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及时地作出了中长期的预报
　　
　　从辽宁海城营口地震来看，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公正地说，人民需要组织，群测群防需要专业地震工作者提供的长期、中期预报。然而要由有关领导，对海城来说就是辽宁省委和省革委，还有下面各级领导机构。
　　首先得由专业的地震工作者作出长期预报，辽南几年来可能发生大地震，接着把注意力集中到辽南，做出中期预报，从鞍山南到大连北一带可能发生大地震。并且向辽宁省委和省革会提出警报，建议搞好群测群防。至此专业地震工作者对群测群防作了自己的努力了。群测群防得由辽宁省委和省革会以及以下各级领导负责。如果他们未能组织其群测群防那是他们的责任。与专业地震无关，专业地震工作者的责任是对广大群测群防的人员，并通过他们向全体人民普及地震和防震知识，普及群测群防知识。
　　我们不能要求在任何时候在全国都建立起群测群防队伍，因为这本身也要花相当大的代价，所以专业地震工作者的中长期预报起了重要的作用。只有有了中长期预报，才能在那些地区发动群众，组织起群测群防队伍。
　　那么是不是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没能对唐山及时地作出中长期的地震预报呢？也不是！
　　如果确实这样，那么我们就不能指责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因为连中期的预报都没有，谁会想到必须在唐山进行群测群防呢？也不能怪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因为地震预报工作才开始，人们对地震的规律不能说已经完全掌握了，专业的地震工作者，只要尽了力的，就不受指责。
　　事实是专业地震工作者作了大量的工作，并且早就作了中长期的预报。他们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如果人们发现，在唐山地震一、二年前，甚至早在邢台地震之后，有关地震的许多文件中便已多次提到过“唐山”这个地名，那么，对国家地震局的简单的怨愤，也许会变成深沉的疑问：中国的地震预报在世界上并不落后，那末最终未能预报“7·28”大震的症结何在？
　　
　　这个问题也问得好，可是也没有真正的回答。
　　钱钢是这样描写地震工作者的工作的：
　　
　　　　在各种文献上，“渤海”危险区总是和“唐山”危险区相提并论。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河北河间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造成的损失并不算大，但是北京和天津明显有感。这是非同小可的警告！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出指示：“要密切注视京津地区地震动向。”并责成有关部门部署北京、天津、唐山、渤海地区的地震工作，把该区列为重点监视区之一。李四光教授也感到了迫在眉睫的危机，这位伟大的地质力学家的锐敏的眼睛，早就注意到整个新华夏构造体系正在活动。他从东西向构造的活动特点出发，强调要对唐山地区的滦县、迁安一带作些观测。
　　　　一九六九年七月十八日，渤海又发生七点四级地震。这样，邢台地震之后三年多的时间里，华北北部连续发生了三次大于六级的强震，其发震地点有逐步向北东方向迁移之势。真正的有识之士已经警觉到华北大地进入了不寻常的躁动期。
　　　　中国地震界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工作者，瞪大双眼在搜索着可能发生的强震。
　　
　　钱钢重点写了耿庆国对旱震关系的研究结果，1974年上半年另一些地震工作者也通过小震活动，地形变测量，重力测量，水氡观测，地磁和海平面变化等方法，发现华北及渤海地区的若干异常情况。然后钱钢说：
　　
　　　　地震的危险在逼近！
　　　　一九七四年六月七日至九日，国家地震局在一片报警声中召开了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
　　　　会议决定：“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协作组应该及时交流情况，大力协同，密切配合。”
　　　　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九日，也就是海城地震发生前八个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下达国发[1974]69号文件，将国家地震局的报告转发给京、津、冀、晋、内蒙、辽、鲁七省（市）。文件称：
　　　　做好地震工作是关系到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一项重要任务，望你们在搞好批 林批 孔活动的同时，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地震工作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 民战 争”的方针，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
　　
　　果然在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下达后两年多的时间内，华北及渤海地区的大地震活动确实空前地活跃起来，七省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强烈地震的袭击或波及，相继发生了一系列地震。众所周知：海城七点三级强震和唐山七点八级强震、滦县七点一级强震，恰恰是发生在渤海地区和京津唐张地区这两个协作组的工作范围内。最后钱钢得出结论：
　　
　　　　历史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
　　　　人们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唐山地震临震未能预报，而轻率地否定“海城预报”在科学史上的价值。如同因为海城地震曾经预报，而把地震工作者围绕唐山地震的预报所作的一切努力一笔勾销一样。从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中谁都能看出，地震工作者早已把唐山套在他们的瞄准镜内，应当说唐山地震的中期预报是成功的。
　　
　　这样看来地震工作者确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做了成功的中期预报。因此唐山大地震没能预报，广大的地震工作者是没有责任的，他们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了。关键是短期、短期，临震、临震，为什么这些预报没有能够成功。后面钱钢也写到各专业的地震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关键是：既然历史已经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巨大功绩是不可抹煞的。而在这个文件里明明写着地震工作的方针应该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以预防为主，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 民战 争”可为什么没有见到人 民战 争？明明写着要抓好群测群防，为什么没有见到群测群防。尤其是在辽南海城群测群防取得巨大成功后，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思。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是河北省委吗？河北省委又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的通知？如果河北省委没有得到国家地震局要他们及早搞好群测群防的通知，当然没有责任。那么接下去就得追究地震局党组的责任了。可是关于这一些，钱钢不但没有深究下去，他的描写到此为止。在后来写的各个地震工作者的艰苦工作，甚至像耿庆国、汪成民、华祥文、张国民、张闵厚、李宣瑚、廖官成等地震工作者眼睁睁地看到一场大灾难就要发生，在痛苦中拼命地挣扎时——对于他们的工作自然必须写的，可是整个过程就只见到这些专业工作者在忙碌——却根本没有提到由谁提出该赶快搞好群测群防了。这就不能不给人们一个印象，写他们的痛苦努力，目的正是为了掩盖有人破坏群测群防的真相。
　　
　　　　“7·28”之前的几个月，他们的目光是在密切地注视着京津唐一带，可是……
　　　　从十年前的邢台地震开始，地震工作者有哪一天放松过对华北、特别是对京津唐地区的监视？这一地区，是全国范围内地震专业队伍最多、观察网点最为密集的地区。地震工作者们早就预感到华北大地下面潜藏着一个巨大的恶魔，他们紧紧盯了它十年，追了它十年，1976年眼看就可能抓住它的尾巴，它却再一次狡猾地溜过了人们的监视，蓄谋已久、而又从从容容地在唐山制造了这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
　　　　……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如果从来就没能发现这个恶魔那倒也可以理解。如果根本就没能看到它倒也不能怪谁。在分明知道存在着这个恶魔的情况下，在盯了它十年，眼见就要抓住它的尾巴时，却看不真切，归根结底就是由于眼睛太少了，少数专业工作者是无罪的，但是只靠少数专业工作者的眼睛自然很难看真切。如果像海城营口那样，让成千上万双眼睛来看，那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了。钱钢不提这一点，却光在那儿感叹看不真切，就不能不使我们怀疑，他是不是早已经背叛自己在文章开始提出的：“如果这一切奇异的信息都能够及时地被采集、被集中、被输送、被处理，那么，关于灾难的描述也许完全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了。
　　钱钢先生在文章开头这样说：
　　
　　 似乎是一场无法预料、无法阻止的浩劫，可是大自然又确实警告过，如果，在当时有一位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那么对于地震前夕出现的不可思议，甚或是带有魔幻色彩的自然界的突变现象，他一定会感到震惊。正是这些大自然的警告使那些灾难发生后重新回忆起、搜集起它们的那些地震学者们，感到毛骨悚然和深思。只是，对于“7.28”来说，这一切都太晚了。
　　
　　如果有这个巨人那就好了，确实需要这个巨人，也能够有这个巨人来看。这不是别的正是群测群防。群测群防就是一个“能够纵览方圆数百里、通观天上地下以及种种自然景物的巨人”当时如果组织了群测群防，这个巨人——人民群众，一定会感到震惊，并且采取反增抗震的措施，唐山地震的结局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是总结经验教训还是诡辩开脱
　　
　　对于唐山大地震在完全有条件做好临震预报的情况下，却没能做好临震预报，是完全应该追究责任的，应该追究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可是在钱钢的文章中对这一问题却始终避而不谈。飞传的谣言把地震归罪于“四人帮”，除了谣言还是谣言，没有提出任何证据来，也没有说他们破坏了群测群防。而唐山的许多群众把愤怒泄到地震工作者身上。那么最后有关人员是怎样总结原因的呢？钱钢不嫌其烦化了不少篇幅，引述了地震出版社出版的《1966－1976中国九大地震》一书的解释，我们也不嫌其烦一字不漏全部照录。文章这样引述道：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唐山七点八级地震，造成二十四万余人死亡，这是本世纪来伤亡最大的一次地震。一九七六年初召开的年度地震会商会上，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五——六月间河北省地震局曾派出唐山地震工作小组赴唐山调查，而且有几人就在唐山大震中遇难。但为什么未能像海城地震那样作出临震预报呢？这是因为，总的说，我们对地震规律的认识能力还很差，在工作上，我们认为可能还有以下几点重要原因：第一，对基本形势估计的错误。一九七五年海城七点三级地震后，在海城周围几百公里的范围内，近年内还会有七级以上强震发生吗？虽然少数人据地震活动和气象异常，认为有大震背景，但多数人抱有怀疑。所以，虽然看到唐山——辽西一带存在异常，也只作为有五至六级地震的背景区加以注意。第二，四月六日在唐山市以西五百三十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的和林格尔，发生六点三级地震，震后京、津地区原有一部分异常现象消失，同时，天津西南大城四月二十二日还发生四点四级地震，相当多的人认为这些异常和这两次地震发生有关。第三，地震前几十天至几天，震中区及其周围没有获得大量的突发性异常的报告，也无前震，因此，未预计到地震会来得那么快、那么大。第四，京、津、唐地区的地震预报的发布，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问题。
　　
　　这与其说是在总结经验教训，倒不如说是诡辩开脱。那么长的总结中，居然没有一词提到群测群防，甚至连个“群”字也没有。文章中唯一有价值的就是提到1976年初的年度地震会商会，曾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的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立即通报河北省委，为什么不立即组织群测群防？是谁破坏了群测群防？对于这一切，文章顽固地保持沉默。沉默就是答案！谁回避，谁就是罪魁祸首。
　　可是钱钢却毫无评论地予以摘录，显然他在帮着要使人们相信这一段谎话。
　　文章还反复地强调唐山大地震前夕和海城地震不一样的地方。——海城地震发生前曾经有不少小震，而唐山没有。
　　这同样是为了开脱。——对于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说，他们专业性强但是人数少，没有能力去捕捉只有大多数群众才能捕捉的异常，比如动物异常、水异常、地光地声，乃至通过大量的土地电仪才能测出的电磁异常。他们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作出临震预报只能靠他们的专业手段，包括事先有的大量小震。对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来说，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要求。至少现在他们没有小震就不能做出临震预报是不能受指责的。他们可以以此作为自己没有做出临震预报的理由，但这能够做为唐山大地震根本不能预报的理由吗？[1974]69号文件分明指出地震工作要“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 民战 争”那么群众呢？人民呢？群众在那里？人 民战 争在哪里？也要求切实抓好群测群防，可是群测群防在那里？由于根本没有提到群众，没有提到人 民战 争，没有提到群测群防，正说明了这种“理由”是排斥“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大打人 民战 争”以及群测群防的。这种“理由”也是根本上背离了[1974]69号文件的。
　　
　　◆唐山人好早就开始过群测群防，谁结束了这一切。
　　
　　　　1975年，辽宁海城，一次7.3级的地震被预报，成为轰动世界的奇迹，“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这是对反动的‘天命观’和‘地震不可知论’的有力批判”。可如今，一切又颠倒了。没有预报。突如其来的灾难。过去对地震工作者的那种笃信，一夜间变成了仇视。……
　　　　唐山人并不是从未听见过“地震”这个词儿。从1974年6月29日国务院批转中国科学院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的报告正式下达后开始，这个城市就曾多次进行防震演习。几乎每家每户的桌上，都放着一个倒立的酒瓶，据说酒瓶一倒就是地震，就要往外跑。有婴儿的家庭，把奶粉、奶瓶都放在离门极近的地方，以备逃离时随手带走。孩子稍大些的，父母就在他们的衣服夹层中缝进一些钱，这无疑是做了“万一他们失去爹妈”的准备……唐山人由此认定，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可是为什么在大震临震之前却未吭一声呢？
　　
　　以此说来，唐山并不是完全没有也不是从来没有开展过群测群防工作。至少文章中已经告诉我们群防是有过的。那么随着地震危险的逼近，为什么竟然没有加强这一工作，反而好像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群测群防，也根本不存在群测群防了呢？事实上在钱钢的文章里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出于客观需要才不能不提到这一词儿。
　　在1974年的文件中，唐山和辽南是相提并论的。既然辽宁海城在那个时候起就搞了群测群防，那么一般来说就没有理由说唐山不搞。国务院[1974]69号文件不是明确地要包括河北在内的七省市“把地震管理部门建立和健全起来。切实抓好地震专业队伍和群测群防运动，加强防震抗震工作吗？”辽宁搞了，一般来说河北不可能不搞。
　　至少到海城地震预报成功后，人们很自然地会提出唐山地震能不能用专群结合、群测群防法预报呢？——可恰恰相反，唐山大地震所以没能够做出准确的预报正是没有搞好群测群防。
　　一般来说，人们的思维定势常常使得人们受已有的成功所局限，满足于已有的经验。至于像唐山大地震那样竟然弃已有的成功于不顾，最后导致失败，这样的事情倒还不多。那一定是发生了非常事件。
　　海城地震发生于1975年，早在四年前就开始组织了群众性的测报站。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一开始就组织很多测报站。但是先有一些群众性的测报站不但可以取得经验和必要的知识，作为种子，到必要时大大扩展群众测报站的数量，还可以给专业的地震工作者提供许多有价值的材料，从而判断出地震的危险是不是日益临近。而随着地震危险的日益临近，也就可以越来越广泛地发动群众，建立起更多的测报站来。从海城地震我们已经知道，1974年6月以后辽宁省委已经进一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了。对地震群测群防作了部署。群测群防网站就此遍布城乡。前面说到的三个女话务员组成的测报组，也组建了六个群众测报组，队伍扩大到七倍，并且与周围群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各种异常都汇总到她们那儿，再由她们总结汇报到上级。
　　那么既然唐山人民在1974年六月就知道地底下藏着一个恶魔了，既然已经做过群众性的防地震演习，一个合理的结论就是，唐山在那时就应该有一定的群众性的测报站，即使数量还不大。到了1976年初，既然已估计唐山——辽西地区有发生五至六级地震可能，并建议加强该区的工作。那为什么居然对群众一声不吭呢？群众抱怨的是为什么一声不吭。进一步地追查就必须追问为什么不在那时加强群测群防呢？
　　辽南从1974年6月以后加强群测群防工作，到1975年2月4日大震，是七个多月。唐山从1976年初到7月28日也是七个多月。两者在时间上是一致的。可在钱钢对唐山大地震的描述里，却几乎没看到群测群防的影子。群众抱怨不吭一声，正说明不但没有发动群众，或许还以为测防地震是高深的学问，一般群众不必知道，还一直对群众瞒着。——可以料定，有人会对“瞒着”两字制造谣言，而且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下列声明而停止造谣。这个声明是：我们不是说要把不确切的地震预测告诉群众，而是说应该告诉群众，唐山存在地震的可能，至于是否发生不但要依靠少数专业地震工作者，而且需要广大群众一起动手去把这个恶魔抓住。
　　可是不但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反而使得不少群众得出了这样的印象：“对唐山会发生地震，国家心里是有底的”。因此不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倒是一般群众可以各人做各人的事，完全没有必要去考虑预报地震，那完全托付给国家的专业性的地震工作者就是了。给人民灌输的这种观念完全背离了国务院[1974]69号文件。是谁使得唐山人民形成这种错误的观念？如果辽南人民也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群测群防就没必要搞了。海城地震的结局就将和唐山一个样子。
　　唐山不但没有进一步搞好群测群防，反而已有的群众性的测防工作被破坏了。
　　钱钢在他的《唐山大地震》中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事先没有小震，来为没能预报作解释。大量的小震固然是大地震的前兆，但电磁异常也是大地震的前兆。而且是最容易为群众性的土地电仪所测得的地震前兆。过分地强调前者，正说明了后者的工作没有做好。何况群众能够发现的可能的地震前兆种类多得很，如动物异常、水异常。过分强调小震，也说明了那些工作没有做。
　　钱钢回避了这件事，但我们不能不追问：在1976年以前，比如1974年和1975年，唐山究竟有没有组建过群众性的地震测报站？真的没有吗？1974年辽宁省就加强了群测群防，既然唐山那时也在[1974]69号文件中，会不搞吗？如果曾经搞过，那么在1976年都到那儿去了？为什么不但没有加强，反而撤销了？谁破坏了群测群防？
　　如果唐山的确从来就没有搞过群众性的测报站，那就算我们疑心太重吧。如果曾经有过那么你钱钢不能不知道，为什么在你的文章中对他们的来龙去脉一字不提。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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