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国际在线专稿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要求恢复科举制的文章，作者列举了科举制度的种种好处，乍一看，似乎还有些道理。

尽管我从来没在国内媒体上读到过类似的文章，但对此我并不感到特别惊讶。因为一直以来，中国人对科举是心存好感的，即便是在科举制度被废了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科举被清政府废除之后，第一个提出为科举平反的著名人物竟然是“戊戌变法”时期激烈抨击科举制的梁启超。梁启超认为“科举非恶制也”，并公开提出了恢复科举的建议。民国建立后，革命家孙中山也在各种场合褒扬科举制。他在《五权宪法》等演说中一再强调：“中国古代的考试制度，是世界各国中用以选拔真才的最古、最好的制度。”新文化运动的教父胡适也对科举制度心存好感，他曾说：

这种制度确实十分客观、十分公正，学子们若失意考场，也极少埋怨考试制度不公…… 它是一个公正的制度，即使是最贫贱家庭的男儿也能够通过正常的竞争程序而爬升到国家最荣耀、最有权力的职位上。经过这种制度的长期训练，中国人心中已形成了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政府应掌握在最能胜任管治工作的人的手中；政府官员并非天生就属于某一特殊阶级，而应通过某种向所有志愿参加考试的人敞开的竞争性的考试制度来选任。

　　其实，我们的高考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种“一步登天”的形式。一想起“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浪漫，相信多数国人都会为之心驰神往的。

　　但在我看来，科举之弊既不在形式，也不在内容，而在于它的终极意义——它并不是纯粹为了选拔人才而设（至少在客观上造成了这一后果），它是为家天下服务的，就像我们的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这一点，许多人都没有认识到。大前提错了，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于是无补，甚至可能是南辕北辙。

　　上个世纪初，满清皇帝被推翻之后，康有为仍旧坚持一贯的君主立宪立场，并提出了“虚君共和”的设想，认为中国需要一个精神上的偶像。而在当时，孔子的后裔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他说：“以中国四万万人中，谁能具超绝四万万人而共敬之地位者，盖此资格，几几难之，有一人焉，则孔氏之衍圣公也。”他一如既往地推崇日本的天皇制，以此证明自己的政治理想并非空穴来风——“合大地万国而论之，一姓传家，只有日本天皇历与之同，其无事权而尊荣亦略同，又皆出于我东亚国也。”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年轻气盛，虽说有些冒进，但大方向是没错的。到了晚年，老人家就犯了糊涂，因为他没有看清历史的实质。两千多年来，中国的军政大权始终在皇帝一个人手上；而在日本，天皇更大的意义只是民族的象征，国家大权一直是掌握在幕府（贵族集团）手里的，天皇只是一种摆设，明治维新以后更是这样。在中国，只要有皇帝就不可能“共和”，而“虚君”的结果也还是“家天下”，慈禧就是这样干的。即使有议会制存在又怎样？不一样被袁世凯之流玩弄于股掌之间？自古以来，中国始终没有一个能长期与皇权抗衡的强势阶层，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尽管在我们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贵族制衡君权的状况，但时间都很短。战国时代，孟子就明确表示：“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东汉末年和魏晋时期，士族一度与皇权分庭抗礼。这里的“巨室”和士族实际上就是君权的“反对党”，而九品中正制（九品官人法）正是魏晋时期保障贵族干政的剑与盾。

　　九品中正制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产物。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的是儒家准则，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最重要依据，而九品中正制正是沿袭了东汉乡里评议的传统。九品中正制创立于曹魏，在各州郡选择“贤有识见”的官员任“中正”，中正以家世、道德、才能为标准查访评定州郡人士，将他们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作为吏部授官的依据。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梁朝史学家沈约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的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所以门阀世族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据说在两晋南朝时期，由此途径当官的 684人中，世家门阀入仕的就达到434人。到了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许多政权是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他们并没有参透汉人的选材理念，九品中正制的作用已经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了。

　　但即使是从选拔人才的角度上来说，九品中正制都要比所谓“公开、公平、公正”的科举制更科学、有效一些。至于那些因此而被埋没的人才，其比例并不比科举考试所埋没的大。

　　按当时规定，任中正者（主考官）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换句话说，都是有头、有脸、有声望人物。由于重要人物往往要由中正亲自评议，所以“中正官”在选拔人才时，必须考虑到因“看走眼”而带来的不良后果。同样的，推荐人也必须承当风险，而且荐举在当时带有一定的保举性质，被举荐的人如果犯法，荐举人要负连带责任。

　　而入选的贵族子弟，因为遗传和家境的关系，自然要比贫寒家庭出人才的几率高。有的甚至二十岁（弱冠）左右便由吏部直接铨选入仕，而不必经过察举。如傅畅，“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选入侍讲东宫”；谢琰，“弱冠以贞干称，美风姿，……拜著作郎”；王洽，“（王）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羡俱有美称。弱冠，历散骑、中书郎”。据说西晋入仕的192人中，直接入仕者占56人，到东晋就更多了，入仕的209人中直接入仕者占118人。吏部铨选只是士族直接入仕的一种方式，更具前程者是公府（含位从公）辟召。如庾亮，“年十六，东海王越辟为掾，不就。……元帝为镇东时，闻其名，辟西曹掾”；王戎“袭父爵，辟相国掾”；殷浩，“弱冠有美名，三府辟，皆不就，征西将军辟为掾”，等等。

　　上述种种情形，初看觉得贵族实在霸道，但谁也不可否认的是，这些人都不是浪得虚名。著名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大多也是官宦出身，你能说他们没有才华？

　　再来看科举，在中国实行了一千多年，出了进士十多万，举人百多万，可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真才呢？

　　当然，九品中正制的缺陷是也是明显而致命的，那就是搞寡头政治，没有群众基础。科举就是皇帝直接刺向这个薄弱环节的利器，不过他可不是为了什么“民主”，而是为了消灭“家天下”的敌人——贵族反对派，以达到其“惟我独尊”、“为所欲为”的目的。

　　而老百姓之所以对科举狂热追捧，主要是为了一步登天做官，其次就是一种虚荣、攀比的心理——你家孩子能考上，我家的也能考上；越难考越要考，录取得越少才能显成功者的荣耀。在唐朝，明经科之所以不如进士科有吸引力，就是因为进士科要考诗赋，比较难；而明经科只需死记硬背，“技术含量”显然不如前者高。此外，明经科每年取一、二百人，而进士科则只有区区一、二十人，所以，在唐朝众科中，当时的人们最看重的是进士科，甚至有“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美”这种说法。

　　然而，到了明朝，朱元璋受朱熹理学的影响，科举考试不再试诗赋，写诗竟成了雕虫小技，写诗歌往往被人们视为不务正业。

　　可见，科举的指挥棒始终在皇帝手上，是为皇权服务的。

　　韩国的科举制度始于高丽时代（公元985年），直接照搬隋唐。公元1392年，李朝重新整顿衰落的科举制度，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但实行数科之后，发现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而韩国皇帝为了捍卫“家天下”，一再强调“我国公道，惟在科举”。不少韩国儒学家不以为然，要求改革乃至废除科举，但直至公元1894年，韩国的科举制才在日本人的干预下废止。

　　在这一点上，日本人就要比中国人和韩国人更明智一些。他们在公元八、九世纪时仿照唐朝的制度举办贡举，分为秀才、进士、明经、明法、医、针六科。秀才科是介于荐举和科举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选官制度，公元587年隋文帝下令设立秀才科，命各州每年选举三人，集中京师考试，成绩优秀者为秀才。唐朝初年，秀才科等级最高。贞观年间，有一个州被推举应考的竟没有一人合格，太宗大怒，处罚了州长，随即叫停了秀才科。但日本到公元730年以后反倒是秀才科逐渐“火”起来而进士科日渐式微。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贡举制度基本上被贵族把持，“博士”推荐学生参加科举，主要以家庭背景为用人标准，11世纪后，政府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至此，科举制在日本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倒是更接近于被科举取代了的九品中正制，但正是这一选官制度保障了日本贵族集团对国家政权的控制，进而限制了君权。明治维新以后，贵族操控的贡举制度直接被西方的学校制度所取代，国家政体也直接过渡到君主立宪，少走了许多弯路。

　　当然，我说九品中正制好，是相对科举和皇权而言，比起当今更为科学的素质教育和民选制度来它差得很远。科举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是十分荒谬的，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考试的主要内容更是适得其反，很容易培养出一批口是心非的虚伪之徒，正如日本维新教父福泽谕吉在抨击中韩两国的流弊时所说：

　　如果在文明日新月异的战场上论及教育之事，就要谈到儒教主义。学校的教旨号称“仁义礼智”，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虚饰外表的东西。实际上岂止是没有真知、原则和见识，宛如一个连道德都到了毫无廉耻的地步，却还傲然不知自省的人。（《脱亚论》）

　　因为鉴别一个合格官员和政治家的标准不是看他写的文章如何地有文采，字写得多好看，话说得多漂亮，而是看他是否在现实中具有领袖的魅力，能否赢得人民的拥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