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办公厅曾对当时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做出下列归纳：（一）将所有符合条件的特困职工纳入“低保”的工作尚未完全得到落实。据全总在国家统计局专家指导下进行的调查，截至2001年6月30日，全国城镇企业单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特困职工有717万人，按本次抽样调查得出的特困职工家庭赡养人口系数2.29推算，涉及的家庭人口数为1641万人，加上机关、事业单位特困职工家庭人口1046万和民政部门确定的83万“三无”对象，全国城镇特困人口为1829.6万人，广泛分布在东北、中西部地区的省份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一些老工业基地以及军工、煤炭、机械、有色冶金、纺织、农垦等生产经营不景气的行业。这些特困职工大多由于本人下岗失业、无固定收入、所在企业停产而尚未破产、患重病或子女教育经费负担过重等原因而处于困境。一些职工一旦下岗失业，失去经济来源，其生活境遇甚至比农村贫困户还要艰难。内蒙古乌达、海勃湾及包头矿务局的许多职工买不起口粮，靠赊购粮油生活，有的甚至以拣菜叶和挖野菜维持生计。重庆南铜矿务局至今仍有321户、1250人住在“棚屋”和“岩洞”里。贫困使一些职工的承受能力已达到极限，有的地方出现困难职工卖血、卖淫，甚至发生职工自杀的悲剧。据重庆市对5家企业调查，近三年来困难职工绝望自杀的就有11广人。为事缓解特困职工的困难，各级民政部门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做了大量工作，去年10月作了扩面覆盖工作部署，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据民政部统计，2001年全国“低保”资金共投入50亿元（其中中央财政投入23亿元），全国城市“低保”覆盖面达到1189万人，占民政部门认可的应保总人数1589万的75%，占工会统计的1828.6万人的65%。据地方工会反映，由于扩面工作是去年第四季度部暑的，一些地方对已经进入覆盖范围的部分“低保”对象，只完成了审批程序，救济待遇还没有落实到位，存在“等钱救济”的现象。造成对特困职工应保尽保不落实的主要原因，一是“低保”资金缺口较大，不少地方财政没有按照中央“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打足“低保”资金预算。加之“低保”筹资采取分级负责方式，一些地方往往视财力状况安排进入“低保”人数。二是一些地方没有严格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办事，没有把辖区内的中央企业或省属企业覆盖进来。葛州坝集团公司5.5万名职工中有特困职工3700户8000余人，每年需要“低保”资金600万元，宜昌市因葛州坝集团公司是中央直属企业，只给企业落实了由中央财政补助的120万元“低保”资金。三是确定特困职工进入“低保”的政策标准脱离实际。许多地方在计算特困职工家庭收入时，把职工应得未得的收入视为实际收入；把年龄18至55岁省劳动能力的职工一律视为有最低工资保障；把家中有电视机等一、二件旧家用电器的视为不能享受“低保”的绝对条件，从而不允许纳入“低保”范围。据陕西省分管工业的副省长反映，陕西华山冶金车辆厂长期经营困难，目前800余户特困职工家庭，只有80余户240人进入“低保”，且因保障资金少，每月家庭只能补助5元钱。地处武汉的中国第一冶金建设集团公司，在1093户特困职工中，已进入“低保”的只百75户，尚有1018户未进入“低保”。其主要原因是计算的职工虚拟收入水平超过了武汉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四是由于“低保”扩面扩大了民政救济范围，大大增加了工作的业务量和复杂程度，地方民政部门和基层街道、居委会缺乏相应的工作机构和人力、经费来完成这一任务。（二）下岗职工人数居高不下，解除劳动关系困难重重，实现再就业形势十分严重。一是下岗职工的人数仍居高不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数字，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2550万人，2001年底仍滞留在“中心”的下岗职工为600万人。据全总2002年1月对24个省（区、市）的统计，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共有798.2万人，可见还有大量已下岗的职工未进入“中心”，也没有按下岗职工统计。城镇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人数庞大，其处境比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更为艰难。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结构调整和企业改革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职工下岗、失业问题更为突出。二是大部分企业与下岗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存在经济补偿难、清还债务难、社会保险关系接续难的问题。目前，多数企业无力支付经济补偿金，难以偿还拖欠职工的债务。辽宁省仅以工资、集资款、医疗费等项计算，企业拖欠下岗工人的债务人均1万元左右，75%的企业无力偿还。部分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关系时，虽然签订了还款协议，但其实只是打白条，存在着很大的隐患。职工因解除劳动关系后没有能力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部分企业欠缴社会保险费，致使相当数量的职工出“中心”后无法享受失业保险金，基本生活没有保障。三是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加大。由于就业岗位有限，竞争激烈，加上下岗职工往往年龄偏大、技能单一，竞争能力较弱，因此，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近年来，下岗职工再就业率逐年下降，1998年为50%，1999年为42%，2000年为35%，2001年为30%。（三）相当数量的职工得不到养老、医疗、失业等应有的社会保障。一是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有些企业至今未参加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企业欠缴养老保险费或挪用职工已交的养老保险费，致使职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养老保险待遇；有的企业和职工虽然已缴了养老保险费，但由于各种原因，致使有些职工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养老金；有的企业拖欠退休人员应由企业发放的国家统筹项目以外的养老补贴。二是有大量职工得不到基本医疗保障。一些职工虽然参加了医疗保险，但由于所在企业欠缴医疗保险费，实际上享受不到医疗保险；一些职工因得不到医疗保障，致使患病后债台高筑，个别患大病职工因无钱医治而陷入绝望。三是一些失业职工享受不到失业保险。（四）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据全总2002年1月对16个省（区、市）的统计，截至2001年12月31日，各类企业累计拖欠职工工资高达292.5亿元，涉及职工791.64万人，人均拖欠3695元。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01年底，国有企业拖欠职工工资总额达400多亿元，涉及职工1000多万人。河南省有职工1200万人，据河南省总工会对6253个企业的调查，截至2001年底，被拖欠工资的有103.8万人，拖欠工资的总额达59.1亿元。吉林舒兰矿务局有职工20165人，截至2001年7月，拖欠职工工资时间长达15至35个月，拖欠总额为1.2亿多元，致使贫困职工家庭大量增多。中国化学工程第十四建设公司2004名职工署名向全总反映，该公司现有职工3705名，截至2001年12月，累计拖欠职工工资2663万元，其中公司机关职工累计已有20多个月没有领到工资，有的二级单位累计有二、三年未发工资。此外，一些非公有制企业随意确定分配形式和工资标准，有的每月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或代金券，剩余工资年底才发甚至不发。

江苏省是这些年来经济发展状况较好的地区之一，但职工困难状况亦很严重。该省总工会工运研究会曾撰文反映了江苏省困难职工群体的主要情况：尽管江苏省经济长幅大，亦已过了1996、97年这两年的下岗高峰期，职工下岗浪潮有所回落，但实际失业率仍呈逐年攀升态势，并已远超过国家控制失业警戒线。截至2000年10月全省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有19.41万人，加上在“中心”的28万下岗职工（扣除50%的隐性就业者），全省约有33万再就业困难的人员，这成为江苏省困难职工群体的首要来源。尽管在岗，但由于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效益滑坡，导致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和医药费，造成生活困难，生存状况受到很大压力的职工成为该省困难职工群体的又一重要来源。据对经济较发达的无锡市435家企业224476名在册职工的调查，其中有15370名职工由于企业工资不能及时发放造成生活困难，其中拖欠工资时间12个月以上的有1684人，拖欠金额计3368.5万元；被拖欠医疗费的职工29599人，其中拖欠时间在36至108个月的有1750人，拖欠金额为126.94万元。另对经济欠发达的盐城市响水县62家困难企业调查，拖欠职工工资总额达6889万元，人数达3959人，人均16895.7元。目前该省困难职工相对集中在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地区，那里有相当部分职工既进不了“中心”，又领不全工资，滞留于企业内部，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困难职工队伍。另外，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就业于私营企业，在这类企业中，雇主与雇工之间收入大都差距很大。许多私营企业主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对职工实行当地职工工资最低标准。他们任意延长劳动时间、增加劳功强度，不顾劳动保护与生产安全，有的甚至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野蛮方式实施管理，使用童工等等。不少私营企业中雇工的生活、劳动环境颇为恶劣，工伤事故时有发生。可见，受雇于私营企业的职工劳动、生存及其合法权益保障状况不容忽视，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样是困难职工。困难职工们一般正常生活都难以维持，而若遇大病，则更是雪上加霜。盐城市困难职工群体中患癌症、尿毒症、肝腹水、肝坏死等大病的就有831人，他们一年所需医药费少则二、三万元，多则10余万元，而且基本上都因其所在企业无钱缴纳保费而未能参加医疗保险。患有重病、大病的职工只能一靠亲戚朋友接济，二靠单位零星扶助，三靠工会帮助募捐，四靠社会借贷，但所有这些办法均非长远之计，不少人借贷无门时只能“望船沉”。滨海县97个特困职工家庭中，患大病、重病的有85人，他们的巨额医药费分文没有报销，导致债台高筑，生活极端困难。（参阅江苏省工运研究会：《让沉重的问题逐步得到缓解》，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搞了五十多年的社会主义以后，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出现了一个人数庞大的困难职工群体？学者们对之作了一定研究，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如李强认为，主要由职工构成的城镇居民贫困成因有四：一是失业率逐步上升，就业不足问题日趋严重（我国失业率从1992伴的2.4%上升到1999年的3.2%，下岗人数近1000万且再就业不易）；二是部分企业，尤其是国有、集体企业经营困难重重，效益低下，严重影响职工的收入和福利水平，导致部分职工生活困难；三是物价因素；四是旧体制的弊病和社会保障不足。（《中国抚贫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金一虹认为，“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不足是当今造成职工贫困的最主要原因。由于结构调整和体制转轨，我国在职职工1998年比1997年减少2331万人（-25.9%），其中国企减少1957万人（-18.7%）。从分布行业看，制造业减少1314万人（-25.9%）、商业减少518万人（-29.2%），乡镇企业减少1700万人（乡镇企业1978年有2827万职工，1996年达到峰值13508万人，1997年骤降至9158万人，减少1709万；1998年7448万人，-18.7%）。”“下岗职工领取生活费很低，1997年有约1/2的未就业者没有领到基本生活费。全国城镇下岗职工人均生活费不足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1/5。”（《困难职工群体的成因、现状和发展趋势》，载《天津市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真实反映着以产业工人为主的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实际生存状况的材料实在太多了，现再节录几则材料于下：

“我们时时感到生存危机”

——重庆民营企业办力帆集团产业工人的心里话

33岁的徐轶伟是力帆集团质检部齿轮组组长，他向新华社记者讲述了自己由国企到民企的经历：1995年，徐轶伟离开位于重庆荣昌县的益民机械厂，赴山东济南市有利于和机械公司打工，从“大三线”的军工企业跳槽到了民营企业。原来在“益民”工作时，他每月收入只有300元左右；到“邦和”后，每月可挣1000—2000元，自己去重庆探亲的往返机票也能报销了。2002年，徐轶伟的孩子已四岁了，由于思乡心切，他应聘到。力帆集团工作，自称：“我是益民机械厂的子弟，从小就生活在那里，现在还想回那里工作，因为回去工作轻松，有亲切感。可是，我不能饿着肚皮追求亲切感，在‘力帆’，我每月能挣1500元，回去只用五六百元。”1998年，“力帆”集团兼并了个体企业重庆单神燃气用具厂；最初，该厂120名职工加入“力帆”集团，收入是以前的两三倍。不久后就有几十人相继辞职，记者问：“既然收提高了，为什么‘单神’厂的几十名职工又离开了‘力帆’？”工人张启厚答曰：“主要是因为适应‘力帆’的工作节奏。”

——经编者略按：尽管公有制企业在经营管理机制存在种种弊端，使得像徐轶伟这样的员工为了个人及其家庭生计而不得不“跳槽”到私营企业工作——实为打工即出卖自已的劳动力；但还有更多的如几十名员工离开了私企，物质经济生活层面看，是其“不适应‘力帆’的工作节奏”，而本质说来，是他们难以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榨了！

27岁的任小惠来自四川绵阳农村。1995年，她高中毕业后来到“力帆”打工，现任“力帆”动力一厂办公室文员。她现在最担心的就是被解雇。如今，任小惠已和“力帆”集团一名来自农村的工人结婚，夫妻俩人决定在城市永久安家立业，贷款买了一套住房，每月还贷五六百元。她说：“企业效益好时，俩人每月收入加起来有3000多元；效益不好时俩人每月净挣才2000元。像我们这样没有多少文化的，失了业就很难再找工作。所以，我很希望‘力帆’永远红红火火，这样，我们才能不被裁减掉。”“力帆”动力一厂装配工彭义，1992年在涪陵区农村结婚，1999年来“力帆”打工，在工厂附近与别人合租了一套住房。其爱人在家照顾4岁的孩子，仅靠他每月1000元左右的收入养家糊口。彭义告诉记者：他每月房租200元、孩子上幼儿园最少花130元、水电气费加起来有几十元，剩下来的钱主要用于吃，根本存不下钱。“我现在最关心的是农村政策，因为我万一失业就只能回农村种地。”

“我们时时感到生存危机！”徐轶伟说，他正在上电大，没有时间和金钱去旅游和休闲，下了班每天都“充会儿电”。这个时代不学习就要被淘汰。“力帆”动力一厂的年轻员工岳雄也说，平常下了班就看专业书，一般不敢在电视上耗时间。他的朋友们也都在学习。现在的年轻人买房子都用父母的积蓄，怎么好意思混日子呢？

徐轶伟说，我们最关心的问题是物价和社会治安。房价高，工薪阶层很难承受，不少人贷款都贷不起。他和爱人都在“力帆”工作，每月收入加起来3000多元，这在工薪阶层中算中上等，但即使如此，他们买一套房也很困难。最近，他们花24万元买了一套套内面积为100平方米的住房，其中贷款17万元，首付款都是借的。他说：“公务员享受房改福利，他们的工资也比我们高，而且有‘双休’、我们则只是‘单休’，他们还有灰色收入，我们感到不公平！”

宫玉蓉说：“国家大事我们也关心，但使不出力来，我们最关心的只能是生存问题。现在，大米涨价了，从以前的八九角钱涨到了最低1.2元，涨幅高达三四角。”她向记者反映，在“力帆”集团所处的重庆沙坪区上桥和张家湾一代，治安状况很糟糕。“力帆”一位女工在大白天去张家湾买菜，一名歹徒上去就把她的耳环抢走了。这样的事发生了不止一次。前不久，在上桥立交桥上“力帆”一名职工遭到了抢劫，手机被抢走了。从中梁山到石桥铺这一带，小偷特别多，吸毒的也不少。

（据2004年4月24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281期，记者：王金涛。）

自贡一些盐业工人生活陷入困境

新华社记者在四川自贡采访了解到，当地盐业工人生活相当贫困。一些下岗、失业盐工无力缴纳保费，只得中断社保；由于个人素质和经济环境影响，再就业面临不少困难。

自贡盛产井盐。20世纪90年代以后，盐业生产经营陷入困境。1999年以后，自贡市执行国家破产核呆，减人增效政策，盐业经营状况好转，但在岗、下岗职工的生活仍然十分困难。

一、壮年盐工下岗失业，靠老人供养

近年来，大批中青年盐业工人下岗失业，谋取生无门，“老养小”甚至“隔代养”的现象在自贡比较普遍。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王桂贤夫妇有四儿一女。长子“上山下乡”时在四川洪雅县失踪。二子石成全与老人住在一起，一直没工作，其妻患癌症去世，儿子14岁，读中学。三子石成辉原为贡井盐厂下属玻璃厂工人，1989年下岗；其妻杨淑清是贡井盐厂下属马赛克厂工人，也下岗了，夫妻俩有两个女儿。四子石成君，贡井盐厂工人，2001年以13590元买断工龄，现无业，儿子读中学。女儿石成玉在郑州打工。

石成辉一家四口，2003年5月申请到低保，开始每月总共100元，现在涨到200元，仍不够饭钱。石海云见儿子困难，就买了柴米油盐，到儿子家搭伙吃饭。他们几乎顿顿都吃酸菜、泡菜、米饭，一年吃掉几百斤酸菜。

全家十二口人，每月所有收入加在一起最高的时候也超不过2000元，其中唯一稳定的是两位老人900元的养老金，这成为三代人最主要的衣食来源。

二、交不起学费，子女只能面临辍学

子女教育是盐工家庭一项重要的刚性支出。他们最担心的是家庭贫困影响子女教育，造成贫困代代相传。记者在大安、张家坝、贡井等盐厂的盐工居住区采访时，就曾遇到几个孩子，考上了学也无钱就读。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大孙女石梦成绩不错，2002年初中毕业，知道家里没钱，没报高中，自己偷报了自贡市卫校。但家里拿不出4000元学费，石梦一学期就休了学。后来通过关系上了一所农业学样，第一学期交了2000元钱。爷爷为之拿出了1000元钱，另外1000元钱是其父石成辉向朋友借的。

张家坝制盐化工厂工人史洪的女儿上小学五年级，每学期花费600元。他说：“为了娃儿读书，我经常向车间借钱，然后从每月工资里扣。学校组织活动，孩子想参加，回家要不到钱，以后再有活动也不说了。家里惟一的存款就就是妻子买断劳动关系的13950元，留给女儿读书用。”如果女儿考上中学、大学，1万元根本不够。史洪想到了房子；他的房子只有40平方米，是上世纪70年代盖的。1990年装修过，但地板已开裂，而且没有厕所。如果将其出售，最多值1万元，去银行抵押，也只能贷款几千元。

三、无力缴费，一些下岗失业职工社保中断

1999年，自贡盐业工人为3.8万人，而2001年3月在册职工仅为0.8万人左右。其余工人，享受国家优惠政策退休者约1.2万人，通过买断劳动关系走向社会的约1.8万人。根据政策，对于解除劳动关系的职工，自贡盐井系统执行的一次性补偿费用的标准是：全民职工不高于13950元，集体职工一律2880元。同时，企业将养老、医疗保险费交到买断之日，此后，职工社保转为散户，自己续交到，法定退休年龄。据测算，一个普通工人失业后，每年需交养老保险1200元左右，医疗保险800元左右。

41岁的陈伟光是大安盐厂的操作工，2001年下岗，月生活费169元。2003年8月，企业要求他买断劳动关系，他拒不签字，此后，生活费就被停发了，社保也没有着落。陈伟光说：“我摆摊卖百货每月也只能赚200多元，只够吃饭，不够续交社保。”

据自贡市社保局提供的数据，全市困难企业改制而形成的养老保险散户约5.3万人，真正续了保的占85%。这意味着至少有近万人没有续保，而停续医疗保险的则更少。该局局长汤建设说，到2003年年底，自贡市离退休人员94919人，而参加保险统筹的人数则为180474人，平均不到两个在职职工就要负担一个退休者，而比较合理的负担率则应为4：1。2003年，自贡征集养老金3.5亿元，支付养老金4.8亿元，收支缺口达1.3亿元。到该年12月，全市企业累计欠缴交养老保险金17087万元，其中2/3是难以收回的呆死账。

四、没资金、缺技能，再就业困难

贡井盐厂退休工人石海云的三儿子石成辉和其妻子杨淑清都有贡井盐厂下属的集体企业工作，下岗已十多年了。下岗后，生活十分困难。石成辉说：“我们卖过菜，摆过地摊，但都赚不到钱，搞不下去。报上招聘，条件很宽，可是我们去了，人家都说你们太老了！”十多年来，两人没有接受过任何培训。做小买卖想贷款，贷款手续复杂，门槛高，最终没有贷成款。

大安盐厂的职工陈伟光姐弟5人全在贡井盐厂工作，除大姐退休外，其余全部下岗买断工龄，年纪都仅40余岁，但找不到任何工作。张家坝制盐厂退休职工常新华说：“我的儿子买断劳动关系之前，我就出钱让他读了会计函授专得，还学了计算机，可依然找不到工作。他搞过食品店、打字复印店，做过推销员，都没有钱赚。自贡找工作的人太多了，社会上的钱太少了。”

（据2004年4月22日《国内动态清样》，第1260期，记者：侯志明、田刚）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产业工人的生产与生活确实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新华社曾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