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我认识的鬼子兵》 |
| 送交者: pesticide 2006年08月25日09:02:31 于 [史地人物] 发送悄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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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一）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 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 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 水深行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 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 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 的报复。我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解敌人的残暴，大 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 烧杀4天4夜。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 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 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 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 1997 年10月15日 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 讲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 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 “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 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老态龙钟，疾病缠身， 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出现类似的噩梦。 我认识的鬼子兵 （二）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 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 样为了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 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 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 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 “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 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 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 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 （三）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 “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 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 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 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 ’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 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 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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