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作用比较有限，它的目标也不那么明朗。有理由认为中国更希望在其西部面对一群相对独立的国家，而不是一个俄罗斯帝国。这些新生的国家至少可以充当一种缓冲，但中国同时也担心其新疆境内的突厥少数民族可能把中亚新独立国家看作自己的有吸引力的榜样。正因为如此，中国已在谋求哈萨克斯坦保证压制跨边境少数民族的激进主义行动。从长远看，北京对本地区的能源资源必定会有特殊的兴趣。直接获得这些资源，而不受莫斯科的控制，必定是北京的主要目标。这样，中国的整体地缘政治利益就会与俄罗斯追求主导地位的努力发生冲突，却与土耳其和伊朗的意图相互补充。

对乌克兰来说，主要问题是独联体未来的性质，以及能否更自由地获得能源资源，以减少乌克兰对俄罗斯的依赖。在这方面，与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更为密切的关系对基辅十分重要。乌克兰对那些更有独立意识的国家的支持是加强它自身对莫斯科的独立的努力的延长。同样，乌克兰支持格鲁吉亚成为阿塞拜疆向西出口石油的通道的努力。乌克兰还与土耳其合作以削弱俄国在黑海的影响，并支持土耳其为将石油从中亚直接输送到土耳其终端的努力。

巴基斯坦和印度的介入就更为遥远了，但它们对新的欧亚大陆的巴尔干可能发生的事情也都不是无动于衷的。巴基斯坦的首要利益在于通过其在阿富汗的政治影响获得地缘战略的纵深，不让伊朗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发挥政治影响，并最终从连接中亚和阿拉伯海的输油管道的建设中获益。印度为了对巴基斯坦作出反应，同时也出于对中国在这个地区的长期影响的担心，更支持伊朗在阿富汗的影响以及俄罗斯在前苏联空间内更多的存在。

美国虽然相距甚远，由于它的利益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保持地缘政治多元化，美国出现在背景之中并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也许是间接的棋手。它显然不仅对开发这个地区的资源感兴趣，而且要阻止俄罗斯单独主导这个地区的地缘政治空间。美国这样做不仅是在谋求它更大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而且也通过争取毫不受限制地进入这个至今还封闭着的地区，维护其本身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以及欧洲和远东的利益。

因此，在这个难题中有利害关系的包括地缘政治力量、潜在的巨大财富的获取、民族和（或）宗教使命的完成以及安全利益。然而，竞争特别集中在能否进入该地区的问题上。在苏联解体之前，进入该地区的途径完全由莫斯科所垄断。所有的铁路运输，油气管道，甚至航空运输都得通过莫斯科这个中心来运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学家们希望这种情况一直保持下去。因为他们知道谁控制或主导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谁就最可能赢得这一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大奖。

正是由于这种考虑才使油气管道问题成为影响里海盆地和中亚的未来的主要问题。如果连接这一地区的主要的管道继续穿过俄罗斯领土到达俄国的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即使俄国不公开地炫耀实力，这种情况的政治后果也会自然地显现出来。这个地区仍将在政治上依附于俄国，而俄国在决定如何分配该地区的新财富问题上就会处于强有力的地位。反过来，如果另有一条管道穿过里海通到阿塞拜疆再经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或者还有一条管道经过阿富汗到达阿拉伯海，那么就不会有任何一个大国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了。

麻烦的现实是，俄国政治精英中有些人的行为表明，如果俄罗斯不能完全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的话，他们宁愿让该地区的资源根本得不到开发。如果外国投资可能导致外国经济和政治影响在该地区更直接的存在，俄国宁愿仍然对这里的财富不加开发。这种财富拥有者的心态有历史根源，改变它需要时间和外部的压力。

沙皇在高加索和中亚的扩张持续进行了大约三百年的时间，但俄帝国最近的终结却突然得让人吃惊。随着奥斯曼帝国实力的衰落，俄罗斯帝国向南沿着里海海岸向波斯推进。它在１５５６年占领了阿斯特拉罕可汗统治的领地，并于１６７０年到达波斯。它在１７７４到１７８４年间征服了克里米亚，然后于１８０１年占领格鲁吉亚王国，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席卷了散居在高加索山脉的各个部落（车臣曾进行了殊死抵抗），在１８７８年完全占领了亚美尼亚。

对中亚的征服主要不是压倒了一个对抗的帝国，而是降伏了一个个基本上相互分离的半部落性质的封建可汗统治地和酋长国。它们只有能力进行零星的、孤立的抵抗。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是在１８０１年间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后被占领的，而土库曼斯坦是在１８７３到１８８６年的长期战争中被打败和兼并的。然而，到１８５０年，对中亚大部分地区的征服已基本结束，尽管零星爆发的地方抵抗运动即使到前苏联时期也仍然时有发生。

苏联的解体导致了戏剧性的历史逆转。１９９１年１２月，在短短的几个星期内，俄罗斯在亚洲的地盘突然缩小了约２０％，俄国在亚洲控制的人口从７５００万减少到大约３０００万。另外，高加索的１８００万居民也脱离了俄国。这种逆转使俄国政治精英感到更加痛苦的是，他们知道这些地区的经济潜力正成为外国利益集团的目标，而这些利益集团拥有金融手段在此投资、开发和开采直到不久之前仍然只有俄国才能获得的资源。

然而俄罗斯面对着一个困境：它在政治上过于孱弱，无力完全隔断外部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在财政上也过于贫困而无力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开发这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俄罗斯敏感的领导人认识到，新独立国家正在发生的人口爆炸意味着如果它们不能保持持续的经济增长，最终俄国整个南部边界地区就会出现一种爆炸性的形势。特别是当民族主义和伊斯兰势力在从前被征服的民族中间重新兴起时，俄国在阿富汗和车臣的经历可能再现于从黑海到蒙古的整个边界线上。

所以俄国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适应后帝国时期的新现实。它试图抑制土耳其和伊朗在这一地区的存在，防止新独立的国家向俄国的主要对手靠近，阻挠中亚形成任何真正独立的地区合作，并限制美国在新主权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所以这已经不再是重建帝国的问题。重建帝国代价太高而且会遭到强烈的抵抗。现在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限制新独立国家的新关系网并保持俄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主导地位。

为实现这一任务而选择的工具主要是独联体，不过在有些地方使用俄国的军事力量和娴熟的外交手段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也同样维护了克里姆林宫的利益。莫斯科利用其影响，力图使新国家最大限度地顺从其建立越来越一体化的“共同体”的想法，并大力推动对独联体外部边界实施集中指挥的控制体系；寻求在共同对外政策框架中实现更紧密的军事一体化；以及进一步扩大现有的（原苏联的）油气管道网，并且不让铺设任何能绕开俄国的新管道。俄国的战略分析已公开表示莫斯科把这一地区看作是自己特有的地缘政治空间，虽然它已不再是其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克里姆林宫一直寻求在新独立国家的领土上保持俄国的军事存在，这一事实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俄国地缘政治意图的线索。莫斯科利用阿布哈兹的分离运动取得了在格鲁吉亚保留军事基地的权利。它利用亚美尼亚在对阿塞拜疆的战争中需要支持这一机会，使俄国在亚美尼亚领土上的军事存在合法化。俄还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哈萨克斯坦施加压力，使其接受俄的军事基地。另外，塔吉克斯坦的内战使前苏联军队得以继续留在那里。

莫斯科在制定其政策的时候是从这样一些明显的预期出发的：它与中亚在后帝国时期的关系网络将逐渐削弱每个势单力薄的新国家的主权实质，并将它们置于一种从属于“一体化”独联体指挥中心的地位。为实现这一目标，俄罗斯不鼓励新国家创建其自己单独的军队和推广使用其各自的语言（他们在逐渐以拉丁字母替代西里尔字母），也不鼓励它们与外界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反对它们铺设直接通向阿拉伯海和地中海港口的新管道。如果这一政策获成功，俄国就能控制它们的对外关系并决定如何分享收入。

在寻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俄罗斯的发言人，如本书第四章所示，经常援引欧洲联盟的例子。然而实际上，俄国对中亚国家和高加索的政策更像是非洲的法语区——由法国军队和财政补贴来决定殖民地时期以后的法语非洲国家的政治和政策。

俄国的总目标是在最大程度上恢复它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而巩固独联体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机制。但看来莫斯科欲在政治上使之处于从属地位的首要地缘政治目标是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为了使其政治反攻获得成功，莫斯科必须不仅控制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且要对其地理屏障进行渗透。

对俄国来说，阿塞拜疆必须是首要的目标。它对俄国的屈服会有助于将中亚与西方，特别是与土耳其完全隔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俄国对难以驾驭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影响力。为此，俄在类似如何分配里海海床钻探区块等有争议的问题上策略性地与伊朗合作将有利于俄国实现其重要目标——迫使巴库向莫斯科的愿望让步。一个顺从的阿塞拜疆也将有助于俄巩固它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的主导地位。

哈萨克斯坦也是一个特别具有诱惑力的首要目标。哈萨克斯坦在种族问题上的脆弱性使哈政府在与莫斯科的公开对抗中不可能占上风。哈的逐渐屈从将产生一个地缘政治效果，那就是几乎自动把将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拉人莫斯科控制的范围，同时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直接地暴露在俄的压力之下。

然而，俄罗斯的战略与位于欧亚大陆巴尔干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抱负都背道而驰。这些国家新的政治精英不会自愿让出他们从独立中获得的权力和好处。随着当地的俄罗斯人逐渐让出他们原有的特权地位，新的精英正很快地扩展他们在主权方面的既得利益。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并且有社会感染力的进程。而且，曾经在政治上很消极的人民也越来越具有民族主义倾向。除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以外，其他各国人民也更加重视他们的伊斯兰特性。

就外交来讲，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虽然亚美尼亚依靠俄国的支持与阿塞拜疆抗衡）都希望自己逐步与欧洲联系在一起。资源富饶的中亚国家以及阿塞拜疆都希望在经济方面最大限度地在本国领土上吸纳美国、欧洲、日本，后来还有韩国的资本，以大大加速它们的经济发展并巩固各自的独立。为此，他们也欢迎土耳其和伊朗发挥更大的作用，并把土伊看作可以抗衡俄罗斯力量的因素以及通向南方广阔的穆斯林世界的桥梁。

所以阿塞拜疆在土耳其和美国的鼓励下不仅拒绝了俄国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而且公然违抗俄国关于在阿塞拜疆只修建一条通往俄国黑海港口的管道的要求。它选择了一个双重解决办法，要再修建一条通过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管道（由于美国禁止为与伊朗进行商务活动提供资金，由一家美国公司投资修建一条向南通过伊朗的管道的计划已不得不放弃）。１９９５年，在一片鼓噪声中，一条连接土库曼和伊朗的新铁路开通了。这使欧洲通过铁路运输与中亚进行贸易成为可能，并完全将俄国撇在了一边。这条古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具有一种强烈的象征意义，俄国再也无法将欧洲与亚洲分开了。

乌兹别克斯坦在反对俄国的“一体化”努力方面也越来越自信。乌兹别克斯坦外交部长在１９９６年８月明确表示“乌兹别克斯坦反对建立独联体超国家机构，因为这种机构可能被当作实现集中控制的工具。”它强烈的民族主义姿态已经受到俄国报界言辞激烈的谴责：

乌兹别克斯坦在经济上强调向西方倾斜，对独联体内一体化条约大肆诽谤，甚至坚决拒绝加入关税联盟，还有计划地实行反俄罗斯的民族政策（甚至正在关闭使用俄语的幼儿园）。……对正在亚洲地区推行弱化俄国政策的美国来说，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立场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１］

即使是哈萨克斯坦也对俄国的压力作出了反应。它也主张应再有一条不通过俄罗斯的辅助性对外通道。正如哈总统顾问尤米尔西里克·卡西诺夫所说：

实际上，是俄国自己的行动促使哈萨克斯坦想寻求其他管道，比如俄国限制哈石油运往新罗西斯克，限制秋明的石油运往帕夫洛达尔的炼油厂。土库曼斯坦推动建设一条通往伊朗的天然气管道的部分原因是，独联体国家只为其天然气支付国际价格的６０％的钱或根本不付钱。［２］

土库曼斯坦基本上也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一直积极研究建造一条通过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到阿拉伯海的新管道，同时还在大力修建北连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南接伊朗和阿富汗的新铁路线。哈萨克斯坦人、中国人和日本人雄心勃勃地设想了一个从中亚到中国海的管道工程，并就此举行了非常初步的探讨性会谈。西方已承诺对阿塞拜疆的石油和天然气作长期投资，总数达１３０亿美元，在哈萨克斯坦则大大超过２００亿美元（１９９６年数字）。由于全球经济的压力而俄国在财力上又办法有限，这一地区经济和政治上的孤立状态显然正在破除之中。

对俄国的恐惧还促使中亚国家加强了地区合作。１９９３年１月成立的中亚经济联盟起初处于休眠状态，后来逐渐活跃起来。即使是原来明确倡导建立一个新“欧亚联盟”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也逐步改变想法，转而支持中亚地区紧密合作和加强这一地区各国间军事协调的想法，支持阿塞拜疆将里海和哈萨克石油通过土耳其运出去的努力，并主张共同反对俄国和伊朗企图阻止在里海沿岸国家间分段划分里海大陆架和矿产资源的作法。

鉴于该地区各国政府有高度集权的倾向，主要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和解也许关系更为重大。众所周知，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总统并不十分相互欣赏（这一点他们对外国客人都说得非常坦率）。他们个人之间的敌视起初使克里姆林宫比较容易拉拢一个来反对另外两个。到９０年代中叶，这三个领导人都已意识到，他们之间更紧密的合作对于维护他们新赢得的主权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开始高度注意公开表现他们之间据称是密切的关系，并强调今后要协调他们的对外政策。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在独联体内部出现了一种非正式的联盟，它由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领导，致力于建立一个“合作的”而非“一体化”的联合体。为此，乌克兰分别与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格鲁吉亚签署了军事合作协议。１９９６年９月，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外长还非常象征性地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此后独联体首脑会议不再由俄罗斯总统主持而是由各国轮流担任主席。

乌克兰和乌兹别克斯坦树立的榜样，即使是对那些更顺从于莫斯科主要意图的领导人来说也产生了影响。当哈萨克斯坦的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１９９６年９月宣布如果“我们的独立受到威胁”就将脱离独联体时，克里姆林宫听到一定非常恼怒。在更大的范围里，作为独联体的抗衡力量；中亚国家和阿塞拜疆提高了他们在经济合作组织中的活动水平。这个组织是这一地区伊斯兰国家间的一个还相对比较松散的组织。其成员还包括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它致力于促进成员国之间的财政、经济和交通运输联系。莫斯科已经在公开批评这些倡议和行动，并且相当正确地认为这正在弱化有关国家的独联体成员国属性。

出于类似的想法，这一地区的国家稳步加强了与土耳其的联系，在较小的程度上也加强了与伊朗的联系。土耳其提出为新的民族军官团提供军事培训，并热情欢迎大约一万名学生到土耳其留学。对此，这些突厥语国家都欣然接受。１９９６年１０月在土耳其支持下在塔什干召开第四次突厥语国家首脑会议。会上着重强调与土耳其加强交通运输联系，增加贸易，并建立共同的教育标准和进行更密切的文化合作。土耳其和伊朗两国一直在电视节目的制作方面非常积极地帮助新独立的国家，从而直接影响广大的观众。

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的一次仪式特别有象征意义地表明，土耳其完全认同这一地区的新国家所取得的独立。在哈独立五周年的庆典上，土耳其总统苏莱伊曼·德米雷尔站在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旁边，为一座２８米高的金色纪念碑揭幕，碑顶上是一位骑在类似狮身鹰首的野兽身上的传说中哈萨克一突贩勇士的塑像。当时，哈萨克斯坦赞扬土耳其“在哈萨克斯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都站在哈萨克斯坦的一边”。而作为回报，土耳其在大约１２亿美元的私人投资之外又给了哈萨克斯坦一笔３亿美元的贷款。

虽然土耳其和伊朗都无法排除俄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在比较小的程度上）却一直在加强新国家的意志和能力，抵制与北方邻国和旧主人的重新一体化。而这样做必然有助于使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的前景更加开放。

既不统治也不排他

这个地区在地缘战略上对美国的含义十分清楚：美国相距太远而无法在欧亚大陆的这一部分成为主导力量，但美国又太强大而不能不参与这一地区的事务。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都认为，美国的参与对它们的生存是必要的。俄罗斯过于虚弱，既不能恢复对这一地区的帝国统治，也无法将其他国家排挤出去；但因为离得太近又十分强大，俄国也不能被排除在外。土耳其和伊朗的力量足以发挥影响，但它们自身的脆弱性可能使这一地区无力应付来自北方的挑战和地区内部的冲突。中国太强太大，不能不令俄罗斯和中亚国家担心，但正是中国的存在及其经济活力有助于中亚寻求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

所以，美国的首要利益是帮助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地缘政治空间，保证全世界都能不受阻拦地在财政上和经济上进入该地区。只有在一个油气管道和交通运输网络通过地中海和阿拉伯海以及陆地把这个地区直接与世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连接起来的时候，地缘政治的多元化才能变成一个持久的现实。因此，必须反对俄国为垄断进入该地区的途径而作的努力，因为这不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

然而，把俄国排除在该地区之外或者煽动该地区新国家敌视俄国，既不可取也不可行。实际上，俄国在该地区发展中积极的经济参与对这一地区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让俄国成为一个伙伴，而不是唯一的主宰，结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一地区稳定性的加强和财富的增加还直接有助于俄国的经济发展并会给独联体所标榜的“联合体”增添一些实际的意义。存在着某些野心更大、历史上过时、令人痛苦地联想起原先的巴尔干的想法。只有有效地排除这些想法，合作性选择才会成为俄罗斯的政策。

美国应给予最有力的地缘政治支持的国家是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在该地区之外的）乌克兰。这三个国家都是地缘政治的支轴。基辅的作用确实使人们更加坚信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演变是一个关键性国家。同时，鉴于其面积、经济潜力和重要的地理位置，哈萨克斯坦也应该得到审慎的国际支持，特别是持续的经济援助。到时候，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有助于弥合其民族分裂，而正是这种分裂使这个中亚地区的“屏障”在俄罗斯的压力面前变得十分脆弱。

在这个地区，美国不仅与稳定的、亲西方的土耳其，而且与伊朗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美伊关系的逐步改善将极大地增加全世界进入该地区的机会，更具体的是，会减小对阿塞拜疆生存所造成的更直接的威胁。中国在这个地区不断增加的经济活动和这一地区的独立给它带来的政治利益也是与美国的利益相一致的。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努力也是一个积极因素，因为更为密切的巴基斯坦－阿富汗关系使国际社会更容易进入土库曼斯坦，从而有助于加强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如果哈萨克斯坦万一变得不稳定的话）。

土耳其的发展和取向对高加索国家的未来尤其具有决定性。如果土耳其保持通往欧洲的通道，如果欧洲也不对土耳其关上大门，那么高加索国家很可能也被吸纳入欧洲的范围，而这种前景正是它们梦寐以求的。但是如果土耳其欧洲化的步伐不管是因为内部的或外部的原因停顿下来，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就只能选择去适应俄国的意图这条路了。那时，它们的未来将随着俄国与不断扩大的欧洲关系的演变而变化，也可能好也可能坏。

伊朗的作用可能更成问题。它重新回到亲西方的立场自然会有利于这一地区的稳定和巩固，所以美国鼓励伊朗的行为发生这种转变在战略上是可取的。但是在这样的转变之前，伊朗可能发挥消极的作用，对阿塞拜疆的前景产生负面的影响。就是伊朗采取诸如使土库曼斯坦对世界开放等积极步骤，以及目前它虽有自己的原教旨主义却助长着中亚人本身的传统宗教意识，情况也会这样。

最后，中亚的未来可能受到更为复杂的情况的综合影响。中亚国家的命运将取决于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和中国利益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也取决于美国在多大程度上使美俄关系以俄国对新国家独立地位的尊重为转移。这种相互影响的现实使任何一个有关地缘战略棋手都不能把帝国统治或一国垄断地区事务作为追求目标。所以，只能在保持一种微妙的地区平衡与出现种族冲突、政治分裂、在俄国南部边境甚至可能发生的公开敌对行为之间做出基本选择。这种微妙的平衡会使该地区逐步进入正在兴起的全球经济中去，并使地区各国得到巩固，还可能获得较为明显的伊斯兰特性。建立和加强这样一种地区平衡，必须成为美国对欧亚大陆的任何综合性地缘战略的一个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