㈡、六等定罪

十月十九日，肃宗从凤翔动身，返回长安，同时派玄宗时期的老臣韦见素去蜀中迎接玄宗。二十二日，肃宗到达咸阳的望贤宫，在这里收到了克复洛阳的捷报。第二天，肃宗进入长安，城中百姓出城二十里来迎接，络绎不绝，众人“舞跃呼万岁”，甚至有人哭泣起来。于是肃宗入居大明宫。当初那般狼狈出逃，今番终于可以回到自幼居住的皇宫中，而且这回是以皇帝的身份——不知面对长安中高大的、虽无昔日的金碧辉煌却仍有着往日气派的皇宫，肃宗是否会想起灵武那个简陋的城楼来？宫殿情况不详，但李唐王朝的太庙则是确定被叛军烧毁了，肃宗身着白衣，向着太庙大哭了三天。私下里替肃宗捏把汗，第一天哭还好办，后两天可怎么熬啊……当天，玄宗也从蜀中出发。

当初被留在长安没有带到洛阳的一些朝臣，现在重又归于朝廷。御史中丞崔器命令这些接受过伪职的人都解下帽子，光着脚站在含元殿前，自己捶打自己的胸口（估计可能还有痛哭一项，以表示痛心），然后顿首谢罪，并且让百官都在含元殿的台上观看。这个办法实在是有点损，不知是谁想出来的。好歹人家也是官员啊，顿首请罪倒也罢了，只是那个“搏膺”，这动作总让人想到动画片里的大猩猩，只怕做出来比较没面子。可是不做也不行，因为周围立着持武器的士兵呢，不做的后果大约是要吃皮肉之苦了。

过了几天，洛阳的那批陷贼的官员也被带到了。当广平王李俶进入洛阳后，百官中接受过伪职的大臣，包括陈希烈等在内的三百余人，都穿着白色的衣服悲泣着请罪。广平按照肃宗的吩咐，先释放了他们，不久把他们集中押往长安。二十五日，又是崔器，命令这些人到朝堂上向肃宗请罪，就像长安的这群大臣一样，在依次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叩首请罪之后，把他们关进了大理寺和京兆府的监狱中，便是府县中为叛军干过事的小官吏，被抓到后也关了进去。忽然明白为什么陷贼一事对王维影响那么大了，要知道，陷贼后的王维，很以此苦恼，每次给皇帝写奏章都写的相当沉痛。原以为是“诗佛”王维受儒家忠君思想很深，虽然以释家心态来处世，但大事的原则上仍以中国传统的儒家士大夫思想标准来衡量。当然事实上也是如此，只不过，还有一个原因，怕是那顿“捶胸顿足”给他的刺激太大了，王维一直都是很清高的，如今要当着这么多人这么做，真是件痛苦的事情。

这时朝廷树立了几个模范。第一个是汲郡人甄济。甄济本来隐居在青岩山，安禄山曾任他为掌书记。后来甄济觉察到安禄山的野心，就假称中风，让人抬回到家中。安禄山反叛之后，不放心甄济，就让蔡希德带着两个手持大刀的刽子手去召唤甄济，甄济就伸着脑袋让他们杀，蔡希德一看他这样，觉得的确是有病，否则要是没病谁也不敢再欺骗下去，因此回去报告了安禄山。后来安庆绪也曾派人把甄济强行抬到东京，等广平收复东京的时候，甄济便起来到军中去谒见李俶。这么个模范，当然要好好抓住大做文章了，肃宗让被送到长安的甄济住在三司的馆舍中，命令陷过贼的人列队向他拜伏，目的是让这些人惭愧。还有一位，国子司业苏源明，当初他假装有病(实在幸运很多，没像王维那样装哑巴)，没有接受安禄山的委任，肃宗也提拔了他。

二十八日，肃宗登临丹凤门，颁诏说：“士庶受贼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意思是：官吏和百姓中接受过伪职、俸禄或为叛军干过事的人，三司要分不同情况上奏。在战斗中被俘的将士，或与叛军住的近因而与其有往来的人，一律允许自首而免其罪。家中有妇女被叛军污辱的，都不问罪。

对这些“罪人”的处理是要到十二月才有了定论。十二月初八，肃宗任命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諲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一起处置这些案件，李岘又任命李栖筠为详理判官。吕、崔二人很严酷，而李栖筠、李岘则多从宽处理。当时崔器和吕諲上书说：“那些投降过叛军的官吏，背叛了自己的国家，依附于伪政府，按照法律都应该处死。”这实在是太严厉了，光洛阳回来的大臣就有三百多人，真这么做的话就太过分了。肃宗本是想按照他们的意见来办，幸而李岘不支持这么做，他觉得：“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是坚其附贼之心边。《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理。’、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叛军攻陷两京时连天子都避难去了，人们也只好各自逃生，别说投降的人中有皇帝的亲戚，若杀了他们会有违皇帝的“仁恕之道”，何况河北还没有平定，那的大臣中也有很多是类似于这些人的，若看到这些人被宽大处理，那他们也照样可以自新；如果有很严厉的处罚则会坚定他们投敌的决心。这样大臣们争论了数日，最后肃宗还是依从了李岘的建议，决定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于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虽然是比全部都处死要强，但很多人都是被迫接受伪职的，至少都要贬官，还是有点严厉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达奚珣等十八人在长安西南独柳树下被斩首，陈希烈等七人则被赐死于大理寺，其它那些人则是该贬的贬，该打的打。按说张垍、张均兄弟的罪不轻，但肃宗顾念他们的父亲张说，也算对他有救命之恩，所以想免去他们的罪过，就向后来已回来的玄宗求情，但玄宗其它人都无所谓，对张氏兄弟却是恨之入骨，说；“张氏兄弟投降叛军，都被委以要职。张均还在叛军面前诋毁我们家里的事，罪不能赦。”肃宗叩头再拜：“我如果没有张说父子的保护，就没有今了天。我若不能救他们兄弟，魂如有灵，我又有何面目在九泉之下去见张说!”说着伏地流涕，是很卖力的求情呢。玄宗让人把肃宗扶起来说：“因为你的请求，就将张垍流放到岭南；张均罪大，不可饶恕，你不要再给他求情了。”通鉴的记法是张均被杀，而张垍则流于岭南，但按旧唐书的说法则是前者被流放，后者死于贼中，但又有地方说是两人都没死，不知出自哪里。总之又是一个有出入的地方，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张说的儿子中至少有一个在唐朝秋后算账的时候活了下来。

但很快，肃宗便得知严厉所带来的麻烦了。在众多接受过伪职的官员中，只有张万顷因为保护了百姓而不加问罪，其余的人按那些坐着不怕站着腰疼的人来看，就是受到了应有的处罚。不久有人从叛军中回来说：“跟随安庆绪在邺郡的唐朝诸臣，听说广平王赦免了陈希烈等人，都十分痛心悔恨自己失身叛国。后来得知陈希烈等人被杀，就不再这么想了。”肃宗听后，好生后悔，但已经晚了，如果他要是把所有那些大臣都杀了，情况就更糟了。

司马光先生在此大发议论，说为人臣者如果遇到这种事情，就该死节才对，但他们贪生怕死，肃宗对他们六等定罪是应该的，又何必后悔呢？反正司马光高高的坐在宋的朝堂之上，哪里能体会到那些大臣的心情呢？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真是那么好办，怎么这么多人，也没见几个是真正自杀的呢？只怕的确不好办，因为都拖家带口，万一家人遭殃可如何是好？所以烈士可敬，值得学习，但大多数的人被迫任伪职，只要不去主动帮助叛军，问题也不大。至于肃宗后悔，是从一个政治家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后果是使那些本有心回来的大臣们坚定了跟随叛军的决心，这于唐朝来讲是损失。但如果不罚，等于是纵容，不能起到国法的作用，罚了就是这样的结果——大约是罚的太早了，如果等完全平叛呢？那也不行，过了多少年的事情，秋后算账就差不多了，如果隔三秋再算账，这账就算不清了，而且那样显得也不大合适。

于是，次年六月十八日，肃宗下诏说，对于三司没处理完的那些官吏，全部免罪释放，被贬谪降官的人保持原有的处置。

十月二十九日，叶护带领着回纥军队从洛阳返回来，肃宗命令百官到长乐驿去迎接，然后又在宣政殿设宴招待叶护。叶护说：“军中缺少战马，请让我把军队留在沙苑，自己回国取马，然后为陛下扫除范阳残余的叛军。”肃宗很高兴，对叶护重加赏赐，然后让他回去。但回纥人的热情是有条件的，十一月十五日，肃宗任命叶护为司空，封为忠义王，并答应每年赠给回纥丝织品二万匹。十一月，广平王和郭子仪从洛阳回到了长安，而后来任东京留守的是又是那位虢王李巨。肃宗慰劳郭子仪说：“吾之家国，由卿再造!”这个评价很高了，只是这么高的评价，大约有些令郭子仪害怕。

㈢、玄宗归来

下面的重头戏，当属玄宗回到长安。

十一月二十二日，玄宗到达凤翔，随从士兵有六百多人，玄宗让他们把兵器都交到凤翔的武器库中。玄宗此举的意思是自己绝不是来和肃宗争位的，所以提前就缴械了。肃宗则派出三千精锐骑兵去迎接。十二月初三，玄宗到达咸阳，肃宗准备了皇帝的法驾迎接玄宗。这一天肃宗没有穿皇袍，而是穿了紫袍，远远望见玄宗所在的望贤宫南楼，下马来急趋于前，伏身下拜。玄宗这时也从楼上下来，抚着肃宗哭泣，肃宗手捧着玄宗的双脚，也呜咽不已——真是一幅父慈子孝的温馨画面啊，本来想质疑一下其真实性，当然其中确有做戏的成分，这么中规中矩的父慈子孝就是做给别人看的，不过玄宗、肃宗父子二人也有一年多没见了，相互总还是会惦念一下的。排除两人利益的交叉点上兴许会存在冲突，毕竟父子天性，何况玄宗在一切方面上都让步了，肃宗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大表一番孝意。玄宗向左右要来了黄袍，亲自为肃宗穿上，肃宗伏地叩头，坚辞不受。玄宗说：“天命人心都归于你，如果你能让我安度晚年，就算你尽孝了。”肃宗推辞不过只好穿上了黄袍。这时外面的百姓们见此情景都高声欢呼起来。肃宗命令士兵们散开，让千余人进来谒见玄宗。这些人说：“我们今天重又看到二圣相逢(按：意为大唐兴复有望)，死也无憾啊。”玄宗不肯住在正殿，说那是天子住的地方，他是太上皇，理应搬出去。肃宗坚请，不过最后还是同意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肃宗亲自扶玄宗上殿，这时尚食官进上食物，肃宗亲自品尝后才献上去给玄宗吃——这个莫非是肃宗向玄宗证明饭里没毒么？不过玄宗也不会有此担心吧，众目睽睽之下，就算肃宗真想毒死他，也不会选这么个场合。这应该是肃宗为了表示孝顺，所以自己先尝。这个道理大约与黄香温席、亲尝汤药是一样的。第二天，玄宗要从行宫出发了，肃宗亲自驯马之后才把马奉给玄宗。玄宗上了马，肃宗亲自去牵马，走了几步，被玄宗制止。然后肃宗又骑马在前面引导，不敢走专供皇帝马、车驰行的驰道。见到儿子这么孝顺，玄宗放下心来，对左右说了一句：“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五十年的皇帝，却不如现在做太上皇的感觉尊贵？想想也是，给自己引路的便是皇帝，别人谁又有这等待遇？不过这得有个条件，就是皇帝得听话才行，所以乾隆的太上皇做的就很逍遥自在。本来玄宗希望自己能够这样度过晚年，不失为一个好的归宿，只是可惜……当时左右的人听到玄宗这句话后，都高呼万岁。咸阳离长安很近，所以不多时玄宗一行已经由开远门进入了大明宫，先是驾临含元殿抚慰百官，然后又到长乐殿中拜祭宗庙，恸哭了很久。当天，玄宗便到兴庆宫居住。这倒没什么问题，反正玄宗也不是皇帝了，确实不宜住在大明宫中，而兴庆宫本是玄宗还做着临淄王时的府邸所在，于开元二年修成兴庆宫，本也算是玄宗喜欢呆的地方，不过看通鉴的话，似乎也并没有经常前去。回来后，肃宗曾多次上表请求归还帝位，他自己仍然回到东宫去当太子，玄宗不答应。其实，真正能像子鱼（春秋时宋襄公的哥哥，他的论战也很有名，是为“子鱼论战”）那样归还君位而无危险的人能有几个呢？十二月二十一日，玄宗在宣政殿把传国宝册授给肃宗，肃宗痛哭流涕地接受了，从此皇帝大权紧紧在握。

玄宗的回归长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皇后也可以立了，皇子们也可以升级了。就在玄宗传下传国宝册的前几天，十二月十五日，肃宗登临丹凤楼，大赦天下，不过叛贼和李林甫、杨国忠的子孙则不在赦免之列。之后，封广平王李俶为楚王，其它活着的儿子也纷纷进爵为亲王——肃宗曾对李泌说不愿再提起建宁那件事，果然此时也没有再提到他，按说如果是冤死的，那么就该恢复名誉，而且进行追封，否则就等于仍然让建宁背着谋害广平的罪过，肃宗尽管应当知道建宁是冤枉的，但他没有给建宁平反，不免令人心寒，另外，很明显，他这是照顾张良娣和李辅国的面子。建宁赶上这个父皇，真是呜呼哀哉。张良娣则被封为淑妃，次年三月初六，又立为皇后，从此便称为张皇后了。然后又对大臣们进行封赏，擢升郭子仪为司徒，李光弼为司空，其余有功之臣，都加官进爵，而且也加封了一些食邑。对于为平叛而死的忠臣们，比如张巡、颜杲卿等人都追赠官职，封他们的一些子孙为官，也算是妥善安置了吧。还有死难的将士们，他们的家人也得到免除二年徭役、次年租庸免除三分之一的优待。这几年所改的郡名、官名，全都恢复为原来的旧名，然后以蜀郡为南京，凤翔为西京，西京为中京。本来唐是以长安为京城，洛阳为东都，但他们好像很喜欢让都城再多几个，所以王业之基太原则成为北都，肃宗此时又弄出来什么南京、西京、中京，后来又搞出来个南都，只是幸好没有再进一步弄出来东南京、西北京什么的，总之真是越发的乱了。

好了，两京收复后，唐朝这里的事件大致就是这样，至德二年年末的唐朝，真是占据了不可动摇的优势啊。可是，范阳那里还有个安庆绪，叛乱尚未平定，唐军岂能善罢罢休？

四、史思明再次反叛

安庆绪退出洛阳后，带领部下来到邺郡，在这里驻扎下来。于是改邺郡为安成府，改年号为“天成”。这个年号改的真有些幽默，他被人家打的大败，不得已退到邺郡，年号却改为“天成”——上天让他败到邺郡。这倒像是替唐军叫好一样。

这时跟随安庆绪的骑兵不过三百，步兵也不过一千人，而手下部将情况也不容乐观，像阿史那承庆等人都分别逃向了常山、赵郡、范阳等地。如果大家玩过战略游戏都知道，这样的兵力，又没有大将率领，实在是一座危城，这时就该在他们重新补充能量之前尽快攻下来，否则会贻误战机。但我们上节写到了，平定了洛阳之后不久，唐军便回撤，心安理得的让机会再次溜过，这和安禄山曾犯的错误是一个性质，可见双方对于自己能战胜对方，把握都不很大，意志也不够坚决。如果都像狂追刘武周败兵好几天、甚至顾不上吃饭解甲的李世民那样，也许在玄宗西逃之时，也许在广平大败安守忠之时，也许在安庆绪回撤到邺郡之时，这场安史之乱都会提前结束，反正他们浪费的机会都不少。那么唐军一旦追至邺郡，对他们有什么不利吗？应该说，更不利的是叛军，因为他们的司令部被端了的话，就会陷入混乱，虽然几员大将都可能重新起来组织叛军继续他们的反叛事业，可是，那效果怎么也比后来的实际情况要差，政变虽然非正常即位，但中央大权未曾解散过，只是移交给了另一人，这比大权溃散了一次之后再重新聚起来要省事的多。

果然，十天之内，蔡希德从上党、田承嗣从颍川、武令珣从南阳，各自率领本部人马投奔邺郡。安庆绪当然不能坐以待毙，在河北诸郡招募人马，兵众达到六万左右，军势又一次振作起来。

虽说如此，可以暂时保住平安了，可是安庆绪的祸根也就此埋下。当他率领部下北逃的时候，大将李归仁和曳落河、同罗、六州胡兵总计数万人都逃到了范阳，他们一路之上大肆掳掠，人财一空。范阳，正是史思明所在之处。史思明以重兵防备，又派使者去迎接这些逃归的人，所以曳落河和六州胡兵都投奔了他，只有同罗军不服从史思明的号令，结果被史思明打的大败，他们抢的东西都被史思明抢走，余下的残兵逃回本国，不再参战。

安庆绪早就觉得史思明不好控制，发生这样的事，自是更加猜忌，于是派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前往范阳去征史思明所部，并暗中让他们找机会消灭史思明。史思明的节度判官耿仁智对他说：“大人您官高位重，身边的人都不敢说话，我而愿意冒死进言。”史思明听后说：“你想说什么呢？”耿仁智说：“大夫所以尽力于安氏者，迫于凶威耳。今唐室中兴，天子仁圣，大夫诚帅所部归之，此转祸为福之计也。”耿仁智是劝史思明归降唐朝，不再为安氏效命。然后乌承玼也劝史思明：“现在唐朝复兴，安庆绪就好像叶上露水，难以长久。大人您何必与他共存亡呢？若归顺朝廷，则可以洗刷以前的过错，易于反掌啊。”两人的话都打动了史思明，反正投谁不也是当大臣吗？何况安庆绪既然有疑心，而唐朝那边对投降的严庄也还算可以，投唐倒的确是个选择。

阿史那承庆和安守忠以五千精锐骑兵为护卫，来到了范阳。史思明领着全部兵众，一共是数万人前去相迎。这个迎接的队伍实在太大、太壮观了，可是，哪有这么接人的，分明就是以兵相挟。在相距差不多一里的时候，史思明派人对阿史那承庆等人说：“相公及王远至，将士不胜其喜，然边兵怯懦，惧相公之众，不敢进，愿弛弓以安之。”我们胆小，怕你们的军队，这么一说，阿史那承庆等人居然真答应了这个要求。其实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的话，那数万人马要是真来迎接了，可是吃不消的。之后，史思明与阿史那承庆到内堂中饮酒作乐，却暗中派人收缴了他部下的兵器，发给那些士兵粮食和路费，让他们回家了，有愿意留下来的，则重加赏赐，把他们分配到自己的军中。于是，史思明很轻松的就使阿史那承庆等人成了光杆司令。第二天，史思明囚禁了这些光杆司令们，然后派自己的部将窦子昂向朝廷上书，表示愿意率自己所辖的十三郡和八万将士归降朝廷，又命令部将河东节度使高秀岩也带领他的部下及管辖地区来投降。十二月二十二日，窦子昂到了长安，向肃宗说明了史思明的归降之意。史思明手中的人和地盘，都很重要，一旦他归降，唐朝几乎不用再在平叛上多费什么力气，所以肃宗听完后想必高兴的要晕了。于是朝廷封史思明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把史思明的七个儿子都封为高官，然后又派宦官李思敬和大臣乌承恩前往范阳去宣慰史思明，让他率领部下去讨伐安庆绪。

史思明召回安庆绪任命的常山太守张忠志，让自己的部将薛萼去代理恒州剌史，因此打通了从井陉关出常山的通路，招降了赵郡太守陆济。之后，命史朝义率兵五千代理冀州刺史，令狐彰为博州刺史。一时间，叛军很多都投降了唐朝。乌承恩在所到之处宣布皇帝的诏书，于是沧州、嬴州、安州、深州、德州、棣州这些地方全都投降，除了安庆绪占据的相州，河北其它地方都已归顺。次年即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叛军的北海节度使能元皓归降了朝廷，被任命为鸿胪卿，兼任河北招讨使。除此之外，还有在安庆绪北逃时就投降的镇守平原和清河的王暕和宇文宽，不过次年三月间，安庆绪派蔡希德和安太清攻克了这两地，把俘获的这两人带回邺城杀害。

安庆绪对于谋求归顺唐的将士，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一律处死，而且还会株连到部落与宗族，甚至是部曲、州县民众、属官等，所以因连坐而死的人很多。安庆绪还是不放心，便和他的群臣们在城南歃血结盟，可是谁又能放心这只杀人老虎不杀自己呢？多杀的情况下必会使人心不稳，导致众叛亲离。

这期间，四月的时候安庆绪曾经亲领两万大军，以蔡希德和崔乾祐为将，前去攻打驻守在河内的李嗣业，结果没有攻克下来，只好悻悻而归。

看来形势对唐很有利，可是，虽然郭子仪于至德二年末回到东都准备收复河北之事，但安庆绪仍然很顽强的坚持了下来。就这样，再拖些时候，形势又发生了逆转。

问题出在史思明身上。可是，导致问题的出现，则好像是李光弼的责任。原来史思明的上司乌知义对他很好，他的儿子便是朝廷这时派回来的乌承恩。乌承恩本是信都太守，在安史之乱中投降史思明后，史思明念及旧情保全了他，在安庆绪谋算史思明的时候，乌承恩也劝过史思明归顺朝廷。史思明虽然归降唐朝，但李光弼认为他终究还会再反叛，乌承恩是他亲信的人，就让他暗中图谋算计史思明。另一方面，李光弼又劝肃宗任命乌承恩为范阳节度副使，并且赏赐给阿史那承庆铁券，让他们一起对付史思明，得到了肃宗的同意。

李光弼此举，可以看成是先见之明，但说到底，还是有点逼反性质，可惜找的人又不对。乌承恩用自己的家财募兵，又多次打扮成妇人暗中到其它将领的营中游说士兵，这事岂能瞒得过去？于是诸将报告给史思明。史思明觉得不可信，也就没有追查。在乌承恩到长安的时候，肃宗派宦官李思敬与他一起前往范阳去慰问史思明。乌承恩宣布了皇上的圣旨后，史思明就留乌承恩住在府中。用帷帐把他的床遮了起来，暗中派两个人埋伏在床下，这是应该有的谨慎，也不必怪史思明多疑，他没听信那些话已经不错了。由于乌承恩的小儿子在范阳，史思明就让他去看望他的父亲。半夜里，乌承恩悄悄对他的儿子说：“我是受皇帝的命令来除掉史思明这个逆贼的，那时我就是节度使了。”这时久已伏在床下埋伏的很累的两个人大叫着出来，乌承恩的话便泄露了。于是史思明把乌承恩抓起来，搜查他的行装，搜出了铁券和李光弼的公文，公文说：“如果阿史那承庆能够把事情办成，就付给铁券，否则不要给他。”又搜得一本数百张纸的簿书，上面都是先前跟随史思明谋反的将士名单。这下史思明确信无疑了，责骂乌承恩说：“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你竟然这么做！”乌承恩吓的赶忙谢罪说：“我是罪该万死，这都是李光弼的主意。”于是史思明召集来众将和百姓，向西大哭说：“臣以十三万众降朝廷，何负陛下，而欲杀臣？”确实，史思明率十三万人归顺唐朝，确实有大功，但正由于他势力太大了，确实容易让人起疑心。但李光弼的做法，我觉得是不对的，毕竟史思明这时没有明显的反叛迹象，就算势力大些，牵制一下就可以了，也不必在这时非致之死地而后快吧，这么做不免有些让人心寒。向西大哭的史思明，感觉有点像后来写完信大哭的仆固怀恩，如果史思明真被乌承恩他们谋害的话，我们今天又该怎么看史思明和李光弼？不过在李光弼之前还有一人也认为史思明必反，此人即是张镐。张镐为人淡泊，不巴结宦官，当他听说史思明归降朝廷时，就说：“思明凶险，因乱窃位，力强则众附，势夺则人离，彼虽人面，心如野兽，难以德怀，愿勿假以威权。”然后他认为许叔冀也可疑，请肃宗把他征到长安中来以免多事。不过那时肃宗为着史思明的归顺很高兴，又有从范阳和白马回来的宦官说二人忠诚可靠，因此肃宗就认为张镐不识时务，把他贬为荆州防御使，改任崔光远为河南节度使。张镐在这么早的时候就开始担忧，但也并未说要杀掉史思明，只是劝肃宗不要假以威权，就是不要给史思明太大权力，这便是牵制、制约之意，而且要有一定的防备之心，这个比李光弼的看法要正确一些。既如此，怎么李光弼说的时候肃宗就信了呢？想来是张镐和李光弼的分量不一样，所以肃宗听了这个，没听那个。

乌承恩虽然把事情全都说了出来，但史思明依然没有饶过他们。不过像乌承恩这样的人，我倒不怎么同情，因为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他贪图的是节度使的高官，贪图的是厚禄，因而首先背叛了自己的好友或者说是恩人。史思明让人用棍子打死了乌承恩父子，被株连的有二百多人，只有乌承恩的弟弟乌承玼因为跑的快才得以免死。之后，史思明囚禁了宦官李思敬，并把此事上奏给朝廷。肃宗又派一个宦官来安慰史思明说：“这不是朝廷的意思，李光弼也没这么想过，都是乌承恩一个人干的，杀了他是罪有应得。”反正乌承恩也死了，肃宗便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可是他说这不是李光弼的主意，史思明又怎么能信？文书都搜出来了，证据确凿。而且朝廷既然答应他们这么做，很明显是对史思明有疑心，史思明又岂能不怕？

这时恰巧三司处置陈希烈等人的文书传到了范阳，史思明看到这个一皱眉头，对诸将说：“陈希烈等人都是朝廷的大臣，太上皇当初不顾他们自己逃向蜀中避难，现在他们还是免不了一死，何况我们这些本来就跟着安禄山反叛的人呢？”于是诸将劝史思明上表，请求朝廷杀掉李光弼，这正合史思明之意，于是就让耿仁智和张不矜写表，说：“陛下若不杀李光弼，我就亲率兵马去太原杀掉他。”张不矜起草之后让史思明过目，得到同意，将要入函封缄时，忽然耿仁智把上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有人把此事报告了史思明，史思明命令把他们抓起来杀掉，张不矜死的有点冤，而耿仁智由于跟随史思明较久，史思明不想杀他，就把他召进来说：“你跟随我快三十年了，今天的事不是我有负于你。”耿仁智大呼道：“人生会有一死，得尽忠义，死之善者也。今从大夫反，不过延岁月，岂若速死之愈乎！”史思明此时确有再反之心，耿仁智看出他的意思来，可是毕竟史思明还没有反，这么做只能更激起史思明的怒火，更坚定他反叛的决心——连跟随自己快三十年的人都这么认为，何况本就对自己有疑心的肃宗呢？果然史思明听后大怒，乱棍打死了耿仁智，脑浆流了一地。

那边，乌承玼逃到太原后，将史思明这个消息报告给李光弼，李光弼向朝廷上表请封他为昌化郡王，任命为石岭军使。不知李光弼听到这个消息，是高兴，还是遗憾？
假如，史思明的奏表真的上报给朝廷，肃宗真的会为了他而杀李光弼吗？从肃宗本心来讲，绝不愿意杀李光弼，李光弼和郭子仪算是此时朝廷的支柱大将了，肃宗不是没有脑子，当然不想自毁长城，他安抚史思明的时候说这并非出于李光弼的意思，就是为他开脱。但如果他真看到史思明的奏表，又会如何呢？宋高宗为了和金人求和，按要求杀了岳飞，不过宋高宗早对岳飞不满，所以千般理由加在一起，岳飞早就难逃一死了。肃宗既然可以听李光弼的话暗中让人谋算史思明，只怕很难会答应史思明的要求，多半只是调解一下，何况他也并没有必杀理由，将来还要依靠李光弼，所以多半史思明的请求是不会答应了。史思明只怕自己也明白这一点，他的用意大概就是：如果你不杀李光弼，我反的也名正言顺点；如果你杀了李光弼，那当然更好，我就先不反……只是半路里杀出个耿仁智，连这道工序都免了。

五、新任太子

前面一直在写战争情况，而唐朝自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初），朝廷内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在这里有必要补充一下。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正月初五，玄宗登临宣政殿，授肃宗玉册，并为他加尊号，就是前一年玄宗拟定的“光天文武大圣孝感皇帝”的称号。肃宗表示坚决不接受“大圣”的称号——当然了，那时他们是不知道后来有个叫吴承恩的人写了本《西游记》，其中一个天然石猴就被称为“大圣”。但玄宗不答应，肃宗只好也送玄宗一个尊号：太上至道圣皇天帝。

此前，唐军收复京城以后，由于宗庙祭祀要用到的器物和府库里的财物都散落在民间，就派使者到处搜寻，烦扰到了百姓。大约百姓们觉得很受不了，所以正月十二日，肃宗下诏停止搜寻，并让现任京兆尹李岘去安抚他们。

二月初一，有个不好的兆头，肃宗任命了李辅国兼任太仆卿，同时李辅国又兼任元帅府行军司马，大权在握，压倒了几乎所有朝臣，如果说前面的宦官干政还只是在发展阶段，那么此后则一发不可收拾。

三月初二，肃宗又改封楚王李俶为成王，楚王便是先前的广平王。这次的改封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要改呢？史书中并没有记载缘故，不过皇帝隔几年就要把亲王的封号或是所辖地盘换一下也属正常，但当时并没有人与李俶同时改封，所以这不属于那种情况。可是平白无故，肃宗怎么想起把“楚王”改为“成王”了呢？原因也许我们永远不知道了，但“楚”是大国，以此为封号当是从其象征地域广大来取意，而李俶的这次改封为“成”则不像地名，更像是取谥号“安民立政曰成”之意，如果是这样，也许说明了肃宗进一步巩固了李俶在诸子中法定继承人的地位。唐初也曾有一次改封，就是当时还做唐王的李渊，将李世民的封号由秦公改为赵公，而后来再升级的时候，李世民的封号仍然为“秦”王，那这一次又是怎么回事呢？如果说肃宗这次改封，还可以从“成”的意思上胡解一下，而李渊的那次改封，就连猜测的方向也找不着了。肃宗这次改封，如果不是上述原因，那就只能是他太喜欢变花样玩了。

确实，肃宗的确搞出很多新花样来，比如前面提到的以凤翔为西京、长安为中京之类的事，还有，本来至德这个年号挺好，用了两年不到，确切的说是一年半左右，然后又改成了乾元。后来还别出心裁的去掉了年号，可惜这没有让中国早一千多年脱离年号纪年法，反倒是因为用着不便不久又恢复了。另外，在这一年的七月，又让人铸一种能以一当十的大钱，名为“乾元重宝”，这倒不是肃宗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根据第五琦的建议实行的，但大钱的实行，初衷是为了对付经济上的困难，而最后却造成了通货膨胀，如米价从十钱涨到七千，而且盗铸也很严重，这就不是肃宗所希望看到的了。因此，问题出现之后，人们把此事都归咎于第五琦，肃宗便贬第五琦为忠州长史，就连他的同党贺兰进明也遭贬。可怜的第五琦已经上路赴任了，这时又有人告发他接受黄金二百两的贿赂，于是肃宗派刘期光去审查，第五琦俏皮的说：“琦备位宰相，二百两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凭，请准律科罪。”这说的是反话，但容易让人听不明白，刘期光大概就没懂他的反话意思，上奏说第五琦已经服罪。因此，最后第五琦被削除名籍，流放到夷州。
肃宗不知何时起又添了个毛病，就是迷信鬼神。朝廷上有个王玙，专门用鬼神之事来取悦肃宗，每次议论礼仪时，王玙就常在话中夹杂一些巫祝俚俗。六月，肃宗按王玙的话照办，在长安南郊的东面立起了太一坛。肃宗曾经患病，卜者说这是山河在作祟，王玙就请求派宦官与女巫分别去祷告天下的名山大河。这些女巫依仗权势，所过之处勒索财物，其中以一名黄州女巫为害尤甚。这天，黄州刺史左震早晨来到女巫所住的驿站，见到馆舍的门锁着打不开，左震大怒，命人把门锁砸坏，把女巫拉出来在台下斩首，跟随她的那数十个无赖少年也全都打死。之后左震检查他们贪污的财物，发现多达数十万，左震便将此事上奏给朝廷，并请求用这些赃物代替贫民百姓的租赋，打发宦官返回长安，肃宗听到后，虽然不高兴，却又拿左震没办法，人家做的是对的，你难道楞把人家杀了么？

这些小事情不再多说，那么太上皇回来之后，该补封的都补完了，只是有一个重要位置，目前还空缺，就是太子之位。由于当初的张良娣由良娣而淑妃，最后到了皇后，算是肃宗正妻，所以她的儿子也成为嫡子，有资格成为下一任的皇太子。这就给李俶带来了麻烦，他固然凭借长子的身份占有优势，但最大的不利就是，现任皇后不是他的母亲，往往这种情况下，这个皇子的下场就比较危险了，比如申生为骊姬所害，司马矞为贾皇后所害。李俶的情况稍好，他立有大功，也不是说害就能害的了的，另外，李泌也提醒过肃宗，不可再摘一次瓜了，加之肃宗对李俶本来就比较袒护，所以这是李俶的优势。但“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张皇后现在自己有两个儿子，当然想让肃宗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她完全有理由陷害李俶，一旦她无休止的做着不懈努力，早晚也必会成功。史书虽然说张皇后和李辅国两人也常在肃宗面前说李俶的坏话，但说了什么没有记，而且最主要的，明显没起什么作用。张皇后和李俶肯定有矛盾，但李俶听李泌的劝告，对张皇后比较恭顺，所以张皇后也并没有太和他过不去，而且张皇后想由自己的儿子夺李俶的既定太子地位，只要位子得到便可，没有什么其它理由，这个人留下来也罢（虽说最保险的是斩草除根，但是肃宗在日明显不能这么做，比如隋炀帝杀杨勇，也是在文帝死后），否则后来会是什么情形还真不好说。但张皇后这边也有不利情形，她的稍大一点的儿子兴王李佋当时年纪也就几岁，而且雪上加霜的是，兴王没过多久就死了；在灵武出生的定王李侗，张皇后就算再想争，也没有办法说动肃宗立一个这么小的孩子为太子。李佋死后，被谥为恭懿太子，当时王维有五首诗来哀悼他（王维和一个那么小的孩子肯定是没交情了，所以写这组诗不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就是主动讨好张皇后，个人愿意倾向前者，从王维后期心态上看，也该是前者），其中有一首：“苍舒留帝宠，子晋有仙才。五岁过人智，三天使鹤催。心悲阳禄馆，目断望思台。若道长安近，何为更不来？”苍舒是高阳氏颛顼帝的儿子，子晋是周灵王之子，这两人都是幼有成德，聪明博达，从另一方面也印证了兴王死时也很年幼。

肃宗自己的意思看来还是偏向于李俶的，对李揆说：“成王李年长，并且有战功，我想立他为太子，你看如何？”李揆拜了两拜祝贺说：“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我们不胜欢喜。”肃宗很高兴，说：“朕意决矣。”于是五月十九日，肃宗立成王李俶为皇太子，旧唐书则说是四月，这都好办，问题是通鉴记载，十月初五，肃宗册立太子，改太子名为李豫。怎么五月间立了一次，十月又立了一次？还是说“立”和“册”是不一样的？查了一下，似乎没有同一个人立两次太子的规矩，这个大概是下诏说要立李俶为太子，地位虽然确定了，只是没举行正式册封的仪式，到十月才搞了一次隆重盛大的册封活动吧。自此，李俶改名为李豫，再没有变过。而且他的太子之位终于定下来了，虽然后面也经历了一些风险，但总算平安度过，在我们看到的纪年上，肃宗下面的代宗便是他了。