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波普尔论历史预测

波普尔在他的名著《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中说马克思是“著名的历史决定论者”，而“‘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方法，它假定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达到这个目的。”波普尔认为历史决定论“纯属迷信”，因为“科学的或任何别的合理方法都不可能预测人类历史的进程。”波普尔把自己的论证概括为如下五个论题：

（1）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2）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3）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4）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
（5）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波普尔写道：虽然马克思“有许多功绩，但是我认为，他是一位错误的预言家。他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但这不是我的主要责难。更为重要的是，他误导大批有理智的人相信，历史预言是探讨社会问题的科学方式。在那些试图推进开放社会的事业的人的队伍中，马克思要对历史主义的思想方法的破坏性影响负责。”

2． 历史预测的两个因素

对于波普尔的这种批判，我们从他的一个特殊的论据说起。波普尔在另一个地方写道：马克思曾经预言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单一国度首先取得胜利，而世界历史的进程“证伪”了这一预言，从而“证伪”了马克思主义。在这里，波普尔似乎混淆了历史预测的两个因素。

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第三版写的序言中说：该著作是一部天才的著作，马克思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它有了透彻的洞察，是无与伦比的。马克思能做到这一点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深知法国的历史，不仅研究了法国过去的历史，而且还考察了法国当前历史的一切细节；第二，他找到了历史唯物论这一历史运动的规律。

然而，即使如此，马克思也没有事前预言路易·波拿巴的政变，而只是在事变发生之后对它进行描述。那么，马克思能不能在事前预言这一次政变呢？恐怕不能，但这未必是历史唯物论的问题，不要忘记，在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电脑，对事变的进程以及相关的社会历史资料的掌握比现在困难得多，既然甚至在科学技术有了长足进步的现代，人们都难以预测即将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又怎能要求马克思当年预测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呢？

由于预测历史进程需要资料，而马克思的时代这种资料又不可能齐全，因此，像波普尔那样把预测历史进程的能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科学的标准是不合适的。如果说马克思曾经错误地断言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在一国取得胜利，当然可能是由于马克思的历史学说的错误；但也可能是如下情况：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并没有错，只不过由于马克思当时对世界历史的各种复杂因素掌握得不够充分，因此才作了错误的判断。我们不能因此得出马克思的学说被“证伪”的结论。

其实，在物理学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预言一个物理过程满足波动方程，是不是就能预言该过程未来的进程呢？回答也是否定的。要预言这样一个过程未来的进程，除了必须知道该过程所满足的方程以外，还必须知道该过程的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如果该过程的实际进程偏离了预言，当然可能是该过程并不满足波动方程，但也有可能是如下情况：该过程确实满足波动方程，只是原来对初始条件、边界条件的描述出了偏差。

恩格斯上面所说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政变刚刚发生时就对它有了透彻的洞察，不光是因为他找到了历史唯物论这一历史运动的规律，还因为他深知法国的历史。粗略地说，这两个条件可以和上面的波动方程的两个条件作如下类比：第一个条件相当于给出波动方程，而第二个条件则相当于知道初始条件与边界条件。

当然，比喻总有它笨拙的一面，上面把历史规律与波动方程相类比，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只要资料足够齐全，就可以对历史进程进行长期预测，这只能是一种幻想。这种幻想自古有之，例如，在三国演义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当魏将邓艾发奇兵偷袭蜀国时，发现已经早已去世的诸葛亮不仅预测到邓艾会从这里进入蜀国，而且还知道他进入蜀国以后的事，他早就留言：“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后人有诗曰：“阴平峻岭与天齐，玄鹤徘徊尚怯飞。邓艾裹毡从此下，谁知诸葛有先机。”关于这种长期预测，波普尔说得对：“纯属迷信！”但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这种迷信完全无关。由波动方程描写的过程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然过程，它表现一种简单的、直接的必然性，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所说的人类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具有另一种含义：它不是波动方程所描述的那种单一层次的必然性，而是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种多层次的必然性。

3． 关于“理论历史学”

现在，我们考察“理论历史学”，即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是否可能的问题。

物理过程可以在实验室中以我们所需要的纯粹的形式随时复制出来，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却是独一无二的，两者确实迥然不同。毫无疑问，这种不同使得许多物理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应用于人类历史。问题在于，这种不同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

真实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也是多层次的，理论物理学的统计系综理论为这种“必然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可惜统计系综理论只能应用于大量“全同”的系统而不能应用于独一无二的人类社会。尽管如此，考虑到对于统计系综理论，大量“全同”的系统在某些场合也是一种虚构，对于人类历史，我们也不妨作类似的虚构，把统计系综理论应用于如下幻想中的大量的“全同”的人类社会的集合：

设想万能的上帝能把我们的地球及其所处的外部条件复制了千百万个，这些地球和我们的地球在各方面都一样，其中包括经历了完全相同的历史的人类。但是，上帝在复制出这些地球之后，就不再对它们进行任何干预，于是这千百万个地球上的人们各自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创造各自不同的新的历史。这样，在这以后的某一时刻，不同的地球的人类社会就会处于不同的状态，我们假定可以用有限个“参数”来描写这些状态。这些参数定义了一个表现人类社会特征的“相空间”。这时，就像对于理论物理学中的统计系综一样，我们可以在这一相空间中对这些地球的千差万别的人类历史进程定义一种概率分布，其中的“最可几”的历史进程就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人类历史的必然进程。这个必然进程不是指某一个特定的过程，而是指许许多多的历史过程的共同特征。

诚然，这个“人类社会的系综”纯粹是幻想，但我们似乎可以通过它揭示人类历史进程的必然性与理论物理学的必然性的共同点：两者都是指千差万别中的共同者，都是指千变万化中的不变者。区别仅仅在于我们不得不用不同的方法去研究它们。此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人类科学知识的增长可不可以预测，与“理论历史学”是否可能的问题完全无关。另一方面，虽然我们只有依靠幻想，才能把统计系综理论应用于人类历史，但对于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却能实际上应用类似的方法，例如，《资本论》中的“实体”（“价值实体”、“地租实体”等等），就是指千差万别中的共同者或千变万化中的不变者。

4． 历史预测不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

最后，让我们考察历史预测是不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的问题。

波普尔把“历史决定论”定义为把历史预测作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的理论，按照这个定义，马克思似乎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他的历史著作的一个范例，这一著作是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描述刚刚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的最后一句话：“如果黄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或许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预测，但这一预测决不是该著作的主要目的。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政治经济学的著作，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引用的该著作中关于“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一段话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预测，但这一历史预测也不能说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主要目的。当马克思在世时，为了把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应用于各个领域，他有太多的工作要做，分不出时间与精力来刻意地进行历史预测。此外，按照当时的技术条件，他也很难做出比较长期的历史预测。至于短期的历史预测，或某种寓意式的预测（例如，推下拿破仑的铜像之类），由于时过境迁，人们未必会留下很深的印象。真不知道波普尔是怎么得出马克思是“历史进程的预言家”这一结论来的。

5． “文革学”批判
至于今天，作为马克思的学生，我们的当务之急似乎也不是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进行预测，而是按照马克思的历史观点来理解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考察已经过去了几十年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这是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最令人困惑的历史事件之一。

“为什么新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是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学难题。许多人研究这一课题，并且创建了“文革学”这门新的科学分支。文革学的学者们一致的结论是：新中国之所以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是因为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毛泽东之所以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则是因为他有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那么什么是他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呢？人们只有在这一点上才有了分歧，有人说他怕大权旁落（为了争权夺利），有人说他担心江山变色（为了意识形态），还有人说他有一种“赫鲁晓夫情结”（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因为他有心理上的阴影），等等。

按照这种历史观点，只要对毛泽东的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动机言之成理，文化大革命的全部进程得到了满意的解释。那么，文革学还有没有什么工作可作呢？有！那就是发现新的史料，这种新的史料将补充或改写原来的文革学，但无论怎样补充和改写，文革学都证实了一个永恒的真理：对于历史进程，“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由此立刻得出结论：只有掌握了别人所不知道的史料的人，才能谈得上发展文革学。

“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这种历史观并不是历史学的最新发现，它或许和人类一样古老。至于对这种历史观的异议，我只想提出一个事实：与马克思同时代的作家托尔斯泰（他远不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就曾经对这种历史观曾经提出了极为朴素的质疑。但在今天，谁要是怀疑这种观点就无异于在罗马教廷上提出怀疑上帝。

1957年我批判《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就是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观点出发，对其中的“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状况”的观点提出异议。在劳改农场里，我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虽然，他们所考察的19世纪的欧洲历史离我的现实生活相当遥远，但我还是能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走马观花，联系到斯大林问题，联系到我所知道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

在这一时期，大墙外面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对我的“学以致用”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当“文化大革命”逐渐展开并显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时，我情不自禁地要用我刚刚学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 “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尽管我对新中国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只能说是略知一二，还是在1968年写成了一本书，书名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在该书中有一章专门考察文化大革命。前些日子我把这一章的内容以《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为题的文章,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