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习俗对高丽的影响zt

我国与朝鲜陆地相接，海上交通近捷便利，自古以来交往频繁，关系十分密切。在长期交往中，我国政治、经济以及包括风俗习惯在内的文化，对朝鲜发生巨大影响。同样，朝鲜人民的优秀文化成果也为我国所吸收。我国对朝鲜的影响，往往随着古代王朝的更迭，呈现出时代特色。元代，蒙古族占居统治地位，因而蒙古族的习俗对当时的高丽王朝（918年建立，1392年为李氏朝鲜取代）影响很大。

自1231年起，蒙古连年对高丽用兵。尤其是定宗、宪宗时（1246—1259），“凡四命将征之，凡拔其城十有四”。不过，蒙军遭到了高丽军民的顽强抗击，多次损兵折将。但是，连年战争使高丽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大批士兵战死，众多百姓被杀，还有数以十万计的人口被掳走。在蒙古一时无法将高丽灭掉，高丽也已很难再将战争打下去的情况下，宪宗九年（1259），高丽高宗被迫派世子（即太子）王倎（后改名禃）奉表如元，双方议和。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在其给高丽的诏书中宣布：“完尔旧疆，安尔田畴，保尔家室”，也就是说承认了高丽的独立。但是，高丽对元要尽“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义务，实际是处于藩邦地位。

元世祖初年，对高丽有过“衣冠从本国之俗”，“风俗一依旧制，不须更改”的承诺。可是议和之后，两国关系日益密切，使臣来往频繁。而且，从王倎，即高丽元宗起，几乎每任高丽国王都要派世子赴元入侍、宿卫。一些世子往往在元为质、宿卫数年。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又先后有五位国王与元皇室联姻，尚蒙古公主，成为元王朝的驸马。他们经常带大批随从入元朝觐，在元滞留短则数月，多则经年乃至数年。元朝在高丽派有达鲁花赤（监临官），一个时期还派驻过军队。蒙古公主入高丽时，也带去大批怯怜口，即公主的私属人户。由于高丽统治者和蒙古王公贵族接触频繁，关系密切，甚至长期在元居住，逐渐染蒙古之风。因此，有元一代蒙古习俗对高丽统治集团，进而对平民百姓产生很大影响。

这一影响首先表现在发式和衣冠上。高丽忠烈王王昛，在中统二年（1261）曾以世子身份入元祝贺忽必烈击败与其争夺汗位的弟弟阿里不哥，以后又数次入元朝觐。至元八年（1271），王昛入元为秃鲁花，也就是质子。王昛入质不久，就改留蒙古发式。本来高丽和我国汉族人一样，一向留全发。蒙古族则和我国北方的鲜卑、契丹、女真等族 相似，有髡发习俗。所谓髡发，并不象我国古代的髡刑那样把头发全部剃光，而是剃去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各族的剃法不同。《高丽史·忠烈王世家》记载蒙古男子发式的剃法是，“剃顶至额，方其形而留发其中”，蒙语把这种发型叫“怯仇儿”，但说的不很具体。宋人盂珙在其所撰的《蒙鞑备录》中，对其剃法描述得比较形象。他说，蒙古族“上自成吉思［汗］，下及国人［指蒙古族百姓］皆剃婆焦，如中国［指汉族］小儿留三搭头，在囟门者稍长则剪之，在两下者总小角，垂于肩上”。十三世纪中叶出使蒙古的基督教修士鲁不鲁乞，在其《东游记》中对蒙古男子发式作了更为形象的描述。“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上述文献中的描述，与传世元代画卷及近年发掘元墓中的壁画、陶俑等蒙古男子发式基本一致。王昛入质时“开剃”，留的就是这种发型。《东游记》中说，妇女结婚后也把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但内蒙赤峰元墓蒙古女墓主的画像却不是剃光。抑或蒙古已婚妇女和契丹妇女一样，只把前额边缘头发剃去一小部分，上面的头发垂下来，因而从画面上看不出来。

至元十一年五月，王昛在元尚世祖女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后追封齐国大长公主）。六月，其父元宗王倎病故，王昛回国继承王位，是为忠烈王。同年十月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赴高丽，前往迎接的大将军朴球等已模仿国王“开剃”。十二月，高丽大臣宋松礼、郑子玙等率先“开剃”，其余臣僚遂纷纷效仿。其实，早在高丽元宗时就有人劝国王“效元改形易服”。元宗回答说，我不忍心一下子改变祖宗家风，我死后你们怎么办都可以。果然，到忠烈王四年（1278）时，高丽已是“自宰相至下僚无不开剃，唯禁内学馆不剃”。时隔不久，学生也一律剃发，改留蒙古发式了。

朝鲜古代本有独具本国特色的服装，即所谓章服“循习土风”。从新罗太宗王（654—661在位）到新罗统一，开始“袭用唐仪”。此后，“冠服之制稍拟中华”，即穿用类似唐朝汉族统治阶层所着的各色服装，老百姓的服装式样，大概也受到唐的影响。高丽王朝建立后，虽然对我国辽、宋、金三个王朝也有“朝贡”“事大”关系，辽、宋、金统治者也多次向高丽国王赠送衣冠，但高丽并未从上到下改变本国的衣冠。

王昛以世子身份入元为质时，在“开剃”的同时，也改穿蒙古式服装。至元九年（1272）他短期回国时，已经是“辫发胡服”。“辫发”指的是剃蒙古发式，“胡服”自然是指蒙古式服装。蒙古男女均着长袍，多为窄袖，腰系帛带或皮带；女性有时在长袍外加罩半袖短衫，而且袍襟比男性长，有的甚至拖地。南宋彭大雅《黑鞑事略》说，蒙古“其服右衽而方领”，与匈奴、鲜卑、契丹、女真等左衽袍服不同。不过从元墓壁画上的蒙古族服饰看，男子的确基本穿右衽长袍，而女性着左衽长袍者也屡有发现。王昛回高丽即王位后，朝廷大臣们一方面纷纷开剃，同时也陆续效仿国王改穿蒙古式服装。忠烈王四年二月，又下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也就是说全国人都要穿元朝式服装，戴元朝式帽子。据《元史·舆服志》载，元代之天子冕服，皇太子冠服，下至百官祭服、朝服，亦即各种典礼或官场中的正式服装是“近取金、宋，远法汉、唐”，但又说有关服色等第的规定，“蒙古人不在禁限”。这表明除重大典礼、仪式外，蒙古人一般穿着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服装。《高丽史·舆服志》也明确指出，“事元以来”“袭胡服”。可见，所谓“令境内皆服上国衣冠”，指的是穿蒙古式服装，戴蒙古式帽子。

元代蒙古族的冠制，即帽子式样男女有别。《黑鞑事略》载，蒙古男子“帽而夏笠”。元末明初人叶子奇在其《草木子》一书中也说，蒙古“官民皆带［戴］帽，其檐或圆，或前圆后方；或楼子，盖兜鍪之遗制”。所谓“楼子”，指的大概就是笠，所以才说它是兜鍪［古代头盔］之遗制。所谓笠，是一种圆檐斗笠形帽，因为形状象钹，所以叫钹笠冠。这种冠有顶，冠后还垂一片帛以护颈。夏天也戴软帽，冬天则戴毛皮制软帽或毡帽。这类帽本来无前檐，后来忽必烈射猎时感到日光刺眼，察必皇后特意给加了前檐，从此蒙古族便都戴这种有圆檐、或前圆后方式的帽子了。后来大概受中原影响，蒙古族也有戴幞头的。蒙古贵族妇女戴姑姑冠。这种冠以木或竹为胎，外面包以红绢或帛，高二尺许，上面插以装饰彩色丝绸的柳枝或银枝。鲁不鲁乞《东游记》中称这种姑姑冠为“孛哈”。该游记，约翰·普兰诺·加宾尼的《蒙古史》，以及我国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草木子》等书中，对这种冠的形制均有具体描述。日常生活中，蒙古妇女也戴头巾。自忠烈王开始，高丽国王、臣僚乃至学生，一般都戴蒙古男式帽子。

高丽上下“皆服上国衣冠”，并不是元统治者的强迫命令，而是曾长期在元居住的国王带头“开剃”，穿戴蒙古式衣冠，大臣百官群起效尤，最后由高丽统治者下令在全国推行的。因此，当至元十五年世祖皇帝问康守衡高丽服色如何，康守衡回答“服鞑靼衣帽，至迎诏贺节等时以高丽服将事”时，忽必烈很惊讶，并说：“汝国之礼何遽废哉。”

高丽王室与元皇室联姻，以及两国统治阶层的频繁接触，使高丽的某些礼仪也颇受蒙古影响。忠烈王与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所生之子日王璋，被立为世子。王璋成年后，王昛多次为他向元请婚。元贞二年（1296），元成宗答应将晋王甘麻剌之女宝塔实怜公主（后追封蓟国大长公主）嫁给王璋。同年十一月，忠烈王夫妇抵大都（今北京市）为儿子举办婚礼。这一婚事，聘礼等完全是按蒙古习俗操办的。首先由王璋“以白马八十一匹献于帝，纳币”；次日，王璋又“以白马八十一匹献于太后”；第三天，“以白马八十一匹献晋王”，即其岳父。同时，皇太后、晋王分别以数百只羊、数百坛酒设蒙古式大宴庆贺。献白马和以九或九的倍数为吉祥数，是蒙古族习俗。流传至今的蒙古族献整羊的祝辞中还保留这样的词句：“蒙古人在敖恩河畔，树起九足旄纛纛的时候，用九九八十一只整羊，用盛宴把胜利向四方宣告。”直到近世，蒙古族婚嫁一般仍以“九五”（指九与五两数之和）作为男方送彩礼的计数单位。王璋之后的忠肃王、忠惠王、恭愍王娶元公主时，也都以这种方式献聘礼。不久，高丽国内的某些重大喜庆活动也献白马。王璋回国即王位时，高丽的宰臣、军官就“皆献白马”。另外，高丽在给元皇室贵族赠送礼物时，也往往用“九”或“九”的倍数，以示吉祥。如至元三十年忠烈王与公主一道入元，赠给太子真金妃阔阔真的礼物就是“银钟九事，虎豹皮各九领，水獭皮二十七领，细苎布四十五匹”；翌年正月初一，又献白马九匹。

元王朝曾在高丽置征东行中书省，后由高丽国王兼任征东行中书省丞相。大德二年（1298），忠宣王王璋署征东行中书省事。高丽宰枢及行省左右司官员谒见忠宣王时，“用元朝礼”。这样，高丽朝廷便有两种礼仪。平时宰枢臣僚处理本国一般事务谒见国王时，用的是高丽礼仪，而宰臣、行省官员处理行省事务谒见国王兼行省丞相时，则用“元朝礼”；即带有蒙古族特色的元朝礼仪。1330年，已当了十六年国王的忠肃王王焘一度将王位传给儿子王禛（忠惠王）。同年七月，忠肃王赴元，王禛则由元回国就任王位。当父子二人在高丽黄州相遇时，王禛以“胡跪”拜见其父。所谓的“胡跪”，大概就是《黑鞑事略》中说的“左跪以为拜”的蒙古大礼。

如前所述，高丽王朝前、中期虽然也对辽、宋、金采取“事大”方针，但拥有独立自主权。国王的命令称“宣旨”，自称曰“朕”，减免刑罚的命令称“赦”。高丽王朝后期从属于元，主权多受干涉。至元十三年（1276）驻高丽的达鲁花赤提出，高丽国王“称宣旨，称朕、称赦”是“僭越”行为。高丽被迫将这些称谓加以更定，“改宣旨为王旨，朕曰孤，赦曰宥，奏曰呈”。这是政治不平等带给高丽称谓方面的影响。此外，在高丽的公私行文或日常生活中，也常常迳直使用一些蒙古借词，如秃鲁花、伊里干（意为聚落）、忽赤（意为佩弓箭者）等等。

蒙古族的习俗，也影响到高丽国王个人的爱好、行为等方面。从忠宣王开始，高丽国王大多有蒙古名宇。忠宣王的蒙古名叫益智礼普化，忠肃王叫阿剌讷忒失里，忠惠王叫普塔失里，恭愍王叫伯颜帖木儿，等等。忠烈王有时喜欢穿蒙古戎装。1274年当他迎接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返回开京时，面对京城百官和民众的欢迎队伍，他本应穿传统礼服。但忠烈王不听大臣的劝谏，坚持穿蒙古式戎服与公主同辇入城。忠烈王还非常喜欢打猎，这大概与他入元宿卫期间经常参加蒙古王公贵族的围猎有关。当了国王后，他仍沉溺于畋猎，经常亲持弓箭，臂驾鹰鹘，纵横驰突。他多次和公主一道行猎，常常是并驾齐驱。《高丽史·忠烈王世家》有关他与公主四出行猎的纪事，可以说不胜枚举。忠烈王之孙忠肃王同样喜欢田猎。他有时带数百猎骑进行大规模围猎，有时只率数人微行出猎。这祖孙俩还都喜欢打马球，都羡慕唐玄宗那种行猎、击球、饮宴的享乐生活，并极力效仿。为满足国王打猎之需，高丽也象元一样，专设饲养鹰鹞以供狩猎的鹰坊，鹰坊属户享有免役等特权。忠烈、忠肃两王耽于畋猎，而且不顾农时、民力、灾情，加重了高丽人民的负担。高丽曾多次向元进献酥油。酥油本是蒙古等游牧民族喜食的奶制品，以农业为主的汉族、朝鲜人一般不制取，不食用。由于入高丽的蒙古公主、随从人员及达鲁花赤等的需要，而元政府又在高丽耽罗（韩国济州岛）等地放养大批马、牛，所以高丽有条件制取酥油等奶制品供公主等人食用，并有部分作为贡品进献于元。高丽国王、世子多在元住过较长时间，又有与其长期共同生活的蒙古妃子，蒙古风味的食品不时出现在国王、世子的餐桌上是完全可以想见的。

高丽“剃发易服”，改变本国的某些习俗，尽管不是元统治者强迫进行的，却也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由于蒙古统治者在十三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对高丽进行了近三十年的战争，不仅高丽的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人民蒙受巨大的灾难，而且统治集团的身家性命、统治地位也受到严重威胁。两国议和后，高丽统治者为了避免蒙军再次入侵，为了保住身家性命，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因而才主动向元统治者请婚，主动剃发易服，以便取得元统治者信任，让他们放心。所以，受蒙古习俗影响最多、最深的是高丽统治集团。当然，有些习俗的影响，是在长期交往、接触中自然薰染的。高丽统治者又以命令手段，强迫广大人民群众改服蒙古式衣冠。这与几个民族长期交错而居或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自然地接受另一民族的风俗习惯影响不同，必然引起人民的反感，不满。只是由于当时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一时没有形成大规模的反抗运动。然而，高丽毕竟有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受唐朝之风的影响又相当深。所以，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元朝的灭亡，以及明太祖“赐恭愍王冕服，王妃群臣亦皆有赐”，朝鲜衣冠文物又“焕然复新．彬彬乎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