㈢、房琯“浮沉录”

浮沉录，沉浮录，两个词都是惯用词，用哪个来做标题，就要看主人公的遭遇了——房琯正是先浮后沉，所以当然是“浮沉录”了。

房琯是武后时期平章事房融之子，他主要当官的时间是在玄宗朝，之前要提到什么特别突出的政绩，好像也没有，就是李林甫陷害李适之、韦坚的时候，顺便也把房琯贬了官。但皇叔爷爷对他已经很客气了，因为和李适之有关的人很多都被“追杀”——前脚被贬，后脚赐死诏书就到了，是为“追杀”。

房琯和韦见素等人一起被玄宗派来进献传国玉玺，肃宗对他很是看重，房琯自己也以天下为己任，诸相均要避他之位，春风得意，快哉快哉。这个时候称为“浮”一点都不过，但是房琯本人，“密度”较大，浮了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沉了。密度是什么？物理上是物质质量与其体积的比值，不过我用的可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房琯本人对宰相一职的不适应性较大，尤其是不能像李泌那样抓住重点，所以沉下去也是早晚的事。
房琯的性子，大约是喜欢热闹的，史书上说他“喜宾客，好谈论，多引拔知名之士”，这本是好事，不过他轻鄙庸俗之辈，所以招致很多人的怨恨。按说这是优点，说明他为人正直，又有什么不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都是有毛病的，只怕房琯对人的要求有些苛刻，是否一些本非庸俗之辈的人也被列入了他的黑名单？有可能，所以人们才会对他不满。大家还记得蜀中拜相的崔圆吗？肃宗到扶风的时候，崔圆才刚来朝谒。房琯认为他来的迟了，当即免相，态度也不怎么好。可是崔圆却厚结李辅国，过了两天，就得到肃宗看重，所以他也对房琯颇有不满。

有一件事，导致了肃宗对他的疏远，归根到底也是缘自人际关系上的问题，当然，这件事上房琯自己也有错。当时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到达肃宗行在，肃宗本来让房琯任命贺兰进明为南海太守，兼御史大夫，充任岭南节度使，而房琯却让贺兰进明“摄（就是代理）”御史大夫。贺兰进明入朝谢恩，肃宗觉得奇怪，自己任命他是御史大夫，怎么现在多出来个“摄”？贺兰进明说自己和房琯有矛盾，还说：“西晋任用王夷甫为三公，而他却尚浮华虚名，致使五胡乱华。现在房琯专门在迂阔大言上面下功夫，来求得虚名，他所引用的人也都是轻浮之辈，简直就是第二个王衍啊。陛下任用这样的人为宰相，只怕对国家不利吧。而且房琯在蜀中辅佐太上皇，使陛下与诸王分领各道节度使，把陛下安置在荒凉空虚的塞外沙漠，又把自己的亲信党羽安插在各地，让他们统领大权。房琯的用心是不论皇帝的那一个儿子得天下，自己都不失富贵，这岂是忠臣所做的事！”玄宗这样的安排究竟是不是出自房琯的主意，不知道，也许有他参议的份。但玄宗让肃宗统领朔方等四镇，也是出于就近的考虑，不然难道让肃宗千里迢迢从朔方的灵武赶去南方不成？而且要提到沙漠荒凉，朔方固然是这样，贺兰进明的话不无对处，但李珙的安西四镇岂不更荒凉？所以说，这些话也有点谗言的味道。有了贺兰进明的挑拨，肃宗果然疏远了房琯。贺兰进明确实不对，但是房琯先改变肃宗的任命在先，也不怪人家不乐意，至于肃宗不能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也满正常的，历史上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并不多。肃宗此后下诏任命贺兰进明仍然是“御史大夫”，也算给房琯一个警告。

房琯这时也正好上疏，请求亲自带兵去收复两京。考其用意，是想建立功业，当然也是想为国家出力了。肃宗一听有人要去收复两京，那还不高兴，当然就同意了，于是加封房琯持节、招讨西京兼防御蒲潼两关兵马节度等使。房琯又请求由自己挑选部下参佐，肃宗也满足他的要求，房琯便以御中史中丞邓景山为副将，户部侍郎李揖为行军司马，中丞宋若思、起居郎知制诰贾至、右司郎中魏少游为判官，给事中刘秩为参谋，临行前，肃宗又让兵部尚书王思礼去协助房琯。所有人中，除了肃宗任命了一个有打仗经验的王思礼，房琯自己任命的那些，的确没几个是有名的，一个魏少游，给人的感觉是他拍马功夫大于实干的能力，其它的就一个贾至，在与王维、杜甫、岑参的“大明宫唱和”中，好心写了首诗呈两省僚友，还被称为是抛砖引玉之作——当然了，贾至、李揖、刘秩这些都是文弱书生，不懂军事，房琯把军务大事交给李、刘二人，真是一个糟糕的问题。王思礼夹在这些人当中，想必也是十分郁闷，说不定他这个武人，还会被房琯认作是“庸俗之辈”，从后面的情况来看，王思礼确实没得到房琯委派什么任务，估计就是被房琯抛开了。所以，房琯带着一帮纸上谈兵的人去打仗，不用看后面，我们也觉得事情不妙啊。

房琯对人说：“贼曳落河虽多，安能敌我刘秩！”什么叫曳落河？这个不是说掉进河里，而是安禄山的精锐亲兵，安禄山“养同罗、奚、契丹降者八千馀人，谓之‘曳落河’”。房琯夸口说虽然曳落河厉害，又安能敌得过我的谋士刘秩呢！他把军队分成三部分：由杨希文率领南军，从宜寿进攻；刘贵哲率领中军，从武功进攻；又派李光弼的弟弟李光进率领北军，从奉天进攻。他自己则是自将中军，为前锋。

我们房大宰相战绩如何啊？十月二十日，唐军前进到便桥一带。第二天，房琯的中、北两军与叛军安守忠所部在咸阳的陈涛斜（一个颇像人名的地名）相遇。房琯此战效法古人，居然用起了几千年都没用过的老掉牙的战车进攻战术，实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战车所用的牲畜也不对呀，人家是要用马，房琯却用牛来代替，牛虽然粗壮了许多，但灵活性就差了，所以战将都是骑马，骑牛的可太少了，单挑的时候骑牛岂不要吃大亏？《封神演义》里黄飞虎是骑牛，可人家是神牛，你一般牛能比么？何况又是小说，更不能算数了。房琯组织了二千辆的牛车队伍，并让步、骑兵护卫左右——士兵们都用来照顾牛了，真是得不偿失。没准骑兵的马和牛们还聊天呢：“咦，牛兄，您怎么也上战场了？”牛说：“唉，没办法，房大人心血来潮，不敢不来啊。”咳咳，说到哪了？——双方交战后，叛军顺风擂鼓呐喊，牛哪里见过这阵式，都吓的不轻。叛军又放火焚烧战车，顿时唐军乱了阵脚，人畜相杂，死伤多达四万余人，逃命活下来的仅有数千。不难想象啊，因为经过专业培训的西班牙斗牛士们还经常会出事，何况和牛一样也没见过这种阵式的唐军？荒唐啊荒唐。总结一下，不提房琯任命的人合不合适，也不管他总体战略如何，单说这一战，最大的错误在于战术不对，雪上加霜的是错用了牛——战国时田单败燕，用火牛阵用的就是这股乱劲，而房琯这次用牛车阵，却乱了自己。这是房琯东征的首战，首战很影响士气，这一仗失败，不但带来兵力上的损失，在士气上也是个打击。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是当时唐军中的某个士兵，一想到有个荒唐的主帅在带队，是不是很泄气呢？十月二十三日，房琯亲自率领南军与叛军作战，又被杀得大败，杨希文和刘贵哲都投降了叛军，这是南、中二军的主将，他们投降了，仗也就别提再打了。至此，房琯东征宣告失败。

战败之后，房琯等人“奔赴行在，肉袒请罪”。肃宗得知大败的消息，十分愤怒。想来肃宗也没想到房琯会用这么个战术，而肃宗可不像房琯那么理想主义，以为牛车真能取胜，从肃宗让王思礼辅助房琯来看，他比房琯更有战争的头脑，只可惜王思礼没派上用场。肃宗听说败的情形，自然十分郁怒，幸好有了李泌的营救，肃宗才赦免了房琯。不知李泌是怎么说的，居然说动肃宗像原来那样对待房琯，所以房琯要想取代李泌在肃宗心目中的位置实在太难了。

《旧唐书》上有一段，讨论了房琯为什么失败：“管好宾客，喜谈论，用兵素非所长，而天子采其虚声，冀成实效。管既自无庙胜，又以虚名择将吏，以至于败。管之出师，戎务一委于李揖、刘秩，秩等亦儒家子，未尝习军旅之事。管临戎谓人曰：‘逆党曳落河虽多，岂能当我刘秩等？’及与贼对垒，管欲持重以伺之，为中使邢延恩等督战，苍黄失据，遂及于败。”有些事情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再补充几句。《旧唐书》的看法是，房琯喜欢高谈阔论，未免轻浮，用兵并非是他的长处，所以皇帝听他虚夸的厉害便任用他，自然难有什么作用；房琯本人又不会择将吏，选的都是徒有虚名的人，出师之后把事情都交给不习军事的儒生，再加上交战之际本是要持重以待，却被宦官邢延恩等人催促交战，仓惶之中失去自己的根基，所以才会惨败。《旧唐书》是在后面交待了这里面“中人邢延恩”的作用，通鉴中却未涉及。房琯本打算持重，牛车阵也确实需要持重，如果真的坚持下去，面对敌军时，也许不会一下子就大乱起来，但叛军终究还是会赢，就算这一战不败，早晚他的牛车阵也是个事。邢延恩的催战，无疑使失败提前来到。虽说宦官监军又让人郁闷了一把，不过房琯的东征也是早一些结束的好，如果一直这么打下去，伤亡惨重都是无法避免的，但唐朝的粮草——灵武也好，顺化也好，彭原也好，粮食还是节省些好。

房琯回来之后，常常称病不朝，对政事也变得懒于过问，大概是受到了打击。另外，他不上朝，每天与刘秩、李揖等人高谈佛老，说些释氏因果、老子虚无的东西，有时还听听门客董庭兰的琴声，或招集琴客来大排筵宴。未败之前房琯也有空谈的爱好，好像惨败之后，连“以天下为己任”的劲头也没有了。颜真卿当时弹劾何忌不孝，而何忌恰好是房琯空谈一派，所以房琯不想太让他没面子，就以他酒醉入朝为借口，贬为西平司马。更糟糕的是，董庭兰因为朝官们往往通过他谒见房琯，所以开始弄权谋利，大收贿赂。有司又弹劾董庭兰受贿，房琯十分不理智的在肃宗气头上入朝向他说明情况，被肃宗“叱出之，因归私第，不敢预人事”。这时谏议大夫张镐上疏，说房琯是朝中大臣，他的门客受赃，与他无关，不应该因这件事连累他。至德二年五月，将房琯贬为太子少师，以张镐代替他为宰相。

后来房琯再也没有像在顺化、彭原的时候受到肃宗看重了。最后死于广德元年，时年六十七岁，死后赠太尉。

杜甫传中则说至德二年春因房琯罢相，杜甫上书言房琯有才，不宜罢相之事而被贬，似乎时间上有出入，而且杜甫传说还写肃宗一怒之下，“贬管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杜甫确实是被贬了，而房琯则没有被贬出去，当年十一月便随肃宗回到了长安。究竟哪个对？房琯确实被贬出去过，不过是乾元元年六月，时间上又有矛盾。这里我们还是相信房琯本传为好，因为杜甫传中是连他的官名都写错了的，应该是左拾遗，写成右拾遗了。

房琯之败，似乎在玄宗的预料之中。玄宗在蜀中的时候，和给事中裴士淹讨论宰相。那时肃宗在凤翔，每任命一个宰相，就报告给玄宗。一听到肃宗任房琯为将，玄宗说：“此非破贼才也。若姚元崇在，贼不足灭。”他很清楚房琯言过其实，有点赵括的意思，所以知道他破不了叛军。可见玄宗看人比肃宗要准啊，一眼便看到了房琯的不足之处。之后又讨论到其它人，说到宋璟的时候，玄宗说：“彼卖直以取名耳。”只怕这个评价会有些让人吃惊。大唐三百宰相，最有名的贤相就那么几个，有唐初的房玄龄、杜如晦，还有玄宗时期的姚崇、宋璟。看来玄宗对姚崇还是相当满意的，而宋璟也是善终，并未与玄宗有什么芥蒂，怎么玄宗会这样评价他呢？虽然玄宗这话绝非称赞，也微微透露出一丝不满，却并不激愤。《新唐书》评价宋璟就是“宋璟刚正又过于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时他的“正”也确有取名的嫌疑。宋璟的问题还是就此打住吧。玄宗又接连历评了十余人，都十分得当。评到李林甫时，玄宗不无愤怒的说：“是子妒贤疾能，举无比者。”裴士淹当时反问了一句：“陛下诚知之，何任之久邪？”你明知他是这样的人，为什么还任用他这么久？“帝默不应”，玄宗无言以对。那我们再问一声，为什么玄宗明知李林甫阻挡贤路，还要任用他呢？只怕玄宗当时已经倦了，所以有个挡着进谏的人，未尝不是件舒服的事，而且高力士也曾反对过玄宗“朝事付宰相，边事付边将”，玄宗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所以只能是他自己的问题。

然而玄宗又想念起张九龄来，想起当初张九龄说安禄山会谋反的先见之明，不禁痛哭流涕，派宦官到韶州曲江祭祀张九龄，并重赏了他的家人。唉，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第六章 内讧•对峙

双方第一阶段的交手早已结束，唐朝重伤之下也已定过神来了，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叛军那里烧杀掠夺，该享乐的也享完了，却不料自己内部也出现了顶级权力的非正常交接，而且比唐朝发生的事情还要过分……

一、安庆绪：大刀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

唐朝那里惊魂甫定，着手反击叛军，安禄山这边却也不轻松。

《红楼梦》中的“好了歌”，甄士隐解道：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至德元年（公元756元）年底，安禄山派兵攻颍川。由于城中兵少，没有多少积蓄，尽管太守薛愿、长史庞坚全力拒守，周围环绕颍川百里的庐舍、林木全部被毁。历经了一年，救兵仍然不至，安禄山派阿史那承庆增兵攻击，昼夜连续作战，殊死搏斗了十五天，最终颍川被攻陷。薛愿等人被送到洛阳，“禄山缚于洛滨冰上，冻杀之”。是被活活冻死的，不过比颜杲卿那个肢解是来得好受的多。但安禄山大概不知，这是他最后一次听到捷报了。

自从起兵反叛以来，安禄山的视力逐渐下降，据说到至德二年初已经看不清东西了，怀疑也是散光或者近视，由于本人是“进士（谐音近视）”，所以知道近视是看不清楚东西，只是散光如何，不大清楚，同学曾经把一根黄瓜看成两根，大概是看东西会有重影。安禄山究竟是看不清楚，还是看着有重影呢？不管它，反正看不清东西很令人烦燥，大大的影响了他的心情——还是那句话，可惜当时没有眼镜。恰巧这时安禄山身上又长了毒疮，性情变得更加暴躁。这下可苦了安禄山左右的官员，还有侍奉他的宦官们，只要稍不如意，就用鞭子抽打，有时把触怒他的人干脆杀掉。此外，还有一个不利的地方，就是安禄山称帝以后，居于深宫之中，一下子在自己与将军们之间加了一道屏障，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沟通了。大将们难得见他的面，所以都是通过严庄向安禄山报告。一旦皇帝与大臣们之间出现了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沟渠来沟通的情况，那就很容易出问题，一旦这个沟渠堵死，那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严庄本人虽然位高权重，但他也免不了被安禄山鞭打。安禄山还有个侍奉他系腰带的宦官，名叫李猪儿，挨到的打尤其之多。在第二章写安禄山时候提到过他那个有名的大肚子，随着他的年龄的增长也在不断增长，当初系腰带的时候就已经得要旁边的人扶着肚子才能系上的地步，现在肯定是越发的不好系了。而且力道怕也不好控制，太松了起不到作用，万一当着人前皇帝裤子掉了下来，李猪儿就别想活了；或是太紧了，也不行，要是把安禄山憋坏了，他照样难逃一顿臭揍。所以，李猪儿被打的最多，也是没办法的事情。由于安禄山的脾气一落千丈，他左右的人都感到自身难保。这种“恐怖统治”是无法持久的，安禄山这样做无疑是自掘坟墓。

有句话叫家贼难防，安禄山最后是死在了家贼手里。

安禄山有子十一人，长子庆宗，聚了荣义郡主，在安禄山叛乱之初，已经夫妻双双“殉难”，被玄宗杀掉了。庆宗死后，次子庆绪成为兄弟中年纪最大的大哥，加上他是嫡子，所以嫡长子的地位十分有利于他成为继承人。安庆绪的母亲是安禄山的糟糠之妻康氏——也许她也是昭武九姓中的胡人，安禄山生父也是姓康，难道都是出自康国，源出出族？那岂不是近亲结婚，难怪安庆绪的智商……啧啧，那我们就管不着了，反正这位是正妻就是了。安禄山本来很疼爱这个善骑射的儿子，庆绪本名仁执，后来的名字是玄宗所起，并且把年未二十的他封为鸿胪卿，兼广阳太守。容我插一句，玄宗一辈子赐的名字不少，其中还有应邀给贺知章的儿子起的名“孚”，可是贺知章虽然叩头谢恩，但心里一定不好过，因为“孚”就是“爪子”。玄宗未必想到了这一层，他也没理由来嘲笑贺知章，只是贺知章既然想到这一点，心里就有个坎，未免觉得气闷。所以，安庆绪的名字就算起的不错了。可是后来，安禄山有个爱妾段氏，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庆恩，安禄山很喜欢庆恩，想由他取代安庆绪。失位的太子多半下场都很凄惨，安庆绪自然也明白这一点，自己的地位差不多可以确立了，如果有什么闪失，很难说以后会怎么样，所以常常害怕被杀，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这关头，严庄抓住安庆绪的这种心理，对他说：“事情总有迫不得已的时候，现在可是机不可失啊。”出人意料的，安庆绪连客气都没客气一下，居然就同意了，说：“严兄如果想有所行动的话，我怎敢不敬从。”就这么简单，安庆绪这边就搞定了，连让我们多猜测一下的机会都不给。接着，严庄又对李猪儿说：“你前后挨的毒打还有数吗？如果再不做大事，恐怕你离死就不远了。”于是李猪儿也答应一块行动。天大的阴谋啊，居然这么容易就定了，这三人实在是——“痛快”!

计划已定，几人雷厉风行。这晚，严庄和安庆绪手持兵器站在帐幕外面，李猪儿手执大刀直入帐中，向安禄山的肚子上砍去。安禄山左右的人知道出了大事，由于害怕谁都没敢动弹。一击之下，安禄山急忙用手去摸枕旁的刀，却没有拿到，所以连最后这个给自己报仇的机会都没抓住。安禄山用手摇着帐竿，说：“这一定是家贼干的!”想必声音一定十分凄厉。他在最后时刻明白了“家贼难防”这个道理，可惜这时肠子已流出一大堆，随即死去。

安禄山就这么死了，死的太简单了，起码壮烈一点也好啊，人家根本没怎么费心计划，打了一声招呼就把事情搞定了。曾经兴风作浪的安禄山，一代“枭雄”这样收场，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那么，这个“枭雄”又是谁封的呢？如果按字面意思来理解，枭雄的两个意思中“强横而野心勃勃的人，智勇杰出的人物”，安禄山当是符合第一个释义，也只能是符合第一个，因为他的智勇可算不上很杰出。而说到枭雄，我最佩服的是春秋时期的郑庄公，不过在《东周列国志》中他是以奸雄的身份出场的。不好，奸雄已经有了一个经典的曹操，以庄公之智勇，划分到枭雄也不错啊。

安禄山死后，严庄等人在他的床下挖了一个数尺深的坑，用毡布包裹了安禄山的尸体，就这么埋了进去，还告诫宫里的人不许泄露出去，否则严惩不怠。后来也没提到安庆绪将他埋在床下的父亲改葬，莫非安禄山在那个小坑里一呆呆了几年？这个不清楚，像这种事情按理不至于漏记，也许真的是这样。那么，直到后来史思明以王礼将安禄山改葬，安禄山才重见天日。只是不得不佩服一下安庆绪的心理素质，他在那宫里居然就这么住下了，丝毫不怕三更半夜会从床底下钻出个冤魂来，想当初太宗杀完建成、元吉之后，尚且会做恶梦，安庆绪却能睡的很踏实，真是没心没肺啊。正月初六的早晨，严庄对外宣称，就说安禄山病重，立晋王安庆绪为太子。不久安庆绪做了皇帝，尊称安禄山为太上皇，然后才发丧。唉，远在蜀中的玄宗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也该知足了，自己至少是个活的太上皇，而安禄山已经是个死太上皇了。

就这样，大燕也完成了最高权力的交接，本想多写几句，可是这种情况，也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事情进展的相当顺利。或者是因为记史的人是唐朝这方面的，所以对敌情不甚了解，只记了个大概？无论如何，色子就这么抛出去了，安禄山就这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曾经最信任的谋士，还有十分亲近的侍者共同杀死了。死者已矣，安禄山自己也有取死之道，而安庆绪等人，说他们道德沦丧也好，说是心狠手辣也好，或者像有些观点所认为的“胡人本性(五胡乱华时，胡人给人的感觉确是比汉人更野蛮好杀，但统称胡人都是如此，也不一定)”也好，安庆绪也确有被迫的成分。否则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果将来他上了安庆恩的案板等着被别人杀死的时候，肯定也会后悔为什么当初不果断一点。

安庆绪顺利的即位了，可惜后面的事情进行的并不顺利。史载安庆绪“性昏懦，言辞无序”，就是说他性情昏庸懦弱，说话时语无伦次。昏庸还好办，懦弱？如果真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被逼到不得不弑父的地步，可见安禄山有多可怕。至于言辞无序，想安庆绪一介好骑射的武夫，没经过专门的培养，又哪来的什么口才呢。据说严庄就是为了这个，怕众人不服，所以不让安庆绪出来见人。安庆绪也不在乎，反正自己已经是君王了，还怕什么？于是每天饮酒享乐，称严庄为兄，任命他为御史大夫，封为冯翊王，事无巨细都由他来作主。同时安庆绪加封诸将官爵，借以笼络人心。由于严庄总揽大权，所以不免让人生出疑心来：严庄的用心看来不怎么地道啊，只怕安庆绪十分无能是假，严庄欲总揽大权是真。但安庆绪居然任由别人来掌权，也是有能不到哪去。

此时金殿之上的安庆绪，万万想不到，将来自己也会被他人取代，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且如果他不动手，别人似乎也不敢动安禄山，倒是自己给那人帮了个大忙，去掉了一个强劲的对手，使自己家族的权力旁落他人之手。因此，安庆绪的作为，到头来，只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二、肃宗的隐患

肃宗着手反攻叛军，但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
几乎与此同时，肃宗朝的隐患也开始出现了。

㈠、李泌之计

由于颍川被攻破，再加上房琯东征的失败，肃宗一时间觉得一筹莫展，就和李泌说：“现在叛军如此强大，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平定啊。”李泌回答说：“臣观贼所获子女金帛，皆输之范阳，此岂有雄据四海之志邪！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自余皆胁从耳。以臣料之，不过二年，天下无寇矣。”

李泌的观点是对的，叛军攻下长安之后，并没有长久占据的迹象，反而把抢到的东西都运回了老巢，这确实表示他们并无争夺天下的大志，否则，关中之地，按汉朝张良的话说，是“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自西周的镐京，到秦咸阳、汉长安，尤其是长安，十二朝古都，在中国是首屈一指的帝都。也有说是十三朝，差在哪一个呢？看了一下，是王莽那个二十年的“新朝”。把这么一个“朝代”也算上，实在是有凑数之嫌。总之，唐包括唐以前，很多王朝都建都关中，如果安氏父子真有吞吐天地之志向的话，占领了长安，就该把家当都搬过来，范阳虽是老家，但尚不足以成事。正是安禄山造反的李唐，当初不也是以太原为家么，可是一旦攻取长安，便不再离开，即使曾有过突厥的骚扰，在当时犹为秦王的李世民的坚持之下，仍然没有迁都。这就是差别。玄宗、肃宗一心收回长安、洛阳，固然也是为了祖宗之地、为了唐王朝的面子，但能守住两京，对唐朝将大有裨益，无论如何也比安禄山要高明一些。此外，李泌还看到了叛军的“寡助”，说只有胡人将领为安禄山卖力，汉人中只有高尚等几个，其余的都不过是一些胁从。不过，这个似乎给肃宗打气的成分居多了，因为帮助安禄山的人也不少。总之，基于这两点，李泌认为，不过二年，天下就会平定。李泌认为两年能平叛，事实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那是在超出正常的情况下。可惜李泌有点高估唐朝，出现一些特殊因素，所以真正的时间，是延长了三倍。而且，李泌看到的是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上的优势，也得通过具体行动才行啊——根本优势可以决定战乱的最终结果，而具体的行动则能左右平叛事业进展的是否顺利和时间的长短。

肃宗一听两年就能平叛，又惊又喜，不大敢相信，就问：“这是什么道理？”李泌回答说：“叛军中的骁勇之将，不过是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真、张忠志、阿史那承庆这几个人。现在我们要是命令李光弼率军从太原出井陉关，郭子仪率军从冯翊进入河东，这样一来史思明与张忠志就不敢轻易离开范阳和常山了，安守忠和田乾真则不敢离开长安，我们以两支军队便可拖住叛军的四员骁将，这样一来，跟随安禄山的就只有阿史那承庆了。望陛下下诏，命令郭子仪不要攻取华阴，以便两京之间道路畅通，陛下则率领所征军队驻扎于扶风，与郭子仪、李光弼交互攻击叛军：叛军如果救援这边，我们就攻击他们的那边；如果救援那边，我们就攻击这边。总之，使叛军在长达数千里的战线上往来奔波，到头来疲于奔命，我们以逸待劳就好下手了。叛军若是来交战，则避其锋芒，如果要撤退，就乘机攻击，不攻占城池，不切断道路。等到明年春天的时候再任命建宁王为范阳节度大使，从塞北出击，与李光弼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来夺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这时叛军要想撤退，则后路已被切断；要留在两京，却不得安宁。我们再以各路大军合力进攻，一定能够平息叛军。”肃宗听后很高兴。

高兴是高兴，但高兴之后，也没后文了，后来并没照这个来。此时肃宗对李泌真的很好，即使不听他的话，也不表示反对，只是说好，然后不照办就是，这样至少可以保住李泌的面子。但对李泌来讲，还有什么比皇帝的阳奉阴违来得更无奈、更郁闷呢？肃宗后来用的战略，仍然是玄宗时期以两京为根基，进而正面与叛军作战，以敌后截击扰乱为辅。这条策略不能说不好，但代价也是很大的。理论上的分析，就是唐军可以凭险守住长安，但无险可守的洛阳则需耗费唐大量精力，这么个地方易攻难守，得不偿失，唐最初的失误就在于对洛阳过于执着，如果花费太多的人力在洛阳，不如选择放弃；实践上的验证，就是后来的平叛过程，果然四面无险的洛阳得而复失，唐军在洛阳一再消耗力量，虽说后来和叛军比谁的底子厚时是唐赢了，但代价确实太大了。

那么叛军就没有弱点吗？当然不是。安禄山的老巢是范阳，但河北、河南一带都是平原地区，属于攻下的快败的也快的地方，直到河东地区，才有险要可言，所以安禄山若能占据险要，肃清河东以东地区内的唐军，那么他们的形势与唐占据关中以潼关为大门是一样的。但安禄山也没有在意自己这个可以用来作大门的河东，他们轻易放过太原就是一例——其实安禄山后来派史思明等人攻打太原，也是下了大力气的，但是他们迟到了一步，唐肃宗已派李光弼来守卫太原，这一点上，肃宗又高出一筹来。叛军没有赶在太原最薄弱的时候来攻取，实是失策。后来，太原虽然守卫很艰难，但始终在唐朝手中，这就使叛军无法关闭河东这个大门。所谓关起门来打狗，门没关上，狗自然也打不死，因为总会有外援。再加上安禄山后方唐军一直顽强抵抗，致使安禄山在潼关之前都得想着家里是不是太平。其次，安禄山的战线太长了，几乎就是一条线，我们不妨美其名曰“一字长蛇阵”，如果唐军用把菜刀分别把这条长蛇阵切成几段，各个击破，那就完了。纵然唐军办不到这一点，但攻击他们的侧翼，骚扰一下他们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所以从一开始叛军的这个无奈的阵型就是处处被动挨打的。

李泌的计划，是有点类似于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巧了，游击战对付的日军也是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李泌建议由李光弼出井陉关来牵制范阳、常山，以郭子仪入河东牵制长安，正是让叛军首尾不能相顾，而又故意不阻断两京之间的道路，使叛军不能因为支援无望而死守其城，然后唐在郭李之外再分出来一支兵力，三方交互骚扰叛军，让叛军疲于奔命，最后再由第四支兵力与李光弼合力攻取范阳这些地方，然后就可以平叛了。这确实是个好办法，唐可以不急于得到两京，使这两地成为叛军的累赘，然后自己可以占据战略上的主动地位，引敌人围着自己团团转——妙啊。如果唐军真依此而行动，就算不能两年平叛，但相信必定会有效果的。而且唐军比叛军更有条件进行游击战，怎么他们也比叛军更有民众基础。

但李泌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肃宗这个因素。这个策略只怕肃宗本人承受不了，因为李泌说让肃宗亲自率军与郭李二人去交互打击叛军，一来肃宗没有郭李二人的军事才能，万一哪次不小心反倒被别人袭击了，岂不是太糟糕了？二来，肃宗的身体，能禁的住这般折腾吗？想必肃宗对一夜行三百里的经历记忆犹新，可那是迫不得已，如果再来几次，甭说肃宗，就是壮汉怕也吃不消。肃宗必然想到了万一反中敌人之计时，自己必须得逃跑的问题，如果跑不了，自己丧命不说，唐军的士气将会大大的降低，说不定朝中又要乱成一团，确实比较麻烦。那可否换将来完成这项工作呢？只怕也不好，因为如果是派遣一员大将，或是干脆让广平、建宁去扰敌，他们虽然可以办好此事，但相应的，肃宗的行在就必须有重兵守卫。这样势必使兵力分散，如果待叛军疲劳了，再分兵去取范阳等地，那时还有胜算，但敌未疲就分兵，起到的作用怕是有限，也就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不分兵，重兵去扰敌，那叛军在情急之下，若出其不意围魏救赵来袭击肃宗，那岂不是比上面那种情况更糟？这种情况有点像汉初，楚汉相争，刘邦彭城之败后，以彭越、英布、韩信分别去攻击项羽侧翼，英布、韩信两方面不说了，韩信取赵、齐等国，肃清了周边，而主要起诱项羽去攻打的是彭越。他在项羽之后劫粮也好，攻城略地也好，都减轻了刘邦所受的正面压力。就是在这种来回的拉据战中，项羽被打的疲惫了，最后死于垓下。但刘邦自己也是项羽的诱饵，他的到处奔波也带动了项羽的疲于奔命。肃宗没有像刘邦一样肯亲自作诱饵，胆量上的问题也不必过于苛责他，毕竟刘邦有几次也是很惨的，甚至不得不找人来当替身。而李泌，怕也不能和有“谋圣”之称的张良相比，以张良之多智，再加上个陈平，刘邦尚且如此，肃宗可恃的谋士，除了李泌，还有谁呢？种种考虑，再加上既有的方针，而且玄宗还有一句“等攻下了京城，我就把权力全部下放”，这些都促使肃宗采取原来的办法，至少在两计之间的取舍问题上要徘徊一阵。
有人说李泌平叛之计是万全之策，而肃宗急于夺回两京则是务虚名轻实效，孰不知，肃宗坚持的才是最稳妥的办法。他本人不必去冒什么危险，这首先可以保证唐朝政局的稳定。除此之外，还有比这个更稳的吗？而且这个办法，怕也是这两条平叛计中最笨的一个，所以，当然也就是最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