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陇海线西北军初试锋芒

　　 蒋介石因这一战役颇为得手，便亲自到归德督战，以期一鼓作气，把陇海正面的晋军打垮。他以刘峙的第二军团的主力部队向兰封猛烈进攻，并以空军配合轰炸。由于晋军预先在这方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并且阎锡山把预备使用在津浦线方面的一个军调来增援，兵力既有增加，兼之采取守势，而且发挥了炮兵的威力，使得蒋军的进攻难于进展。蒋介石看到攻坚不利，乃向晋军的右翼扩张，以陈诚的第十一师由陇海路南侧挺进，致晋军右后感到很大威胁。冯玉祥看到这方面的情况十分紧急，乃不得不把控制在郑州一带的机动预备队孙良诚部早期地投入战斗。这时，各军的位置是：晋军任铁路正面，它的左翼为刘春荣部，再左为石友三部；右翼为孙良诚部，再右为庞炳勋部。孙部的正面为陈诚部，庞部正面为刘茂恩部。阎冯联军作了新的部署之后，全线即开始发动攻势。冯玉祥为了予当面的蒋军精锐陈诚部以迎头痛击，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良诚从木巳县方面展开猛烈的攻击。

　　 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而他们的部队又是刚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接战，陈诚部就遭到很大的挫折，几度被孙、吉两部包围，杀伤很多，只以陈部装备优良，机枪火力炽盛，得以突围而出。孙、吉两部紧紧跟进，陈部则节节后退。与此同时，全线其它各部亦有进展。激战十余日，蒋军全线为之动遥直至六月上旬蒋军援兵开到，将全线撤至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之线，方始稳住阵脚。这一战役，孙、吉两部进展最快，只以两翼之晋军和庞军前进迟缓，配合不够，致未能予蒋军以更大的打击。当孙、吉两部攻击前进时，前敌总司令鹿钟麟曾要求晋军积极配合进攻。副总司令徐永昌说：“我们的军队你还不知道么，叫他们守在一个地方，倒是有些办法；要是叫他们一往直前地进攻，那就不能和西北军相比了。”

　　 正在双方激战的时候，郑大章指挥的骑兵出现于永城、夏邑一带，予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五月三十一日这天，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郑部骑兵于夜间急驰八十余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十二架，俘虏机师和地勤人员五十余名，完成任务后安然撤走。当时郑部这支奇袭部队并不知道蒋介石就在机场近旁的朱集车站，否则蒋介石很有束手被擒的可能。

　　 这时，反蒋声浪几乎弥漫全国，而蒋在军事方面又打了败仗，与蒋有密切关系的某人曾担心地问他：“今天消灭甲，明天消灭乙，闹得人人自危，这样发展下去，将来何以善其后呢？”蒋忿然作色而又十分自信地说：“只要人们要官要钱，我就有办法。”

　　 （三）西北军在平汉线的攻势

　　 在陇海线激战的同时，蒋介石命令平汉线何成浚的第三军团发动进攻，企图牵制西北军向陇海线增加兵力。

　　 蒋军在这方面的军队为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部，这些军队均非蒋的嫡系。在战争初期，他们与阎、冯还有信使往还，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意存观望，尚无积极为蒋出死力的决心（蒋军参谋处阵中日记有这样一段纪载：冯逆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冯军在这方面的队伍，最初为樊钟秀、石振清（万选才被诱捕后，石部调平汉线）、任应岐和刘桂堂（五月下旬表明态度，归冯指挥）等部，扼守许昌以南的小商桥及其以东的逍遥镇至西华之线，以后西北军的田金凯、倪玉声、赵凤林、王和祥等部由陕南开到河南境内，即分布在平汉路以西鲁山，叶县，襄城一带，并置主力于许昌之北，统归张维玺指挥，并派阮应武为前敌总指挥。刘汝明部则在淅川、南召一带监视杨虎城部。宋哲元部的冯治安军控制在郑州及其以南地区，归冯玉祥直接掌握。

　　 五月十六日，何成浚对平汉线下总攻击令，王金钰部包围樊钟秀部于临颖，并向许昌进逼。何成浚由驻马店到漯河督师。六月四日，坚守许昌的樊钟秀被蒋军空军轰炸阵亡。冯得报，立即派邓宝珊接任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冯并亲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随即派孙连仲率部驰赴许昌增援，阎锡山亦派骑兵司令赵承绶进攻周口。西北军高树勋、葛运隆两师由许昌南进向漯河进攻，刘桂堂部亦在西华、周口之间与岳维峻部激战。这时，桂军已攻入湖南，于六月五日占领长沙，八日进占岳州。冯玉祥为了配合桂军作战，于十日下令向平汉线蒋军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蒋军即纷纷向漯河以南溃退。这时，冯又开始计划在豫东方面布置另一次会战。在平汉线击溃蒋军之后，冯即将孙连仲、张自忠、葛运隆等部调回，并令张维玺所率各部停止向南追击，两军即相持于漯河之线。冯军将领多主张乘胜直追，径取信阳，将蒋军逐出武胜关以南。冯则认为蒋军主力不在豫南而在豫东，如攻取信阳，其事虽易，但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一 旦蒋军主力从豫东进攻，势必陷于首尾不能相顾的危险处境。

　　 且豫南之敌，遭此挫败，短时期内决不敢北犯，正宜抽出大部兵力使用在豫东方面，以便再一次地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的打击。于是冯便根据这样一个情况，决定了新的战略方针，就是：对豫南“杂牌军”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蒋军精锐则予以狠狠的重创。

（四）西北军的“口袋战术”

　　 蒋军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蒋介石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为他奔走和平的有于右任、李石曾诸人。

　　 于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二、三届的纠纷，汪不同意。李石曾则在沈阳活动，促请张学良出任调入。张于六月十二日致电阎、冯表示本人愿执调停之劳，并于二十一、二十二两日又两次致电阎、冯，主张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公开政见，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当时反蒋军事正处于有利的形势，这个和平运动，对于阎、冯自不能发生任何作用。

　　 特别使蒋忧虑的是，由于西北军战力的坚强，他的将士对西北军产生了恐惧心理，士气大为低落，固守阵地，不敢再作出击的尝试。蒋介石曾为此写信给顾祝同、蒋鼎文和陈诚等人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在他写了这封信以后不久，便在陇海线又发动了新的攻势。他以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并配备大部炮兵，由县、太康之间攻入，企图经通许、陈留奇袭开封。冯玉祥侦知这一情况，便将计就计地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县、太康之线，诱敌深入。蒋军屡派飞机侦察，以为这方面的冯军多已参加平汉线的进攻，正是乘虚捣隙的大好时机，便令各军长驱直入，向开封方向挺进。冯按预定计划令孙良诚、庞炳勋和吉鸿昌部从正面堵击，孙连仲、张自忠部向高贤集蒋军左侧背兜抄，左翼依靠陇海正面晋军的防堵，孙殿英部则在鹿邑、拓城方面扰乱蒋军后方，形成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形势。

　　 适在这时，蒋介石得到冯玉祥抽调孙连仲等部参加这一会战的密电，临时变更部署，急抽上官云相部由平汉线前来应援，并令平汉线积极反攻，借分冯军兵力，蒋并亲赴柳河车站督战，以振作士气。但是，西北军的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已将蒋军在高贤集、龙曲集等处截成数段，接着就发生了白刃战。蒋军损失惨重，仓皇中一部经太康向周口溃退，一部经睢县向商邱溃退，张治中师掩护退却，损失尤巨。

　　 这一战役，虽然给了蒋军以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各部对冯的命令执行得不够彻底，又加之蒋介石临时变更部署，以致包围计划未能彻底完成，使蒋军获得突围的空隙。这一役的战果，除截获汽车一百余辆和大批辎重物品而外，对蒋军的有生力量则未能予以大量的歼灭。

　　 （五）亳州解围

　　 孙殿英自退守亳州，即被蒋军王均部围困，以后蒋又派叶开鑫部协同王均部积极围攻。孙殿英虽与阎、冯军失掉联系，但以亳州位置在陇海、津浦两线的三角地带，对蒋军侧背威胁很大，故蒋介石曾严令王、叶等部限期将亳州攻下。但他们屡次进攻，均未得手。蒋遂派张钫前往亳州诱降，孙殿英不为所动，且将张钫扣留（后经王翰鸣前往营救，始获释出）。孙殿英在困守亳州的时期中，冯虽曾命鹿钟麟设法空投过一部分弹药，但因长期被围（将及三月），终于弹尽粮绝，城内居民，情况更惨，而大量空投又有困难，经孙殿英迭电告急，冯遂决定令孙连仲率部前往驰援，第一步先解亳州之围，第二步再由孙连仲部会同孙殿英部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并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孙连仲于七月中旬经鹿邑进援亳州，与孙殿英部内外夹击，将王均、叶开鑫等部击溃，亳州之围遂解。鹿钟麟命令孙连仲、孙殿英按照预定计划向津浦路挺进。

　　 孙殿英以被困过久，再三恳请予以休整的时间；孙连仲亦以数月来长途行军和辗转作战，士兵过于疲劳，损失亦很重大，且亳州距津浦线较远，深入敌后，弹药和粮秣的补给都有困难，要求总部在粮、弹和饷项方面给以充分的接济，否则恐难达成任务。鹿向冯报告了这些情况，冯亦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两部撤至柘城、太康一带，亳州复入于蒋军之手，并且把原来控制在这方面的部队抽出两师兵力，分别开往陇海线正面和山东曹县一带。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次亳州解围是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抽出一定的兵力以转用于其它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宿，在战略上是动摇敌人津、陇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但又中途变计，这是再误。因此，大家都把失掉这次奇袭蚌、宿机会的主要原因归咎于阎锡山的支持不够。事实也确是这样。西北军长期驻防在瘠苦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都很困难。特别是孙连仲部，由于长途行军，任务紧急，运输不便，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携带，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所余已经无几；而兵员的伤亡，也未能及时地补充。

　　 如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孤军深入，是有危险的。阎锡山对冯军的补给，在战争开始的时候还比较充分，可是越到后来，不但数量少，而且不及时。尤其是械弹和战斗器材的补充，渐渐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如郑大章的骑兵集团，驰骋于蒋军后方，无线电讯的联络特别重要，但是始终也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

（七）急转直下

　　 津浦线上济南的得而复失和陇海线上八月攻势的受阻，是整个战局的转折点。从这时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方面的大部精锐部队分别调到平汉、陇海两线，并且把进攻重点放在平汉线，以威胁陇海线阎冯联军的后方，并进扰陇海路西段，以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冯玉祥鉴于战局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一面将宋哲元、葛运垄赵登禹各部撤退到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归路；一面将平汉、陇海两路防线缩短，以便集结兵力对蒋军作最后的抗拒。蒋介石于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二十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一百万元。蒋军由津浦线抽调的部队开到河南境内之后，一方面从考城经兰封、木巳县、太康集中主力于淮阳、周口进行攻击；另一方面，从平汉线以西分许多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并于九月六日开始总攻。张维玺以两翼均遭到威胁，乃从许昌后撤。冯玉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正在激战的时候，张学良于九月十八日发出通电，东北军大举入关，整个局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在张学良发表通电的前几天，阎锡山即已密令陇海线晋军准备向黄河以北撤退，冯当时尚在梦中（陇海线晋军，名义上是归冯指挥，而实际上则是由阎直接指挥，冯对这个问题最感头痛）。张的通电发出后，冯仍然希望阎锡山抽调有力部队开到河南，与蒋军继续作战。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的实力尚存，只要阎能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于是他一方面打电报给邓哲熙，请汪精卫力持镇静；一面派张允荣往见阎锡山，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但是，汪和阎都失去了坚持到底的信心。当阎锡山接见张允荣的时候，态度消沉，连说：“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

　　 张问他对时局的看法，亦不表示意见，只说：“退到山西再说罢。”张还想继续谈下去，阎即乱以他语，不愿再谈时局问题，张遂不得要领而回。

　　 由于冯的个性很强，看问题主观片面，虽然局势的发展在军事上、政治上已经处于极为不利的地步，但是他仍在幻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挽回军事上的颓势，因而对于退保西北的问题，并没有采取安全可靠的措施，仅仅派宋哲元带着葛运垄赵登禹两师兵力防守于洛阳一带，因兵力有限，并不足以保证郑州到潼关这一段交通线的安全。他仍以大部兵力布置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力下继续作战。可是等到碰了阎锡山的钉子以后，他再想把军队转移到陇海路西段时，杨虎城部已于九月十七日攻克洛阳附近的龙门，西撤已不可能，便只有退往豫北之一途了。

　　 当宋哲元率葛、赵两部移到洛阳的时候，宋的参谋长曾向冯建议：为了挽救整个西北军，乘晋军全部调出山西的机会，将西北军开入山西境内，使晋、陕连成一气，如此尚可在西北造成一个局面。因这时冯还想拉阎继续作战，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亦未表示反对。当时宋哲元还以为这一计划颇有实现的可能。但是，情势的演变越来越坏，不但郑州附近的军队无法西撤，而且葛运隆接受了徐源泉的劝降条件，将宋逼走。宋退到潼关后，适杨虎城军追至，无力抵抗，即由朝邑渡河退往山西运城。这时，留守西安的刘郁芬，闻杨虎城军由潼关直取西安，自度无力抵抗，乃率同陕西一部分军政人员和卫队千余人沿渭河北岸撤至朝邑。杨军跟踪追至，杨虎城念及旧日情面，除将刘之卫队留编外，余均任其退往晋境。最后由黄河铁桥北撤的西北军，计有：由我指挥的新编第一军，孙连仲的三个师，张自忠的两个旅和季振同的卫队旅。除张自忠部先开到山西晋城附近外，余部皆分驻于新乡、焦作、清化一带。此外，由豫西过河到达晋南的有刘汝明、赵登禹、鲍刚和张人杰等部，均已残缺不全。

三、战争的结局和西北军的崩溃

　　 在叙述这次战争的结局之前，需要补叙一下西北军之所以崩溃的内在原因。

　　 冯玉祥统率的西北军，是由一个混成旅发展起来的封建军事集团。冯在这个集团中，一向有着很高的威信。但是他既没有一定的政治主张，更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只是拿一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和个人之间的感情作为维系这个团体的思想基矗同时，他又一贯采取家长制的作风，个人专断，缺乏民主。有些由士兵提拨起来的带兵官即使已经当了军长、总指挥，乃至当了省主席，冯对他们仍然象对待子侄一样，不肯给以应有的尊重和礼貌，甚至他们在他面前连吸支香烟的自由都没有。因此，有些高级将领渐渐感到太受拘束。特别是那些有了地盘的将领，更需要一个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环境，以达到他们为所欲为的目的。韩复榘、石友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被蒋介石拉了过去的。韩、石投蒋后，其他将领虽然表面上对冯仍很恭顺，但在内心里都有了自己的打算。

　　 冯由山西回到潼关，他的将领们，一方面表现了一种见到亲人一样的喜悦，另一方面又感到这位管着自己的“婆婆”又回来了，摸不清今后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冯和鹿钟麟见面后，首先问鹿：“今后应该怎么办？”鹿说：“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冯便把他联阎倒蒋的酝酿经过说了一遍，鹿不同意这样做，并说此事关系重大，须和大家商量。因为他所策划的联合韩、石攻打山西的办法已接近成熟，正在这个时候，冯忽然回到潼关宣布联阎打蒋，所以在鹿的思想上一时还扭转不过来。

　　 冯到潼关的第二天，召开了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和这样做的意义。在会上，除了师长葛运隆主张讨蒋而外，大家都默不作声。当时冯的将领都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的亏，受阎的骗，如不把阎打倒，西北军在北方就难于发展。现在他们听到冯的做法和他们的意思恰恰相反，大家既不敢当面反对，也不愿表示赞成。会后孙良诚对人说：“我看先生（指冯）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宋哲元、刘郁芬等也都认为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当时大家恨阎不恨蒋的心理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鹿的幕僚某对冯的做法也表示反对，并向鹿建议：“应坚持拉蒋打阎，除去肘腋之患。如与阎合作，胜亦过不了长江，蒋退江南凭险固守，阎冯之间就会出问题，那时，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如果打了败仗，那就更不堪设想了，甚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鹿虽深韪其言，但他看到冯的决心很大，且各方联合倒蒋之局已成，只得勉强地跟着冯干。

　　 这时，孙连仲部分驻在甘肃、宁夏和青海，孙本人也不愿对蒋作战。当冯打电报命令孙连仲率全部兵力东下时，孙尚欲以一部兵力控制西北局面，冯则坚决要孙将全部兵力调出，在电令中甚至说出“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颈的话来，以示破釜沉舟的决心。孙连仲不敢违抗，只得将全部兵力东调。

　　 冯的高级将领和幕僚，对于联阎打蒋的战事普遍地存在抵触情绪。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战争有着厌倦的心理，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从经验中深知冯和阎的能力和做法，他们认为，冯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外行；阎活象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帐，不能成大事；联阎反蒋纵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但是，冯的自信力很强，对此举很乐观。有一次对他的幕僚说：“这次举动，在军事上，二、三、四三个集团军联合对付蒋介石一个集团军，其它受蒋排斥的军队也都倾向于我们，我们的兵力占有压倒的优势；再从政治上看，汪精卫先生已表示和我们合作，西山会议派的中委也和我们合作，张学良表示也很好，足见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冯在这次行动中，对自己估计很高，对蒋则估计很低；特别是对于自己的部下，既没有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思想情况，更没有对他们进行反复的说服工作，仍然是象过去一样，独断专行，完全以命令行事。他认为阎锡山的决心很大，对自己的合作是真诚的，这是打倒蒋介石的最好时机，谁要说阎不好，他就很不高兴，斥为不顾大局，他要依靠阎的合作，来达到他打倒蒋介石的目的。

　　 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反蒋声浪很高，反蒋军事的阵容也很强大，西北军的将领，在大势所趋和冯的号令之下，自无徘徊瞻顾的余地。同时，他们也未尝不想在这次战争中打出几省地盘作为西北瘠苦之区的补尝。因此，西北军在战争中依然表现了顽强勇敢、艰苦奋战的精神。但是，经过几个战役之后，有的将领渐渐感到兵员损失和械弹消耗的补充都很困难，因而产生了保存实力的想法。到了战争的后期，陇海线的八月攻势没有成功，津浦线晋军又遭挫败，蒋军由劣势转为优势，而阎冯联军则由主动变为被动，有些将领看到讨蒋军事越来越没有前途，失败以后怎么办？仍然回到西北去么？实在不愿意再去那里吃苦。特别是陕西省正在大旱灾之后，饿莩载道，现在既然离开了那里，谁也不愿意再回去。他们都在徘徊观望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加以蒋介石四出派人，多方利诱，有些意志不坚定的将领便走上投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