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西安事变”的源起，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权威性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这么描述的：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出于爱国之心，多次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都被拒绝，这时杨虎城向张学良建议“挟天子以令诸侯”，被张采纳，张、杨二人共同商定了“兵谏”的计划，从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而在事变前，中国共产党没有与闻这件事，只是在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的意见，中共中央才派遣周恩来到西安参与事变的解决。

　　这种说法总的来说是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但其中把杨虎城说成是事变的“创意者”则有失确切。“挟天子以令诸侯”虽出自杨虎城之口，但是杨虎城是位草莽出身的将军，恐怕不会知道这一历史掌故。

　　那么，西安事变”的“创意者”是谁？张学良在1957年所写的《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一书中对此有所披露，而在这之前，张学良在任何场合都没有谈到过。书中说：

　　我西安剿匪一位重要的伙伴——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他非常热衷抗日而不愿剿匪。现在我已晓得，中共的重要干部王炳南，当时是在杨的幕僚中。我从洛阳归返西安之后，同杨虎城相谈之下，彼此大发牢骚。某一日，又谈这个问题时，我问计于他，他沉吟了一下说：“我那些小家伙们（这是指他的智囊团）倒有一个计策，等待蒋委员长来西安时，我们不使他离去，我们来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请注意，他一开口就说“那些小家伙们”，那证明他背后已有人鼓动他，是利用他来推动我，试探我。……

　　根据张学良的这一回忆可知，“挟天子以令诸侯”不是杨虎城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他的“那些小家伙们”向他提出来的。因此，“西安事变”的真正“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在他身边做“智囊”的“那些小家伙们”。

　　那么，杨虎城身边的“小家伙们”是哪些人呢？

　　张学良的回忆中只谈到了王炳南。王炳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任波兰大使，他的父亲原系杨部高级参谋，与杨私交极好，王在日本、欧洲求学时经费均由杨提供。1936年4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委派王到西安与杨商谈停战抗日问题，此后王就住在杨的公馆里。而张学良在和张氏姐妹的谈话里谈到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时曾说：“王炳南实实在在的名义就是杨虎城的秘书……杨虎城很听他的话。”

　　其实，杨虎城和中共的关系比张学良所知的还要密切。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就是中共党员，在杨军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经中共党组织批准和杨虎城结婚的。而早在1927年冬杨虎城就曾要求加入中共，他的部队政工人员中即有中共党员16人。1928年10月杨虎城在日本东京期间，中共中央决定批准杨的入党要求，指示东京市委办理，但由于杨很快回国，未能办理相关手续。1934年，杨部警卫团有共产党员200余人。1935年11月，中共北方局南汉宸委托杨的驻北平代表申伯纯向杨传达中共的《八一宣言》。1935年12月，毛泽东、彭德怀派汪锋携亲笔函件会见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事宜。同月，中共北方局也派王世英到西安和杨虎城会谈。1936年，毛泽东再派张文彬携函见杨，达成互不侵犯、建立军事联络等三项口头协议，此后，张文彬即以十七路军政治处主任秘书名义长驻杨部。“西安事变”前，在杨虎城身边工作的共产党员除王炳南、张文彬等外，还有米暂沉、宋绮云、王菊人、申伯纯等人，他们当时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血气方刚，又有胆识，因而深得杨的信任，参与机密，隐然成为杨的“智囊团”。杨虎城所称“我那些小家伙们”显然就是指在他身边工作的这些年轻的共产党人。

　　因此，虽然现在没有资料说明“小家伙们”向杨虎城进献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计策”是中共中央的指示，还是地方党组织的决定，亦或是他们自己的“创意”，但可以肯定的是，“西安事变”的真正“创意者”不是杨虎城，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当时，出于“策略”的考虑，我党不愿意暴露自己对事变发生 “与闻”的重大作用，是可以理解的，但到今天，“西安事变”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了，为什么还要隐瞒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