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改革开放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反思

记得有一次我听于光远的报告，他说那时的社会科学专家们有两派，一是学院派，一是街头派，而他自己是街头派。街头派讲究的是形象性、鼓动性和即时的宣传效果，而不是论据的深思熟虑。看来，王若水也是一个街头派，他的文章语言生动，煽动力强，但仔细一读，却错误百出，实在令人“驳不胜驳”。

在上面指出的王若水的各种错误中，有些是由于疏忽引起的，如果他谨慎一点就完全能避免。例如，关于“社会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中的“社会”两字的含义。还有一些则不仅是因为疏忽，但只要认真思考，或许他也能纠正。例如，计算甲乙丙三人制造一张桌子的平均必要劳动时间。但是，“王若水迷误”却为像他这样的思想家造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缺乏数理科学的精致头脑，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学者，王若水有太多的社会活动，这些社会活动实在无助于他的科学研究，他的特殊的生活条件使他很难穿透社会中的单个成员的得失荣辱来观察整个社会的经济生活。

王若水已经去世，我今天提到他的名字，只不过因为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与他本人的功过是非无关。在当前反对马克思主义千军万马之中，以王若水为代表的对马克思主义“反戈一击”的学者们占有特殊的地位，用王若水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被马克思主义影响了一生的知识分子”，现在却终于开始怀疑自己的这一毕生的信念。他们的现身说法对今天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中老年的知识分子很有说服力。我对他们的为人与今天的实践活动也满怀敬意，对他们提出的问题也认真思考过。

王若水在他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这样写道：

“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了，中国人惊讶地看到了那个‘一天天烂下去’的资本主义体系竟是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和千疮百孔的中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不能不使我们反思自己走过的路。经过改革开放，我们重新找到一条比较适合中国情况的发展经济的道路。这期间，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体系崩溃了。于是，十月革命的道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一齐破了产。”

如果这里的“中国人”或“中国人民”是指中国的“大多数人”，王若水肯定是正确的，但如果王若水本人也是这样的“中国人”中的一个，那就太可悲了。 “敌人一天天烂下去”这样一句既没有理论论证，也没有数据可考的话，难道一定要等到毛泽东逝世、国门打开之后才知道它不真实吗？如果人们稍稍关注一下“敌人一天天烂下去”那个年代的报纸，就会发现一个极为普遍但颇为滑稽的情况：如果某个国家的领导人今天说了中国几句好话，明天我们的报纸上就会歌颂这个国家 “形势大好”，经济欣欣向荣，人民安居乐业；相反，如果他今天不幸说了我们两句不中听的话，明天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一塌糊涂，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像这样稀奇古怪的规律——一个国家的繁荣还是衰败取决于其领导人对当时中国的评价——难道要在经过几十年的“反思”之后，才开始怀疑吗？

但是，王若水的如下反诘倒的确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曾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现在难道不应当用实践来检验一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吗？”

恩格斯曾说：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把理性当作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但是，和启蒙学者华美的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理想中的“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本身有局限性，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的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

在某些人看来，与上述资产阶级社会从理想到现实的过程相似，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建立的新社会的一切弊病归根结底也是马克思的理论本身的问题，都可以追溯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某些人甚至说二十世纪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都是马克思的学说的逐步实现。还有人想象力更为丰富，他们把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进程的各种历史事件都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的“预测”，特别是追溯到《共产党宣言》中的“阶级斗争”和《资本论》中的“剥夺者被剥夺”等等个别词句。

在我看来，诸如此类博学的考证及丰富的想象与马克思的学说完全无关。作为二十世纪共产主义运动基调的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发展进程，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决定的，如果我们有超脱个人、政党和民族的成败兴亡的眼光，就不难看到这种发展进程正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的马克思基本原理的证实：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前，俄国与中国的经济基础都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因此不论俄国人与中国人作了些什么事，这两个国家的上层建筑都只能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中演进，根本不可能通过某种奇迹般的跳跃进入现代社会。相反，如果我们从“伟大领袖”的思想状况来理解这一发展进程，就难免怨天尤人，为这两个国家一而再再而三地失去进入现代社会的各种时机而叹息，并得出马克思主义这也过时那也过时的结论。

当然，在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伟大领袖”们的思想状况并不是不起作用。但是，历史进程，特别是以世纪为计量单位的历史进程，其决定因素并不是人们的思想、理论或信念，而是人们的物质利益。领袖们的“思想状况”，执政党制定的路线，只不过是表现了一定的经济利益。为了描述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揭示“人们的思想状况”所反映的社会的经济生活的发展进程。诚然，对“人们的思想状况”本身的研究也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仅仅是次要的一部分。

2． 又一中国特色：敢于蔑视千年以来的“天下第一”

王若水和其他对马克思“反戈一击”的人，似乎未能细致地区分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和那些“创造性地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也未能细致地区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和因时过境迁而不再适用的个别词句。当然，王若水说得很对，马克思本人的学说，马克思提出的基本原理，其中包括劳动价值论与历史唯物主义，也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如果错了也要修正。但马克思毕竟是全球公认的“千年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当我们批判马克思时，似乎也该稍稍慎重一点。我们不妨先问一问自己，在批判马克思之前，我们要不要积累一点预备知识（其中包括小学的算术知识），要不要先读几本马克思自己的著作（其中包括恩格斯推荐的《资本论》与《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有，我们似乎也该问一问自己，过去我们一直自认为信奉马克思主义时是不是得到了马克思的真传，现在我们自认为怀疑马克思主义时有没有弄清楚自己究竟是在怀疑什么。

总的来说，我们中国人在批判马克思时所表现的敢于蔑视千年以来的“天下第一”的大无畏精神，似乎表现出十足的“中国特色”，而且是“中国当前的特色”。诚然，这种大无畏精神现在处处受到欢迎，而且，越是肤浅的“批判”就越能得到大众的喝彩。但是，中国公众的这种不分青红皂白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情绪，只不过是对数十年来被灌输那种蛮不讲理的冒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逆反心理，并不是对马克思的学说真有深仇大恨。因此，一旦离开中国这个特殊的国度，这种大无畏精神未必总能得到赏识；即使是在中国，也未必能持久地得到青睐。(《对马克思的批判之批判》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