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杨贵妃生死之谜

马嵬之变之所以有名，还在于杨贵妃的香消玉殒。

杨贵妃的美，众所周知，与其它三大美人不同的是，她是比较胖的，有一句话叫“燕瘦环肥”，说的就是杨玉环是个胖美人。唐代的审美比较别具一格，以胖为美，我们看唐代的壁画、雕塑，人物都是很丰满的，没有太瘦的。但唐朝真的不喜欢苗条一点的么？记得小时候看过一篇文章，说是唐玄宗下诏选女子进宫，其中有一条要求就是身材要苗条一些，忘了确切的用词是什么，但可以肯定用的不是丰满，由此可见，唐朝不单是以胖为美，只要是美的，不管胖瘦都能接受，这也比较符合唐兼容并蓄的特点。所以，其它朝代的美女到了唐朝，也不会失业，照样可以很风光。

好了，闲话不多说。要唐玄宗杀杨贵妃，确实是一件残酷的事情。玄宗侧首站立的那会儿，柔肠寸断，苦不堪言。但玄宗与贵妃的爱情，真的像白居易的《长恨歌》写的那样，那么缠绵悱恻么？非也非也。“上乃命力士引贵妃于佛堂，缢杀之。舆尸置驿庭，召玄礼等入视之。”他们生离死别的场面没有那么夸张，连个抱头痛哭都没有，而且杨贵妃死后，玄宗还大大方方的叫陈玄礼等人“入视之”，核对一下身份。这里似乎有问题，为什么还要核对身份呢？如果说是大臣信不过皇帝，认为皇帝会做假，那也实在有点大不敬。究竟，陈玄礼等人有没有这样去看过杨贵妃的遗体呢？如果有，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的杨贵妃呢？再引申一下，杨贵妃有没有真的命丧马嵬？

首先，我觉得史官记载此事，从行文来看，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主观倾向。这位史官没有与陈玄礼等人一个鼻孔撒气，否则就该把陈玄礼的行为再上升一个台阶，并且将这个人也抬高一下，但实际上陈玄礼甚至没有个人的独立传记，只是作为“附”才在《旧唐书》中出现一下。另一方面，一般来讲，都是为尊者讳，从玄宗这个角度来说是不该记下这件有损皇帝颜面的事的，从两唐书来看，也确实未曾记载，但到了司马光的时候，就与唐朝的皇帝无关了，可以大胆的直书其事。所以这样说来，这件事应该确是发生过的，不过就像史书中所写，是玄宗主动让陈玄礼去看，否则，陈玄礼等人也不好提出这个要求。考其心态，大概也是为了平息祸乱，否则只怕自身难保。但又有问题，那就是，既然两唐书没记此事，司马光又是依何而言呢？去查通鉴考异，这里没有相关记录，没说是取自哪里。从《唐国史补》这些唐代笔记来看，和两唐书所记大同小异，至于核对身份，未曾提到——麻烦了，莫非是司马光老人家自己杜撰出来的？不过我们一般情况下还是应该相信史家之笔的，因为他们手中掌握的史料绝对远远多于我们。像司马迁记下的商朝，由于现存史料匮乏，因此后来甚至有人怀疑究竟有没有那个远古的青铜时代。但安阳发现的甲骨文有些上面有类似“甲、乙、丙、丁”这样的天干，人们仔细一看，才发现原来是太丁、太甲、中丁这样的字，这些正是商王的名字，由此印证了司马迁《史记》的真实性。

唐朝当然没有甲骨文这些东西来作印证了，能参考的也就是墓志铭这些东西。杨贵妃的墓虽然还在，但似乎并未有什么特别的石碑，有的也只是和史书上记载差不多。至于泰陵(就是玄宗的陵墓)里面，或许有这样的东西，但泰陵并未打开，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从我个人来讲，我宁可相信通鉴的记法。玄宗让陈玄礼等人去看杨贵妃的尸体，其实想想也是顺理成章的。马嵬驿不是皇宫，往日极听话的士兵们现在是在哗变，玄宗还有什么理由来耍他那皇帝派头？如果能耍，贵妃就不会死了，而且在玄宗第一次让士兵回去时，他们就该出去了，结果呢？结果就是，玄宗很清楚他无力挽回局面。因此，应将士们的要求杀了人，但只派个人去跟他们说“贵妃已死”显然并不能打消他们的疑虑，只有让他们看到尸体，才有说服力。比如学校收学费(由于前两天刚去交钱，所以深有体会)，收完之后会给一张收据，表示已收了钱。虽然大不相同(交钱的学生像是被迫杀杨贵妃的玄宗，而学校则像是陈玄礼，不过出示证据角色换成了学校，如果类比一下的话，就像是陈玄礼拿出笔来写了张证明书：今确认杨贵妃已死)，但本质是一样的，都得有确凿的证据才行。

既然陈玄礼看到了杨贵妃的尸体，那么杨贵妃的生死之谜是否就这样解开了呢？也不尽然。我们都知道，缢死的人死相都不怎么好看，眼往上翻，然后还吐着舌头，我们俗称吊死鬼的这种东西往往都是这样一副形象。无独有偶，有一次看到一部外国电影中，绞死的人们也都是这样子。但也有不伸出舌头的，《洗冤集录》中有一段：“若勒喉上，即口闭，牙关紧，舌抵齿不出；若勒喉下，则口开，舌尖出齿门二分至三分。”其实我们自己拿手试着勒一下自己(放心，自己用手绝勒不死自己的，这已经经过我的同学亲身验证，不过她也只是好奇，可没什么想不开的)，如果放在位置偏喉的上部，舌头确实不好出来，如果放在下面，则有种想咳嗽的感觉，那舌头离出来就不远了。所以，可怜花容月貌的杨贵妃，死后相貌有没有这么惨，完全取决于高力士绳子勒的位置。但分析一下，若是人工拿绳索勒的话，位置多半应该靠下，或是靠中间，而上吊的人由于重力，位置应该多靠上才是——奇怪为什么吊死鬼的形象多是吐舌头的，不过我们不是研究上吊，还是回到杨贵妃这里来吧。绳索与喉的位置我们现在确定是在中间或者下面，在下面的话只怕贵妃死后的确是那样子了，若是在中间，则又取决于她是否有保持自己美好形象的毅力，如果坚持下来了，也有可能是不吐舌头的。但无论如何，人死后肯定都好看不了，杨玉环固然相貌可以羞花，却也无法摆脱自然规律，而且一来年龄也不小了，肯定已没有十几年前的动人，二来死前必然受到惊吓。所以，尸体的面貌若是这个样子，只怕并不好确认那就是杨贵妃，只要找一个也是非常美貌而且有些像杨贵妃的后宫中人(这也不难，只要有点像即可)，照样可以掉包。这么一想，玄宗大方的让陈玄礼来看尸体就显得有点可疑了。至于陈玄礼是否能认出那是不是真的杨贵妃，也很难说，就算有疑点也不敢提出，皇帝让他来看已经是相当的没面子了，难道还要再给玄宗脸上剥层皮么？

虽然玄宗确实有造假的可能，哪怕真能蒙混过关也行啊。但我真的不相信后人所说，杨贵妃是到了日本。此说如果要找证据的话，可以上溯到白居易，《长恨歌》中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这几句中提到的那座海上仙山，有人就怀疑是日本。其实白居易这首诗，很多地方都有诗人的想象成分，还有他刻意美化杨贵妃的地方，比如隐去她曾为寿王之妻，所以这样的诗歌并不能作为信史。法学上，一个证人只要说了一句谎话，那么他的其它证词也全部无效(因为无法判定他究竟说了多少谎话)，因此我们已知有了一处伪案的《长恨歌》，决不能拿来作杨贵妃到日本的文字证据。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文字上的证据呢？不知道，至少在中国是没有了。日本的记法可能不同，但只怕牵强附会的成分较多。现在很多日本女子，坚定的宣称自己是杨贵妃的后人(奇怪，难道不从父系要从母系？)，这就更加牵强，同时也更加的不可信了。日本人为什么要这么编呢？其实日本对于唐朝是很崇拜的，若唐朝有一位十分美丽的皇妃到了他们那里，在他们来看当然是蓬筚生辉。而且白居易的诗在日本流传也很广，说不定他们就是看了《长恨歌》之后才产生的这种说法。其实杨贵妃也不是第一个到日本的人了(鉴真那样主动去的不算)，比如黑泽明名作《乱》中就提到妲己去了日本，而日本流传的百鬼夜行中，有些鬼神是来自于中国的《山海经》。有了这么多“前辈”，杨贵妃的出国也就不稀奇了(不过唐朝出国可没这么流行)。有人替杨贵妃把出国路线都找好了，说是她从周至的傥骆道出发的。这只能说是有了结果之后寻找出来的途径，譬如告诉你一加上一个数，结果是二，那么自然能找出另一个数是一；预定结果是杨贵妃没死，那么自然能找着一条逃生之路。总之，我不相信杨贵妃还活着的说法，要知道，被勒完之后再苏醒的可能性太低了，以至于真有人这么醒过来，全世界都会当作新闻，我就曾在报纸上看到某国一名囚犯，绞刑之后又醒过来，倒把执法人员吓的不轻。杨贵妃没有死，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已，而且不排除这件事有“名人效应”。

好了，正题似乎说完了，那下面让我们休闲一下，讨论讨论李隆基与杨贵妃那千古流传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爱情。前面说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很可能没有这么轰轰烈烈。史家的笔记得比较无情，玄宗除了犹豫不忍之外，也没什么特别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是史家不愿多记这些儿女情长的东西，另一方面，历史上皇帝与后妃之间的爱情，本就没什么特别好看之处，少数几个或许还有流传价值。李、杨二人的爱情算是典型一例，所以唐有白居易歌长恨，元有白朴叹梧桐雨，清则有洪升咏长生殿，经过文人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美化升华，玄宗简直就是情圣一般。但一个基本的事实，真正的情圣，应是宁愿自己死，也不忍心让爱人去死的吧。玄宗说到底还是皇帝，而且是一位曾经很有为的皇帝，也是曾经发动过政变的皇帝，没有什么割舍不下，虽然心痛，但再让他选择一次，仍然是这样的结果。虽然没有达到这种高度，玄宗之宠杨贵妃，在历史上也属罕见了，虽然他曾次把杨贵妃遣送回家，但后来又接回到宫中，起作用的当然不仅是杨玉环的美貌，如果单是那样，当她三十多岁时就快人老珠黄了，玄宗本可以再找其它美貌女子，但是没有，无论怎么说，仅以最低标准来看，十几年的夫妻总也总会有些感情。

可怜“宛转蛾眉马前死”，杨贵妃传说是被缢死在一棵梨树之下。六月的梨树上面，或许结了一些小梨了，但相信谁也无心去注意树上，因为树下的人儿更像是“梨花一枝春带雨”，可叹却是“君王掩面救不得”……杨贵妃死时年龄是三十六岁，也有说是三十八岁，无论是哪个年龄，都还很年轻，很可惜。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看来说的一点也没错。

小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唐明皇》，当时基本上是看不懂，也没怎么注意马嵬坡一段，它的片尾曲中好像提到“只剩得马嵬坡前草青青”，然而印象中最深的倒不是这句，而是有一句：“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本是‘啊’字，但由于前一字‘人’的尾音有n，因此自动要在a之前加n，即na）——啊啊啊啊啊……”曲调比较古朴，说的直白一些，就是有点怪，所以小时候觉得听这首歌实在有点不舒服，以至于到现在都记得这一句。不禁想起达利的名画《记忆的持续》，莫非这句古怪音调(和现在很多歌曲比起来，当然不算怪了，但小时候确实不怎么习惯)对我来讲，就是画中那几个软钟表么……

四、又一次“马嵬之变”

什么叫又一次“马嵬之变”，难道陈玄礼等人还不过瘾，又惹出什么是非来了么？

当然不是，再借他一个胆，也不至于敢把玄宗怎么样，所以杨氏兄妹死后，事情便平息了。那这又一次“马嵬之变”，又是什么意思呢？啜口茶，容我慢讲。
在马嵬之变的第二天，也就是六月十五日，玄宗要从马嵬驿出发了，这时带来的朝臣中就只有韦氏父子随行，于是玄宗任命韦谔为御史中丞，兼任置顿使。但这时在前进的目标问题上，大家产生了分歧，将士们似乎都反对去蜀地，说：“杨国忠谋反被杀，他的属下亲信都在蜀中，不能去那里避难。”不去蜀地，又去哪里？有人提出来去河西，有人说去陇右，有人请求去灵武，有人主张去太原，还有人想回长安。首先最不可能的就是长安，当初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如果长安能呆干嘛要离开呢？提出这个建议的人估计是脑子发昏了，如果真回去，几天后正好被安禄山抓个正着。其次，去太原可行么？不见得。前面介绍过，安史之乱暴发的时候，负责太原守卫的是王承业，他盗取了颜杲卿的功劳向上汇报，所以朝廷中很可能以为他的太原很牢固，提出这一建议的人很可能是基于这个想法。不过，太原是在长安之东，唐军正面作战失败，整个东线都岌岌可危，此时能依靠的也就是西北的兵力，如果去太原，也有点自投罗网的感觉。去河西和陇右又如何呢？地理志中写：“河西节度使，断隔羌胡。统赤水、大斗、建康、宁寇、玉门、墨离、豆卢、新泉等八军，张掖、交城、白亭三守捉。河西节度使治，在凉州，管兵七万三千人，马万九千四百疋，衣赐岁百八十万疋段。”高仙芝和哥舒翰都曾作过河西节度使。同时，地理志又说：“陇右节度使，以备羌戎，统临洮、河源、白水、安人、振威、威戎、莫门、宁塞、积石、镇西等十军，绥和、合川、平夷三守捉。陇右节度使治，在鄯州，管兵七万人，马六百疋，衣赐二百五十万疋段。”王忠嗣和哥舒翰曾任过陇右节度使。而灵武又在哪呢？唐天宝元载将原来的灵州改为灵武郡，“天宝领县六(意为天宝这次修改是让灵武郡统领六个县)，户一万一千四百五十六，口五万三千一百六十三。在京师(长安)西北一千二百五十里，至东都二千里。”这三个地方对玄宗来讲，都不是很重要，可去可不去，此时的玄宗，已经失去了当初想要亲自挂帅御敌的锐气，一心想要逃亡，所以这三个可以利用的地方，都没有引起他的兴趣。但灵武对太子李亨来说，就不一般了，因为灵州是朔方节度使治所，李亨未做太子之时，就是任职朔方节度大使。朔方，根据地理志所载：“捍御北狄，统经略、丰安、定远、西受降城、东受降城、安北都护、振武等七军府。朔方节度使，治灵州，管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马四千三百疋，衣赐二百万疋段。”所以，如果唐朝要和安禄山开仗，的确需要以这几个地方为根据地，组织好力量进行反击。事实上后来唐确实是这么做的，但那时的领导早已不是玄宗。

玄宗此时一心要去蜀地避难，以前开玩笑说他这是想去领略一下秦川八百里栈道的险峻，事实上当然不可能如此，玄宗一把老骨头了，哪里还经得起如此折腾。但他为什么坚持去蜀地，实有些费解，难道他不再管他的天下、他的苍生了么？难道他已失去反击的信心了么？唯一的解释就是，他确实怕了，只想找个清静的地方躲起来，或者是，至少要找一个不容易为敌人攻破的堡垒躲起来，再进行反击。所以听到大家七嘴八舌的说，却没一个人说中自己的心思，又怕违背了大家的意思，所以沉默不语。这时韦谔说：“如果要返回京师，需要有足够的兵力来抵御叛军。现在兵力单薄，不能轻易回去。不如暂时到扶风郡，再慢慢考虑去向。”玄宗征求大家的意见，大家也都同意，于是准备出发去扶风。

等到要出发的时候，当地的百姓便当路拦着玄宗请求他留下，并说：“宫阙，陛下家居，陵寝，陛下坟墓，今舍此，欲何之？”宫殿是陛下的住所，陵寝是陛下列祖列宗的坟墓，现在都不要了，究竟是要去哪里呢？玄宗在马上想了许久，其实他也很不甘心，真的这么一走了之吗？但话又说回来，他也很无奈，自己的皇帝威严被一再挑战，先是有人大叛乱，被逼离京后又有人小叛乱，自信心难免减弱。所以，最后，玄宗让太子留下来安慰这些父老乡亲。不用很久，玄宗就会发现，这是他今生做的第二大失策，当然第一大失策就是当初无比信任安禄山了。
既然太子断后，这些父老们有什么话只好对太子讲，他们说：“既然皇上不想留下来，那我们愿意率领子弟跟着殿下您向东讨伐叛军，收复长安。如果殿下与皇上都逃到蜀地去，那么谁又来为中原的百姓做主呢？”不久，来到李亨跟前请求的人的多达数千。但李亨并不同意，他说：“我父皇冒着艰难险阻，远出避难，我怎么忍心不管他、早晚都不在他身边呢？再说我没有当面辞行，所以得回去告诉父皇一声，然后听候他的吩咐。”说着涕泣流泪，便要回马西行。其实“且吾尚未面辞，当还白至尊，更禀进止”这句话已是答应了众人的请求，真不同意的话又何必说去当面辞行呢？当然也有可能是以辞行为借口，赶紧回去。不过从李亨角度来想，他绝对愿意留下来，因为他已经46岁了，这么老了仍然是太子的比较少见，李亨心里多半会有点着急吧。如果继续留在玄宗身边，那么也就是要等到皇帝老死之后自己才能即位，可是玄宗的身体硬朗的很，从长安一路赶来，也没听老人家念叨哪里不好受，其势大有“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意思。可是李亨自己的身体就未必吃的消了，从后来的情况看，他当皇帝的后几年一直有病，此前也必有征兆才是，当事人李亨自己自然很清楚这一点。唐朝皇帝很多正常死亡的都是在五十左右，李亨现已46岁，的确也是时日无多，如果一直当下去，最后也不过是位老太子，怎么也心有不甘吧。写到这里，忽然想起今年81岁的沙特王储阿卜杜拉在他82岁的国王哥哥死后即位，他们78岁的弟弟苏丹成为新一任王储，这条消息刚看到的时候瞠目结舌了半天，不禁觉得有些好笑。李亨是要命也活到不到这么大年纪的，七老八十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属罕见，七老八十的太子更是一个都没有。而且他这十几年的太子当的也不甚舒服，又有人陷害(李林甫等人)，又有人轻视(比如安禄山)，所以这一次如果能够单独留下来，则是一个脱离父皇的好机会，李亨能放过吗？从私人角度来讲，李亨没有理由不想留下，再有，我们也不能忽视太子留下来的积极作用，从后面来看，正是即位后的李亨组织起反击的力量(虽然玄宗在蜀地也有所行动，但不能不承认，真正起作用的是李亨)，这里我们不妨对李亨的思想境界想的高一些，就是他留下来排除个人因素，确实也出于抵御叛军的目的，小一点则是为了祖宗的基业，大一点则是为国为民，无论怎么看，都是正确的。

既如此，李亨只要派一个人去和玄宗说一下便可，自己又何必去呢？李亨心里并非不明白，若是当面辞行，有可能就不会留下了。确实，如果是他亲自辞行，变数会很大的，玄宗究竟会持何态度，真是不好说。一种可能是，“啊，什么？好啊，你这小子，翅膀硬了，想脱离你老爹了么？”皇帝当然不喜欢有人背叛自己，自己的亲人当然也不例外，也许不但不会答应，反而从此对李亨会防备起来；另一种可能是，“啊？哦，这样啊……唉，我老了，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这种可能也是会发生的。但我倾向于前者，因为李亨如果自己来请的话，那对玄宗发出的信号只是“想要脱离”，玄宗未必就会同意；如果是让别人来说，那发出的信号就不只是“想要脱离”了，而是“已经脱离，有力量脱离”，所以玄宗心理上产生的感觉绝不会一样。

众人想必也是认为李亨若亲自去辞行，多半会不批准，所以也劝他乘机留下。这时李亨的三子建宁王李倓与东宫宦官李辅国，一起拉着他的马笼头进谏道：

“逆胡犯阙，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兴复！今殿下从至尊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则中原之地拱手授贼矣。人情既离，不可复合，虽欲复至此，其可得乎！不如收西北守边之兵，召郭、李于河北，与之并力东讨逆贼，克复两京，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复安，宗庙毁而更存，扫除宫禁以迎至尊，岂非孝之大者乎！何必区区温情，为儿女之恋乎！”

我倾向于这是建宁王所说，无论是学识还是从后来表现出来的谋略，“飞龙厩小儿”李辅国都不大可能会说出这样的话来。这段话翻译起来不难，说的是“逆胡安禄山举兵反叛，进犯长安，使四海沸腾，国家分裂，如果不顺从民意，又如何能兴复大唐天下呢！现在殿下随从皇帝入蜀避难，如若叛军烧毁栈道，那么中原大地就拱手送给叛军了。人心既已分离，难以再聚合起来，到那时就是想要有所作为，又怎么可能!不如现在聚拢西北守边的兵将，再召回河北作战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与他们合兵东讨叛贼，收复两京，平定四海，使国家转危为安，让大唐帝业得以延续。然后再扫除宫殿，迎接皇上返回长安，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孝道吗！何必因为区区温情，而作儿女之态呢！”其中提到叛军烧毁栈道的可能，一旦唐朝皇室全部进入蜀中，蜀地之外无人领导，叛军想要拿下来易如反掌，虽然蜀地易守难攻，但总困在这里也不是个办法。只要安禄山命人将栈道烧毁，断绝蜀地向外的通道，坐困于此的唐朝情势就危急了。三国时的蜀国就是这样，诸葛亮屡次北伐，并非不知己弱敌强，但是“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为了不坐困在益州，就只有拼命往外攻了，以求得发展的前途。可是几次北伐下来，效果何如呢？不怎么样，而且诸葛亮本人还出师未捷身先死。那还是栈道没烧的情况下，而且还有个汉中在前面。可是不也有占据蜀地、汉中成功夺取天下的实例吗？刘邦就是一个。但是，刘邦的主要对手项羽可是在彭城啊，刘邦相对来讲已有足够发展的时间和空间，而魏国则是靠西了不少，在洛阳，所以对蜀国的压力当然更大。安禄山大有建都于洛阳之势，何况此时还占据着长安，如果唐王朝再主动放弃长安以西以北的广大土地，那么安禄山对蜀地的压力就远远大于魏国对蜀国的压力，只据有弹丸之地的唐那时绝不是叛军的对手了。而且，如果持这种消极态度的话，确实不利于收复人心。这是从反面说皇帝与太子都去蜀中的危害，然后建宁王又从正面提出将来的计划，聚集西北边兵的力量，然后起用郭子仪和李光弼为统帅，合力讨贼。唐后来的行动确实是按照这个计划来实施的，建宁王的这番话虽然是在仓促之间说的，但是却并不浮躁，足见其谋略之不凡。还有一点，不是很重要，就是唐朝皇室中的人之间几乎从来没有爸爸、哥哥、弟弟之类的称呼，而是那个人是什么身份就用什么叫法，皇帝当然称陛下、至尊，太子都称殿下，像什么“父皇”、“父王”之类的称呼，明以前都少见。古人的称呼其实大有学问，尤其是贵族，礼仪更多。譬如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李氏一家，李渊喊子们为“尔曹”、“儿等”，要么就是“汝”，反正他是长辈，怎么喊都行，说不定还谦称过“犬子 (对这一称法一直觉得奇怪，固然这是自谦，但自己的孩子都是‘犬’子了，那自己又是什么？) ”；孩子们则喊李渊为“大人”，就和其它下属称长官是一样的，而成为皇家之后则全统一为“陛下”、“臣”之类的称法。明明是至亲，却并不这么叫，显得有些不近人情，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讲，是不是也可以说是“公私分明”呢？只是分明的不是地方。
这时李亨的长子广平王李俶也劝他留下来。一看有人替自己撑腰，于是父老们胆子都大起来，拦住太子爷的马，让他无法前行。好说歹说，我们的李亨太子终于答应留下来了——心里说不定十分高兴呢——于是就派广平王去向玄宗报告。这时玄宗还在马上等待太子回来，半天也不见人影，又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情，就派人去打听，派去的人回来报告了太子那边的情况，玄宗听了之后，别的话没有，只是说了两个字：“天也！”——“也”是助词，其实就是说了一个字：天!天意啊……看到自己的长孙广平王李俶来辞行，玄宗没有为难他，而是表现出非常支持的样子，从后军中分出二千人，又把一批最好的飞龙厩马一起交给太子，还告谕那些分出去的将士说：“太子仁义孝顺，能够继承我们大唐的帝业，你们要好好辅佐他。”然后又告谕太子说：“汝勉之，勿以吾为念。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你要努力啊，不要牵挂着我，西北的蕃兵蕃将，我一直对他们很好，这对你必然大有用处。此外，玄宗还派令高力士与寿王李瑁将太子内人及服御等物都送给太子，同时宣旨说要传位。太子看到不但自己的人全部来齐，而且还有派来的卫队，又听说玄宗要传位给自己，当下十分感动，不过当然是不敢接受。既然玄宗已经摆出这样一副高姿态，那自己也得有所表示吧，于是李亨向南号叫泣恸哭起来，表示感激。

从玄宗的做法来看，应该是属于我们前面分析的第二种情况，但这是他在确定了太子不只是有心脱离，而且已经脱离的实际情况后的反应，这时如果发怒要太子回来，多半怕是自讨无趣，李亨完全可以一边痛哭着说要回来，一边在簇拥的人群中止步不前，自己对此又能奈何？玄宗自己就是由政变起家的，本来身为三郎的他，并无可能染指太子一位，但他诛杀韦氏之后，为自己挣足了资本，吓得他父亲睿宗皇帝和他哥哥宋王成器，一个赶紧立太子，一个则是拼命让太子，生怕自己成为第二个李渊、李建成。所以李隆基深谙政变之道，知道这件事的本质含义，就是太子向自己发出的“您该退位了”的信号，因此不等别人说出口，自己主动表示让位，反正将来这也是必然发生的事，自己表示支持的态度，说不定将来还可以得到一个“宽大处理”，就像自己对自己的父亲那样，也算是尽到了为人子的孝道。若能如此，则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了，总比面对刀光剑影来的优越。但玄宗是不是有点支持的太过了呢？前几件事都好理解，但是有必要传位吗？就是说，玄宗必须考虑说完这些话，太子是否能够接受。当然这个“接受”指的是客观上能不能接受，而不是主观上愿不愿意——还有谁不愿意当皇帝的么，就算是不愿意，也必是因为某种客观原因导致不敢当。当时那种情况下，就算再轻浮的人，也绝不可能说，好的，老爸，您多歇歇，我替您当这个皇帝吧。玄宗当了几十年的天子，能不清楚这点？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认为这是古代君臣风云际会的典型，并为刘备大度的胸怀而感动非常——慢着，刘备这么说，真的出自真心么？虽然我们这里不是研究三国，但也不妨来讨论一下。当时外面跪着一大帮人，诸葛亮怎么也不能答应，答应了则为乱臣，在场诸人就会敌视他，即使真的篡位，也长久不了，当然也许等不到诸人来讨征，刘备一听他答应了，可以立刻动手铲除诸葛亮。所以刘备本心确实是出于警告，另外，他这么一说，诸葛亮必须得向他表示一番忠心才行，也就是说，刘备其实是逼着诸葛亮在众目睽睽之下，发誓效忠于自己的儿子。玄宗应该了解李亨这时是断然不能答应的，但他这么说，目的只能有两个，其一即为前面所言，是提出来通告一下：“我知道你是想当皇帝，你想当就当，我绝不会阻拦你”，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其二，玄宗的目的可能在于想延迟这件事的发生。一般皇帝要是对谁说了比较重的话，那原本可能发生的事情要么不会出现，要么就是延迟，否则正中皇帝所说，岂不暴露了自己的真实想法？玄宗又为何要延迟太子当皇帝呢？当然了，谁不想在这个位置上多呆些时候？后来玄宗入蜀之后，依然自以为是皇帝，说明他的确没想到太子会那么快“奉命即位”。也许我们是多想了，也许熟谙皇帝权术的玄宗并没有把这些用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谁又能保证，他真没这么想过呢？反正就一句话，随你怎么想。无论李亨怎么来理解，最后玄宗都不会吃大亏(出现意外不算)。

于是，太子便这样留了下来。这件事最终导致了唐朝皇家内部权力的又一次非正常交接，后来就是有人以此为理由劝李亨即位，因此称为“又一次马嵬之变”也不为过。

从玄宗怠于政事开始，埋下了唐衰落下去的祸根，最后安禄山终于起兵反叛，虽然有河北几位义士的反抗和唐朝几位将军的抵御，但由于唐军主力战斗力极差，根本无法托起各方的抵抗，再加上策略失误，强要出兵潼关，因此潼关一丢，玄宗等人就只好逃出长安。至此第一阶段以玄宗的出逃告终，我们的第一部分也该结束了。不过唐是有恢复能力的，而安禄山叛军内部也并不太平，因此这才有了后面的拉据战，即下一部分——相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