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爆发一天后，１９３７年７月８日，一个东北乡下老太太到北平城里买东西。她长得矮胖结实，皮肢黝黑，稀疏的几根头发梳向后脑勺，脑门闪闪发亮。她眼睛乌黑，方下巴，同店员使劲地讨价还价。她说话的声音很大，店员不由得环视一下周围，看看是否有人听得见。老太太递过一束钞票，店员给了她几包用纸包着的沉甸甸的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放在篮子里。

老太太走回家，满屋子都是人：她７０岁的丈夫、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５个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他们的朋友。她进屋以后，他们关上门，都围过来。她把东西从篮子里拿出来，打开包，整齐地放在床上。原来是涂着油的、闪闪发亮的手枪——８枝毛瑟枪和２枝白朗宁枪。

这一屋子人和这些枪成为一支游击队的原始实力和武库，不到一年，它就有了上万条枪。赵侗是老太太的长子，后来当了这支军队的司令。他已经有了６年在东北领导游击队的经验。其他几个青年是他的战友，也曾在东北打游击。老太太自己暂时掌管着这支军队的军火、军需和给养（供应６个壮汉子吃饭），这位赵老太太后来以“游击队的妈妈”闻名中外。

买军火和组建部队所需的钱来自几个方面。青岛市长沈鸿烈上将给了一些钱。马占山将军也是赞助者，他一度是日本在东北的最大眼中钉。他现在打算在内蒙古组织一支引人注目的骑兵游击队。流亡在北平的东北人经常捐款，他们组成了东北救亡协会。这些人的老家沦陷在日本人手中。他们的第二故乡又保不住了。无怪乎东北人总是站在反抗侵略者的最前线。

这６个青年、一个老太太和一个救亡协会的代表聚在一 起商量。必须赶快把武器运出城。当敌人包围北平或占领它时，就来不及了。

即使现在，也是很困难的。城里实行戒严。古城墙的每一座城门都由２９路军重兵把守着。非军人携带武器，会碰到麻烦的。他们为这个问题费了不少脑筋。听说开往城外大学的公共汽车不受检查。两个青年通过这个途径带出两枝枪。在此期间，赵老太太和她的两个女儿坐着人力车顺利地走出西直门。当哨兵前来盘查时，赵老太太说了几句好话，把他们支开了。难道除了赵老太太和两位小组外，再没有别的好办法？她们的人力车不受检查，进进出出很顺当。老太太腰间捆绑了两枝手枪，她的两个女儿各带两枝。老太太的人力车的座位下放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１，０００发子弹。

所有的武器弹药都集中在离城里８英里的清华大学。

在那些日子里，每走一步都需要反复思量，需要高度机智、果断。这批人于７月２０日离开了北平，有６人带着武器。

６个年轻的平民带着手枪，在郊区是不安全的。如果被日本捉住，搜查出来，肯定要被枪决。如果他们落在中国军队手里，他们也会被当作日本雇用的流氓而被处决，因为日本人雇用了上百名便衣人员在北平城内外到处制造事端。碰到乡村保安队，也会收缴他们的武器，首先会把他们当作土匪。不管怎么样，他们的武器是有用的。通过几十年的内战，中国农民懂得了在乱世武器的价值。没有武器的农民只好听任土匪和道德败坏的军阀部队的摆布。潮水般退下来的军队进村后，把农民的马匹、车辆和粮食抢劫一空。如果有几枝枪，农民就可以抵挡一下，把这些败军推向防御较差的其他地方。

这批人想出了一个解释自己身份的办法。６个年轻人装扮成地质系的大学生，仿佛要进山调查地质情况。他们的衣着打扮是符合其身份的，他们拿着地图。至于手枪，则是为了自卫，以防备动乱时代流窜乡村的不法分子的袭击。

他们前往北平附近的一个叫作大杨村（译音）的村庄，他们以前同那里的村长有过联系。这个村长给了他们８枝步枪。

从北平又来了１６个同志——１２人以前在东北打过游击，４人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两个农民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现在，他们共２４人，有１０枝手枪、８枝步枪。

在附近的任何村庄，不论是凭交情或用钱，都再也弄不到一枝枪了。还有６个人手中无枪，他们要得到武器，只有从敌人手中去夺龋在这支新部队组成的第二天，它就首次采用了中国游击队取得补给品的传统办法。他们听说，６英里以外有一个哨所，一个日本军官领导着冀东傀儡政府的２０名保安队员在那里守卫。这些游击队员决定去缴他们的械。当他们走到那个哨所时，发现只有３个吓得要死的人，他们立即交出枪支。这是第一嘲战斗”。

中方同日本人的谈判开始了。卢沟桥有几天没有战斗。乡下的激昂情绪减退了。这支部队游荡了一周，试图同居民建立联系。农民倾听着学生游击员的讲演。他们看到，这支大讲抗日道理的小武装力量大部分是由东北人组成的。但是，日本人并没有打到这个村子，而且战斗也停止了。因此，这些农民虽然同情他们，然而却持谨慎态度。他们不希望在停战以后被日本人和２９路军当作土匪追赶得到处躲藏。有几个游击队员感到泄气，说要回老家。但大多数人主张继续干，去冀东傀儡政府一带活动，那里的人民已经尝到了当亡国奴的滋味，也许会愿意起来斗争。

在永安村，老百姓几乎被灭绝了。他们热烈欢迎这支部队，但是同日本人妥协求和的绅士们则感到不安。在他们看来，这支游击队的出现，预示着一场土匪的洗劫和农民的造反。一个姓张的乡绅曾同朝鲜贩毒商人和日本特务打过交道。

他向日本军官控制的一个冀东军队哨所报告：一些抗日游击队员驻扎在永安村。这是７月２８日的事，即天津战斗打响的那一天，离南苑战斗还有一天。

赵侗的６名基干队员之一的吴新民对我讲了随后发生的战斗。他说：“起初，我们在村口布置了哨兵，但下起雨来了。我们觉得，让自己的同志挨雨淋太不值得，于是把他们叫进来。我们没有同敌人交过锋，不曾想到他们会知道我们的行踪。当然更没有料想到张狗腿子会报告我们。

“拂晓前不久，大约５０名日伪军包围了我们睡觉的院子，雨点般地扔进手榴弹。４人当场被炸死，两人受伤，在外面的一个人被捉住，立即被刺死。

“似乎无路可逃。但院子的一侧有一座没有后门的茅屋。

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在那里安岗哨。我们一些人出去同敌人交火，其余的人从底层推茅屋的泥砖墙，又用肩顶墙，使劲推，整个茅屋一下子全压在我们身上。

“我们爬出去，一面跑，一面射击。一部分敌人，全是中国人，在那边踯躅不前。他们全都被搞得晕头转向了。他们不但没有来抓我们，反而自己乱了阵脚，胡乱跑着，彼此喊一些毫无意义的命令。我记得，有一个家伙挥动着手臂，高呼：‘抓活的！抓活的！’也许他们暗中很高兴看到我们逃走吧。不管怎么说，在他们下决心以前，我们已经朝着不同的方向逃往山里。”

游击队员在从伏击中逃走以前商量好：分散行动，最后在妙峰山集合。妙峰山是北平西面的“圣山”，每年５月份朝圣者云集，热闹非凡，为欧美旅游者所欣赏。１８人在指定地点相会。他们又脏又累，精神不振。有６个人，家在附近，马上离开了集体。其余的人讨论着，是否埋掉武器，回北平。最后，大家决定，让赵侗一个人去城里看看形势，如果可能的话，赶快再弄些武器和人马来。他们还不知道北平已经沦陷。

赵侗两天没有回来。又派了两人进城。山上剩下的９名游击队员中，有三、四人曾在东北当过土匪。现在他们很想重操旧业。他们又饿，又没穿的。他们说，从沿途商人的身上搞点什么，没有关系。但其他人，包括４个大学生，表示激烈反对。他们说：“如果你们想当土匪，可以走。但不能带走武器。这些武器是买来打日本人的。”在这个小集体里，关系日益紧张起来。在永安村遭伏击以后出现的沮丧情绪迅速达到了丑恶的顶点。结果是６名游击队员回家，另一些人想当土匪。意想不到的激烈战斗和令人羞愧的失败使大学生们惴惴不安。他们又饥饿，又被这种不习惯的战斗生活弄得精神紧张。这有什么用处呢？但是他们没有把内心的想法流露出来。

决定这支由１２人组成的小小队伍的存亡的，是外部力量，是陷落后的北平市的形势。当游击队员们在山窝窝里寻求武器的时候，他们的支持者并没有闲着。东北难民的抗日运动鼓舞了他们最初的努力。现在，它又把它强大的声音加入到那些学生的声音中。这些在山里餐风宿露的学生劝告精神沮丧的战友不要靠抢劫手无寸铁的中国人发财，而要甘愿冒风险，赤手空拳也要跟日本的军事力量斗。

赵侗和另外两个人都回到了山区。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赵老太太和东北救亡协会的一个代表。他们带来了大量被褥。

当这些被褥被打开时，原来还有３挺机枪、２０枝步枪、４枝手枪和数千发子弹。这些武器都是通过伪军把守的城门运出的，赵老太太在人力车上大模大样地骑在用行李裹着的机关枪上。这是在通州暴动以后不久的事，日本人没有给伪军发枪支。两个人想要搜查行李，其中一人看到赵侗的手枪的枪口，不敢动手了。

在不到２４小时的时间内，就有２０名东北大学的学生出城上山了。

他们坐在山上聊天。游击队员谈到他们的种种冒险和碰到的麻烦。赵老太太讲了她的经历。她是用一位东北名人捐献的２，０００美元和她募捐的１，０００美元购买这些武器的。她同军火商人谈成的条件是：先预付一部分款。这个商人不大碰到老太太来买军火。他想，何不趁此机会从这个乡下佬身上捞一把，只要给她点厉害，她就不敢提刚才的条件了。他把她拽到一个角落，威胁说：“我知道你的儿子是游击队。如果你不立即付清所有的钱，我就向日本人告发你。”赵老太太明确地大声说：“不错，我儿子是游击队。他在东北已打了６年游击战。我们是不怕死的。如果怕死，你想我们还会干这个工作？你可以告诉日本人。那并不能帮助他们抓到我的儿子。但是，当他们逮捕我时，我将告诉他们，是谁给游击队供应武器的，你这个卖国贼！他们会很容易抓到你。”赵老太太用这些话重现了当时的气氛，她对最靠近她的一个战士说出了这些话，这个战士局促不安，仿佛老太太的怒火不是针对那个卑鄙的军火商人，而是针对他。

游击队员的欢声笑语，回响在山谷之间，一扫昨天那种凄凄惨惨的气氛。

别的麻烦事却不那么容易处理。在永安村阵亡的４个人曾在东北打过游击，他们同家眷一起流浪到北平。现在，他们的妻子和母亲来到赵妈妈这里哭诉：“给我们挣钱养家的人死了。我们可该怎么办呀？”有些人怨气冲天地说：“为什么你的儿子没有死？死的都是我们的儿子和丈夫。”老太太没法对付她们，搬到别的地方去了。于是，东北委员会出来管这件事。他们对死者的家属说：“你们把赵老太太吓走了。现在谁来做她每天冒着生命危险干的工作呢？谁来为你们的男人报仇呢？”后来这些家属接受了东北人所能提供的帮助，赵妈妈又回来像往日一样购买武器了。

当这支部队在山上安营扎寨时，它不断派侦探去西山一 带寻求军火。那些被遣散的士兵和警察游荡在乡村，很愿意出卖他们的步枪，换几块钱。有几个人参加了游击队，告诉他们在田野和地窖里秘密埋藏武器的地方。游击队的通病是，人多武器少，但这支部队现在再也不患这个病了。现在，它有４０人，目前大多数是学生，而武器则多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