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评明朝的变态皇帝：皇室教育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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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皇帝学习自身角色规范、培养能力、提高素质的重要途径，它不仅能够成就君主的德行，而且能够减少国君因年幼无知或资质愚钝所带来的危害。针对人治社会中皇帝的个人素质与能力直接关系国家的兴衰存亡的特点，历代统治者无不重视皇帝和太子的教育，制定一系列典章制度，并慎重选择皇子的讲官和近侍，尽心培养帝国的接班人。

明代之所以出现这么多“变态皇帝”，与明代皇帝、储君接受的正规教育少，教育程度不高，文化素质与政治涵养较低不无关系。而导致皇族教育失败的因素很多，既有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主观方面的原因，既有讲官方面的原因，也有皇帝本人的原因，正是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使明太祖设计甚为详细的皇族教育制度落空，他的后继者所接受的系统学习微乎其微，皇帝、太子的文化素质与政治能力普遍较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明代东宫教育系统不完善，存在结构性失误，导致太子和皇帝的正规教育得不到保障。

第一、明代的东宫缺乏正规的府僚，太子的正规教育得不到保障。

明太祖鉴于前代的“巫蛊”之祸，在建立东宫教育体制时，改汉唐太子三师三少的制度为不设专职，太子教辅由朝臣兼官、加官或者赠官的制度。虽然这一制度的出发点在于当时战争仍然十分频繁，皇帝外出时需要太子监国，如果“别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易生”，太祖煞费苦心选择文臣刘基、李善长等人教导太子谙识政治，武将徐达、常遇春等教太子克洁戎兵，张皇六师，希望温文尔雅的太子能够居安虑危，不忘武备。

但是，明太祖的这一设计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刘基、徐达等朝廷重臣日理万机，根本无暇教导太子，与辅导太子的实际职责关系并不大。特别是明成祖任命姚广孝为太子太师后，东宫师傅都成为虚职虚衔，与太子训诲辅导完全脱钩，辅导太子之事交给詹事府和坊局官，而这两衙门既不全设，又无定员，其属官往往由其他官僚统领，或者仅仅为翰林官迁转。这一格局对其后东宫教育影响甚大。“明代东宫教育的内核已经掏空，仅存内壁，教训与辅导太子的功能完全丧失。储君终日所处多品行不端之士，往来皆白丁，刑余之阉侍”。

第二、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没有定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约束。

经筵日讲制度是明代皇帝接受常规教育的主要形式。经筵是一种规模盛大、较为隆重和正式的受教方式，包括皇帝在内的文武大臣、翰林学士都要参加，有一套纷繁复杂的礼仪程序，举办次数不多。执行比较好的时期，如太祖、宣宗每月一次到三次不等，而执行不好的时期皇帝几年难得举行一次，光宗、熹宗朝一次也没有开设。皇帝和太子的教育主要还是依赖于日讲。日讲，顾名思义，日日讲读。长期以来形成的不成文规定，只有朔望为假日，一般情况下日讲每天都要进行，只有遇大风雨雪或隆冬盛暑时才暂时终止，但是这一最重要的教育制度却没有明文规定相应的章程，正规的教育极容易受到干扰，比如隆冬盛暑休学的时间在不同的皇帝身上就有天渊之别，遇到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的皇帝，盛暑与隆冬只有为数极短的一段时间;遇到不愿学习，比较懒惰的皇帝，还没有到十月就以天寒为由停止。

明代大多数皇帝对艰涩难懂的正统教育缺乏兴趣与热情，千方百计提前停止日讲，尽可能拖延恢复日讲，大臣往往三番五次、连篇累犊地上疏劝诫，希望皇帝积极接受教育，皇帝仍然无动于衷、我行我素。由于没有一种对皇帝或太子有效的监督机制，旷日持久的教育很难行之有效、持之以恒地进行，皇帝往往自己来决定自己接受教育的时间长短，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一次“暂时”的停止日讲可能是几个月或大半年、几年以后才重新开始讲读，也可能是永远停止，终生不再恢复。

此外，明代虽然定下了皇太子出阁讲学的礼仪程序，却没有规定皇子入学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也没有确立对未册封为皇太子的皇位继承人提前接受教育的权利和规范。而其皇族教育(尤其是东宫教育)是建立在册封基础上的，没有取得太子的名分，名不正言不顺，虽贵为皇子，却因为敏感特殊的身份，不仅不能接受正式的教育，甚至连最起码的基础教育也难以进行。

明代这种僵化的东宫教育机制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很大漏洞。一是未被正式册封的皇位继承人及其子孙出阁讲学甚难。神宗不喜欢朱常洛，迟迟不立太子，不让他出阁接受正规教育，在廷臣再三请求下朱常洛十三岁时才第一次出阁读书，神宗不为其慎重物色讲官，一切恩礼全部减少，直到他十八岁才再次读书。熹宗因皇长孙身份、地位长期无法确立，所以长至十七岁仍不能出阁讲学，接受正规的皇室教育，登基的时候是明代历史上仅有的不亲史书、未受正统儒家精英教育、诗书熏陶，一字不识的文盲皇帝。二是太子开始启蒙教育的时间波动太大，学习效果令人质疑。人的启蒙往往具有一定的时间限制，错过最佳的学习时间，人的可塑造性往往大大减弱，而且学习不得方法，往往事倍功半。明代皇帝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有很大的差异性，英宗、武宗、神宗五六岁就开始出阁讲学，而穆宗、光宗、熹宗等都是年过二八方出阁讲学。储君越晚接受教育，自身素质越差，可塑性越弱，对宦官内侍依赖心理越强，他们“昌龄日茂，未离阿保，讲读未就，冠婚已逼”，冲年血气未定，要想德行清明恐怕很难，稍有闪失、防闲不周就很难保持身心健康，惟有出阁求学，见正事、闻正言、亲正人，才能“益神智远奇衷”。明代接受教育很晚的几位皇帝不肯坚持学习，自身文化素质较低，其统治才能也很一般，缺乏建树。

第三、明初卓有成效地培养皇帝和储君德行与驭术的监国制度逐渐废除。

明太祖实行东宫历事与监国这个旨在培养、锻炼储君治国才能、提高声望的制度吼.对于太子朱标、皇太孙朱允炊能力的培养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成祖时期朱高炽以太子身份监国20年更是将这一制度的积极因素充分发挥，成祖常年经营漠北，巩固了大明江山，他本人实行的仁政缓和了当时紧张的政治氛围，并聚积一批政治精英人物。他们这种内外分工是明朝前期的复兴繁荣、明帝国迅速发扬壮大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一天不容二日，一国不容二主”的传统文化观念使皇帝在积极训练太子执政能力的同时，又惧怕太子势力危及自己的统治，心存疑忌之心。太子监国制度虽然十分成功，却没有被后继的君主沿用。英宗、武宗冲龄继位，没有实施太子监国的基础，而明世宗、神宗原本最适合实施这一政策，却偏偏长年不立太子，储位虚悬，更谈不上让他们接受良好的皇家教育，培养、锻炼、提高其治国平天下的能力，结果造成皇子皇孙教育每况日下，他们扮演皇帝的能力也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此外，明初皇帝在大经筵之外又设小经筵，早朝之外还有午朝甚至晚朝。小经筵就是选择端方博雅之臣，更番进讲:凡所未明，辄赐清问:凡圣贤经旨、帝王大道、以及人臣贤否、政事得失、民情休戚，必讲之明而无疑，乃可行之笃而无弊。午朝是指皇帝在文华门听政，让大臣台谏更番侍直，口奏重要国事，由皇帝裁决;而对于那些来朝觑见的在外文武官员，傅条列地方事，口陈大要，然后由诸司负责评议，这种制度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皇帝太子直接经验的不足，通过勤于政务虚心好学来提高效率，改善统治。故明初皇帝大都能够较好的执行、发挥皇帝职责，而明中后期的皇帝连经筵和早朝都不能保障，更不用说加强自身素质和能力，提高治国能力了。

(二)明代东宫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存在一些问题，极大地影响教育效果

《书》、《易》、《诗》、《春秋》、《资治通鉴》、《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贞观政要》、《皇明祖训》和《宝训》等是皇帝为政为学之书。在学习这些经典之前，他们还要接受小学、史断、经书等启蒙教育。如此繁重的学习任务一般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慢慢地、系统地学习。但是皇帝的责任重大，一旦登上皇位就必须开始履行其职责。然而他们接受启蒙教育的时间很不确定，有时候很晚才接受启蒙教育，因而讲官急于求成，一旦皇帝或太子开始正规的教育就加大他们的学习量，而没有循序渐进。

皇帝和太子每天的教育程序如下所示:1、皇上在东宫侍读，《大学》至传之五章，《尚书》至《尧典》之终篇。今各于每日接续讲读，先读《大学》十遍，次读《尚书》十遍，讲官各随即进讲毕，各退。2、讲读毕，皇上进暖阁少憩，司礼监将各衙门章奏，进上御览，臣等退在西厢房伺侯。3、览本后，臣等率领正官恭事皇上，进字毕，若皇上不欲再进，暖阁少憩，臣等仍退至西厢伺候。若皇上不进暖阁，臣等即率讲观再进午讲。4、近午初时，进讲《通鉴节要》、《贞观政要》，讲观官将前代兴亡事实，直解明白，讲毕各退，皇上还宫。5、每日各官讲读毕，或圣心于书义有疑，乞即下问，臣等再用俗说解读，务求明白。6、每月三六九视朝之日，暂免讲读。仍望皇上于宫中有暇，将讲读过经书，从容温习。或看字体法，随意写字一幅，不拘多少，工夫不致间断。7、每日定以日出时，请皇上早膳毕，出御讲读;午膳毕，还宫。8、查得先朝事例，非遇大寒大暑，不辍讲读。本日若遇风雨，传旨暂免。”我们可以看到皇帝的日程安排如此紧张，既要坚持繁重的学习，又要日理万机处理君国大务，这就使他们对枯燥辛苦的学习缺乏兴趣，产生恐惧心理与厌学情绪。

(三)讲官作为帝王之师的功能在明代皇族教育实践中趋于弱化

讲官在皇帝的学习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早期的太子教育“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与选左右。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夫开于道术，知义之指，则教之功也。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变态皇帝”大多缺乏治国本领，讲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首先，明朝选“老成识大体者”担任讲官，讲官年龄结构的老龄化与继位皇帝的年轻化形
成鲜明对比，这种代沟限制了君臣之间深层次交流。

明代对于东宫臣僚的选择集中在两点:一是德行，讲官必须是端良厚重，老成识体的正人君子，能够以自身的德行去影响太子，使之耳濡目染，提高涵养以利于治道;二是才学，讲官必须是学问醇博，融会贯通的博学鸿儒之士，能够教给太子知识与才干，使太子明白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日后能够承担重任。明代讲官的最大特色就是学识平正、言行端谨、老成识大体，他们一般都是一些誉老夙儒，年过七旬的几朝元老，锐意全失，而明代的皇帝又非常年轻，两者存在很深的代沟。例如武宗朝的刘健、李东阳、马文升、韩文、谢迁等人，既是最重要的阁部辅臣，又曾是太子的讲官，他们的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比较呆板迁腐，与只有15岁的武宗之间所产生的差异和冲突可想而知了，加上讲官每每讲的不是二帝三王治理天下的大经大法，就是四书五经，内容太艰涩玄妙，不适合孩童的年龄心态，令小皇子产生厌烦、恐惧的心理，不愿学习。皇子在儒家正规教育中受到的约束、规矩太多，与内廷宦官为搏取太子一笑而精心安排的校阅骑射、弯弓射箭、巡幸西苑等活动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更愿意接近于内宦，与大臣日益疏远。

其次，明代讲官教育多停留在经典的教义上，“闻道”与“济世”相分离，削弱了皇帝在政务能力方面的学习。

皇帝或太子的学习内容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是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和《皇明祖训》、宝训，通过学习这些经义，了解正心修己治国平天下之道;二是朝廷所处分的军国重事以及谕令，通过剖析时事政治、具体的政策措施来获取权谋方面的知识，培养统治能力。其中经典的学习是基础，君主的治国能力主要还在于讲官联系实务，进行点评规谏，讲“闻道”与“济世”密切结合，方不失为帝王之师。但是明代中后期的讲官很少能够阐发义理，借古讽今，参与时政，敷陈兴利除弊之术，服务现实社会。在明代的教育体系中，经筵进规多于正讲，日讲则正多规少，讲学多集中在对典籍的介绍、微言大义，而很少介入实际的政治领域，点评时政，从而忽视了作为帝王师应有的作用。

在教学活动中讲官既没有充分发挥讲官的导向与规劝作用，也没有采取君臣互动的方式帮助皇帝加深认识。当皇帝较少上朝时，经筵日讲几乎成为儒臣接近，影响皇上行为、德行的唯一机会，但是他们很少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思宗时有一位讲官在讲学结束后斗胆上言国事，希望皇帝能够接纳讲官的意见，允许讲官教学之余结合实际发表独立的见解和观念，但是这位讲官心忧天下的情怀不仅没有感动皇帝，反而遭到惩罚。武宗朝讲官刘忠与杨廷和在日讲过程中，针对武宗宠幸宦官的现象，上疏劝皇帝“戒逸游、崇正学”，“指斥近幸尤切”，结果武宗十分反感地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浮词何为?”瑾素恶两人，趁机将两人贬到南京。神宗朝申时行主管皇帝的教育，他知道神宗不太愿意参加经筵日讲，就建议皇帝不必日日亲往文华殿讲读，改由讲官呈递每日讲义由皇帝自己学习，帮助皇帝偷懒，为神宗提供了很好的借口不再上朝，连唯一的见朝臣的机会也省略了。讲官这种讲学和皇帝对教育的态度使得“讲者虽终日有讲，却漠不关心”;“听者自听，虽终日听而学不关心。”

(四)明代太子和皇帝实际的学习情况及其效果

有明一代，皇帝大多对日讲、经筵很马虎，敷衍了事。皇帝和太子接受教育的机会本来就十分有限，“东宫讲学，寒暑风雨则止，朔望令节则止，一年不过数月，一月不过数日，一日不过数刻。是进讲之时少，辍讲之日多”，岂料皇帝在参加经筵日讲时，“每朝数刻，不过接见朝廷之丰仪而已”，“日讲每讲数刻，不过听闻诸臣之词说而己”，虽然每天都御经筵，但“儒臣之讲未毕而已有鸿鹊之思，几席之读未己而倏兴逸乐之想”。明代皇帝在学习时经常借口身体不适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理由，宣布暂停，仅让词臣将讲章呈上供皇帝预览，因而他们学习效果非常差，治国能力也十分有限。

宪宗“经筵进讲，每岁不过数日，正士疏远，邪说得行”;孝宗登基后亲手取消日讲，经筵也很少举行。武宗正值英妙之年，力学之时继承皇位，杂巧满目，无心学习，没有恒心，缺乏毅力，暮夜无召对之条，昼日又鲜有勤学之益，学习时心不在焉，经常因为嬉戏游玩而延误学习，后又以政务繁忙为托词，不举行日讲，他一暴十寒的做法使得学习“得之方微，耗之己甚”，他在即位前己经学习了七年，却连《尚书》、《论语》这种最初级的圣贤之道尚未读完，而《大学衍义》、《历代通鉴纂要》这类治道之书君王更是不得不学，因而大臣为之制定学习计划与制度，但这次日讲从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开始，时行时辍，讲讲停停，最后因“轻举嬉戏，游猎无度”而荒废，进行不到一月:正德元年秋讲只进行了十二、三天，一暴十寒，以后几乎再也没有举行过;光宗被立为皇太子后“禁不出阁者又十二年”，万历四十四年太子再次出阁讲读，然“仅开讲一次，于是复辍”，从此讲读不复举行;熹宗继位前因为身份未定，一直没有机会出阁讲学，即位后大臣立即给他制定学习计划，望其将正式教育提上日程，他却以天气渐寒、居止不便暂免日讲，后又以文华殿年久未修伤、九五之尊不能在一损坏不堪的地方学习，万寿节将至、冬至将临为由传免日讲，在泰昌年间和天启元年还能坚持每月御文华殿讲读五一八次，但从二年开始，实录上就罕见日讲的记录了，终天启朝，经筵从未举行。

在我们所研究的明代“变态皇帝”中，只有神宗每天天刚刚亮就去文华殿听儒臣讲读经书，又御讲筵，再读史书，即使隆冬盛暑也不间断，坚持达十年之久，因而他的文化造诣和学问在明代诸帝中还是佼佼者，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神宗学业上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太傅张居正有关，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对神宗管教十分严厉，加上大伴冯保、生母李太后在宫中对神宗严格督促与约束，神宗方能坚持十余年的学习，一旦张居正去世，神宗立即放弃了学业。其他的明代皇帝在皇储阶段就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再加上身边的宦官极力诱导皇帝游玩，学业完全荒废。

明代皇帝和太子一般都缺少自律性，经不起诱惑，他们千方百计逃避讲读，动辄以天寒、酷暑、身体不适、请安等为由暂免讲读，一曝十寒，甚至常年不去文华殿。明代皇族教育的失败使皇位继承人不仅不具备国家最高首脑的素质和能力，而且也没有培养他们的个人德行。这些“变态皇帝”大多缺乏经略治国的才能，也没有克己复礼、安民惠民的意识，反而更加放纵自己的欲望，处处扰民害民，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

疯行烈的反驳

一，明代东宫教育系统不完善，存在结构性失误，导致太子和皇帝的正规教育得不到保障

与W先生的观点恰恰丰反，明朝的东宫教育不是不完善，而是非常完善。
明初由于战事频繁，虽有詹事府，但尚没有成为一个独立机构。洪武帝也对此做出了解释：“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设府僚，而以聊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僚，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与卿等意见不合，卿等必谓府僚导之，嫌隙由是而生。”

但到了洪武二十二天下战事大致平定局势缓和之后，始设詹事院，二十五年改院为府，“左右春坊司经局皆列署府中，府设詹事一员副詹事二员，府丞一员主薄一员录事二员；左右坊设大学士各一员，左右庶子各一员，左右赞善各二员，左右司直郎各二员。司经局设洗马二员，校书二员，正字二员。洪武二十九年增设左右清纪郎各一员，左右司谏各一员，通事舍人二员，皆以待从辅助东宫为职。”

上述各官职责有严格划分，如詹事统掌全府辅助太子，大学士主管讲读及文书诸事，司直清纪郎主管弹劾等等。分工非常合理。

这便是明朝最主要的东宫系统，建文年略有改动，但成祖又恢复旧制。

W先生所言：而这两衙门既不全设，又无定员，其属官往往由其他官僚统领，或者仅仅为翰林官迁转。

这些话只能说明了W先生太过于偏颇，没法全面了解过明朝的东宫系统罢了。因为明朝除了东宫詹理府之外，翰林院与内阁也是在辅助太子方面负有重要的实际责任的。原因在于“内阁翰林称同官，其院士主于内阁，而掌印则以学士或待郎詹事等官兼学士或春坊官署掌，从内阁题请。”“凡府僚及坊局官，与翰林院职互相兼。”以詹事府为主体，内阁与翰林院共同负责，形成了一套严密的太子辅助机构。

如此严密的官僚系统竟给W先生你说成了是不全设无定员，岂不怪耶？

第二点：明代经筵日讲制度没有定制，随意性和主观性太强，皇帝和太子的教育缺乏制度的约束。

不知道W先生从何处得出了讲制度没有定制这个理论的，历史与你的观点恰恰相反，明朝拥有一套严格的制度。

明制规定太子每日的讲读制仪是：先读四书，次读经书或读史书，四书由东班待读官解读，经书由西班待读官，读完后则练字。“凡读书，三日后一温，背诵成熟。温书之日不授新书。凡写字，春夏秋百字，冬五十字。”太子的每日活动可分为三个内容：一是读书二是写字三是讲读，都有在上午，而下午则休息或是练骑射。

随着年纪的增长，太子所学的知识和所看的书就越多。如永乐年间，解缙为太子讲读《书》杨士奇《易》胡广《诗》幼孜《春秋》，此外还要读《资政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等书。除了这些儒家经典之外，还要跟太子讲解时事及军国事务，“以朝庭所处分军国重事及抚谕诸蕃恩义，陈说于太子。”

W先生专挑些阴暗面来刻意贬低明朝的东宫的教育制度。不错，明朝确是有些皇帝不好学又懒惰，但这个人本身的问题。明朝同样也有正面的例子，明仁宗明宣宗我就不说了，中后期被称为中兴令主的明孝宗就是东宫制度陪养出来的好皇帝。任何制度都有消极的一方面的，一个王朝越是到了末期消极面就越明显。清朝的皇太就好了吗？同治宣统是怎样一个人才大家有眼看的了，是不是也能用他们做例子来说清朝的教育制度比明朝更差了呢？至少明朝再差也教不出卖国的皇帝啊？

第三、明初卓有成效地培养皇帝和储君德行与驭术的监国制度逐渐废除

按W先生所说：结果造成皇子皇孙教育每况日下，他们扮演皇帝的能力也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

我很奇怪，明孝宗比明武宗强很多吧，崇祯也至少比天启强很多吧？这一代不如一代从何而来？倒是清朝的皇帝一代不如一代才是事实！

明神宗不肯立太子是因为他不喜欢长子而想让次子继位，但遇到朝庭大臣的一致反对。既然没立太子又何以能用这样的事例来证明明朝的东宫制度是不行的呢？如果真要说，请您好好也想一下光绪宣统是怎么当上皇帝的。

(二)明代东宫教育的内容与方式存在一些问题，极大地影响教育效果

W先生，那么您认为要明朝的太子读什么书才算是教育内容不存在问题的呢？是不是叫他们好好学习一下《八荣八耻》和《三个代表》之类的东西才算是正确？

在封建皇权时期，他们首先要学的肯定是四书五经的了，您不觉得你这个话题要求太高了吧？好像一直到了清朝末期，整个中国还是在学那些东西的。

我之前都说了，明朝的太子上午是讲读学习，下午则可以休息或是活动的，其实并不算很繁重。

再接下去的几点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本身就是封建皇权时代的痼疾。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是明朝到了后期由于内臣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明朝的皇帝越来越依赖于宦官才影响到明朝东宫官僚系统---也就是外臣集国的削弱的。唐汉都出现过类仅的情况。每个王朝接近了末期它的消极面就更为突出的。唐宋元明清无一例外。你在这儿刻意去贬明朝根本毫无意义，因为清朝更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