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鲜战争问题

　　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是当代历史、中共历史研究进展最多、成果最多的一个领域。原因在于档案的解密。从七十年代开始，相关国家陆续解密档案，首先是美国、英国。九十年代初俄罗斯档案也大量解密，这使得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有很大突破。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也开始陆续公布了一些档案，比如《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军事文选》、《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军事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彭德怀军事文选》收入了部分相关文献，军科院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了《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周恩来传》，披露了一些材料。

　　还有一个原因，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宣告结束。冷战成为历史，冷战史便越来越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国际学术界一个比较共识的看法认为，冷战开始的标志就是朝鲜战争，研究冷战的起源，就不能不研究朝鲜战争。因此，朝鲜战争的研究最近这些年进展很快，成果也很多。

　　这里主要介绍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朝鲜战争缘起的研究。以前大陆传统的说法是，“美帝国主义指使南朝鲜李承晚匪帮首先发动全面内战”。其实在国外，这种观点一开始就被否定，现在中方的学者也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了。中国专家已经对这个问题作了系统研究。这个问题要从雅尔塔体系讲起。雅尔塔体系的实质，是东西方战胜国对法西斯国家失败所造成的空间进行填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有专家认为，雅尔塔体系的建立使苏联在战后的国际地位和国家安全利益得到了保证，至少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在战后世界的势力范围是通过西方盟国的国际协议的形式固定下来的。出于维护雅尔塔体系的考虑，苏联对外政策也有必要建立在与西方合作的基础上。根据《雅尔塔协定》，战后朝鲜并不是由美国和苏联分别占领，而是由美、苏、中、英四大国共同托管。然而，金日成不满意这样一种格局，他要完成朝鲜半岛的民族民主革命，当时只有一半完成了，另一半没有完成。所以，金日成及朝鲜劳动党酝酿了一个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没有斯大林的支持，是不可能实施的。一九四九年，金日成不断跟斯大林提出这个计划，但是斯大林不同意。有研究者分析，其原因一是战后苏联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二是（也是更重要的）斯大林根本不愿意跟美国人直接交手，因为他知道朝鲜战争一打起来的话，就不是南、北朝鲜的问题，而是苏、美之间的问题了。朝鲜方面曾经试图取得中国方面的赞同和支持，但是，毛泽东同样也不赞成朝鲜对南朝鲜实施军事行动。一九四九年九月，毛泽东在同朝鲜代表会谈时表示，这种军事行动尚无有利的形势，同时中国军队也在忙于国内战争，难以他顾。的确，1949年秋天，中国国内的战事还没结束，十月份以前，西南、西北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更不要说台湾问题了。

　　但是，一九五〇年一月，斯大林改变主意，同意了金日成实施解放朝鲜半岛的计划。斯大林改变主意的原因是什么，迄今为止还缺乏权威的文献档案揭示。一些研究者作了观点并不一样的分析，其中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作为重要背景的见解值得十分注意。一九五〇年一月，访问苏联的毛泽东经过同斯大林的谈判，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苏联归还中国的旅大海军基地和中长铁路。旅大是苏联海军在远东的唯一出海口和不冻港，按照条约归还中国后，苏联海军远东舰队显然需要寻找新的出海口和不冻港。斯大林完全可以预见，在朝鲜半岛爆发一场战争，无论其结局如何，都将保证苏联在远东设定的战略目标——获得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在战争胜利的情况下，苏联会控制整个朝鲜半岛，其南部的港口如仁川和釜山，完全可以替代旅顺和大连；即使战争失利，由于东北亚局势的紧张，会使得中国要求苏军留驻旅顺、大连。作为利益置换，斯大林同意了金日成提出的解放朝鲜半岛的军事计划。这个分析和推论，我以为是很有道理的。斯大林还提出，这个问题应当由中国和朝鲜同志共同解决。不过，在金日成看来，斯大林同意了，毛泽东还能有二话吗？后来的事实果真如此，尽管毛泽东一开始还不大相信：斯大林是否真的同意？一旦证实后，毛泽东当然只能赞成而不便反对了。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人民军越过三八线，开始了朝鲜战争。事情的真相在国际上早已为人所知。一九八六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其中有关朝鲜战争的注释，说法不同于过去：“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没有涉及战争爆发的原由。《毛泽东著作选读》当然是官方出版物，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注释的说法也就有了鲜明的官方色彩。不过，官方尽管向事实靠拢了一步，恐怕很大程度上出于外交考虑，却无论如何不再捅破这层窗户纸。倒是中国的研究者个人，把这个国外世人皆知的“秘密”告诉给了国人。

　　一九九七年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创刊号，发表《一九五〇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中国承担出兵援助任务，从而停止了原定这年解放台湾的计划。文章引人注目的是，依据史料，对朝鲜战争的真正来由作了详细交待。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主管外事和主管宣传的高层人物分别批示，有关部门约见杂志主管单位、主办单位负责人，《百年潮》杂志更是挨批、作检查，差点没受处分。其实，关于朝鲜战争的由来，在国内史学界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恐怕一般公民也有不少知情。

　　对朝鲜战争的研究，国内最有水准的著作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沈志华教授的《毛泽东、斯大林与韩战》。这本书本来想在内地出版，但未获批准。令人费解的是，这本书居然在二〇〇三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还被新闻出版署列为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的重点图书，书名稍有改动，叫《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另外一本书，其中内容也涉及朝鲜战争，是江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出版的杨奎松教授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杨奎松就是前面介绍的《百年潮》那篇文章的作者。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个评估，这也是学术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第二个问题比前边的更敏感。九十年代以来，除了人们熟知的“爱国主义的胜利”、“国际主义的凯歌”的结论外，学术界对于抗美援朝战争得失的评估，看法很不一样。一种观点认为得失相当，整个抗美援朝打完了以后既没有失去什么，也没有获得什么，其理由是交战双方最终都回到了三八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失大于得，主要对中国来讲，付出远远超出了获得。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不好做简单的比例估计，最好做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看“得”得在什么地方，“失”失在什么地方。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在三个方面即军事、经济和政治上都付出了巨大代价。军事方面：整个抗美援朝争，中国志愿军兵员损失共计四十二万六千二百人，包括阵亡、负伤、失踪、因伤病致死四种情况。志愿军跟美军的兵员损失是二点六二比一，差不多接近三个人比一个美军，损失的代价远远超过了美军。经济方面：中国消耗的作战物资五百七十余万吨，支出军费六十二亿人民币；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设想，一九五一年中国的军费开支要从一九五〇年占预算总支出的百分之四十三点六降到百分之三十，结果不仅没有降，反而涨到了百分之四十五点，影响和挤压了国内经济的恢复，同时使得中国更多地在经济上依赖于苏联和东欧。政治方面：最大的代价就是解放台湾的计划搁浅了，因为不可能实施原来的作战计划。朝鲜战争之前，杜鲁门已经准备放弃台湾了，对蒋政权表示失望。当时第七舰队已经开回夏威夷了，朝鲜战争一开打，美国第一个行动不是出兵朝鲜而是派第七舰队重新进入台湾海峡。最关键的是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中国。
　　

　　七、过渡时期总路线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这个问题的争论就比较久了，从八十年代一直争论到现在。官方有一个结论，就是肯定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六年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

　　归纳起来，可以概括成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完全按照当年那个调子，全盘肯定过渡时期总路线和三大改造；第二种观点是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没有错，失误在于过急，开始过渡的时间提前了，过渡时期的时间缩短了；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应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从学术界看，相当多的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毛泽东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关于未来中国社会曾经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政治上组成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经济上实行五种经济成分并存，文化上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毛自己反复强调过，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的资产阶级专政，又不同于苏俄的无产阶级专政；还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策将要实行一个很长的时期。但是，执政以后不到四年，毛就开始酝酿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从而放弃了原来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设想，结束了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

　　毛为什么放弃他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设想？关于这个问题，学术界有很多看法。

　　一种看法说，毛新民主主义的制度安排和制度构想完全是一个策略，他从来就不准备真正实施。理由很简单，因为处于在野党的地位，要成为执政党，需要有一个赢得社会各阶层广泛赞同和拥护的纲领，新民主主义就是为了这个实现目标提出的一个策略甚或只是口号。一旦目标实现了，策略就可以放弃。

　　第二种看法，归结为外部因素影响，即来自苏联和斯大林的意识形态压力。斯大林、联共中央本来就不承认中共的新民主主义，在斯大林看来，毛这些人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只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用斯大林的话说是“半个铁托”。这给中共很大的压力，所以，中共执政之后不久就要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共执政后所采取的工业化战略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放弃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键原因。中共的工业化战略，效仿了苏联斯大林模式，采取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而挤压农业、轻工业的方针，这种模式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的工业化模式，它要求政府集中和控制各种资源。而这一切的前提，是将各种所有制经济统统纳入计划的轨道，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改造。

　　第四种看法，是认为毛自己的思路发生了变化。新民主主义设想原来的确是一个战略，但是到了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年以后毛开始变了。导致毛思想变化的因素有三点：（一）国民经济在三年时间里迅速恢复，比原先估计的三到五年更快地实现了经济恢复的目标，这使毛觉得既然经济可以如此迅速地恢复，经济的改造也可以更快地实施；（二）中国公、私营经济比例在一九五二年有了一个倒置性的变化，一九四九年私营经济的比重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以上，到了一九五二年公营经济则占到了三分之二还多；（三）一九五一年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的兴起农村互助合作运动，毛认为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有走集体化道路的要求和愿望。

　　第五种看法，认为毛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本身就有局限性，比如，没有明确新民主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从而忽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期性；还比如，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判断，是一种“二元论”，一方面说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中心，另一方面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两者在逻辑上发生抵牾；再比如，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条件，强调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改变，而忽略物质基础这个最根本的条件。这些局限导致了实践上的失误。

　　毛什么时候开始考虑放弃新民主主义制度设计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是一九五二年，根据就是这年九月毛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这样说当然是有根据的，毛的讲话也已经公布。但是，放弃原来的设想，在毛又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有一个从模糊到愈来愈清晰的渐变过程。从文本看，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初露端倪。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材料，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毛原来认为中国应该搞“新资本主义”，到1948年这次政治局会议前一直是这么说的。到这次会议，他不再提“新资本主义”了，反而批评“新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他肯定中国革命胜利后，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意味着他根本不会搞“新资本主义”。毛的思想发生这个改变，原因恐怕在于国内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一九四八年九月时，中共武装力量准备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能够进行决战，当然是双方力量对比有了重大变化。一九四五年中共召开七大时，毛对未来形势的估计是困难重重，认为中国很可能要走一段联合政府的道路，跟国民党共同组建一个联合政府，而共产党在联合政府的比重会非常小。到这时，共产党跟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中共可以完全独立执掌政权，用不着再搞新民主主义了。

　　这样才能解释他为什么在五十年代初对刘少奇不满。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对东北局有个批评。东北局要把老区的互动组提高一步，要削弱、动摇农村的私有制基础。刘少奇认为高岗他们违反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说现在不是搞社会主义、走集体化道路的时候。毛当时没有表态，据簿一波的回忆，高岗说刘少奇把这个报告给了毛，毛就批给了陈伯达，当时毛的表情是面露愠色，但是没有说话。一九五一年，山西省委有一个关于长治地委报告的批语。长治地委的报告和山系省委的批语跟东北局的政策主张是一样的。华北局和刘少奇都认为山西省委的这个批语是不对的，刘少奇还是说现在我们不能动摇农村的私有基础，搞社会主义还是一个很远的事情，说它违背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这回，毛没有沉默，批评了刘少奇。他找了刘少奇、周恩来、薄一波、刘澜涛，说马克思也说过，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早期也有工场手工业阶段，工场手工业阶段通过简单的协作分工，也可以产生新的生产力。刘、周等人接受了毛的批评和意见。

　　关于新民主主义问题和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最近这几年最大的争论发生在一九九八年底到二〇〇〇年。一九九八年，胡绳在湖南的一个学术讨论会上发言，题目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认为毛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允许资本主义在中国存在和发展，并且最早批评了中共党内的民粹主义思想。但是，五十年代初，毛自己没有坚持新民主主义理论，反而染上了某种民粹主义的色彩。在他看来，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物质基础极大丰富后，才能搞社会主义。中国五十年代搞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后来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中搞“穷过渡”，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否定商品生产、货币交换，实际上就是超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这个阶段，倒回去了，落入了俄国的民粹主义窠臼。一九九九年，胡绳的发言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和《中共党史研究》杂志，引起广泛反响。

　　第一个出来批判胡绳的是沙健孙。沙健孙说胡绳的意见，不仅是针对毛泽东的，而且是针对第二个历史问题决议、针对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的。沙认为，胡绳提出的与历史决议、邓小平论述相左的观点，不仅事实上站不住脚，而且还可能在政治上思想上引起混乱。沙说：“事实告诉人们，不是领导中国人民搞社会主义改造的毛泽东等在搞民粹主义，而是指责毛泽东等的人自己陷入庸俗生产力论的泥潭了。这种庸俗生产力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过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歪曲。”

　　从此，赞同和反对的意见打了好一阵笔墨官司，声势不凡，以至惊动高层，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了结。
　　

　　八、反右派运动问题

　　官方只承认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而发动运动本身是“必要的”。这是邓小平的基本估计。研究者的看法一直有争议。

　　一个最大的争论是反右派必要不必要？实际上民间的研究早已经突破了。全部右派是五十五万人。据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错划的“右派”改正，全国没有被改正（不叫“平反”叫“改正”，官方掌握的概念非常严）的，大概不到一千人。中央统战部掌握的“右派”一共是二十七人，改正了二十二人，只摘帽不改正的五个人：章伯均、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有人调侃说：“为了五个人，搞了一场反右派运动。”

　　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是整风运动一开始是不是就要“钓鱼”（即“引蛇出洞”）？李慎之先生的看法是很明确的，他认为整风运动就是要“钓鱼”，他引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毛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毛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证据。朱正先生则认为，毛一开始是要整风，要鸣放，到后来他觉得形势不对，才改变了，才提出“引蛇出洞”。

　　我个人倾向于朱正先生的看法。毛一九五六年的心态是比较高昂的。为什么呢？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斯大林长期不相信中共会搞社会主义，现在中国搞了，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毛泽东说过他比四九年解放还要高兴。另外一个，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第一次介入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欧洲事务。本来一九四九年斯大林和刘少奇会谈的时候有明确的分工，斯大林明确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亚洲事务由中共负责，欧洲事务由联共负责。波、匈事件发生后，中共不仅介入了欧洲事务，而且在东欧一些国家如波兰赢得好感，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提升了威望，得了分。所以，毛的心态非常好。他说过，像波兰和匈牙利那样的事件，在中国不会发生，不是没有牛鬼蛇神，但是刮不起来波、匈那样的七级台风。一九五七年二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过一句话，叫“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后来整理发表时删掉了。可见，一九五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是非常自信的。在他看来，异端起不了大浪。

　　一九五七年五月一日公布整风的指示，一直到五月中旬，毛逐渐感觉事情起了变化。一是所有的舆论全都是批评，这其实也都是中共中央的意思，要求只提批评意见。一时间，报刊、电台和各种非中共人士的座谈会都是批评，你想那是一种什么气氛，就像是“一边倒”。二是民主党派主要不是提什么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而是提制度问题，认为主要是制度、体制有弊端。这就跟铁托的观点一样，铁托在南斯拉夫普拉发表演说，指出斯大林问题的发生的主要不在于斯大林个人品质，而是制度出了问题。民主党派也认为这个制度是一个过分集权的制度，一九五四年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民主党派的地位不是上升而是降低了。言论中还涉及到中共执政以后历次政治运动，比如镇反、肃反、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改造等等。这些都是非常敏感的话题，远不是毛认为的仅仅是作风问题，他没有想到。特别是五月中旬以后，言论愈来愈激烈尖锐。高校学生也动员起来了。比如北京大学“五一九”大字报，非常厉害。当时有一个谣言，说毛已经坐不稳了，快要被赶下台了。毛更加敏感，所以，才在五月中旬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党内文章。文章才明确表达了“引蛇出洞”的意思，要求再搞两个星期的整风、鸣放，然后就开始收网，反击“右派”。
　　

　　九、“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问题

　　这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成果也很多。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不做更多介绍。主要介绍两个问题。

　　一个是“大跃进”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比较值得注意的有六个数字。

　　第一个是《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这是官方正式公布的数字。但是只统计了一九六〇年减少人口一千万。

　　第二个是中科院的报告的数字（这个报告我没看到，是别人引用的）。大概是一个关于国情问题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涉及人口，讲到“大跃进”非正常死亡人口，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三年，减少人口一千五百万。统计口径大于《中国统计年鉴》。

　　第三个数字出自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蒋振华教授。他统计的口径更大了，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六年时间，非正常死亡人口是一千六百九十七万。

　　第四个数字来自国防大学教员丛进教授。他在自己的著作《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这三年，减少人口四千万左右。这个统计口径与中科院的报告一致。

　　第五个数字是来自金辉的文章。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中国大陆非正常死亡人口低限值也在四千零四十万。

　　第六个数字是美国人口学家科尔统计的。科尔是美国著名的人口学家，他提供的数字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非正常减少人口两千六百八十万。

　　我个人对二千万以下的数字都持怀疑态度。有一个材料是半公开的，就是信阳地委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份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这个报告收入了国家农业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农业集体化文件选编》一书中，报告列举了两个县的材料，一个是正阳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一万八千人。信阳事件出来以后，揭发的是八万人，同原来报的数字相差三倍多；另一个是新蔡县，最初报告的死亡人数是三万人，以后复查，揭发出来的数字是接近十万，相差两倍多。报告还列举了嵖岈山人民公社（这是闻名全国的第一个人民公社）的数字，嵖岈山公社最初报告死亡六百人，复查的结果是近四千人，相差六倍多。按照《中国统计年鉴》公布的数字，取一个相差四倍的平均值来推断的话，也不止两千万。当然，到底非正常死亡多少，仍要做非常艰苦的考证和调查，从多方面去统计，如公安部门的户籍统计，卫生部门的疾病死亡统计，民政部的救济统计等等，更不用说政府统计部门。几个方面的数字互相作参照。再说，当年统计的数字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准确，这个也很难说，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难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三年自然灾害”是一个沿袭了很长时间的说法，当年说严重的经济困难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叫做苏联撕毁合同，增加了中国经济困难；一个叫做“三年自然灾害”。

　　国内有研究者根据全国一百二十个水文站的统计资料认定，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即便说不上风调雨顺，至少没有全国性的大的自然灾害。这个统计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全国气象状况一共可以划为五个等级，叫做负二度区、负一度区、零度区、一度区和二度区，分别表明涝、偏涝、不涝不旱、偏旱、旱。就是说，结果越接近零度，全局性的灾害就越少。在公布的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七二年长达十几年的年份里，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三年，比一九五四年、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五年和一九七〇年、一九七二年都更接近零度区值。因此，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站不住脚。这个统计是非常扎实的，是根据水文总站历年的历史资料来说的。
　　

　　十、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问题

　　这个问题现在研究得比较清楚了。
　　李锐先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大跃进”亲历记》，一本是《庐山会议实录》。《“大跃进”亲历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只出了一个上卷；一个是海南南方出版社的，上、下两卷，但是这个书排版、校对一蹋糊涂，质量很差，几乎每一页都有错误。《庐山会议实录》有三个版本，一个是一九年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内部发行；一个是一九九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还有一个一九九九年也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两部书绝不是简单只是他凭记忆写出来的，里面有大量的原始文献材料。《“大跃进”亲历记》差不多把毛在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历次中央会议和某些小范围内的讲话、谈话、插话都披露出来了，相当完整。《庐山会议实录》就更不用说了，用了大量的个人笔记和文献。所以，庐山会议其实是比较清楚了。

　　庐山会议的历史有一个争论的问题，就是毛为什么突然要批彭？有人说是因为彭德怀没有保护好毛岸英，毛迁怒于彭。这个说法恐怕站不住脚，也缺乏有力的材料证明。

　　有研究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毛泽东当时纠“左”有一个根本的底线，就是“三面红旗”绝不动摇。从一九五八年秋天开始，他虽然纠“左”，但是始终肯定和维护“三面红旗”，多次说过对于那些“动摇分子”要警惕。一九五八年的武昌会议，一九五九年一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一九五九年四月的上海会议，一直在讲。所以，毛的纠“左”绝对是有限度的。其实，毛上庐山开会之前，会议期间，已经看到很多材料批评和指责“大跃进”，比如江西中级党校的材料、广州军区四十二军的材料、中央国家机关讨论人民公社决议的材料，那里面有章伯均、罗隆基、龙云的言论摘录，龙云说得很厉害，说“天安门工程就是秦始皇修长城”。毛对这些材料实际上早已不满。

　　还有研究者认为，苏联和赫鲁晓夫的态度，对毛有很大负面影响。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七月在波兰波拉采夫农业合作社发表演说，他说：把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曾碰到过不少困难。在国内战争一结束后，我们当时开始建立的不是农业劳动组合，而是公社。看来，当时许多人还不太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公社建立了，虽然当时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指农民觉悟）。结果是大家生活都想过得好，而在公共事业上又想少花劳动，正所谓“尽可能干，按需要拿”。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成绩。赫鲁晓夫的演说，讲的是苏联的历史，实际上批评的是中国的人民公社。敏感的美国《纽约时报》驻华沙记者马上报道了，这个记者好象就叫索尔兹伯里。毛对苏联的看法是特别关注，从斯大林去世以后，毛要创造一个国际共产主义的典范，就是要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阵营中扛大旗。他希望中国走出一条跟苏联完全不一样的路，树立社会主义的正统旗帜。有研究者注意到，苏联官方报纸一九五八年一年没有一篇关于“大跃进”的文章，只有《共青团真理报》有一个报道，对于人民公社则一篇报道都没有。这个时候出来彭德怀的意见书，毛当然很恼火。他认为国内有一批人跟苏联人呼应，跟美国人呼应，跟党外的这些人呼应，一齐向他示威。这是毛要批彭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你踩了我的“线”，攻击我的“大跃进”，攻击我的“三面红旗”了，我当然要反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