严重。恶化了的生态环境促使人们惊醒，必须加强治理，改善生态环境。生活中的事实已经证明，恶化了的生态环境是能够治理好的。

保护生态，防治灾害，兴修水利工程的事实自古就有，不过只是自发的、零星的和低水平的，真正有计划、有组织的科学治理，是近几十年的事情。赣南革命老区兴国县治理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的工作，具有典型意义。兴国是贫困山区，是我国南方水土流失最为严重的地区，l980年的流失面积达1899平方公里，占全县总面积的59％，占山地面积的84．8％。在国家的扶助下，兴国县经过几十年的连续治理，特别是自1983年以来的重点治理，取得了显著成绩。与1980年相比，1998年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了1092平方公里，下降58％；山地植被覆盖率由28．8％上升到72．2％。防洪减灾能力增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兴国县治理水土流失的不少经验可供同类地区仿效和采用。遂川县发展林业经济的得失经验及其对生态环境的正负两方面影响；高安市黄沙港乡正视环境恶化问题，狠抓生态农业的事迹，都对其他地区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四、从历史与现状中得到的六点启示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坚持全流域的总体考察与小地域的、专题性的分析结合，力图从历史的长时段上探讨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演变的共性规律，于具体的个案解剖中揭示个性特点，既考察历史，又评述现状，分析典型事例。我们的态度是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客观地回顾历史，把握当前，凭资料立论。以下的几点意见，提出来供人们参考。

第一，现实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的衰减，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产物，积累起来的大包袱成了今人沉重的负担。改变“一穷二白”的艰苦创业，无一不是与土地、森林、矿藏和水等资源联系着，人们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又增添了新的生态问题。几十个老区县即是山区县、贫困县、水土流失严重县，在发掘资源——环境恶化——艰苦脱贫的链条中奋斗。

第二，造成生态危机的一个根源是人口压力大。江西人口从解放初期的1300多万增为2000年的4100多万，发展很快。巨量的人口既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也是消耗巨量生活资料的群体。不断增加着的人口，伴生出无穷的物质需求，产生无节制的开发；而建设工程的展开，造成耕地减少，环境破坏，人地矛盾日趋尖锐。砍树垦山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人们从农耕中追求温饱的努力，使土地、山林承受着沉重的压力，因而使得水土流失不减，总体生态环境难得好转。

第三，山江湖综合治理，关键是治山。古人从灾害煎熬中看出，赣江等河下游地区水灾严重，是因上游地区长期垦山不止。山清才能水秀，林茂才会沙退。然而多年来综合治理的力度抵御不了开山垦地、围湖争田的进度，木材采伐量不断上升，而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却不高。1950年—1990年间，全省已治理的流失面积占 1990年流失面积的31．69％，保存的造林面积只有累计造林面积的33．65％。这两个数据说明，追求眼前的利益，使脱贫解困中的人们很难顾及山水生态。赣南的兴国、于都、宁都、石城、瑞金、会昌、信丰、赣县等8县因水土流失问题尤为严重，已被列入全国第二期水土保持重点县，相信经过科学治理，它们的生态环境状况会大大改观。

第四，治理工业废水污染，重点是抑制乡镇工业废水排放量，提高其废水处理率。水，是地球的生命之源。然而，水已成为一个深刻的社会危机。拯救淡水资源，防治水体污染，已是刻不容缓了。江西城市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在逐年下降，而乡镇工业的废水排放量却明显上升，1995年的废水排放量是1989年的389％，增速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1％)，废水处理率为12．47％，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1％)，与全省工业废水处理率(69．6％)相比，也低 57个百分点。所以，大力提高乡镇工业的科技水平，改变其废水处理率极低的现状，是改善江西全省工业废水污染状况的当务之急。

第五，思想端正，措施对路，就能取得治理效果。思想端正是敢于正视问题，揭露矛盾，研究对策；措施对路是治理方案符合当地实情，然后狠抓落实，坚持不懈，不因班子换届而中断。兴国县的经验是：清醒地认识水土流失的严重性，树立可治理好的坚定信心，动员全社会力量参加，各个单位重视，几十年治理不松劲，从失败教训与成功经验中筛选出一套成功的治理方法。其主要内容是：①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社会力量参加，各个单位重视，才能防止对水土资源的不合理经营和破坏，避免各种建设项目引起的水土流失，消除环境化、生态失衡的灾害。②以小流域为单元，以村组为施工单位，突出重点，分期治理，滚动推进。克服全面开花，力量分散，难见成效，挫伤信心的缺陷。③因地制宜，对流失程度不同的地段，采取不同的治理方式，分别为五种模式实施。④治理与利用结合，组织群众参加治理劳作，降低治理成本，又多方设法给群众以实际利益。将水土流失区以自留山或责任山的形式分给农户经营，允许继承、转让、租赁。实施的效果很好，治理的经费平均每亩约800—1000元，其中80％的经费是群众自筹解决，国家扶助资金平均每亩约10元。在治理面积巨大而资金投人不足的条件下，政府能够少花钱多办事是十分重要的。

凡是生态环境优化的地区，都与振兴林业分不开；反之，林业衰退，生态环境便恶化。遂川县从境内林业的贡献与负面影响的对比中，提出了几点建议，值得重视。他们认为，林业部门要转换角色，由产业部门转为以服务社会、改善生态环境为己任的政府职能部门；林业经营应分为商品林与公益林两类进行；必须走出四个误区，即要严禁损毁天然林、严禁“炼山”、切忌大面积营造纯林、改变油茶林抚育的全垦方式。

历届高安市黄沙港乡发展生态经济的成功经验之中，关键的一点也是乡领导对水土流失问题敢揭露，通过群策群力，科学治理，实现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的奋斗目标。

第六，江西的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推力下演进的。尤其是农业经济时代的人口流动，关系更大。先是唐宋时代全国经济重心南移，北方人口大量迸人江西，带来梯田的普遍出现，然后是明清时期赣人西迁，促进湖湘云贵川的开发。与此同时，又有大批闽广民众人赣，“砍山耕活”，引发水土流失加剧，湖区沙洲膨胀，围垦扩大。新中国建立以后，江西继续以国家的“粮食大省”身份致力于农耕。由古及今的推进，利与害反复交错发展，南北东西大范围的彼此联接影响，使得江西以典型的老区——流失区——治理区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因此，加强对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研究，对全国具有窥豹的观照意义。

(注：本文是作者为《鄱阳湖流域生态环境的历史考察》一书写的“前言”。该书由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注释：

(1)朱训《减轻地质灾害与可持续发展》前言，张业成等编著，中国科技技术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