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苏斯会战中，波斯军队饱受马其顿重型矛枪的蹂躏。波斯士兵的使用的单手矛枪长度相对于马其顿重型矛枪过短，对有着良好防护的马其顿方阵士兵根本构不成任何威胁，而波斯士兵缺乏防具更使得会战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因此，在新的军队中，大流士为其配备了更长的矛枪和剑，而且似乎许多士兵也配备了防具——针对马其顿方阵重型矛枪的配备。这支军队从巴比伦向北进军，渡过底格里斯河，匆匆赶到阿贝拉，尔后，大流士将辎重等统统留在阿贝拉，大军抵达了阿贝拉西面约60千米的高加米拉，准备迎战马其顿远征军。根据阿庇安的记载和后人的分析，他选择这里为战场的理由似乎是这里是一块比较宽广的平原，比较容易发挥波斯骑手部队（相对于马其顿军队数量众多）的优势。

　　马其顿军队一直在等待着波斯军队的抵达，当他通过俘虏知道波斯大军已经抵达高加米拉之后，立即率领全军向高加米拉前进。此时的波斯军队则正在忙于平整地面，为战车部队的行动创造便利条件。

　　波斯军队的数量，根据阿庇安的记载，是4万骑手、100万步兵和200辆镰刀战车（与中国古代的战车完全是两回事），另外还有少数的战象——这似乎是世界历史上除印度之外的第一次应用战象地记载。然而计算波斯的负担能力和总人口，这个数字似乎是不可相信的，尽管普鲁塔克和狄奥多拉斯也认为是这样的数字。实际数字大概应该仅有50万左右，这个数字到还是比较可信的。

　　波斯战车与中国古代战车不同，上面仅有驭手一人，主要的杀伤威力在于车体两侧安装的特制镰刀，由二匹马牵引，其任务是在开战时冲击打乱对手的阵型。战车本身则没有任何的战斗力，更没有步兵的配合。而且因为战车体形太小，重心相对偏高，其对地形要求更加严酷，稍微坎坷的地形便可能导致战车倾覆。这也是波斯军队之所以要清理战场的根本原因。

　　波斯军队的配置是比较复杂凌乱的，左翼面对马其顿伙伴骑手和轻装骑手的，是波斯骑手部队，其序列从左到右、从前到后似乎是大夏（Bactrian）族骑手、达罕（Dahans）族骑手；其后列是波斯骑手和波斯步兵的混合部队，波斯苏萨(Persians Susians)骑手；阿拉恰提亚（Arachoitians）步兵和苏萨卡杜希亚（Susians Cadusians）人的步兵部队则作为殿后部队。左翼的前锋是大夏骑手部队、西徐亚骑手部队和100辆战车。

　　右翼从右到左、从前到后的序列似乎是叙利亚低地的骑手部队、安息（Parthyyaeans）骑手部队、塔普里亚(Tapurrians)骑手部队、西尔卡尼亚(Hyrcanians)骑手部队、阿尔巴尼亚(Albianians)步兵；后列为美索不达米亚步兵、米底步兵、萨珊（Sacisns）骑手、萨塞西尼亚（Sacesinians）骑手。右翼的前锋是卡帕多尼亚（Cappadocian）骑手、亚美尼亚步兵和50辆战车。

　　中央部分是波斯军队的主力和精华所在。中央的一线部队是波斯王室骑手（不死军），其后是金苹果不死军的长矛步兵部队，这支军队的两侧是希腊佣兵部队。大流士希望以这些他最坚强的部队发挥战力，抵挡住马其顿军队的攻击并突破其中央战线。在他们的后方，是卡里亚人（Carian）和马尔蒂亚(Mardian)的弓箭手部队，在后方则是乌科西亚（Uxians）步兵、巴比伦步兵、红海部落步兵和西塔西尼亚(Sitacenians)步兵构成战阵的后方。

　　总体而言，波斯人的战列是将骑手部队完全摆在第一线，而将步兵放在第二线。

　　亚历山大的军队在约9月30日凌晨抵达战场并迅速扎营，此前亚历山大通过亲身的考察和前锋游骑的侦察已经将波斯人的动向、编织基本查清，因此，针对波斯人的战线，亚历山大决定了自己的部署：

　　根据阿庇安的记述，马其顿军队的布置是一个典型的右重左轻的布置。在战线的正面，右翼自右向左是由克里塔斯（Clitus）指挥的伙伴重装骑手中队，葛劳希亚斯（Glaucians）、阿里斯托(Aristo)、索波里斯(Soppolis)、赫拉克里德斯（Heraclides）、狄米提亚斯（Demetrius）、米利亚格（Meleager）和西格罗库斯（Hegelochus）等人指挥的骑手部队。在他们的前方是半数马其顿弓箭手和半数阿基里亚（Agrianians）轻装步兵（装备了大量的标枪），以及由巴拉克鲁斯（Balacrus）率领的标枪兵。前锋的轻装投射部队专门用于对抗波斯战车，以掩护骑手部队的阵列不被打乱。而亚历山大本人就在整个战线的最右翼，亲自率领克里塔斯的重装伙伴骑手部队。

　　由此向左，依次是两个轻装步兵大队，其中右翼的轻装步兵完全由马其顿人组成，其中参杂了许多新型的战斗步兵。再向左则是重装步兵方阵（马其顿方阵），自右向左依次是寇蒂斯（Coenus）兵团、皮尔狄卡斯（Perdiccas）兵团、米利亚格兵团、玻利希皮尔坎（Polysperchon）兵团、西米亚斯（Simmias）兵团、柯拉特罗斯（Craterus）兵团，这些方阵构成了战线的基石。为保护方阵左侧易受打击的侧面，又布置了艾基里亚斯（Erigyius）率领的希腊骑手部队和腓力指挥的色萨利轻装骑手部队，最左翼则是帕梅尔尼奥指挥的法尔沙利亚（Pharsalian）骑手部队.

　　以上的战线是马其顿军队通常所采用的习惯战阵。但这一次，面对数量上占据绝对优势的波斯军队，为避免遭到对方优势兵力的包围，亚历山大在两翼又布置了两个斜面战线以保护两个侧翼不会被包围。其中左翼的斜面战线自左后向右前延伸分别由阿加索(Agatho)指挥的阿德利希亚(Odrysian)骑手部队、柯拉鲁斯(Coeranus)指挥的希腊联军骑手部队和西塔克利斯(Sitacles)指挥的色雷斯战斗步兵方阵组成，他们的前方是安德罗马库斯(Andomachus)指挥的希腊佣兵。右翼仍为主要方向，自右后方向左前延伸，布置了克林德（Cleander）指挥的希腊佣兵，布里索（Briso）指挥的另外半数马其顿弓箭手和阿塔罗斯指挥的另外半数阿基里亚（Agrianians）轻装步兵，而他们的前方则是阿里提斯（Aretes）率领的轻装骑手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率领的比奥尼（Paeonians）轻装骑手，最前方则是米尼达斯（Menidas）率领的希腊骑手（佣兵部队）。这两个侧翼斜面战线在敌军迂回战阵时担负着迅速构成新的战线，打击敌迂回部队的锐气和兵力，保护全军两个翼侧和后方攻击的任务。

　　亚历山大全军为4万步兵、7000骑手。

　　10月1日，双方开始准备会战。当双方逐渐接近时，亚历山大再次发挥了马其顿部队训练精良的优势，指挥军队不进行正面攻击，而是斜向波斯军队的左翼运动。大流士此时的第一个战术指挥问题出现了，他过于紧张，因此命令部队追随马其顿军队的步伐与之平行运动。而当马其顿军队已经逐渐要走出其为战车冲击预备的预设战场时，大流士深恐其战车无用武之地，随即命令其左翼的大夏骑手部队、达汉骑手部队立即冲击，包围马其顿军队的右翼，以迫使马其顿军队停止这种斜线逼近，波斯骑手和西徐亚骑手部队跟进提供支援。亚历山大派出了右翼第二线部队的前锋——米尼达斯的希腊佣兵骑手部队前往截击，但米尼达斯部队在优势敌人的打击下被击溃。于是，后列的阿里提斯（Aretes）率领的轻装骑手和阿里奥斯托(Ariosto)率领的比奥尼（Paeonians）轻装骑手迅速前进支援，但这些骑手部队是轻装骑手部队，而对方跟进突击部队中的西徐亚骑手部队则是有铠甲保护的重装骑手部队，因而马其顿人尽管以坚强的纪律和良好的训练暂时将波斯军第一波攻击击退，但自身损失相当惨重。与此同时，大流士军队左翼的战车利用马其顿骑手部队的混乱发起了攻击，但是为右翼第二线部队殿后序列的标枪手和弓箭手以密集的标枪和弓箭击溃，许多战车由于无法及时回转调头，冲过了马其顿军队为其预留的通道，丧失了冲力后被马其顿阵线后方的步兵所俘获，没有能够发挥其预想的效用。

　　尽管波斯人的第一次进攻被击退，但显然波斯人此时仍然占据有相当的优势。亚历山大深感局势不妙，命令阿提里斯率领他残破的轻装骑手部队发动反冲锋，他自己则亲率马其顿重装骑手和轻装步兵发起进攻，与此同时，左翼的马其顿方阵也开始向前推进。亚历山大重装骑手部队原本计划冲击的是波斯左翼前锋骑手的翼侧，但由于波斯军队数量相当多，因此寻找波斯骑手冲锋所遗留的战线空缺的行动最终演变成为对大流士军中央本阵的进攻。此时的大流士犯下了第二个也是最可耻的战术指挥错误——面对马其顿重装骑手的冲锋，他竟然立即策马逃窜。而国王的逃窜当即引发了连锁反应，周围的波斯军队争先逃窜，无人抵抗——尽管如果他们敢于坚决抵抗的话，马其顿军队的数量几乎是不堪一击的。

　　这一看似气势汹汹，其实是无可奈何的冲击竟然一举改写了战场局势，也注定了这场战役的最终结局。波斯左翼和中央的军队狼奔豚突，一片混乱。然而，即便在此时，波斯军队的右翼依然发动了强大的进攻，前锋骑手利用马其顿步兵前进速度缓慢而与骑手部队之间产生的速度差造成的空缺钻隙而入。左翼布置的第二线部队此时起到了关键性的拖延作用。他们从侧方突击，让突进的波斯人遭受到来自侧方的奇袭，伤亡严重。然而波斯军队兵力雄厚，其右翼主力推进，利用其宽广正面，终于实现了对马其顿军左翼的合围，马其顿军左翼当即陷于苦战，损失估计应当极为严重。指挥官帕梅尔尼奥意识到情况危急，立即派出传令兵报告亚历山大左翼的危机情况，于是马其顿重装骑手和配合作战的其他部队立即回转支援，双方经过苦战，最终以马其顿人获胜而告终——波斯军队知道主帅已经率先逃命，此时已经是军无战心了。

　　获胜后的马其顿军队没有休整，而是立即发动全力追击，以强行军的方式夺占了阿贝拉城，但大流士的逃窜如此迅速，以至于根本不可能追上。

　　这样一场大战就这么莫名其妙的结束了。根据阿庇安的记载，波斯方面阵亡30万人，马其顿人的损失仅仅是100人和1000匹马，后来的其他说法又有4万人VS300人、9万人VS500人等不同说法。但飘花看来。波斯人的损伤固然是不会轻微，但马其顿方面的损失明显是被严重低估了，在遭遇波斯左翼骑手第一轮攻击中，马其顿右翼骑手部队就遭到严重的伤亡，以至于在反攻中缺乏阿里奥斯托部队和克林德部队的序列，估计应该是伤亡重大而不得不重整编制。而马其顿左翼全部部队一度被包围，陷入苦战。四面受敌的部队必定要遭受相当重大的打击，且马其顿方阵战力虽强，但背面依然是严重的薄弱环节，而波斯骑手部队已经突进到其背面，因此很难想象马其顿人左翼部队在这种情形下居然没有蒙受重大损失。因此另一种可能就是，这里记载的死亡人数仅仅是马其顿士兵的死亡人数，而不包括其他的雇佣兵、希腊同盟军等部队。而如果加上这些人员，恐怕数字要翻上几番了。而且阿庇安的数据来自于托勒密的回忆，其可靠性是要严重打折的——希腊罗马西方历史书籍对于事件、数字考据的精确性和严谨性，以及作者本人对于历史的责任性都是无法和东方（中国）历史传记所媲美的，这就给后人研究带来了相当重大的困难，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此战奠定了伟大的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的基础。战后，马其顿军所向披靡，先占领了巴比伦，而后是苏萨、波斯波利斯——在攻占波斯波利斯的时候，希腊方向传来捷报，留守的马其顿军队在科林斯同盟其他国家的支援下在米加洛波利斯会战中大败斯巴达军队，伯罗奔尼撒同盟因此正式宣告解散，斯巴达人本身也被迫加入了科林斯同盟，希腊本土正式统一。

　　公元前330年冬，亚历山大离开波斯波利斯，继续挥军哈马丹，大流士在逃亡中被部下贝苏斯谋杀，波斯帝国正式宣告灭亡。而马其顿军队的使命远远没有结束，先是远征里海，又分别与西徐亚人和大夏人缔结了同盟。公元前327年，大军远征印度，并在前326年在哈达斯帕斯之战中击败了英勇的波罗斯国王波罗斯，并采取了一系列狡诈的政治手段以巩固马其顿的影响。然而正当他雄心勃勃打算一直前进到恒河时，他已经在历次战争中发了大财，渴望论功行赏，得到土地和财富，和平的享受幸福生活的部下们彻底厌倦了永无休止的征战，因此，亚历山大的雄心终于为他的部下们所阻止，回师巴比伦了——那里是他选定为新帝国首都的地方。

　　根据印度通史（恩•克•辛哈、阿•克•班纳吉）的记载，印度历史上伟大的月护（这位建立了印度历史上伟大的孔雀王朝的帝王此时还只是个落难中的流亡者）曾经在此时访问过亚历山大，但似乎双方并不愉快，但月护逃脱了亚历山大的威胁（第一卷•第六章，P118）。

　　这次远征和归国经过了一些波折，但是显然是相当成功的。前324年，马其顿军队回到了苏萨，在庆功宴上，他带头迎娶了大流士的两个女儿，同日，1万多名马其顿官兵也娶了波斯女子并得到了他丰厚的赏赐，帝国一时声势如上中天。

　　然而正如这个伟大帝国建立的无比迅速一样，它的毁灭也是异常迅速的。前323年春，这位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帝王因为一场疟疾丧失了他仅仅33岁的生命，庞大的帝国随即分崩离析，为他的几位部将所分割。然而他的影响是如此的深远，时至今日依然能为众多的人们所感受到。

高加米拉会战一直被西方人奉为圭皋，因为它导致了西方历史上第一个大帝国的诞生，更带来了一系列令人震撼的革命。然而抛却其政治意义不论，单纯从军事意义上讲，恐怕并不像许多今人所推崇的那样值得称道。飘花认为，对于这场战役，还是要全面分析评判，或许才能够管中窥豹吧！

1、马其顿军队的特点：

前文已经说过，马其顿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职业军”，而且具有“民族性”。其编制合理，训练优良，军人以战争为唯一目的和谋生手段，而完全放弃了耕种土地等事物，专心于战争。这种方式尽管此前在希腊并非没有——斯巴达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但是将其彻底独立出来，形成“兵农分离”的，在西方历史上，这是第一次。这就使得士兵训练程度大大加强，马其顿在短期内就拥有了一支在素质上甚至不亚于斯巴达的强大武装力量。
士兵的良好素质仅仅是战争胜利的基础，而另一点就是指挥官。马其顿先王腓力在底比斯求学，学习了大量的关于战争和国家治理的知识，尤其是掌握了底比斯“斜形”阵形的奥妙，并更上一层楼，将“斜形”阵形进一步演变成为马其顿方阵，并辅之以专门的武器装备。这一极其富有针对性，恰好符合当时技术能力的要求的战术成为了马其顿军队赖以征战四方的胜利根源。而且最为可贵的是，马其顿的指挥官能够不囿于这一阵形的束缚，针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不同情况，能够及时调整，有针对性地做出相应的部署安排。仅以高加米拉会战为例，根据波斯军队数量庞大、骑手部队相当多、机动灵活的特点，马其顿军在一线战阵的背后专门安排了两个面向侧翼的第二线作为预备兵力，以防止波斯骑手部队的包围行动——这一部署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面对波斯军宽广正面，马其顿军不是选择常规的中央接战，而是故意向波斯军队的左翼移动，一方面是争取己方在战斗中尽量只与对手的一翼战斗，以避免地方的两翼合围，另一方面是发挥马其顿士兵训练精良的优势，以双方的同向运动破坏波斯军队阵形的完整性——似乎是做到了，因而迫使波斯军队不得不率先发起攻击。战场指挥官的指挥机动灵活，因势利导确实是马其顿军队常胜的重要根源。

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亚历山大本人的指挥特点：即亚历山大似乎已经明了速战的重要性。事实上，马其顿绝大多数的胜利不是用士兵手中的长矛所取得，而是用士兵的双腿所取得的。强行军对于亚历山大指挥下的马其顿军似乎已经是惯例。进军色萨利，强袭底比斯等一系列战例根本的胜利原因都是亚历山大军队依靠快速的行动赢得的时间。亚历山大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证明，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小型部队依靠快速的机动完全能够击败一直数量庞大，但运作不灵的军队。

2、战略目标明确，同一时间段内能够集中全部资源于同一战略方向。

从马其顿的霸权史来看，其战略总目标与每一个阶段的战略目标处理相当优越。最先是内部巩固发展，此时的马其顿内部训练军队，其扩张仅限于西部、北部，征服各“蛮族”，不仅是军队取得宝贵的实战经验，更开辟了土地和人力、物力资源，足食足兵。当力量储备到达一定程度后，即出兵色萨利，建立了强大的骑手部队和进取希腊的跳板。巩固了色萨利后，即突然南下出兵控制希腊各要点，取得战略上的优势，在击败希腊联军后成功取得全希腊的霸权，在整合了希腊内部的事务后暂时平定希腊周边事态，防止“蛮族”趁希腊出兵波斯，国内空虚时的侵袭。最后集全希腊之力，远征波斯。其行动每一步都恰到好处，行动中决不逾越当时的国力上限，不以一时一地之得失而随意追求不恰当的利益，而是步步为营，每一步骤完成后才继续进行下一个步骤。这就使得其每一个短期战略目标都达成了完美的实现，而长期的战略总目标也得以完成。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征服波斯的过程中，为了彻底解除波斯海军对于远征军后方补给线的威胁，亚历山大在会战大获全胜获没有一时头脑冲动跟踪追击直至内地，而是利用这一会战带来的有利影响和时间南下埃及，最终扫清了波斯海军的基地，俘获了其舰队，一举夺获了东地中海制海权，确保了自己最危险的后勤路线——赫勒斯滂海峡的安全。

3、对征服地区的卓越政治管理。

我们都知道：“战争第四阶段”实际上是最困难的阶段。因为占领军和当地民众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维持和谐。不仅仅是因为领土观念和血缘观念（古代这些概念尚不深重），更重要的是占领军通常是经过战斗获得控制权，而战斗中必然带来当地平民的重大伤亡，这是导致当地居民敌视占领军的重要根源。而亚历山大的作为应当说是相当狡诈的。
以亚历山大在埃及为例，他不辞劳苦，按照埃及当地居民的传统方式拜谒阿蒙神庙，一举取得了当地本土宗教势力的支持——我们看到，时至今日，宗教依然是控制民众思想的重要手段，因此，取得与当地宗教势力的良好关系是稳定其占领的重要步骤。其次，是优待当地上层领主，沿用其原有的管理体制，则可以迅速的稳定“不安定”因素，取得“既得利益派系”的支持——因为他们需要稳定以维持既得利益的需要同占领军的稳定需要存在重大的一致性。最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则是血腥镇压。在提尔居民悲惨残酷的命运的对照下，选择服从必然是绝大部分当地居民的理性选择，即使有少数人意图反抗，也会为大多数人的畏惧、担忧所阻止。

与此同时，马其顿人狡诈地故意挑动当地各部落之间的矛盾，例如在印度，亚历山大一方面抚慰为了争夺西北印度控制权力的部落首领阿姆比，并与其对手波罗斯展开了哈达斯帕斯之战，另一方面在胜利之后又用“英勇”的理由恢复了波罗斯的王位，以使得两方面相互敌视，从而都寻求马其顿人的支持，从而巩固马其顿的统治。这样的结果是，尽管各地地方的矛盾依然存在，但马其顿以仲裁者身份的统治却安如磐石。

4、“希腊化”文化的传播，以及财政制度的统一。

或许是因为伟大的亚历士多德早年教育的结果，终日忙于征战的亚历山大对于文化事业有着异常的热情和宽容。他与犬儒学派之间的故事早已为后人所熟知，而它所建立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成为了希腊文化的汇聚中心，“大图书馆”容纳了约70万卷图书——注意其年代是在公元前。他的征服把希腊文化带到了西亚、中亚，使得地中海、波斯湾的广大地域都或多或少染上了希腊文化的色彩，数以千计的希腊商人和技术工人跟随亚历山大向东挺进，并驻扎在他沿途所建立的大量城镇中，而随之而来的希腊移民更是成千上万。这些人把贸易和文化带到了整个帝国的疆域，他们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文化和技术，还有连通的贸易。而后来希腊罗马文化能够在阿拉伯人手中得以保存，恐怕与这次“希腊化”运动不无关联。这确实不仅是武力的胜利，也是文化体系的胜利。

腓力时代的胜利一个重要的根源就是他占据了色雷斯的金矿，正是这个金矿支持了腓力强兵的财源。亚历山大自幼即随同其父亲征战，应当是对此有着深刻的了解的。因此，在他夺取了波斯的大量黄金后，他将这些黄金统一融化制成金币发行，建立了古代有效的财政运作方式。这一统一货币的财政制度的建立，使得他拥有了良好而可靠的财源能够支持他的军队。

5、“大一统”的思想和“天下一家”的观念，以及“君权神授”的帝国。

这恐怕是亚历山大本人真正值得敬仰的地方，也是他所遗留下来最重要的财富。亚历士多德作为他的老师教授给了他大量的知识，更培养了他良好的修养，以及对于哲学、世界观的认知。而在拜会了阿蒙神庙以后，他更逐渐形成了“普世”的观念，认为既然太阳普照人类，神明也是所有人类所共有的领主。因此，所有的人类都应当是平等的，而没有所谓“希腊人”和“野蛮人”的分野。用塔恩博士的话说：

亚历士多德告诉亚历山大，对待希腊人迎入朋友，对待野蛮人应如禽兽。但是亚历山大所知道的却更好，他宁愿把人类分为善恶两种，不考虑种族的区别，而这样去实现亚历士多德的真正意图。亚历山大相信他负有一个神授的使命，以调和全体的人类，他要做全世界上的调节者，把人类的生活和风俗都混为一体……

不论这些思想从何而来，很明显的，这是思想史的一次重大革命：所有的人类本来就是自然的兄弟，虽然“恶”人并不能包括在内。从此“Homonoia”的观念就不再仅仅限于希腊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而是要将人类联合为一体……

这一观念在亚历山大时代的最杰出的体现就是苏萨的集体婚礼。亚历山大本人带头娶了大流士的女儿，他部下的80多名将领娶了波斯显贵的女儿，更有1万多官兵同日与波斯女人举行了婚礼，这是空前的盛况，不仅意味着民族融合，更意味着“民族”概念的淡化。大批的波斯人和西亚各部落人民加入马其顿军队，甚至加入了最精锐的贴身护卫“伙伴骑手”部队，亚历山大本人也穿着亚洲民族的服饰，以显示他是他那个时代西方所知道的全世界的帝王。

这一观念在后来的历史中屡屡以各种方式改头换面的复活，不能不说是亚历山大对后人最为重大的影响之一。

阿蒙神庙还带给亚历山大另一个重要的启示：太阳仅有一个，那么人间的帝王是否应该像太阳一样也是只有一个呢？更重要的是，阿蒙神庙的僧侣亲口声称他是伟大的“拉”的儿子，用希腊的语言翻译就是他是宙斯的儿子。这就给了他以“君权神授”的理论支持和宗教支持，从而给其统治披上一层神秘的外衣。这一行为在西方是第一次发生，而其后被罗马人和基督教国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运用。

与此同时，征服波斯的历程也让亚历山大超越了同时代希腊人的固有观念——民主共和。在腓力时代，尽管他是马其顿的王，但是它所创立的科林斯同盟也仅仅是希腊诸城邦之间的联合，它不过是其中居于主导地位的军事领袖和政治领袖。但决不会是亚历山大所建立的这样的帝国。而亚历山大的这种“帝国”观念则似乎来源于波斯和古代埃及。古代的“帝国”思想其实是与神化观念同步诞生的，无论是埃及的法老，还是波斯的国王，都不仅仅是一个专制的君主，而且也是宗教的当然牧首，信仰的归依和寄托。因此以中国式的语言翻译过来就是“天子”。法老或者国王的大臣不仅仅是行政的官员，也是宗教的高级僧侣。国家的统治不仅仅依靠强大的武力，也要依靠宗教信仰，将这种信仰作为维系统治的有力工具——这是从原始部落时代就遗留下来的方式。为了统治方便，原始的拜物教逐渐形成为多神教，最后为一神教所代替——因为这样，才能解释成为神的意志对于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的权威，神的统治对于所有的人类都是一样的合法。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推进到征服其他的邻国也是神的意志的体现，也不违背于神的统治全人类的意旨，从而为征服和帝国提供宗教和信仰上的依据。古埃及的阿吞神和古希腊的奥林匹斯众神恰好提供了鲜明的对比。而亚历山大尽管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文明观念，但为了其统治的方便，显然受到了更多的埃及影响。否则，我们很有理由怀疑这个帝国还能否建立，或者至多不过是一次类似特洛伊的出气式的胜利远征罢了！

6、帝国覆灭的根源

亚历山大奠定了地中海文明的基础，但是这一基础并不牢固，仅仅是他的个人威望、个人能力和马其顿的军事征服才建立的。尽管亚历山大非常希望并带头鼓励民族融合，但民族是有着强烈的排他性和独立性的，在短短数年间就泯灭掉民族的差别显然是天方夜谭。而且他的生命太过短暂，没有时间将新征服的多民族帝国用经济手段连接在一起。这正是他庞大帝国最终解体的原因。
然而这一帝国的根基已经打下，种子已经发芽，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伟大帝国的梦想终于在地中海实现。这，或许是对亚历山大毕生霸业的最好诠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