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恶果：掠夺式的私营矿业

　　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第三大恶果是，由于纵容私人开发矿产，一方面造成少数人靠掠夺性开采矿产暴富，加剧了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矿产资源破坏和大量的矿业工人伤亡。这在煤矿业表现得特别突出。

　　20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提出了“有水快流”的加速地方经济发展政策，1983年11月26日煤炭部发出通知，允许私人从事采煤业，从此私营煤矿恶性发展。这些私营煤矿中有许多用的是“乡镇煤矿”的名义。1996年中国的乡镇煤矿产量达到6亿多吨，占全国产量的45.6%。由于这些所谓的“乡镇煤矿”破坏资源、矿工伤亡率高，那以后政府进行过整顿，到1999年关闭了3万个乡镇办煤矿，其总产能下降了3亿吨。而在2000年以前，中国煤矿每年事故死亡上万人，2000年之后这一死亡人数开始被控制在7千人以下。

　　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煤炭采掘业陷入萧条之时，私营煤矿却靠着私人资本的资金力量有了新的扩展。例如在山西大同，大部分为来自温州的商人的私人投资者们在2000年煤炭市场最不景气时注入资金，仅用几万元就承包了一些乡镇的小煤窑。在2003年之后中国经济高涨拉动煤炭价格暴涨的几年中，这些经营私营小煤窑的私人投资者们往往个人盈利上千万元。但也就是这些新的私营煤矿暴露出了与老私营煤矿同样的问题。

　　中国私营煤矿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在采掘过程中严重地浪费和破坏煤炭资源。在山西，集体煤矿回采率只有10-15%，国有大矿回采率75%，而私营小煤窑都被算在“集体煤矿”中。私营煤矿这样作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要将采出的煤炭的单位采掘成本降到最低。为此私营的矿主们采用破坏性的开采方式，只采最容易采的煤，专门挖掘品位高的矿藏，而把更大量的品位低或不易采的矿物抛在地下。这不但本身就浪费了矿物资源，而且在经过这样的破坏性采掘之后，被抛在地下没采的矿物往往就很难甚至根本无法再进一步采掘。这就造成了对矿产资源的破坏。对中国这样一个资源相对于人口过少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破坏性采掘比不采掘还坏。

　　某些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坚持认为，采用破坏煤炭资源的开采方式的原因是煤炭资源私有化的程度还太低。他们强调，如果私营煤矿的矿主同时也是其开采的全部煤炭资源的所有者，他就不会采取破坏矿物资源的掠夺性开采方式，而会尽量把一切可采的煤炭资源都采掘出来。根据这种逻辑推理，要避免采用破坏煤炭资源的开采方式，就必须让私营煤矿的矿主成为其开采的全部煤炭资源的所有者，当然私营矿主们可以花钱买下对这些煤炭资源的所有权。

　　这种让富人花钱买下煤炭资源所有权再自己开采煤炭的主张，正好适合了山西省各级政府想把政府从煤炭开采中所获收入最大化的愿望。自2004年以来，山西省的各级政府开始推行“追认煤矿承包者产权的协议转让方案”，要煤矿的承包者们缴钱买采矿权，实际上是将未开采的煤炭矿产资源出卖给私人投资者。这样出卖煤炭矿产资源的做法当然为资源丰富地区的政府带来了一时的巨额财政收入，光中阳一县就收到了9亿元的所谓“资源价款”。

　　但是，以“开采者同时是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方式来抑制对煤炭资源的破坏性开采，这并不等于煤炭资源只能归私人所有并由同一个私人开采。实际上，这个“矿产资源所有者效应”只要求矿产资源的所有者与其采掘者是同一个主体，这种原理同样适用于国有和集体所有的矿产采掘企业。“矿产资源所有者效应”原理只是说明了，要避免采用破坏煤炭资源的开采方式，国有的煤炭资源就只能由国家直接控制和规划运营的国有企业来开采，而集体所有的煤炭资源则只能由所有者集体直接控制和规划运营的企业来开采。到目前为止，由政府主管部门直接领导规划的“国有大矿”的回采率仍然远远高于任何非国有矿，就是这个原理的一个证明。将“矿产资源所有者效应”只运用来论证使煤炭资源归私人煤矿所有的“益处”，典型地反映出了要消灭煤炭开采业中的公有制企业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私营煤矿的许多更严重的弊端，是任何将未开采的煤炭矿产资源出卖给私人的做法都无法消除的。

　　私营煤矿仅仅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势必要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降低采掘的成本。为了降低采掘成本，私营煤矿有最充分的动力将安全生产和防止矿难的措施减少到最低限度，也有最充分的动力将矿工们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这样，与其它类型的煤矿相比，私营煤矿中受矿难伤害的工人的比例势必最高，而工人的工资则势必最低。而最近几年到中国的私营小煤矿亲眼看过的人所描述的矿工工作条件和生活状况，更往往是恶劣到骇人听闻。

　　统计资料显示，中国煤炭产量占全世界的35%，矿难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的80%。2003年中国全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平均每开采一百万吨煤死亡的人数)为4.17，国有重点煤矿平均每百万吨死亡1人左右，地方煤矿5人左右，私营小煤矿约17人。开采同量的煤，私营小煤矿有最高的矿工死亡率，企业公有化程度越高，单位产量的矿工死亡率越低。

　　在山西省大同，2006年私人小煤矿矿工每月收入500元左右，而大同国有重点煤矿矿工平均月收入约1780元，国有地方煤矿矿工平均月收入1235元，乡镇煤矿矿工平均月收入782元，又是私营煤矿矿工的收入最低，而且企业公有化程度越高，矿工的工资越高。就是在2000年煤炭市场最不景气时，大同国有重点煤矿的在职一线职工也可以得到每月800元的工资。

　　对于国有煤炭企业矿工高于私营煤矿矿工几倍的工资收入这一点，连我过去也认为是国有企业无效率的标志，因为它表明公有企业的职工工资显著地高于竞争性劳动市场上的均衡工资水平。但是现在看来，煤炭采掘业公有企业矿工工资高表明的是公有企业的优越性，它使公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相对比较平等，而私营煤矿矿工的低工资仅仅造成了私营煤矿中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等。

　　在煤炭价格处于高点的2006年，私营小煤窑的矿主们往往盈利上千万元，而私人小煤矿矿工的每月收入却只有500元。2003年之后的煤炭价格暴涨，使山西的私营煤矿矿主们一下子变成了年收入上千万元的暴富一族，一时“山西煤老板”成了暴发户们的典型代表。这些暴富的私营煤矿主的“购买豪举”往往令京城北京振动。2005年前后北京人纷纷传言，说是北京价格最高的豪宅大半被“山西煤老板”们买走；北京车市上价格最高的小汽车也往往卖给了“山西煤老板”，有的“山西煤老板”财大气粗，竟然对车市上导购的漂亮小姐说：“我连你都买下了”。

　　而“山西煤老板”们之所以能获得这样惊人的收入，主要是因为煤矿的销售收入中包含了煤矿的高额级差地租。煤矿的销售收入主要是由数量固定而有限的煤炭资源和由市场需求决定的煤炭价格决定的。这样形成的煤矿收益，使蕴藏煤炭资源的土地具有了高额的级差地租。而“山西煤老板”们最近几年所获得的惊人暴利，主要就来源于煤矿资源的这种级差地租。公有制煤矿的矿工工资之所以能显著高于私营煤矿矿工工资，也是因为公有制煤矿的矿工实际上可以分享煤矿资源所造成的级差地租。

　　公有制煤矿允许矿工分享煤矿资源所造成的级差地租，这会使社会财富的分配更为平等。仅仅由于这一点，煤炭采掘业就应当只允许公有制企业经营，并且应当以国有煤矿为主体。再加上公有制企业的矿难死亡率远远低于私营煤矿，国营煤矿的煤炭资源利用率远远高于私营煤矿，煤炭的采掘就更不应当让私营企业插足。特别是储量大的成片煤炭矿藏资源，更是只应由国有煤矿开采。

　　靠公有制企业发展中国的煤炭采掘业，今后应当特别注意培育真正的农村集体矿山企业，并且赋予它们一定的煤炭矿产资源所有权，如给予它们当地的小片煤炭矿藏资源一定百分比的股份所有权。所谓“真正的”农村集体矿山企业，是真正由农村本地居民集体经营的煤矿。过去山西等地有大量名义上的“集体煤矿”，它们实质上由个人承包开采，这种名为“集体”、实为私人的煤矿对煤炭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破坏了宝贵的煤炭资源，今后应当完全禁止。为了帮助发展这种有资源所有权的真正的农村集体煤矿，应当要求国有煤矿以参股者的身份给予这些真正的农村集体煤矿以技术上的帮助和指导。

　　给予农村本地居民集体一定的煤炭矿产资源所有权，真正由这样的集体经营煤矿，一方面能够保证煤矿的经营者真正以资源所有者的身份统一规划，尽可能提高煤炭资源的开采率和利用率；另一方面能够使煤矿销售收入中的级差地租能够比较平等地分配于当地农村居民中间，有利于增加当地农民的收入，帮助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致富。

　　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的阳山庄是这样作的一个成功范例。该村利用本地的矿藏资源于1993年办起了集体矿山，2002年又将辖区内的所有私人选矿厂一次性买断，变成了统一经营的集体企业，结果在2003年以后矿产价格暴涨的过程中，让本村的全体居民分享了矿石涨价的好处，2004年人均从集体经济分得各项资本权益8千元，人均年工资约2万元，户均年工资收入10万元。在这样的年收入下，阳山庄几乎每户都有两辆汽车，因而号称“亚洲第一汽车村”。阳山庄的这种做法，值得全国各地一切有类似条件的地方效法。

　　最近一些年来，农村地区的煤矿企业特别是私营煤矿企业经常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当地农村居民有时甚至采取堵塞交通、不许煤矿运输的极端行动，其最主要原因是当地农村居民没有分享到煤矿的级差地租收入。而发展农村本地居民集体参股的煤矿企业，即以煤矿的级差地租增加了本地农村居民收入，又能够将当地农村居民对煤矿的敌意化为有共同利益者的保护和帮助，对煤矿本身的运营也有利。

　　与我们这里所规划的那种公有化的煤炭采掘业相比，目前在中国大量存在的私营煤矿的运营真是既不公平又没有效率。这些私营煤矿的唯一长处是其投资者有极高的利润，而这种超额利润不过是私人投资者以贫困的矿工们的鲜血为代价所掠取的煤矿级差地租。让这种掠夺式的矿业在全中国泛滥成灾，原因之一就是放弃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第四个恶果：形成“城中村”

　　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第四大恶果是，在深圳和北京这样的扩张特别快的城市中造成了许多所谓的“城中村”。

　　中国的“城中村”是城市扩张之后被城市的现代化街道和建筑包围起来的原来的农村村庄。但是这些原来的农村村庄中的建筑也往往由村里的居民个人作了改建。而无论“城中村”的房屋和其它设施是否经过了改建，由于受“城中村”土地和房屋带个体经营色彩的私有性质限制，“城中村”已经对北京和深圳等现代化城市的居民生活造成了种种危害。

　　“城中村”中的原农村居民的住宅本来都建筑于私人分得的宅基地之上。现代城市的扩张使“城中村”变为处于城市之中，对其土地的需求急剧上升，原来的宅基地产生了可观的城市土地级差地租。这种城市土地级差地租表现为，在这些土地上投资盖房出租，按租金收入计算的投资利润率要远远高于社会上的“正常”利润率。深圳等地在建市初期，还曾经在农民自有的宅基地之外增拨土地给当地村民(如每户无偿拨给二百平方米土地)，让他们自建房屋出租赚钱。

　　这样形成的“城中村”以原农村村民自己私人经营为基础，每户居民都势必要在划归自己的宅基地或那二百平方米土地上建成尽可能大的房屋以出租赚钱，结果是各户居民建成的楼房之间的距离被最小化。在深圳市的“城中村”中，相邻两栋楼之间只留下极为狭小的夹道，甚至相邻两栋楼中的人可以隔着这样的“街道”握手。这样的“城中村”势必是居住环境极差，各种基础设施无法正常安装和运行，火灾隐患巨大，治安情况恶劣，连区域的市容都很差。

　　这样的“城中村”不仅本身往往成了各种违规甚至违法经营的老巢、藏垢纳污的地方，而且严重损害了其所在城市的市容市貌、消防和治安，对现代化的城市造成了损害，是现代化城市中的污点。

　　追溯这种“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可以看到，当时保留原农村村民对其住宅附近土地的所有权是出于良好的动机：这样可以使原农村的村民不需政府帮助就可以安居并致富。

　　但是，即便从这种动机出发，也不一定非要采取那种导致形成“城中村”的政策。本来可以引导原农村村民将全村的宅基地和其它住宅用地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经营房地产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个企业也可以使用股份公司的名义)，由这个集体企业统一规划和实施对原“城中村”区域的改建，统一经营该区域内房屋的出售和出租，并且按集体企业内部的分配规则向原“城中村”居民分配企业的全部经营所得。

　　这样以集体所有的房地产企业统一改建和经营原“城中村”区域中的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也可以使原“城中村”居民获得其过去的住宅土地上的级差地租，保证他们从出售和出租房屋中得到非常可观的收入；但是这样由一个企业统一规划和经营整片地区却有许多另外的好处：可以同时保证区域内有足够好的通畅的道路，能够正常地安装和运行其它各种基础设施，消除火灾隐患，保证良好的治安，消除利用居民区所进行的各种违规甚至违法的经营，养成区域内优美的市容市貌，造成良好的居住环境。这样，农村村民原来居住的地方就可以顺利地融入包围了它的现代化城市，而不会变为使现在的深圳和北京等城市头痛的那种“城中村”。

　　而今日的深圳和北京等现代化的大城市中之所以形成了那种情况恶劣的“城中村”，是由于在这些城市飞速扩展到包围了原来的农村村庄时，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们在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上已经走向了极端。他们只能在土地和住宅私有的基础上构思政策，不再想从发展公有制经济和公有制企业上想办法，结果导致了许多“城中村”的形成。形成这种危害现代化城市建设的“城中村”，也是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一大恶果。

　　第五个恶果：大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费用过高

　　现代化的大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市场交易和人力资本，使大城市中的“全要素生产率”远远高于非城市地区。比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造成了对大城市中的土地和房屋的较高需求，从而形成了大城市土地的高额级差地租。这种级差地租体现为大城市中较高的房租和房价，而且人均收入越高的城市或距离城市中心区越近的地方房租和房价就越高。

　　大城市中高昂的房租和房价造成了大城市居民高昂的居住费用。为了尽可能降低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家庭的居住费用，香港的地区政府和城市国家新加坡都实行了一些特殊的住宅政策，这些政策的核心，都是以公有的住宅供给者为主体来解决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

　　香港政府在几十年中持续地向房地产商们拍卖建筑用地，以便用拍卖的地价来一次性地尽可能收取城市土地的级差地租。买下这些拍卖的土地的私人房地产商当然要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在这些土地上建造的房屋，而有能力购买或租住价格这样高的真正的商品房的，是那些收入水平在中等及中等以上的人。

　　与此同时，香港政府又用其拍卖土地所得的一部分收入资助兴建所谓的“公屋”和“经济适用房”。这是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在香港，有60%的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中：40%的香港居民住“公屋”，其租金只为住宅市场上租金的四分之一；20%的香港居民住“经济适用房”。由于大部分居民住在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中，政府提供的福利性住宅又不可能很宽敞，就导致了香港75平方米以上的住宅只占全部住宅的8%。

　　这样的经验事实表明，香港是以公有制的住宅供给者为主体来解决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新加坡则更是通过大力发展由政府投资兴建的“政府组屋”来满足居民的基本住房需求。

　　新加坡的民用住宅房地产市场主要包括商品房与“政府组屋”两部分。“政府组屋”由政府投资修建，价格由政府统一规定，以低价出售或出租给中低收入阶层。居民在购买“组屋”时，获得其99年的所有权。商品房则由私人投资修建，按市场价格发售，主要面向高收入者。

　　目前84%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中，其中绝大部分人都是住在自己购买的“组屋”里。新加坡政府以各种形式向公民提供大量的住房补贴，从而使“组屋”价格保持在一般人能够承受的范围内。而在新加坡的低收入家庭中，87%的家庭拥有自己的“组屋”，其中以使用面积在100平方米左右的三室一厅的“组屋”居多。另有约11%的低收入家庭是租住一居室或两居室的“组屋”。

　　当然，低于市场价格的政府“组屋”要能与市场价格的商品房长期并存，政府就必须对“组屋”实行严格的配给。新加坡政府制定了细致和周全的法律法规，对居民购买“组屋”等行为进行严格的监控。例如，建屋发展局规定居民购买“组屋”要以自住为主，对居民购买“组屋”的次数作出严格规定，以防有人投机；“组屋”购买后5年内不得转让，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否则将受到法律严惩。同时，新加坡还规定，一个家庭同时只能拥有一套“组屋”，如果要买新的“组屋”，就必须退出旧的“组屋”，等等。

　　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定，任何人在买卖“组屋”时必须提供准确、翔实的资料。如果一旦发现弄虚作假，当事人就会面临被罚款或6个月的监禁。

　　新加坡这样以国有的供给者为主体来解决城市居民的住宅问题，就大大降低了大城市低收入居民的居住费用。新加坡的这种住宅供给制度对最近十几年的中国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最近十几年中，中国的城市地区已经经历了两次房地产开发和建设的高潮。而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上一次房地产建设高峰时起，私人的房地产商就成了中国城市地区新建居民住宅的主要供给者。时至今日，在取消了所谓的“福利性分房制度”之后，中国城市地区的新建居民住宅更是几乎全部由私营的房地产商提供。即便有少数几个名义上是“国有”的房地产企业，它们也几乎完全按市场价格出售其新建的住宅，不肯向居民提供任何真正廉价的福利性住宅。

　　由于房地产的供给变成了以私营企业为主体，由于私营房地产商尽可能抬高其新建住宅的出售价格，中国大城市中的住宅价格暴涨，而且在许多城市中高到了一般中等收入的居民也买不起的程度。在最近的短短几年中，对买不起房、住不起房的抱怨以致怨恨在全国迅速蔓延，人们已经把房价高、住房费用高当作了压迫广大人民群众的“新三座大山”之一。这样高昂的房价和住房费用更是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所难以承受的。强迫中国大城市中的低收入居民承受过高的房价、过高的住房费用，这是放弃公有制主体地位、让私营企业成为城市住宅供给主体的又一大恶果。

　　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会带来其它许多害处。我在2006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一书中，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这些害处。在这里和该书中所谈到的所有那些方面，私有制教条的传播都给中国的人民大众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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