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以后，日本的一架飞机在西山侦察到了游击队；为了进行扫射，它飞得很低。游击队用步枪打了它一枪，竟幸而命中，机毁人亡。这架飞机给日本人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游击队成立两个月来的开支和买武器的费用。

日本人遭此损失，再加上８月、９月份北平周围游击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促使日本人对游击队发动了一次扫荡战。１０月初，日本人派了３个旅的兵力，在飞机、装甲车和坦克的配合下，开进西山了。在卢沟桥事变以前，日本人只用一个旅就把整个华北吓唬祝靠这点兵力，他们就迫使中国人在塘沽和北平签署了屈膝投降的协定。而今天，在他们几个月前“征服了的”领土上，为了平定一小块地盘，则动用了３个旅。这种占领的代价实在太昂贵了。

这次，游击队员又撤向圣山妙峰山。为了躲避从四面八 方围拢来的日军，共有７，０００之众的其他２７支游击队也撤到了同一地点。

圣山长满丛林的山坡有效地隐蔽了游击队，使敌人飞机大炮的轰击成了盲目的狂轰滥炸。日机轮番轰炸妙峰山达数日之久。它们炸坏了善男信女们每年朝拜的寺院。炸弹的轰鸣声连３０里以外的北平城都听得到，但却没有炸死一个游击队员。

当游击队从日本人包围的山上逃走时，他们遭到了惨重的伤亡。赵侗的部队则是幸运的。他们从日军守兵薄弱的一 条偏僻小路上溜走了。但是，他们也并非毫无损失。他们撤走时，遭到７架日机追踪袭击，死了５０人。其他游击队更惨。

以前曾在东北军当过团长的张弘（译音）领导的１，０００人在一条狭窄的山路上遭到日本人的伏击，损失了一半人。其余的许多人被打散了。剩下的一些人参加了赵侗的部队，后来张弘当了赵侗的参谋长。孔章许（译音）的部队从５００人减少到５０人，也加入了赵侗的部队。当赵侗离开妙峰山时，他拥有１，５００人。

在这支部队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战火考验后，它又面临一次严重的内部危机。抗日的道路是艰巨而漫长的。而当土匪的道路则是有利可图的，而且也不那么危险，如果人马充足，管理得当，甚至可以当伪军司令。赵侗的部队发誓要走抗日的道路。以前当过土匪营长的姬昌武选择了土匪之途。他小心谨慎地慢慢朝这方面发展。凭借个人的威力和勇气，也通过自我吹嘘，他建立起他的威望。他竭力阻挠学生们的政治工作，他手下的人目无法纪，唯他之命是从。他千方百计在游击队员中孤立学生。他嘲笑他们软弱和不懂得打仗，他希望他手下的人也讥讽他们。不难看到，这会导致什么结果学生们到赵侗那里，主张把姬撤职。他们指出，把他继续留在游击队，必然会使那些以前当过土匪的人集合在他的旗帜下，而这些人本来是可以参加抗日斗争的。姬的部队在村里的所作所为损害了游击队的声誉，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姬抽鸦片，狂妄自大，活像个土匪头子，经常有一批拍马屁的人围着他转。农民们对他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以前也见过这类人。

姬昌武听说学生告他的状。他不懂得他身处新型部队。他把学生叫到他的营部，要他们在另一张状子上签字：“我们在姬的营部工作的学生和政治工作者请求让他继续当营长。

……”他们拒绝签字。他大发雷霆，“我是你们的营长，我命令你们签字。”但他们不肯签字，并继续要求把他革职。结果，姬被调走，另行安排工作。

姬在那些曾在军阀部队中干过事的军官中组织了一个所谓“实力党”。这些军官在其单位重新建立了忠于个人的旧体制和恐怖主义的纪律。这个党的成员在游击队总部的会议上要求不断扩大其小单位的实力。他们说：“我们需要更多的武器、人力和资金。”他们主张对游击队在北平的支持者提出更多的要求和从村里的居民中强行征用财物。他们最讨厌政治工作者。他们说：“当士兵不服从的时候，就揍他，这样就使他打仗打得好些。当敌人出现时，就开枪。这就是军队必须做的事。演说有什么用？这些学生只会削弱我们的力量，妨碍我们的发展。”

当学生看到“实力党”在不断壮大时，他们竭力抵消它的影响。他们努力学习军事技术，向这些人表明，他们不光会说，也会打仗。他们在同敌人的短锋相接中努力表现得出色。他们知道，为了孤立这些不可一世的潜在的军阀，他们不仅需要争取这些人的同情，而且需要争取其信任。在这方面，他们是成功的。

当“实力党”最后企图夺取整个游击队，把它变成土匪队伍时，他们竟找不到支持者。姬昌武被枪毙了。他的几个追随者被缴械，赶出了游击队。一些学生被提拔担任指挥职务。

多年来，军阀一直压制群众运动。而现在，军阀的思想余毒实际上是站在日本人的一边来打击抗日的人民。但是，华北的游击队运动很容易就消除了这种腐化影响。军阀的时代已经结束。

这支游击队退到南口，那里的长城离北京最近。８月底，在这里打了一场大战。一批土匪同日本人狼狈为奸，肆虐乡里。游击队把他们打散了，缴获了两挺机枪和许多步枪。人民对游击队感恩不尽，他们给游击队送饭吃，照顾伤员。

赵侗的队伍现在拥有１，５００人，是北平一带最大的一支游击队，但在河北省还数不上它，全省至少有２０，０００名游击队拿起武器反抗侵略者。过去几个月，小股部队参加了大的队伍，大的队伍又彼此建立联系，形成了“联军”。河北人民自卫军在东北人吕正操的领导下，已经控制了河北省中部的许多地区。它是由以前的士兵、民兵、铁路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在南部大名镇附近产生了一支１，０００人的游击队，它有一支由２００名学生组成的政工队对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在冀豫边界的磁县，一支４，０００人的游击队建立了一个地方政府。本来安心教书的大学教授杨秀峰博士在冀豫晋交界处的太行山区建立了一个根据地。这个游击区在１８个月之后，仍然不断骚扰敌人。在晋东北，八路军的先头部队为晋察冀边区战区打下了基矗他们已经同位于平汉铁路线上富饶地区的吕正操部队建立了联系。与此同时，在北平和天津，华北救亡协会改组为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１１月１０日，委员会在天津举行会议，有许多游击队的代表参加。会后不久，会议代表到汉口向中央政府汇报工作，要求得到正式承认和支持。这就是河北“敌占区”的情景，这就是河北人民３个月来对日本的所谓“和平与安宁”的欢迎。

１１月底，一个信使来到南口山区赵侗的总部。他带来了原红军、现为国民政府第八路军的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的一封信。他们写道，他们听说赵侗的部队，希望他同意同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部队配合行动，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１２月１０日，赵侗部队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立即西进，去位于冀晋边界的佛教圣地五台山。寒冬日益逼近，游击队需要一个根据地。赵侗以前曾去过五台山，认识五台山下一 个县的县长。此外，他们希望在五台山找到以有名的林彪１１５师的一部分为代表的部队。９月、１０月份在五台山建立的八 路军总部开到晋南后，林彪的部队仍然留在那里。

但是，他们还没有到五台山，就碰到了八路军。他们越过长城进入察哈尔时，发现蔚县、莱黄和广灵３个县为杨成武指挥的八路军一个团所占据。杨司令带领他们到河北西部的阜平县去，来自全省各地的游击队正在那里讨论如何联合行动的计划。

晋察冀边区战区司令员聂荣臻在阜平会见了他们。聂雄才大略，在中国的解放斗争中有丰富的经验。他曾在法国、德国和俄国留过学。１９２６年，他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黄埔军校为１９２５—１９２７年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军事领袖。在国共两党分裂后，他曾在江西苏区和红军中工作。现在统一战线重新建立后，他得到国民政府的授权，负责领导敌占区人民打击侵略者。

赵侗部队决定留在阜平接受训练。他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政治训练。军事训练着重于锻炼体力和夜战、突袭的技术。政治训练同普通教育结合在一起，因为不少战士是文盲。政治训练以统一战线的纲领为基础，强调自觉的纪律性和同人民保持密切联系的必要性。

每天课程包括：早餐以前一个半小时跑步和爬山，早餐和午餐之间战术课和政治课各一小时，下午是几小时的作战操练。晚上是讲课、戏剧和群众性歌咏活动。集结在阜平的所有部队都按这个教学大纲受训。

各级军人每月的军饷标准是：

军长５元

团长４元

低级军官３元

列兵２元

晋升的依据是各个人的经验和在实战中的表现。不一定是逐级提升。一个普通游击队员如果在战斗中表现出色，可以越级提拔为连长。一个军官如果失职，就不客气地降为列兵。但这些变动不是独断专行作出的，而是由有关部队的军政领导人共同决定的。

战术训练是通过实际演习和教室里的“沙盘”模拟战进行的。这种“沙盘”战颇能吸引游击队员，他们课余花几小时练习，他们改变沙盘战场的地形，互相压倒和消灭对方的“子儿”。训练时，战士要讨论和分析每一个行动。每一次战役后，游击队员都要重新逐点加以研究，找出胜败的原因。

以前，“第一人民抗日联军”是一群居无定所的抗日勇士，他们在游荡中不断扩充实力和武器。现在，它成为１，５００名充分武装起来的、坚决抗日的力量后，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技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交织在一起。１，５００人的部队需要一个根据地，来获得给养和兵源，同时也需要保卫它。在根据地中，他们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呢？象土匪或军阀的军队那样，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呢？还是同人民保持密不可分的联系，成为他们的武装先锋队，去打击那些在华北农村为所欲为的强盗，去抵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日本军队？此外，还有如何进攻敌人的问题。每一支游击队继续在敌人的侧翼独立地作战呢，还是大家联合起来，协调行动，切断敌人的交通线，当主战场最需要兵力的时候，把日军拖在后方，让它动弹不得？

赵侗的部队以及来阜平的其他游击队对这些问题找到了满意而明智的解答。这并不是空口说白话。八路军在打游击战和组织群众方面有着丰富的实际经验，经受过多次战役的检验。这些游击队员亲眼看到，在河北西部短短的两个月中，八路军便在人民和这个地区的武装力量之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联系，不是用强迫手段，而是通过合作和组织工作，保证了大批部队源源不断地得到兵源、物资和食品。阜平不仅同晋南的八路军总部，而且同山西的统率部和汉口的中央政府保持着经常的无线电联系。它的确有能力协调游击队的军事活动。

在阜平，聂荣臻和聚集在这里的许多游击队领导人之间很快达成了统一战线工作协议。游击队在敌占区夺回来的那些地盘的行政领导权立即交给由“晋察冀边区政府”代表的中央当局。游击队负责保卫指定的地区并从那里开展活动。在民政、军事的大政方针上，它们听从边区政府的指挥，但在地方事务和各个部队的内部事务上，它们有很大的自主权。

这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中日战争爆发６个月后在报纸的地图上早就被划为“日本占领下”的地区内发生的事。

１９３８年１月１５日，根据中央政府的特别授权，边区政府在五台山正式成立。当时，它已控制了敌占区的４２个县。它在这３个省共拥有１００，０００游击队。

不久，赵侗的部队，现已为边区战区第５支队，前往河北西部负责保卫那里的８个县。很快，它的人数就扩大了１０倍，达到１０，０００多人。新兵很少是行伍出身，几乎全部是保卫自己家园的农民和工人。

这支部队果然打了许多仗，收复大量失地。１９３８年７月７日，即中日战争爆发一周年之际，它派了１，０００人再度出现在北平城下。它夺回卢沟桥，停留了一天。它突袭北平发电厂，使全城一片黑暗。北平街上筑起了沙袋路障。像一年前一样，大炮轰鸣，一队队的日军巡逻全城，实行戒严。但这一次防守的是侵略者。游击队完成了任务后，主动撤离。对北平的突然袭击是一次政治示威。这是边区政府作出的决定：“对敌人进行勇猛的打击，以资纪念战争一周年”。它向日本人、向北平人民、向外国使馆、向全世界表明：“华北仍然是我们的。”日本人气急败坏。什么时候到头啊？北平人民重新振奋起来。外国使馆的无线电发报机响起来了。

所有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现在，这支游击队又开始了它的事业的新阶段。

过去，每次战斗后，游击队的财产和人事都要发生变化，这样的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北平山区的第一批隆隆炮声，到有计划地保卫新的边区，形成了一个历史阶段。今天在边区，正在依照一套完整的军事、政治、经济计划来建立抗日反攻的根据地。仅仅过了６个月，在此期间，不屈不挠的华北人民产生了许多勇士。

他们开始建立新的军队。

赵侗的部队仅仅是其中的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