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波普尔对“经济决定论”的反驳

提起对马克思的批判，很自然会想起英国哲人卡尔·波普尔，他在他的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对马克思作了系统的批判，特别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波普尔提出如下反驳：

“在经济条件和观念之间存在一种互动，但后者并不是简单地单方面依赖于前者。如果可能的话，我甚至会断言，正如从下述思考中可以看到的，一定的‘观念’——那些构成我们的知识的观念——比生产的较为复杂的物质手段更基本。试想某一天，如果我们的经济体系（包括全部的机器设备和社会组织）被毁灭了，但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在这个例子中，它要获得重建（在一种较小的范围内，经过无数人饿死之后），可想而知用不了多少时间。然而，试想有关这些事物的一切知识都消失了，而这些物质的东西却保存着。这好比是一个野蛮的部落占据了一个高度工业化却又废弃了的国家所发生的情形。它很快就会导致文明的物质遗迹的完全消失。”

关于经济条件和观念之间的“互动”，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曾经一再强调，只不过似乎不曾用过“互动”这一用语。至于波普尔用以证明“观念比物质手段更基本”所“思考”的情况，人类历史甚至提供了实例：二战后德国与日本的崛起，已经证实了当经济体系被毁灭而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却还能保存下来之后的重建，确实“用不了多少时间”。但这并不说明观念比物质手段更基本，因为德国与日本在二战后保存的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正是当年在建立在二战中被毁灭的经济体系时获得的，而这一经济体系则主要是靠物质手段建立起来的，因此观念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条件，马克思强调的正是这一点。

波普尔的另一反驳或许是更有说服力，他写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实例，清楚地证明这种言过其实的经济是站不住脚的。直至俄国革命前夕，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思想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对经济条件发生了影响。但是随着革命的发生，情况却变得十分困难，主要是因为，正如列宁本人所承认的，没有了进一步建设性的观念。因而提出了一些新观念，它可以扼要地以这句口号来概括：‘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加上广泛引进最现代的电气设备。’这种新观念成为一种发展的基础，该发展改变了六分之一世界的整个经济和物质的背景。在反对巨大差别的斗争中，无数物质困难被克服，无数的物质牺牲被付出，为的是改变、或者无宁说是从空白中建立生产的条件。这种发展的驱动力是对一种观念的热情。这个事例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观念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这些条件形成观念。用马克思的术语讲，我们可以说，他低估了自由王国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机遇。”

十月革命之后俄国的经济建设确实表现了“自由王国”的伟大力量，当时的俄国劳动人民确实表现出“对一种观念的热情”，然而，这种力量与热情，是欧洲几十年来的工人运动聚积起来的，而工人运动源自经济体系。因此，这个例子还是证明“观念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条件”。

或许，十月革命的例子还可以用来对马克思进行更具“毁灭性”的反驳。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的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他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而十月革命的全部进程彻底地“证伪”了马克思的这一论点：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得俄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在萌芽状态就灭亡了，而新的更高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几乎是在中世纪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

在二十世纪，这是一个曾经得到普遍承认的神话。然而，苏共二十大揭穿了这一神话，十月革命并没有创造这样的奇迹：在这次革命之后，俄国人民没有进入靠“观念的热情”建立起来的人间天堂，而是落在与俄国当时的经济条件相适应的一种空前的暴政的统治之下。这就表明，在这个六分之一世界里的历史进程还是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规律演进的，只不过稍稍改变了一下表现方式。

2． 托洛茨基的“热月政变”论

在《托洛茨基自传》一书中，我们看到托洛茨基个人的经历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证明了“经济条件”比“观念”更基本。

托洛茨基是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又是红军之父，在国内战争时期他领导红军浴血奋斗，战胜了所有的敌人，在前苏联曾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却糊里糊涂地败在看来一无所长的斯大林的手下。对于这一谜一般的历史事件，托洛茨基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人们曾不只一次地问我，甚至现在还有人问：您怎么会失掉了政权！”托洛茨基的回答是：“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无产阶级革命也不能例外。”

对于托洛茨基的这一论点，该书的中译者颇不以为然，他在《译者前言》中说，这表明托洛茨基“过分热衷理论，书生气十足。”这位中译者认为：“任何一场政治或权力之争，胜负都是由实力对比决定的。”言外之意是：如果托洛茨基的实力更强，就能战胜斯大林。什么“无产阶级革命的热月政变”，只不过是书呆子的空谈而已。

这位中译者就根本不相信有什么历史规律，他写道：

“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因此，任何一条普遍规律都要有无数特殊规律来补充。如果说人类社会的发展遵循一条普遍规律的话，则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最起码是几个可能性，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所致。无论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我们都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前此的一切因素都促使社会朝这个方向发展。但另一种对立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时，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根据来证实这种现实是历史的必然。”

这段话说白了就是：“所谓‘历史的必然’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们杜撰出来的套话。”在这里，译者从“微小的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显而易见的影响，得出了不存在历史必然性的结论。我想，谁也不会否认“微小的偶然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问题在于：这种影响能不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如果能，人类历史还有没有规律可寻？

顺便说一句，这位中译者说：“一般说来，规律越普遍，它所能解释的事物就越多，因而也就越笼统、越空泛。”我可不敢苟同。每一个学数理的大学生都知道，电磁学中的麦克斯韦方程组比库伦定律等比较特殊的规律更普遍、所能解释的事物也更多，但它不是更笼统、更空泛，而是更具体，更实在、应用起来也更得心应手。

回到托洛茨基的自传，在该书的另一处他写道：

“如果在1923年初我们（指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向中央委员会发动进攻，无疑会确保我们获胜。不仅如此，毫不怀疑，如果我能在十二大前夕以 ‘列宁托洛茨基联盟’的精神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即使没有列宁的直接参与我也能取得胜利。至于这个胜利的牢固程度如何，则另当别论了。这取决于国内、工人阶级内和党内的一系列客观过程。这是一个独立的大题目。1927年克鲁普斯卡娅曾说过，如果列宁仍然在世，他恐怕也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我想，她是对的。因为问题不在于斯大林本身，而在于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

托洛茨基的这段话是说，在1923年，当斯大林刚展开夺权斗争时，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一种是现实的结局：斯大林从托洛茨基手中夺取了政权。另一种则是托洛茨基这里设想的结局：托洛茨基和列宁联合起来反对斯大林的官僚主义，斯大林夺权失败。我们不妨假定，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个变成现实，取决于当年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但托洛斯基认为，这一个“一念之差”并未改变了前苏联历史的方向。他断言：无论这两种结局中的哪一个实现，斯大林最终还是会取得胜利，托洛茨基甚至列宁那样的老一代革命家最终还是会成为斯大林的阶下囚。这是历史的必然，或者，像有些人常说的，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这里，客观规律主要是指“斯大林所代表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的作用，正是这种势力导致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诚然，托洛茨基本人并未指出这种势力是什么？也没有阐明为什么每次革命之后都会出现热月政变？看来，他把这个“独立的大题目”交给了未来的历史学家。

托洛茨基关于的热月政变的论断，指出了一种历史现象。在我看来，这种历史现象可以作如下理解：对于像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这样一种类型革命进程来说，我们可以把革命的动力粗略地分为两个因素：领袖人物的思想状况和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我们又可把该革命历史进程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夺取政权阶段和保持政权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革命的动力的两个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相对来说，在夺取政权阶段，领袖人物的思想状况的作用更大；而在保持政权阶段，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这一因素却会逐渐占上风。对于我们所考察的这一类革命进程来说，后一因素比前一因素更保守。而“热月政变”就是这种保守的经济因素战胜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转折。对于十月革命，对应的“热月政变”乃是以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当时的保守的经济因素战胜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转折。

十月革命的成功，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高瞻远瞩、历史洞察力、魄力和组织能力无疑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革命的思想因素的作用。不论俄国的工业多么落后，不论俄国的无产阶级人数多么少，从这种革命的思想因素的角度来看，可以说十月革命是一次“无产阶级革命”。但是，俄国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却基本上处于中世纪的阶段，这个经济状况要求一种类似中世纪的政治统治方式。斯大林恰好代表了这种统治方式。这就使得斯大林得到托洛茨基说的“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那种势力”的支持。这种势力使得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而这就是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这就是托洛茨基所说的“历史的必然”。

3．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俄国的历史会怎样？

人们常说：“历史不允许假设。”这句话从文学的角度来看意味深长，在日常生活中也往往给人带来安慰或伤感。但这一命题似乎不能理解为“历史学不允许假设”。因为如果禁止假设，历史学就没有任何想象的空间，甚至变得不能思考了。

所谓“历史学的假设”，就是对于所考察的历史事件，在想象中改变它的某一前提而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再设想其可能的后果。所谓“历史的必然”，是指该历史事件在这一改变下仍然保持不变的东西。而与这一必然性对应的偶然性，则是随着这一“前提的改变”而改变的东西。

在托洛茨基的例子中，“某一事件”乃是斯大林从托洛斯基手里夺取政权，“前提的改变”乃是托洛斯基的“一念之差”，“历史的必然性”则是斯大林最终获得胜利；而对应的偶然性则是1923年斯大林夺权成功。

对于同一事件，我们还可以设想别的“前提的改变”。例如，我们可以假定，当年十月革命的领导人，国内战争的红军统帅，不是具有卓越才能但不善于勾心斗角的托洛茨基，而是另一个人，他不仅具有托洛斯基那样的才能，而且也像斯大林那样善于搞权术。在夺取政权时期，他凭借自己的才能成了革命领袖；到了保持政权时期，他又靠自己的威信或靠玩弄权术成了俄国的保守的经济因素所要求的独裁者。那么，对应于十月革命的热月政变就会不再伴随着领导人的更迭，但同样会导致斯大林时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今天，人们不确切地称这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个人崇拜”。

那么，能不能对历史的前提作更大胆的改变呢？比方说，能不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失败，俄国的历史进程将会怎样？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并不是不着边际的，当年布尔什维克并未占绝对优势，完全可能由于某种“微小的偶然因素”而遭到失败。因此这一问题对于历史学来说并不是没有意义的。

显然，如果十月革命失败，则千百万人的个人命运将大大不同。例如，列宁和托洛斯基将成为二流的历史人物，而斯大林则更会默默无闻，或许只有专家才知道他的名字。不仅如此，二十世纪的俄国历史将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在这种“前提的改变”下，还有什么东西保持不变。例如，如果在 1917年以后俄国的沙皇复辟了，新的沙皇俄国和前苏联有什么共同点。在这里，我们不要忘记恩格斯的如下名言：对于人类历史，我们应当注意的，“不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历史变迁的行动。”不论成功还是失败，十月革命对人类历史毕竟只是暂短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与俄国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相比，它的影响要小得多。

现在我们知道，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乃是一个借助于军队和机关，直接对公民社会进行统治的国家，历史学家们称这种制度为“拿破仑主义”制度。这是由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坏脾气。既然如此，即使当年十月革命失败，俄国社会也将经历这个阶段。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按照当时俄国的社会需要，无论十月革命成功还是失败，俄国都将从此建立“拿破仑主义”制度。

十月革命实际的结局是，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按照俄国的社会需要，斯大林以极为独特的方式建立了俄国的拿破仑主义制度。尽管这种制度与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革命理想大相径庭，但十月革命的传统还是在这一制度上刻下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的各种标志和痕迹。所谓“个人崇拜”，就是有这种特色的拿破仑主义制度。

如果十月革命失败，那么，镇压这次革命的人（以某个沙皇或共和主义的独裁者为代表），就会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建立这种制度。诚然，他们建立的制度将会有另一种标志、另一种痕迹，但它和苏联的“个人崇拜”一样，也是一种拿破仑主义制度。

从上述三个例子我们还看到：对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过程，必然性分成一些等级，较低级的必然性在较高级的必然性面前，就呈现为偶然性。例如，在俄国的十月革命中，如下三个历史事实：

第一，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党内的权利斗争中获胜，

第二，苏联出现“个人崇拜”，

第三，俄罗斯经历“拿破仑主义”的历史阶段，

就是必然性的三个等级。第一个必然性在第二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第二个必然性则在第三个必然性面前呈现为偶然性。

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历史的交响乐的主旋律

回到托洛斯基的自传的中译者的论点，这一论点可改写为：任何一个具体社会的每一步发展都存在几个可能性，至于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往往只是一些微小的偶然因素所致。但无论哪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历史进程都有某些特征保持不变，这些不变的特征就表现出历史的必然性。

再回到波普尔命题：“观念可以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条件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而不是这些条件形成观念。”这一命题不仅是西方历史学家们的信条，而且实际上也主宰二十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如果说，对于西方学者，这种信条是对马克思的基本命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驳，那么，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同样的观念就被认说成是对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创造性的发展。十月革命和前苏联的历史进程恰好证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毕竟是暂时的、派生的和有限度的；历史的交响乐的主旋律毕竟还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用波普尔的话来说：“物质手段比观念更基本”；不是马克思“低估了自由王国的力量，低估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机遇。”而是人们（不仅是波普尔，还有列宁和其他人）夸大了自由王国的力量，夸大了它征服必然王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