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新浪读书
文章来源：新浪读书

　　董仲舒很恶。西汉儒家很恶。
　　很清楚，董仲舒一班西汉儒家不但要绝百家之道，而且不能使其“并进”。也就是说，官方不能接纳百家之学，社会也不能给其他学派留并进之路；只有在这样的儒家大一统霸权条件下，法家与法制才是可以作为手段使用的，此所谓“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同为政治学派，法家是儒家最大的天敌，儒家可以不顾忌别家，但是不能不顾忌法家。更重要的是，

秦帝国之后，儒家也看到了法制不可能完全退出社会，三代王道礼治不可能无保留的复辟。唯其如此，西汉儒家对法家提出了这样的安置方略——我为统驭，你为工具。其余学派，不足道矣！
　　自此伊始，儒家以新霸权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便有了上述种种变化。
　　儒家学派的性格缺失：迂阔 偏执 诛心 记仇
　　儒家学派有若干以一贯之的精神，我称之为儒家的学派性格。
　　迂阔之气，大约是儒家性格中唯一有着些许可爱之处的东西。迂阔者，迂远而不切实际也。儒家蔑视任何民生技能，蔑视任何形式的劳动，在所有学派中独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之殊荣。见诸政治实践，入仕多居“清要”之职，对需要专业技能的领域涉足极少，譬如兵事譬如工程譬如经济等等等等。喜欢做官，却不喜欢做事，尤其不喜欢做那种既辛苦又专业的苦差事，美其名曰君子论道不计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执著处，只在专一的扫天下而不扫庭院，只在专一的坐而论道，最热衷于担当道德评判角色。此风流播后世，便有了一班“清流”儒家以做官不做事为名士作派，终日玄谈，在职酗酒，观赏性事，竞赛颓废，其作为直比当时腐败的社会更腐败，实在令人齿冷。儒家迂阔处，还在于言论多大而无当。此风在原生态时期以孟子为甚，雄辩滔滔云山雾罩，似乎有着某种精神指向，却不知究竟要你做甚。“笔下空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之评，可谓传神。凡此种种迂阔处，若仅仅是个人作派，自是无可无不可。然则，儒家将这种迂阔带进了庙堂官署，带进了学堂书房，不敬业，不成事，不务实学，不通民生，酿成官场流风，酿成治学恶习，且沾沾自喜不以为非，实在教人不敢恭维。
　　儒家偏执，基本点在三：一，咬定自家不放松，绝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另外活法。二，不容纳任何学派的任何主张，绝不相信自家经典之外还有真理。山外有山么，人上有人么，扯淡，老子绝对天下第一！三，对其他学派恶意攻讦人身伤害，其用语之刻毒天下仅见。孔子骂人很少，稍好，大约生平只骂过一件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直骂陶殉，实骂人殉。此等事该骂，不能算作孔子缺点。然孔子此骂瞄准“无后”，却是定下了儒家骂人之定式——人身攻击，直捣生殖器。此种秉性以孟子为最，骂论敌刻毒异常，骂墨子是“兼爱无父，禽兽行”，骂杨朱学派是“无君，禽兽行”，骂纵横家是“妾妇之道”。用语武断的指斥性评判更是多见，毕竟说话还算干净，不算在真骂之列。近见网络文章，有人将孟子称为“战国职业骂客”，说得比较实在。自孟子开始，“衣冠禽兽”成了儒家恒久的骂人经典语汇。儒家动辄口诛笔伐毒骂入骨，实在是一种阴暗心理，恶劣秉性。
　　儒家论人论事，另有一个可怕习惯——诛心。诛心者，不问行为言论之本身正确与否，只专一地纠缠行为动机，以求“原心”之罪也。诛心成为一种杀人方略，有学者考证出于战国时期的《公羊春秋》，成于董仲舒的种种论证。无论其演变如何，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以“道义原则”定罪名的路子，该是事实。所谓“孔子做《春秋》，乱臣贼子惧”，正是儒家诛心杀法的自我表白。儒家以《春秋》立起的政治标尺，不是行为法度，而是道义标尺，教义标尺，“原心”标尺。由诛心之法，衍生出儒家攻讦政敌论敌的一个威力无穷的非常规重型武器——名教罪人。你可以没有犯法，但你完全可能因为某句话某件事而被认定为“名教罪人”。原因无他，只是“其心有异”。此风传承流播，儒家大得其手，非但将有形之敌统统打倒，更将无形之敌也置于死地——破“山中贼”，更破 “心中贼”。如此汹汹诛心勘问灵魂，天下孰能不诚惶诚恐？儒家记仇。在所有的先秦学派中，儒家是最记仇的一家。但有歧见，殷殷在心，一有机会便新账老账一起算，绝不手软。这种性格与儒家提倡的恕道很不相应，使人难以相信。但是，事情就是如此奇怪——一个提倡恕道的学派，事实上却是一个锱铢必较睚眦必报的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代，儒家与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因主张不同产生过龃龉。期间，除了论战中的观念批判，没有任何一个学派揪住儒家不放。儒家却是耿耿于怀念兹在兹，一遇机会便以“史家”禀性将论敌种种时期的言词作为清算一通，而后再做定性式的人身攻击。读儒家经典，每遇此等攻击之辞，不用说，便是儒家在发泄仇恨。然若仅仅如此，不能说明儒家记仇。
　　儒家记仇积成秉性，有基本事实为依据。
　　基本事实一，儒家在春秋战国被无情遗弃，所以对生身时代仇恨极深。凡儒家做史，“自周以降，风气大坏”之类的词句比比皆是。司马迁的《史记》稍好，但也是否定春秋战国，以儒家观念做史家评判的。《汉书》最鲜明，大凡最能表现修史者观念的领域通论，诸如《刑法志》、《食货志》、《礼乐志》、《律历志》《郊祀志》等，无不先狠狠赞颂一通上古三代，紧接着便是一句必然出现的转折定性——“周室既衰”，如何如何坏，“陵夷至于战国”，更是如何如何坏地连番指斥整个时代，然后又一转折说到“汉兴”，再变为连篇累牍的颂词。如此三段论法成为定式，实在是有趣得紧。显然，在儒家眼里，所有的时代唯春秋战国最不是东西！
　　基本事实二，儒家在秦帝国时期大遭“压制迫害”，从此对秦永远咬牙切齿，不由分说地一言以蔽之——暴政暴秦！两汉之后的儒家干脆只管骂秦，连论证都懒得做了。说儒家患有秦过敏症，似乎不为过分。事实上，古今中外任何一个新政权，都必然要镇压复辟势力。事情起因在于儒家自己不守秦法，伙同六国贵族大肆散布种种流言，从而获罪被坑杀若干人。纵然冤枉，两千年之后竟仍然不能释怀而一概骂倒秦帝国，却也是绝无仅有。除了“心理变态，记仇成癖”八个字，不知道还能有何种解释。
　　基本事实三，儒家在原生态时期善为人敌，几乎被天下学派孤立。一旦得势，儒家立即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复仇书，汹汹面目公然昭示天下。一派独尊，在春秋战国时代无异于痴人说梦，任何学派都不可能有如此狼子野心。相信其他任何学派健在，都不会提出如此狂妄荒谬的主张。儒家却不但要说，还要做。这便是儒家，为图复仇，敢与天下作对，敢与三大时代的文明成就作对，破罐子破摔唯复仇为快。其心之野，其图之大，两千年之后尤令人咋舌。
　　君子报仇，三百年不晚。世界文明史之一大奇观也！
　　身为学问家，身为史家，身为显学大派，百年千年之后，尚不能摆脱一己一家一团体之恩怨而相对客观地看待历史，将中国文明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肆意涂抹，将好赖有些贡献的秦帝国一言毙杀，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道德水准？该如何评价这个学派的心理特质与禀性特点？执青史之笔，泄一家之怨，将无数志士英烈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唯将自己粉饰得光彩煌煌。如此学派，说它是中国文明的精华，说它是中国文明的根基，说它是万世师表，说它是中国文明的良知道义，不滑稽么？人云，“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是真理”，儒家重复了两千年，自然成了圣人。谁要再说它是谎言，只怕连自己也要心虚了。
　　历史往往在荒诞中前行。诚哉斯言！
　　儒家文化霸权：中国文明迷失本色
　　终于，儒家黄袍加身，获得了文化霸权，走上了文化寡人的道路。
　　一个曾经有过些许健康心理的学派，在三百多年压抑之后竟获得了文化霸权。这当真是一个奇迹，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一次惊人的死灰复燃。深层探究其原因，足以构成专门学问。这里说到的，只能是儒家获得霸权之后的基本作为与基本影响。儒家复活，其潜在能量惊人地爆发出来，开始了大规模重新“整合” 中国文明的浩大工程。
　　第一件事，以修史之权，效《春秋》笔法，对既往历史做绝对符合自家观念的整理记述。纵然不能过分掩盖、扭曲某些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必在文后以评点形式给予鲜明褒贬。无论是《史记》的“太史公曰”、“索隐述赞”，还是《资治通鉴》的“臣光曰”，以及全部二十四史的种种作者评点，全部目的只有一个：告诉世人历史就是如此，只应该这样认识历史！应该说，儒家掌控修史大权的实质，是“重塑”中国文明的足迹，是掌控全部意识形态的走向。儒家之心，不可谓不重。修史是儒家的看家功夫，做得老到细致，绝对以真学问面目出现，几乎使你不能不相信事实就是如此。
　　第二件事，掌控教育制度，确定只能以儒家与符合儒家观念的上古经典为唯一教材。从此，神圣如教义一般的“四书五经”问世，其他所有学派的所有学说一律从教育领域退出。应该说，教育是儒家的基本功之一。从孔子办学开始，儒家唯一可以骄人的实际成就便是办教育。但在先秦时代，实在不能说儒家办学最好。就实而论，先秦学派大都是办学高手。除了老子庄子学生寥寥，墨家、法家、名家、阴阳家、鬼谷子、荀子等等，办学本领与实际水平都丝毫不输于儒家。尤其是墨家，只怕比儒家还强出了三分。惟其如此，儒家深知教育办学的重要，一得霸权，自然要在教育上全力以赴。一家一派掌天下教育大权两千年之久，而能使教育不濒于窒息者，未尝闻也！
　　第三件事，确立并逐步稳固独尊地位。儒家获得霸权之后，对其他学派学说一律封杀，全部逐出官方视野与学堂庭院，使其以民间形式自生自灭。对诸如墨家法家这等声望过于显赫的死敌，儒家无法强硬抹杀，便极尽冷落排斥，逼你自我萎缩。魏晋南北朝时期，墨家经典已经淹没于“杂书”之中，几乎无法找到文本了。到了清代，涉足法家墨家名家等先秦学派的学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第四件事，掌控科举制度，从而掌控整个知识阶层的入仕路径。实施方略是：与已经掌控的教育制度相配合，以儒家认可的方式与内容考核知识阶层，从而确定知识分子是否具有做官资格。这一招厉害之极，连根收拾了所有具有“事功”精神的贫寒阶层。你想改变自身命运么，便得经过儒家学问这一关，奈何？自唐代科举制度建立之后，儒家忽然人才多多，儒学代有翻新，宋明理学大为兴盛，可见其中奥妙。
　　第五件事，将文化人的求学方向单一化，学问内容单一化，以使知识阶层仅仅成为职业文官基地。儒家的设定是：知识阶层的人生使命只有一个，求学目的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官。人从启蒙开始，修学的内容只能有一种，那便是当官的学问。据儒家说，这是“治世”之学。出于这般设定，儒家对修学内容全面改造。孔子“六艺”中的射箭、驾车等生存技能，因于当官无涉，全部删除；工、水、医、农等等末支细学，全部不入学堂；修学者只能以四书五经为圭臬，舍此无他。为此，儒家以通俗形式做了社会性说明：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只要当了官，一切享受与特权应有尽有，完全不需要生存技能。所以，一切“末支细学”都是有失身分的，统统不能学。此等社会政策之下，中国有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奇特阶层，谓之“读书人”。这种所谓“读书人”，在社会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表征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自己书；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黄卷青灯，皓首穷经；以及手无缚鸡之力、不修边幅、君子远庖厨等等等等。于是，“读书人”有了一个社会名号——书呆子。对于书呆子现象，“读书人”非但丝毫不以为忤，反倒以此类呆痴作派为能事而多有标榜，实在令人啼笑皆非。
　　儒家渗透了中国古典制度的每个毛孔，一一罗列，难而又难。
　　仅仅是上述基本方面，儒家文化霸权已经给中国文明带来了极为深远地负面影响。
　　儒家对中国文明的负面影响，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
　　其一，中国原生文明迷失了本色。中国的原生文明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汪洋恣肆，门派种类应有尽有，其雄浑强健与妖娆秀美相得益彰的气势，其质朴实用与玄奥思辨和谐并存的架构，使中国原生文明有着一种极其坚实的本色，堪称世界文明之唯一。这种本色，要用一句话概括，便是“刚柔相济，强势生存”。也就是说，中国文明在本质上摒弃懦弱，摒弃“文胜于质”的低劣竞争力。
　　在这种健康的相互制约而又共生共荣的文明生态环境下，保守复古的儒家不足为害，甚至成了一道孤绝凄美的独特文化风景。有强大的天敌制约，它无法泛滥成灾，无法危害社会。而它自身的健康一面，又为时代增添着内涵。这便是文明生态的伟大意义所在。破坏了这种文明生态，必然遭受历史的惩罚。
　　然则，从获得文化霸权开始，这个中国原生文明海洋中最保守的孤岛，忽然成了自己从来没有担当过的领袖角色，忽然没有了任何学派的制约。从此，中国文明的健康生态开始失衡。儒家洪水在整个华夏文化圈内猛烈泛滥，中国文明开始了漫长的儒家洪水时代。从此，头戴王冠坐拥霸权的儒家，鼓荡着漫天污泥浊水，开始肆意淤塞最壮美的中国原生文明生态。儒家越走越远，文明生态也越来越沙漠化枯萎化。恒久浸蚀，恒久淤塞，伟大的中国原生文明终于渐渐迷失了本色。
　　一百多年前，中国惨遭列强连番凌辱，国人方才开始反思。最深刻的困惑是：中国究竟怎么了？为什么忽然之间成了世界民族之林的孱弱者？我们的老祖先害了我们么？知识界开始艰难地淘洗已经被浸蚀污染得无法辨认的古老文明，力图淘洗出她本来的颜色。于是，“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出来了，新文化运动起来了，难觅踪迹的墨家被挖出来了，法家被挖出来了，林林总总的被淹没的学派也被挖出来了，革命也有了，运动也有了。轰轰烈烈百余年，反反复复翻烧饼，那个最根本的老问题还是没有明确答案：中国文明的力量根基究竟在哪里？
　　时至今日，淘洗工程似乎有了些许眉目。人们开始从更广的历史视角探索中国原生文明了，社会开始关注春秋战国秦帝国时代了，民族特质的东西似乎比过去被看得重了。但是，普遍的社会思潮仍然将儒家看作中国文明的正统。即或如此，许许多多的“读书人”已经开始惶惶不安了。有人重新考证出“克己复礼”是进步的。有人重新考证出董仲舒是法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儒家提出来的。有人要恢复儒家经典在启蒙教育中的作用，有人要发起读经运动，等等等等，不一而足。显然，在许许多多的中国“读书人”看来，儒家仍然是他们的灵魂依托，他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种种儒家手段为儒家的合理性辩护，进而继续维护儒家的文明正统地位。更不要说，还有许许多多专吃儒家饭的所谓专家了。显然，要为中国文明确定一个历史坐标，从而清楚中国文明的原生态究竟何在？依旧是十分艰难的话题。
　　其二，中国民族的生命状态严重萎缩，知识阶层的创造力大大降低。在诸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的理念浸泡下，中国民族的整体素质从宋代开始渐渐下降。民众愚昧之势蔓延，书生迂腐之气积重难返，尚武之风大为衰落，事功精神日渐萎顿，实用性科学技术被视为“奇技淫巧”，被压制到下九流的地位。
　　最重要的是，职业官僚阶层的精神层面严重蜕化，执政理念日益趋于僵化，政务能力日益沦为钻营发迹的厚黑伎俩，腐败无能充斥官场，乡愿之风弥漫政坛。由儒家观念引领的中国王朝之公器阶层的日益封闭与堕落，导致了中国社会的麻木沉睡。劫难接踵而至，屡次濒临亡国之危。一个基本事实是，在十一世纪(北宋)及其之后的抗御外来侵略中，中国开始出现了全世界蔚为奇观地大规模汉奸现象——汉奸政府、汉奸军队、汉奸团体、汉奸文人，花样繁多，丑类汇聚。外侮当前，相互攻讦的内斗之风大起，“宁亡外敌，不资家奴”的令人目瞪口呆的口号也从庙堂喊了出来……凡此等等丑行，鲜有不以“大儒”自居者所为！我们不能说，儒家都是软骨头。但是，软骨头总是儒家，却是十之八九不错。
　　庙堂淤塞，知识阶层必然窒息。整个十一世纪之后，中国“读书人”几乎完全丧失了文明创造力。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成为知识阶层无可奈何的哀叹与共鸣。
　　凡此等等，中国文明在后一千年经受的种种顿挫屈辱，已经给了儒家洪水时代最好的结局说明——奉儒家为圭臬，中国文明必然走向衰落。可以预料的是，许多“读书人”与儒家信奉者，必然要振振有词的将种种危难归结于腐败政府，最终再喊一句“儒家并不当权，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但是，我们要问一句：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作为决定民族精神指向的执掌文化权力的学派，作为曾经的民族精神领袖，儒家究竟做了些什么？儒家不值得检讨么？研究儒家的“读书人”们不值得探究其原因么？
　　我们呼唤伟大的中国原生文明。
　　我们期待伟大的中国文明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