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新中国历史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的历史，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初始条件下，按照世界历史的共同规律展开的。为了描述这一段历史，首先要考察它的初始条件。

新中国成立时的社会历史状况有两个基本特征：

第一，在多年战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之后，中国的城市和乡村都遭到空前洗劫，中国的公民社会变得极为软弱和被动。反之，中国共产党却在战火中锻炼了自己，变得极为强大和灵活。新中国成立时，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的公民社会和中国共产党这两个机体彼此相遇并且在相互作用中迅速确定了自己的位置。自古以来，中国的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一直占着重要的地位。上述初始条件使得这一矛盾对于新中国更加突出。

第二，当时中国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1949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曾正确地指出：中国已经有大约百分之十左右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由于这一点，中国已经有了新的阶级和新的政党。但是，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新中国将走向何方呢？

在物理学中计算力学习题时，有一种隔离体法：把所考察的系统分成若干相互隔离的部分，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则用对应的“力”来表示。这种计算方法，虽然未必总是最简单的，但思路清晰，概念明确，不易出错，适用于初学者。下面，我们借用这种方法来考察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

因为大工厂几乎都在城市，毛泽东这里说的现代性的工业经济可等同于“城市经济”，而古代的经济则等同于“乡村经济”。如果把隔离体法应用于当时的乡村，即假定占百分之十的城市经济根本不存在，那么，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在这个古代的经济基础上，将长出一个古代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如果把城市隔离起来，即假定占百分之九十的乡村经济不存在，那么，这些经过民主革命的现代城市，在受先进理论指导的革命政党领导下，将会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社会。

这就是新中国的历史的初始条件：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的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了的城市则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在这一矛盾的基础上展开。

伟人毛泽东，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领袖，也是乡村居民的领袖。作为城市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是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乡村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却是在中国建成一个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一个新世纪的秦始皇和一个“在暴君统治下人人平等”的庶民社会。既然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使命不免相互渗透。于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伟人毛泽东身上，表现为他的“思想状况”的矛盾：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是暴君。当毛泽东说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时，或许他自己也没有察觉其中有如此深刻的含义哩。

因为新中国成立时已经有了现代化的城市，从仍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经济基础的土壤上自然长出来的国家形式，将不同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它将是一种什么国家形式呢？在世界历史中曾经有过两个先例，一个是二十世纪的俄国的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形式，另一个是十九世纪的法国的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形式。它们的共同特征是在铲除旧社会的不平等之后，国家政权（表现为一个“暴君”）通过机关和军队直接对公民社会进行统治。

2． 新中国的城乡矛盾

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政治特征现在被统称为“个人崇拜”。迄今为止，为什么十月革命后的俄国会产生个人崇拜，仍是二十世纪的历史的最大的不解之谜。至于拿破仑主义，非常幸运，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刚好对它进行过详尽的考察。在法国历史上，拿破仑主义的国家即波拿巴王朝。马克思在该文中指出：

“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正如波旁家族曾是大地产的王朝，奥尔良家族曾是金钱的王朝一样，波拿巴家族乃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

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所考察的十九世纪中叶的法国，乡村的政治影响毕竟不如城市。代表乡村社会关系的第二帝国之所以能够建立，乃是由于城市的各敌对阶级暂时达到了势均力敌，刚好让第二个波拿巴钻了空子。但是在新中国，乡村经济本来就占绝对优势，再加上土地改革使乡村居民变成了“耕者有其田”的小农，激活了他们的政治热情，乡村的政治影响一开始就大大超过城市。由此就可以断言，新中国即将建立的“小农的王朝”将比上世纪的法兰西第二帝国更接近于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

那么，“小农的王朝”究竟是什么样的王朝呢？在《雾月十八日》一文中，马克思写道：

“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藉以立足的适当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所有一切关系和个人齐一的水平。因此，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同样的群众在一切方面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着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及其直属机关的各方面的直接干涉。”

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要求有无数的全能的官僚。在新中国，这一要求很快就使共产党的干部们转化成为自我服务的大官小吏，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先进的革命政党转化成为一个排他性的利益集团——权力贵族。

同时，马克思又指出：小农的经济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利，这种权利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

这里，马克思指出小农的王朝要求有一个权力无限的最高主宰——皇帝。在新中国，这一要求通过各种途径把中南海的主人，伟大领袖毛泽东，实际上推上了皇帝的宝座。虽然，和袁世凯不同，他没有龙袍，也不需要龙袍。

权力贵族和皇帝，这是1949年革命的种子在中国乡村的社会关系的土壤中长出的一对并蒂莲。它们的生命力都来自共产党：权力贵族本身就是共产党的组织力量，而皇帝则拥有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它们有各自的社会基础：权力贵族维护着城市居民的种种特权，而皇帝则得到乡村居民的道义上的支持。

然而，不论这一对并蒂莲怎样相互依偎、相互缠绕，它们却天生是一对冤家：新兴的权力贵族要求保持稳定的贵族和平民两极社会，这一要求意味着摆脱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的任何个人与机构，并且被表述为“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而新登基的天子则要求建立一个正式的皇帝和臣民的两极社会，这一要求意味着砍掉共产党这一“贵族中间阶梯”，而这就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消灭三大差别”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

于是，新中国的城乡矛盾在当时就表现为毛泽东与共产党之间的对抗。

如果我们抬头看看北方，事情就更加清楚。前苏联历史上的种种令人困惑的事件，特别是令人谈虎色变的“大清洗”，如果不是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的表现，又能是什么呢？斯大林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对抗，正是前苏联历史进程的基本特征。

3． “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

通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运动，贵族和平民的两极关系与皇帝和臣民的两极关系都得到加强和巩固，但这种加强和巩固并不是同步的。特别是在黑色的 1957年，大鸣大放把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即人民与人民政府的矛盾推向前列，权力贵族和皇帝联手，把五十五万“右派分子”送上了社会主义的祭坛，反右运动大获全胜，但是，胜利果实在权力贵族和皇帝之间的分配远不是均匀的，权力贵族为这一胜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像历次运动一样，反右运动的理论前提是：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她的统治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她要剪除的异己自然是“资产阶级”。反右运动的对象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自然成了资产阶级。既然如此，知识分子在“鸣放”时响应号召向党提的意见自然都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教授治校——资本主义复辟，同人办报——资本主义复辟，内行人领导科技——资本主义复辟，甚至一个中学校长要求对本校教师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也是要求资本主义复辟。所有这些要求其实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而且也都是人们在“国民党反动派”和“独夫民贼蒋介石”统治下或多或少已经争得的民主自由。但是，这些都与 “无产阶级专政”不相容，都是资本主义复辟的要求。

这样一来，知识分子终于领教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真正含义：这个专政所捍卫的社会主义的人间天堂原来是一个久违了的古代王国，这个王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在反右运动中，共产党第一次（虽然只是在私下）打出了“谁打天下，谁坐天下”的政治旗帜。其潜台词是：“新中国乃是我共产党的私家王朝，谁敢说半个‘不’字！”这样，人们终于明白：共产党推翻国民党，建立新中国，也不过是改朝换代而已。不幸的是，经过这次付出了昂贵代价的改朝换代，人们在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中曾经挣得的民主自由竟丧失殆尽。

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由于占压倒优势的乡村的政治影响，新中国乃是一个小农的王朝。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的上层建筑乃是一个新世纪的古代帝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新中国毕竟还有城市。在1949年，中国共产党曾下决心在这些城市建成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到了1957年，她的现代化的理想所剩无几，但仍然没有改变在城市实现“工业化”这一方针。这是因为，她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从而不得不一般地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糟糕的是，现代化的经济基础难免经常地、每日每时地长出现代化的上层建筑，而这又是小农的王朝绝对不允许的。既然如此，中国共产党不得不用右手建立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同时又用左手把上层建筑的现代化扼杀在萌芽状态。换句话说，她不得不保护原因并在结果出现的地方把结果消灭掉。这就是新中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相应地，任何使上层建筑现代化的意向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种用语在语义学上是不是恰当，或许还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坚决反对上层建筑的现代化，却无疑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阶段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未必都十分明确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他们从切身的体会完全能意识到“无产阶级专政”乃是自身的特权地位与物质利益的保障。因此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击右派分子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只是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本身作为权力贵族的存在，她对新中国的统治，也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复辟” 哩！

从表面上看，反右运动的结局既是皇帝的胜利，也是权力贵族胜利。其实却更有利于皇帝：反右运动反的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乃是城市所代表的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反右运动的胜利实质上是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对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的胜利。诚然，权力贵族在她和知识分子的对立中，代表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但是，在她和皇帝的对立中，权力贵族的地位却倒了过来，她自己代表城市的现代社会关系，而其对立面皇帝则代表的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既然“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维护乡村的古代社会关系，那么，权力贵族的存在和她对新中国的统治，又怎能不是“资本主义复辟”呢？

因此，仅仅凭借历史的惯性，权力贵族也必然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尽管陶醉于反右运动的胜利的权力贵族对此还一无所知，灭顶之灾却在一步步临近。让我们祝她一路平安吧！

4． 文化大革命：皇帝与权利贵族的决战

纣王爱好肉林酒池，李后主爱好诗词歌赋。伟大领袖对这两者同样爱好。对于中国人民不幸的是，他还有第三个爱好：随着地位的提高，他的权势欲望象“渔夫与金鱼的故事”中的那个老太婆一样逐步膨胀。到了1958年，他一声怒吼：“滚回去，给小金鱼行个礼！我不仅要当中国的皇帝，我还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旗手。”

于是有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结果旗手没有当上，“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变成了“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伟大领袖对于自己这一丰功伟绩的第一个反应是，清洗以彭德怀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的精英（他们还依稀记得当年革命的目的是“穷人翻身”）。不管是否自愿，权力贵族自己也参与了这一次清洗。这次清洗使得全国继续驶向“大跃进”的深渊，其后果是饿死了四千万中国人。

空前的灾难导致民怨沸腾，权力贵族与皇帝同样失去民心，但首当其冲还是皇帝。在1962年一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形势竟然迫使“一贯正确”的天子作了自我批评，权力贵族对皇帝又一次取得了胜利。不幸的是，这次暂短的胜利却使得毛泽东与共产党（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之间的对抗公开化了。毛泽东终于下决心实现铲除中国共产党的宿愿。

当然，中国共产党的统治是历史形成的，铲除它得有一个过程。真正的斯大林借助于宫廷政变，利用秘密警察，通过“肃反”、清洗和暗杀，逐步铲除了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当上了苏联的新沙皇。根据中国的特点，第二个斯大林再次诉诸群众运动。于是伟大的领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最初的红卫兵运动扫四旧，斗牛鬼蛇神，似乎漫无目标。只有当运动发展到“踢开党委闹革命”和“军队支左”时，才显出其自身的本来面目：这是乡村起来反抗城市，这是武装力量起来压倒组织力量，这是皇帝起来铲除权力贵族。虽然，这次运动更深层的动力还是公民社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抗。

运动造成普遍的毁灭：生命和财产，文化和科技，道德和人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