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罗素与波普尔对劳动价值论的反驳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的考察到此为止，下面考察马克思学说的另一组成部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西方的大哲学家们对劳动价值论的反驳大多令人沮丧而困惑。例如，罗素的反驳是：如果一个人拾到了一块黄金，那么，他几乎没有付出劳动就得到了很值钱东西，这个例子就把劳动价值论“证伪”了。罗素的这种见解似乎不值得认真对待，因为他对这一问题根本就没有兴趣。波普尔的见解也强不了多少。他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写道：

“对我而言，要在这里详细说明马克思对价值理论所作的一系列事实上令人惊讶的运用，是不可能的。然而这也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对这一理论的批评将会指明能够把价值理论从所有这些探讨中清除的方式。……

“如果我们像马克思那样假定一种自由的劳动市场和一种长期存在的过剩的劳动供应，显然，供求的规律对解释一切‘剥削’现象——也即更确切的说，解释马克思观察到的与企业家的财富并存的工人的苦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充分的。正如马克思表明的，十分明显，工人在这种情形下不得不工作较长的时间以换取较低的工资，换言之，不得不承认资本家‘占有自己劳动成果的最佳部分’。这种尝试性的论证——它构成马克思自身的论证的一部分——甚至无需提及‘价值’一词。

“因此，价值理论证明是马克思的剥削理论的完全多余的部分；这独自地提出了价值理论是否真实的问题，但是，假定我们接受过剩人口理论的话，在消除价值理论之后，仍然保留的马克思剥削理论的那部分无疑是正确的。在国家不能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的情形下，过剩人口的存在必然导致不致饿死的工资，导致引发生活水平的差异，无疑是真实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波普尔的所理解的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要解决的“问题”是：“工人为什么能容忍资本家的剥削？”回答是：“因为劳动市场长期存在的过剩的劳动供应。”而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这是最最表层的疑问和最最肤浅的回答。很难设想这位二十世纪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在读了《资本论》之后竟然提出这样的反驳。关于劳动价值论的问题，与波普尔辩论实在是一件过分吃力而又难以指望又什么收获的事情，我宁可选择与一位中国的学者交手。

2． 王若水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据

在我看来，在今天的各式各样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据中，在学术上真正能登大雅之堂的实在是凤毛麟角，王若水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论据则是其中之一，下面我将详细考察的这一论据。

王若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写道：

“劳动创造价值，一个产品的价值，就以制造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来衡量。比如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就是它的价值。这个理论，是以体力劳动为基础的。应用到简单劳动上，好象没有什么问题；应用到复杂劳动上，就有些困难；应用到单纯的脑力劳动上，特别是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上，就完全不行了。体力劳动的产品，是可以规格化的。甲乙丙三个工人造出的桌子，必须是一样的，这样才好比较，才好用数字来计算。但是脑力劳动的产品怎样比较？怎样计算？鲁迅写《阿Q正传》，该给多少报酬才是不多不少？如果有另外的张三和李四，也写出了《阿Q正传》，一模一样，那就好办，可以把三个人所花的写作时间平均一下。但《阿Q正传》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写不出来，那么就没有什么社会平均劳动时间。”

王若水的这一段话只是一个开场白，它的结论不仅是劳动价值论不再适用，而且还有更深远的推论：立足于劳动价值论的剩余价值学说也没有根据，从而 “‘剥削’的问题就变得模糊起来了”；立足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不再是科学，从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仍然是乌托邦”。在当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交响乐中，这是理论水平最高、攻击的覆盖面最广、影响最大最深远的声音。发出这种声音的王若水堪称是的这个交响乐中的第一小提琴手。

王若水的问题提得这样明确，这样尖锐，不能回避，不容躲闪，对于每一个至今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人，王若水在这里明白无误地提出了挑战：“这里就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

王若水的这段话言简意赅，虽然只有二百多字，内容却极为丰富，下面我们仅限于考察其中的三个问题。

3． 关于平均值的计算

王若水提出的中心问题是：劳动价值论是否适用于脑力劳动？我们将在以后专题考察这一问题。在这里，我们先澄清两个枝节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平均值的计算问题。王若水说：“比如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那么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我想，王若水的思路如下：甲乙丙三人制造的桌子所需的时间分别是三天、两天和一天，一张桌子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则是三天、两天和一天这三个数量的平均值。按照求平均值的一般程序，一组数量的平均值就是这组数量之和除以数量的个数，这个平均值是两天。因此，一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

不幸的是，上面求一组数量的平均值的“一般程序”并不总是正确的，对于王若水提出的这一问题，还有另一个决定平均值的因素。例如，在六天时间里，甲能做2张桌子，乙能做3张桌子，丙能做6张桌子，一共能做11张桌子。因此，在一定的时期里，甲乙丙三人所制造的桌子在市场上的“份额”是不同的：甲的份额是2/11，乙的份额是3/11，丙的份额是6/11。由于有“份额”这一因素，一张桌子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将会少于两天。

在一般情况下，上面说的“另一个决定一组数量的平均值的因素”称为这些数量的“权重”。在王若水提出的问题中，甲乙丙三人制造的桌子在市场上的所占的“份额”，即2/11，3/11，6/11三个比值，分别是3天，2天，1天这三个数量的“权重”。按照求平均值的一般程序，把3天，2天，1天这三个数量分别乘上对应的权重，然后再把这三个乘积相加，就是它们的平均值。容易算出，这个平均值是18/11天。

那么，在一般情况下，是不是一定要先求出一组数量中的每个数量的“权重”才能求平均值呢？未必！对于王若水的这一问题，人们通常是这样计算的：甲一天做1/3张桌子，乙一天做1/2张桌子，丙一天做1张桌子，于是，甲乙丙三人在一天的时间里能做11/6张桌子。平均地说，一人一天做11/18张桌子，从而一张桌子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18/11天。

这是一道中等难度的小学算术题，但它所用的方法却是普遍适用的：为了求一个未知权重分布的数组的平均值，先找出一组有关的“等权重的”数量，这时求平均值就是这些数量之和除以数量的个数，然后通过换算得出原来的数组的平均值。对于甲乙丙三人来说，“制造一张桌子所需要的时间”这组数量（3天、2天和 1天）不是等权重的，但“一天能做几张桌子”这组数量（1/3张、1/2张和1张）却是等权重的，先求出这组数量的平均值，再换算成一张桌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值。

统计物理学的主要任务就是求微观物理量的平均值，这个平均值就是该物理量的宏观值。于是给出求平均值所需要的“权重”的公式就是统计物理学中的一切公式中的“开始公式”，而整个统计物理学基本假设则是“一切微观状态都是等权重的”。

4． “社会”：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两字的含义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只能得出结论：如果制造一张桌子，甲要三天时间，乙要两天时间，丙要一天时间，则对于甲乙丙三人来说，一张桌子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是18/11天。但是这个18/11天未必就是劳动价值论所说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个儿童得到一个新玩具，他总会翻来覆去观察它。这“翻来覆去”就是不断改变这个玩具的方位。同样，在科学上，对于一个新概念，人们通常也是在它的变化中去把握。例如，为了理解“能量”这一概念，人们首先考察它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的过程。在这里，为了理解“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两字的含义，让我们考察一个因为“社会”的变化而引起某种商品的价值变化的例子。

设想在某一边远地区的居民习惯穿草鞋走远路，那里有很多人会打草鞋，有人打得快有人打得慢，平均地说，打一双草鞋要半小时。那么，这半小时就是该地区一双草鞋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但是，要说这个时间决定一双草鞋的价值，就默认了一个前提：这个地区的草鞋市场是相对封闭的：该地的草鞋基本上不外销；外地的草鞋或能替代草鞋的商品也不会大量流入以致影响该地的草鞋的价格。对于边远地区，这是可能的。但这一前提很有可能由于一条铁路的通车而不再成立。如果该地区的草鞋的价格因该铁路的通车而降低，是不是表明草鞋的价值改变了呢？未必！它可能是由于某种替代草鞋的商品的输入，也可能是由于较廉价的草鞋的输入。在前一种情况下，草鞋的价值不变，价格的变化是由于供求关系的改变；在后一种情况下，草鞋的价值下降了，但不是我们所考察的社会中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是社会的范围扩大了。换句话说，不是由于该地区生产所需的全部草鞋的总劳动时间的减少，而是由于草鞋的市场有了如下改变：除了本地居民生产的草鞋以外，还包括一些外地的更廉价的草鞋。由此可见，在“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用语中，“社会”两字对应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

因此，王若水得出“制造这张桌子的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就是两天”这一结论时有两个默认的前提：第一，甲乙丙三人生产的桌子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桌子市场，这一前提是极不合理的；第二，甲乙丙三人在这个市场上占同样的份额，这一前提与第一个前提相矛盾。

下面我们考察王若水提出的中心问题：劳动价值论是否适用于脑力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