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工人生存状况调查 (4)-史地人物-万维论坛-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送交者: dengfubi 2006年08月21日13:00:32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织记者深入基层了解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现录其记者据调查而写成的文章一

份：

一些产业工人成为新的贫困阶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区见闻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采访时发现，由于产业工人整体收入水平偏低，他们中的一些人已形成新的特困阶层，备受下岗失业、生病就医、子女入学等等问题的困扰。目前，产业工人因贫困导致的心理失衡等问题，正在许多家庭传播，影响国企的稳定与发展。

一、贫困成了产业工人的影子

记者近日来到中国装备工业基地——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工业园，这里聚集了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北满特钢集团、黑龙江化工集团等多家大型骨干企业，是典型的因厂而兴的工业区。在偌大的工业区里，记者再也寻觅不到昔日的喧嚣和繁华，街头寥寥的行人与街道两旁集堆的卖菜、卖水果小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摊主们一边招徕着稀落的顾客，一边向记者诉说着：下岗就面临着贫困，工厂效益不好，管不了我们了。没有保障，只能靠做小买卖，一个月挣三百元，混口饭吃。

在北满特钢集团的家属区里，记者看到大片低矮的平房。由于这几年企业效益不好，工厂仍有500多户职工住这样的房子。记者随意敲开一家房门，发现那是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49岁的聂建荣是轧钢分厂的工人，由于受人患有肺病、儿子又得心肌炎，全家就靠他每月500多元的工资度日。聂建荣说，这与前些年相比已经好多了。他所在的工厂从2002年起，连续十五个月停工，欠工人工资达十个月。没有了生活来源，只有靠四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现在，工厂虽然恢复了生产，但其这些年外欠了1万多元，靠工资还债，太难了！

灰暗、拥挤的居住空间里留给记者最深印象。用木板支起的“阁楼”是聂建荣夫妻俩的卧床，一台没钱修理、因而也无法使用的黑白电视机是屋里唯一的家用电器，残破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15瓦灯泡。聂建荣说，通常为了省电，他家只开小灯。

二、“工人生不起病呀！”

目前，就医看病已经成了产业工人生活支出的难点，直接影响了这一群体的生活质量。“一人生病，全家贫困。在职工人如此，下岗工人更是如此！”黑龙江华安集团工会主席仲箕才这样描绘当前疾病对普通工人家庭的影响。

30多岁的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有限公司女工只丹告诉记者，其父2001年从工厂退休时得了直肠癌，先后两次手术花了5万多元。她把自己结婚时的房子都卖了。“我和丈夫都是工人，每月挣的钱加起来也只有600多元，还要养活一个年仅三岁的孩子。除了卖房子卖地，这钱，让我们到哪去弄？”生活的压力让只丹泣不成声。

富拉尔基工铁多数企业由于效益不好，目前已无力为在职职工缴纳医疗保险，至于相当部分的下岗人员就更无人过问了。每当记者向一些下岗工人提及医疗保险时，他们只有报以苦笑：日子维持都成问题，哪有钱交医疗保险？将来得了病，能治就治，治不了就等死呗。

一位下岗工人说：“现在工人看不起病，一般只有孩子得病才去卖药或者去医院就医，至于大人则往往能挺就挺。一个家庭如果有重病人，住一次院，多了不说，就算花个四五千元也足以将一个家庭击垮！

三、“工人家庭的孩子太苦了！”

许多工人家庭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但高额的教育费用支出使他们难以为继。

北满特钢集团退休工人翁荣宽说，富拉尔基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但教育收费却一点也不低。我孙子上初中每年的学费就2400元，这还不算每月300多元各种名目的学杂费。我们一家都是工人，如今儿子和儿媳都下岗了，找不到工作，天天吃住在我家。孙子刚上初中，学校三天两头要钱，老师说不交就让回家。我每个月退休金才500多元，连生活都紧紧巴巴，但咱就是不吃不喝，也得想办法让孩子上学呀！

齐齐哈尔市中天纺织责任有限公司女子陈丽影说，现在我们既盼孩子上学，又怕孩子上学。盼孩子上学是希望孩子有出息，怕孩子上学是因为咱实在花不起钱。为了攒点钱，我们平时都精打细算；吃菜就买最便宜的大白菜、萝卜、土豆。但到孩子开学时，还免不了要向亲戚借钱交学费。她告诉记者：新学期开始了，刚上初中的儿子因为一时交不上学费，老师当众批评，不想再上学了。“孩子是无辜的，难道就因为父母是穷工人，没有钱，应该跟着受罪？……”陈丽影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国内动态清样》第1224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

这些年来，广大职工群众、尤其是产业工人生存艰难，在贫困线上苦苦挣扎着。黑龙江省鸡西矿业集团公司滴道煤矿附近有一个叫“河北”的居区，住着逾千户煤矿工人，这是该矿最大的工人家属区，住房大多是建于上世纪50、60年代，有些墙体已经开裂，破烂不堪。工人们反映，近年来，滴道煤矿一线采掘工人收入最高，月平均1000余元，而辅助工种职工月收入只有三四百元，退休职工退休金五六百元，企业内部退养人员生活费182元，工人遗属月补助金117元，而近2000名集体所有制职工自1992年以来“放假”，大多没有工资收入。矿工王星说：除了一线采掘工，这样低的收入水平养不起一家人。而一线工人，只占全矿一万多名职工的大约1/5。左手食指因工伤残的矿式于井胜，长期在井下开绞车。2003年，他每月工资收入最高的374.26元，最低的290余元，平均约330元。于师傅说：“滴道矿出产的煤质好，建国初期曾传供鞍山钢铁公司炼优质钢。去年以来，煤炭价格上涨了近一倍，可工人的工资一直停留在原来的水平。”粮油价格在普遍上涨（当地的大米价格已从每公斤不到2元上涨到现在的近3元，普通豆油从每公斤6元涨到了9元），这让原本收入就极低微的矿工家庭生活捉襟见肘，家庭最多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且，由于采掘是高危险行业，一旦遇到工伤事故或患上职业病，干不了一线采掘就意味着全家都要受贫困之罪。在矿区家属区有“三多”：寡妇多、离婚多和光棍汉儿多。离婚妇女王春荣说：“一个大男人连老婆、孩子都养不起，谁还跟他过日子？不离婚才怪呢！矿工生活这么苦，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煤黑子’呀？”一些中年矿工普遍反映：近些年，生存压力太大。家里上有需要尽孝的老人，下有要抚养、上学的孩子，可工作了20多年，一个男人却养不起家，感到抬不起头业。一位矿工说：“老人知道我日子苦，有病了都不告诉我。这让我做儿子的脸往哪搁？”今年40岁的矿工宋保伟于1992年受工伤，右腿骨折。因生活困难，1997年妻子与其离婚。为供养孩子上学，宋保伟一直坚持在井下工作，他拿到的最高月工资是400元。可眼下儿子要上初中了，学习费用是每年1500元。他哽咽着说：“我家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200元，否则，连孩子上学坐车的钱都拿不起了。”由于工人生活普遍贫困，未来就业安置渺茫，工人们只能把破产安置作为国家提供的最后补偿机会。但除去缴纳社会养老保险外，这安置费实在所剩无几了，有的甚至不够缴费到法定退休年龄，更不敢奢望再就业后民营企业主会给工人缴纳保险费。因此，他们普遍认为破产安置费目前已是其全家人解决现实生存困难和维持未来生活水平的全部来源。

以劳动作为自己生存基本手段的普通工人群众，一旦下岗失业，实即失去了那维持基本生存手段的劳动资格以后，便立即会陷入到贫困的生存境地。有位下岗女工曾悲泣地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诉说其令人心痛的经历：

6年前，我从电器厂下岗后，没有任何收入，后来我丈夫也下岗了，每月只有210元生活费，家里有一对10岁的双胞胎儿子。前年底，我申请了每月100元的低保。

孩子很懂事，知道家里的苦，从不乱要东西。学校让学生订课间吃的奶，要几十元，孩子低着头不敢举手。“双胞胎，吃不起奶”，老师有意无意的一句话，伤孩子的自尊心。回到家，孩子转述给我听，我们娘三个哭成一团。学校组织春游，每人每天要8元，家里拿不出；几年了，他俩一次也没去，老师和同学对孩子都有看法。这学期学校组织秋游，每人要交18元，我心想这回说什么也不能让孩子被人瞧不起，一咬牙，掏出36元给孩子。没想到老师给全班做动员的时候，又把孩子作了典型，说：“你们看人家双胞胎，住单身宿舍，还是低保特困户都去了，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去年初，我丈夫每月的下岗生活费减少了，加上父亲去世，家里背上了3400多元的债，生活雪上加霜。

我听说，家庭收入低保的补助金可以调整。去年5月中旬，我去了居委会，当咨询我们是不是可以申请143元的全额补助和重新核算收入时，居委会的一位副主任没好气地说：“你想申请全额补助？那只有父母双残的人才能办！”她斜了我一眼接着说：“看你不短胳膊少腿的，能申请吗？”我解释说，家里真的很困难，两个儿子要读书，我父亲刚去世，母亲得到癌症。“困难？没钱的人多着呢！像你这样四肢健全的人捡垃圾也可以活！”我再次鼓起勇气问：我家的收入少了，可以重新核算吗？“再说吧！”她很不耐烦地回答。听完这番话后，我从头凉到脚，强忍住眼泪出了居委会。

说实话，我真害怕那些干部的眼光和脸色。困难职工享受低保原本是国家的政策，到了基层干部的手里就变成了施舍。领了低保后，感受的是别人怜悯的目光，甚至是嘲讽。每次走在街上，仿佛背后总有人指着我的背后说：“吃低保的！”平日，我不敢和人交往，没事就呆在家里。有一次一位干部说：你孩子那么胖，营养肯定不错，还吃低保？“我听着这话，心里说不出的酸痛啊”你想，孩子胖有什么错啊？！如果不是困难得生活过不去，谁愿意申请低保？有时基层的干部上门来安排一些买鼠药灭鼠之类的事情，我说家里困难能不能免了？他们就说：“那你今后就别求我！”

去年底，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来我家，见我家里有电话，就质问我：“你家吃低保，怎么还用电话？”我说，这是我妈给我装的，她当初生病，怕万一病发作找不到我，就装了这部电话。我跟妈妈、姐姐约定，如果我有事找她们，先把电话拨过去，响三下就挂断，她们就知道是我的电话，再打过来，让我省钱。你不信可以到电信局调查我的通话费啊……没等我申辩完，干部又责备我说：“你多少也是高中毕业，怎么就不去找个工作呢？”

我真的不是好吃懒做，要赖着吃低保。找工作难啊！我们就像没人要的孩子，被人推来推去。下岗这几年，我也试过十多次，招工单位不是嫌你没技术，就是嫌你没文化；不是嫌你“老”就是嫌你丑。怎么瞧都不顺眼。有的答应了，却又要交这个费那个费，最后折腾下来，还是被人踢了回来。

我们生活有多难啊！一家四口每月吃饭要300多元，水电费30元，煤气50元，房租20多元，这看得见的支出每月就要400多元。去年两个孩子开学，一次要交1000多元，大部分是我患癌症刚去世的母亲垫上的。下个学期，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平时一天三顿饭四口人就买点酸菜、萝卜干、霉豆腐凑合着吃。

这样熬终归不是个办法。眼下，我丈夫打算去考个驾照，找个给人开车的活；我也准备向亲戚借点钱开个快餐店，也不知道手续能不能办下来？只要能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我会有退出低保的那一天！

（俞俭、沈虹冰：《别再往伤口上撒盐了——一位下岗女工的诉说》，载2003年1月22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可怜的劳工，下岗失业了，因为了种种因素，不得不依靠国家政策的规定而“吃低保”，却还要时时处处遭受基层干部的冷眼，其在学的孩子也因之而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即使如此，我们可敬可爱的工人，还是在忍受着自身及其家庭生活艰辛的同时，想方设法地要“靠自己的劳动维护生活”；——他（她）们实在是盼望着“退出低保的那一天”啊！

为了能够获得点生活费以维持最起码的生存，甚至还酿生出惨剧！山西省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岗女职工难能桑润玲因多次索要下岗生活费未果，于2004年3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当着总经理吕福臣和许多干部职工的面服毒自杀身亡了。面对这人生惨剧，总经理吕福臣竟拂袖而去。死者桑润玲生于1954年，1972年参加工作，1978年调入西山菜站，2001年并入原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属的西山菜市场，2002年7月办理了下岗手续。按规定，应由西山菜市场代发下一岗生活费，但自她下岗二十多个月未领到一分钱的生活费，企业共欠其5300多元。桑润玲的丈夫赵建国因过度悲伤而说不出任何话了，他的姐姐赵引弟说：“桑润玲生前曾多次找西山菜市场经理张立珍和市蔬菜副食公司总经理吕福臣索要下岗生活费，但二人总是踢皮球，一直不给解决。后来，桑润玲还到有关部门上访和申请仲裁，但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这件事对桑润玲来说，不仅意味着5300元钱，而且还将影响也能不能正常办理退休手续。”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下属16个大型菜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衰落，目前勉强经营的不到5家，许多菜市场所在场地被市蔬菜副食公司出卖或租赁，大部分职工下岗自谋生路。据市蔬菜副食公司一位知情干部透露，3月31日，四鲜菜市场职工因为场地出让而到市蔬菜副食公司上访，公司召集上访职工在会议室开会，包括总经理吕福臣、书记许峰在内的干部和上访群众共计七八十人在场。当公司书记许峰因故走出会议室时，桑润玲突然闯入会议室，坐在吕福臣身边，向其讨要下岗生活费。吕福臣严辞拒绝，并要求她立即出去，但此时有职工看见桑润玲突然口吐白沫倒在了吕福臣身边，吕福臣见状马上离开了会议室。后来，一位副经理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待到医院，桑润玲已不治身亡了。据赵引弟介绍，桑润玲一家三口，其夫赵建强身体有病已退休；儿子赵彪在山西焦煤集团当经警，一个月挣三四百元钱。桑润玲本人几年前曾做过一次大手术，医药费一直未能报销。他的家庭生活非常困难，下岗生活费成为她及其家庭的唯一生存指望。桑润玲身亡后，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份遗书，但这份遗书和死亡证明至今也没难家属看，家属和亲戚朋友对蔬菜副食公司长期拖欠下岗生活费以及吕福臣见死不救的行径，感到非常气愤！当然，惨剧发生后引起了党组织和政府有关部站的高度关注。太原市组成了由副市长韩儒英任组长，公安、劳动等7个部门为成员的联合调查组。4月3日，太原市蔬菜副食公司与桑润玲家属达成协议，由该公司补发下岗安置款、经济和精神补偿款计15万元，一次性发放家属困难补助费4万元，一次性补助桑润玲生前医疗费7万元。4月7日，吕福臣被停职检查。（据《国内动态清样》第1292期，2004年4月25日，记者张羽、陈忠华：《太原一下岗女工在总经理面前自杀身亡》。）但这一切是不是来得太迟、太无多大意义了，因为下岗女工桑润玲毕竟无可挽回地付出了其最宝贵的生命代价！

新华社记者在黑龙江省北满特钢集团采访时意外地发现了52岁特困职工李明华的一本家庭收支账。这账本上清晰地记录了这个普通产业工人家庭的所有花销，小到块儿八毛钱的油盐酱醋，大到上百元的学生用品，真实地再现了为养活全家，李明华用心算计着每一笔支出的细节：

2004年2月，李明华共计收入572元（包括厂里发给的困难救助50元）。

共计支出710.4元。其中，副食品支出（米、面、酱油、水果等）359元，日用品支出77.6元，学习用品支出，234.3元，药品支出13.5元，买烟26元。

李明华师傅全家现有三口人，两个女儿一个上大学、一个念高中，其妻在几年前已得病去世了。他每个月收入500多元，除了吃饭，还要供孩子上学，这点钱，“掰开了花也难养活全家呀！”要不是孩子她姨和厂工会每月给200元，这家早就过不下去了。最近，企业为了“减员增效”，要求其提前退休，退休后按65%开支。内心十分悲苦的李师傅，深深地体谅着企业的难处。他说：我毕竟还能拿到点钱，与厂子6000多名下岗兄弟相比，咱该知足了。这就是我们产业工人的现实生存状况，这就是处于困难生存境地的可敬可爱的产业工人！

生存困境对工人群众的思想状况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从原来受人们尊重的主人翁，到如今人们公认、且受贱视的社会贫困群体，产业工人们的失落心态表现得非常明显，其中整体经济收入偏低是最主要的因素。东北产业工人普遍欢迎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举措，但他们同时反映，至今并没有感到这一政策给产业工人带来什么变化。他们希望国家振兴老工业基地的阳光能尽快照到自己身上。“这报纸、电视天天报道振兴老工业基地，可咱工人每月还是挣四五百元工资，企业还是象以前一样困难。”中天公司46岁的纺织女工关平的疑惑很具代表性。华安集团精密分厂班长孙茂金说：同样是劳动，我们累死累活地辛苦一个月，却连上班不久的公务员工资的一半都赶不上，这让人实在想不通！如今，我们产业工人简直成了贫困的代名词，年轻工人连对象都难找；已婚工人在家中的地位自然低一等，原本感情挺好的俩口子，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因收入低而离婚的家庭也很多。在北满特钢集团工作了一辈子、亲历企业浮沉变迁的钢分厂工人聂建荣认为，现在的产业工人几乎成了被遗忘的角落。前一时期，国家一直关注农民增收，还专门组织人员解决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可同样的事情，我们也时常遇到。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上面知道吗？许多产业工人说：我们并无过分的奢望，只求能保留一份工作，保证能按时开支，钱少一点儿也干。目前，东北许多国有大厂都走上了改制之路，但产业工人们非常担心改制会使自己丢掉饭碗。2000年，齐齐哈尔第一纺织厂由于经营上的原因被迫停产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厂领导决定对企业实行局部退出国有的改制，成立了新的纺织有限公司。结果，6000多名职工的大厂，改制后仅剩下，1000人在岗，其余人员或提前退休或下岗失业。齐齐哈尔市中天有限责任公司的纺织女工陈丽影说：如此改制，我们产业工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下岗失业以后的日子咋过呀？（据《国内动态清样》第1225期，2004年4月19日，记者吴晓东、梁冬：《“生活比以前好了，思想却失落了”——黑龙江产业工人思想状况调查》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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