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机会与被遗忘的历史

——从抗战到韩战的大历史反思zt

文 / 蒙城漆园守

五十年前，贫弱的中华民国居然成了联合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一度甚至还出现了所谓中美英苏四大国际警察的说法。在力学政治横行的时代真可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要知道，当年的中国，钢铁年产量仅仅只是今天九个小时的产量。抗战最困难的时候，每兵每月平均仅领二十发子弹，而瓜岛之战时，美军一个机枪手一夜就打了两万多发子弹。更让人无奈的是，绝大部分士兵连顶钢盔也没有。民国二十二年日军入侵热河，蒋亲调八师精锐中央军北上抗战，竟引发日军惊呼：第一次在华北战场见到戴钢盔的支那士兵。更搞笑的则是，很多部队一度每兵一年只能领两套军装。所以最怕洗衣服，不是懒，而是没得换。夏天还好办，一洗衣服就找个水塘子集体洗澡。岸上晾衣服，水里泡人。要是冬天那就只有艰苦朴素，一脏到底了。至于内衣，那是纯粹的奢侈品，穷大兵，穿不起。

这些话，今天说来，恍如隔世。但历史的问题既然已经出现，我们也只有一往无前的探索答案，以告慰昔日的亡灵。

反思的起点：再论持久战

在今天，提起持久战，大家首先就会想到《论持久战》，史学知识更丰富一些的，还会想到蒋在庐山军官特训团的演讲，和一连串的国府绝密对日作战计划。但事实上，所谓对日持久战略，根本就不是一个新东西。早在李鸿章时代就已经存在，而且理论框架也已基本具备。之可惜在李鸿章的时代，中国根本不具备打整体性持久战的软权力基础。到蒋的时代，中国终于初步具备了打整体性持久战的软权力基础，但与日本的硬权力差距，相对于甲午时代，不是缩小而是大大扩大了。

当时，日本年产钢九百五十万吨，我国不足十万吨，对于不懂军事的人，当然可以无视这组数字，而躲在大后方唱他的高调。但对于战场上的军人，那就别有一番感受了。

日本海军绝对战力世界第三，相对战力实为世界第一。总吨位达七十七点一万吨，从潜艇、护卫舰、驱逐舰、巡洋舰。直到航空母舰、战列舰一应俱全。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各型空母共计十二艘，而我国迄今无空母。当时总吨位才五点九万吨，主力军舰居然还是晚清从日本进口的老式驱逐舰。

同样由于重工业太弱，飞机全靠进口，而日本人的飞机全是自造。七七前，中国十年黄金发展，六载忍辱负重，也就三百多架进口飞机，打一架少一架，连零部件也几乎全靠进口。一架飞机一旦受损严重，往往只能拆散了作零配件用。而日本实际装备的数量是二千六百二十五架，每年自产一千五百多架，若进行全体动员，可升至每年一两万架。没有天空的结果就是开战后，一线将士很少吃过热饭。为什么？因为不能生火。火，烟，人的移动，都会引发空袭，以及飞机引导的炮击。所以只有在后方挖洞做饭，遮住光，再挖条排烟洞，让烟在无人处冒出来。做好饭，等天黑了，偷偷送上去。如武汉会战期间，只能是提前作好米饭，太阳落山后送一顿，太阳出来前再送一顿。没有菜，就是米饭浇盐水。

再说陆军。

国人最喜欢夸耀我们的陆军数量优势。比人口，咱们是四万万，鬼子不到一个亿。比常备军，国军是二百多万，鬼子是六十来万。看上去，咱们优势不小。其实不然。现代化战争，作为数目字的人，无意义。关键是你能提供什么装备武装他们，又能提供什么训练组织他们。我们受过军训的后备兵员只五十来万，而日本足足四百来万。

至于质量就更可悲了。中国军人所谓的受过军训，多数就是走走队列，放放空枪，新兵上战场前，是没有实弹射击经验的。鬼子呢？几乎个个是神枪手。我所在的部队是中央军精锐，但仍有约三分之一的士兵是文盲。普通部队不要说士兵，连以下干部百分之八九十是文盲，自己的名字，拆开不认识。相反，鬼子的士兵至少也是个高小毕业，大部分有中学学历，个别还是大学生。也难怪后世史家喟叹：日本老百姓是没穿军装的士兵，中国的士兵则是穿了军装的老百姓。

而更可悲的是，早在甲午战争时期这些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对于这些长年封闭中国旧式社会格局中，为了一口饭来刀头舔血的同胞们而言，最易于接受的还是大刀长矛，心目中的英雄还是手挥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与朱仙镇上大破金兵的四猛八大锤。洋人的枪火，这倒是头一次见。看在眼里，古怪；摸在手里，新奇。加之军情紧急，他们大部分人按人在战前只得到了一种训练。那就是行军，不停的行军。

结果，战事一起，大部分士兵扣动扳机的一刻，射出的竟是他生平的第一颗子弹。而对这其中的又一部分同胞而言，甚至极其不幸的又成了他人生的最后一发子弹。“临阵时往往有枪与弹不合之弊。盖由常兵入伍者多系椎野粗卤之夫，不能一一辨认；间有一二老于兵者，虽有辨认，而仓卒时或信手误携，贻害匪浅。况种类繁伙，即营官、哨弁尚有不能尽识者哉。”“以极贵极精之枪炮，付诸毫未练习之勇丁，仓卒临敌，手忙足乱，或出队而错带弹子，或临时而忘记用法，乘以强敌，不奔何待？”

可怜却迄今未得到有效解决。

最后看装备。李鸿章花银子，还能让几支精锐部队的装备略胜日军。可到抗战时，自晚清以来长期的内耗，使国府已无此财力。德式师号称国军精锐，但也只是在轻武器上好，坦克，飞机，大炮，关键的三大件瘸腿。国内战争向来有一个经验，叫新兵怕大炮，老兵怕机枪。为什么？就因为国内就那几门炮，火力密度有限，往往炮击只起心理作用。只能吓唬新兵。真打起来，主要拼单兵装备和士兵数量，机关枪与刺刀发挥重大作用。但鬼子的大炮就不同了。数量多，威力大，精度高。其中威力最大的舰炮，一炮可以轰平中方一个排的阵地。留下的是一个十几米直径，七八米深的大坑。

日军炮弹充裕，又控制天空与海洋，不仅派出飞机搜索攻击，校正着弹点，更欺负中国军队大部分部队连高射机枪都没有，干脆放个气球来观察中方阵地。把二十多艘炮舰开到黄浦江上一字排开，抵近射击。

老上海生态比现在好，向下挖五米就冒水，所以根本无法深挖工事。大部分时间中国军人是泡在水里打仗。往往日军半小时的炮击，就把我军几天几夜辛辛苦苦构筑的工事，全变成了大水坑了。

所以蒋才说，枪不如人，炮不如人，工厂学校样样不如人。真是高度凝练的概括。

如果日军悉举国之众，定一个全面计划，像希特勒打法国那样闪击中国，则中国不仅民国二十年挡不住，民国二十六年也挡不住。

当然，中国可以像苏联那样，大踏步后撤，拉长敌军战线，打持久战。可是，就算是苏联，没有外援，他光靠自己的力量也是卫不了国的。具最新统计，第一，美英提供了相当于大战期间苏联自产量1.25倍的铝，1.4倍的航空汽油。第二，409,500辆汽车加32,200辆摩托车的援苏，从根本上改变了苏德双方的机动力对比，使苏军合成作战成为现实。第三，现代战争注重总体性，交通运输等同血脉。外援机车相当于苏联战时自产量的2.4倍，车厢为10.2倍。此外，战时至少一半的铁轨来自英美。第四，英美还直接援助了苏联12,537辆坦克和自行火炮，18,865架飞机（其中作战飞机17,000架；且未包括途中损失的638架），7,944门火炮，最后一项数字略显单薄。但考虑到主要是苏联急需的高射炮，则重要性又自非单纯的数字所能尽述。第五，甚至最基本的如火药等爆炸性物资，外援也占了自产的53%。第六，租借法案提供的664,600吨肉罐头，相当于苏联战时各类罐头自产总量的1.08倍，占苏联战时肉类生产总量的17.9%。[1]缓解了苏联的肉类消耗压力；[2]如利德尔-哈特所分析，大大加强了苏军的机动性，减缓了后勤压力。第七，通讯手段落后始终是制约苏军战斗力的一大瓶颈（至今亦然）。原因有三：[1]原材料匮乏；[2]技术手段落后；[3]经济基础薄弱。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提供了387,600吨铜材，占苏联战时铜生产总量的82.5%。并直接援助了956,700英里战地电话线，2,100英里海底电缆，1,100英里水下电缆，35,800台无线电设备，5,899台无线电接收设备，348部雷达。

而中国的持久战更困难，不仅军事严重依赖外援，连民间经济也不例外。阿司匹林不能自产，一个排一条毛巾，一个人害眼，第二天就会传染全排。

而日军同时握有制空权与制海权，一旦全面封锁，后果不堪设想。正如后来我们看到的那样，封锁引发的物价飞腾，彻底摧毁了中产阶级。战前，甚至一些中学教师都有带花园的套房，可现在很多人解决不了家庭的温饱问题。士兵的艰辛更甚，他们每月的薪水，一度买不到十斤大米。稍稍的天灾就会引发大面积的易子相食。

相反，日军本身物质力量强大，又占领了中国最富裕的农产区和经济重心，完全可以战养战。

所以持久的结果就是，中国将先于日本崩溃。

可是，从李中堂到蒋总统，再到毛主席，纷纷高喊持久战。难道他们都错了吗？

当然不是。有时候，治国要有下围棋的智慧。

当所有的应手都是损棋时，不应也就成了最好的选择。比如九一八，蒋就选择了脱先。可是你不能老是脱先，不然子提完了，棋也就结束了。当向内找不到实利时，就要有向外谋求厚势的勇气。

高者在腹：持久战的大战略解构

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号，日军激进势力制造了柳条沟事件，悍然入侵我国东北地区，世界为之震惊。两天后，蒋在日记中写下：“东亚从此将无宁日矣！”同月二十二号更在日记中，明确将日军对东北的侵略，定性为“世界之第二次大战于是开始矣。”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这对中国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危机：巨大的危险中蕴藏着巨大的机会。

在蒋看来，日本人磨刀霍霍，危险是躲不过的，能做的就是全力争取机会。既然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那就找一个能打过他的国家一起打他。即蒋的持久战并不是单纯的中日两国间的长期消耗战，而是要一步步变双边战争为多边战争，从而在联盟中转嫁安全威胁，争取死里求生的机会，并在死里求生中争取中国的大国地位。这是常人很难想象的一个抉择。

事实上，从晚清到民国，机会曾多次出现，只可惜国人始终没有把握住。这一次，蒋决意不再放过。

在后人看来，蒋的计划的风险性之高，令人瞠目。从某种意义上理解，简直就是一场疯狂的赌博。蒋一赌日本不会悉举国之众进攻中国；二赌世界大战一定爆发，且中国能坚持到那一天；三赌大战爆发后，美英列强一定参战，而且是站在日本的对立面上，与中国并肩作战；四赌中国能坚持到世界大战结束，并借战胜国的地位，改变国际形象。

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民国二十四年，蒋居然就预言，中日若开战，战争将持续八年左右，并以中方的胜利结束。战争的第一阶段，日军进攻，我方防御；第二阶段，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我方亦无力反攻；第三阶段，国际关系大变，世界大战爆发；第四阶段，反日盟军大反攻；第五阶段，内部爆发革命；第六阶段，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事实上，除了日本内部爆发革命没有发生外，其他皆应验。

于是后人不免要问，蒋如何做到的呢？
九一八国耻事变发生后，基于多方面的考虑，蒋决定暂不与日本进行硬权力的摊牌，但软权力的较量则立即展开。

由于义和拳运动的长期影响，当时的国际社会对中国印象极差。相反，日本却是他们一战的亲密战友，结果，事变发生后，几乎所有大国都在偏袒日本。但中日两国不同的反应却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说起来日本可谓大国博弈的高手，但当时却正为激进思潮所苦。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愤青太多。虽然国际社会在偏袒日本，可日本却不领情，不仅不领情，反而在国联自以为很酷的大放厥词，抓住国联对它的象征性批评，公然摆出与世界对立的气势，逼西方大国让步。它显然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再不要脸的国家，也是要留最后一块遮羞布的。西方大国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双层考虑，决定默许日本在东北的行动，已经做到极限了。可以说，默许就是胜利。但日本却幻想一步到位的承认，却忽略了默许与承认虽然在实利上无差别，但却有法理的本质差异。若西方大国真承认了，他们日后又如何面对欧洲的新侵略？

相反，蒋则采取“表扬”战术，即抓住国联每次公告中可以接受的成分大加赞同，对有异议的地方则采取冷处理的方法。并主动邀请外国记者自由采访、听证。关东军心中有鬼，自然要限制这些外国记者。如此正可谓欲盖弥彰。

结果，中国越表扬，国际社会就越是同情中国。日本越是硬顶，西方大国越觉得它讨厌。这就为下一步的行动埋下了一个很好的伏笔。

二十世纪的三十年代，正是新一轮地缘决战的前奏期。敏感的人都已经听见全球范围的地缘断裂声。蒋就是要让本已够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从而在战略层次制衡住日军，使之不能悉举国之众以谋中国。今天检讨起来，蒋的战略，倒是很有些俾斯麦风格。

蒋素以反共著称，但却不妨碍他与苏联改善关系，这就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局限，抓住了国际关系的本质：安全与利益。他任命清华大学的历史系主任蒋廷黼（费正清的老师）为驻苏特使，改善两国关系，可谓捏住了日本人的软肋。这里引出的是又一个今天的国人多不注意的史实：虽然近代日本始终在侵略中国，可中国却从不曾是他的国家头号假想敌。中国“最风光”的时候就是十月革命后，昭和八年第一次省部会议前，做了日本陆军的头号假想敌。从明治维新到十月革命，日本的头号假想敌是俄国。十月革命后，俄国陷入内战，日本才暂时摆脱了俄国的梦魇。但斯大林的上台改变了一切。就在日本与中国矛盾日深之时，苏联却不声不响的发展起了一批有重大影响力的军事重工业，并开始逐渐向乌拉尔山以东发展，对远东尤其重视，驻军实力与政治关注自第二个五年计划起直线上升。而且，东四省的非日苏化，本不失二者间一大缓冲，现今成为满洲国，反促成双方的直接冲突与矛盾激化。到昭和八年六月由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和召开的第一次省部会议前夕，“作为其推进力的远东红军，现已显著加强，外蒙早已受其侵略，连新疆也变成苏联的势力范围。此外，与日本之间，存有石油、渔业，以及其它满苏国境等问题，孕育着许多危机的困难事件堆积如山。”到第一次省部会议上，永田铁山“在策略上强烈主张首先解决总不罢休的抗日、侮日的中国问题”，再调动中国的资源解决对苏问题。结果遭到小畑敏四郎的激烈反对，他认为：

一，现在以苏联一国为目标的自卫，估计尚有团难，进而再与中国为敌，根据当前我国的国力，应当极力避免。

二，中国的全面战争，不仅大量消耗我国力，而内难望结束。对于同届东亚同族的中国，无论何不应当依先靠实力，而应力求协商的途径。

三，对中国的战争有发展成为以世界为敌的全面战争之虞。

最终小畑的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并依此制定了大纲。结果，在这次会议上，重新确立了以苏联为日本最危险的敌人的国防方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